查看内容

这一时期的巴西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当时的中国作家刚从非常时期的文学工具论和政治附庸中走出来

  • 2020-04-16 19:13
  • 宗教文化
  • Views

图片 1

巴西世界杯开幕在即,各方焦点都转移到这块神秘莫测的土地之上。从桑巴舞到马孔巴,从“狂欢之都”里约热内卢到“无中生有”的巴西利亚,巴西的一切都似乎难以捉摸。然而,在这些符号化的噱头之外,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巴西,了解这片广袤国土上的真实生活,还是应该从巴西经典作家的作品入手,从文学的角度一窥究竟。很多时候,唯有借“虚构”之径,才可能达到“真实”。 早期地域主义与浪漫文学 作为一个新大陆的移民国家,巴西历史上经历了印第安文明、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融合,并于20世纪接纳了大批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以及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移民。正因为如此,巴西的“混血文化”也一直为外人所称道。然而,由于巴西幅员辽阔,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各种文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其主导的文明形态,文学作品也各具特色。那么,就让我们从地域文学的角度一窥巴西的真相吧。 巴西文学中的地域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由于巴西独立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巴西知识分子开始重视本土创作,试图在欧洲文学传统之外展现属于巴西的热带风情。1846年,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出版《诗歌初集》,其中强调了巴西特色的“棕榈树”“鸫鸟”等意象,被誉为巴西的“民族诗人”,并推动了巴西文学中对自然风光与印第安文化的表现热潮。正是在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探索中,产生了巴西最初的地域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的巴西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如若泽·德·阿伦卡尔笔下的印第安英雄,贝尔纳尔多·吉马良斯创作的黑人女奴伊佐拉与弗兰克林·塔弗拉展现的东北部风俗,但是对于浪漫主义作家来说,区域只是作品展开的舞台背景,其中的故事与人物却并不依赖于这个背景,也不具有地域特色。 1881年,巴西文学巨擘马查多·德·阿西斯创作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宣告了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也摆脱了只能凭借自然意象来展示区域特色的写作方式。这部小说以巴西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为背景,讲述了一名平庸的资产阶级人物碌碌无为的一生。尽管在这部小说中,马查多并没有刻意强调城市风光,书中的一切描写却无不包含着里约的气息。那时的巴西都市一边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希望将巴西打造为另一个欧洲;一边又要面对国内的种种困境,对奴隶制度甚至热带气候束手无策。这一切既构成了马查多的创作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书中人物的犹豫不决与优柔寡断。在此之后,马查多又创作了《金卡斯·博尔巴》、《唐·卡斯穆罗》等多部佳作。这些作品全都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里约社会,是巴西都市小说的范本。直到今天,如果想深刻地了解巴西,马查多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 1902年,由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撰写的史诗巨着《腹地》出版。在巴西引起极大震动。《腹地》是一本纪实文学,由库尼亚对1896-1897卡奴杜斯战争的报道发展而来。在这本书里,库尼亚第一次用文字记录了之前不为人知的腹地与腹地人。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分别对巴西的地理环境、人种构成、战争情况做了详尽的描绘,并对巴西的社会问题与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浪漫主义时期对内陆地区的想象不同,《腹地》迫使巴西精英阶层直面偏远地区贫穷落后的问题,将残酷的现实摆在都市的读者面前。 受到《腹地》的震动,20世纪初期的一些作家尝试书写这一区域,却将地域主义引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将异域风情从单纯的故事背景延伸到人物的话语与动作,他们牺牲了人性的普遍问题,将人物变成风景的一部分,反而显得虚假做作,不够真实。 苦难生活成文学主流 1922年,在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圣保罗知识分子发起“现代主义文学周”运动,批判辞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学形式,号召发展新的现代主义文学。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也纷纷表态,认为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应该涵盖更广泛的区域,应当离开“圣保罗的贵族沙龙”,脱离欧洲精英主义的影响,正视巴西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会问题,从多个侧面展示巴西。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巴西地域主义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巴西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除去一直占据巴西文学中心的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帕拉伊巴、塞阿拉、阿拉戈亚以及南部的南大河州等也成为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代巴西作家中,巴伊亚的代表人物无疑是若热·亚马多。评论界一般以1958年出版的《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为界,将亚马多的作品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着重表现巴伊亚的风土民情,对于非洲文化的描述与捍卫尤其深入人心。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亚马多曾是世界上翻译最多的巴西作家,他笔下的巴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巴西。换个角度来看,亚马多后期作品也满足了大多数国外读者对于巴西的期待:热情漂亮的混血女郎、乐天懒散的城镇居民、狂欢节、桑巴舞、非洲宗教、巴西战舞、甘蔗烧酒、各色美食。在国外读者看来,这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巴西;在巴西其他地方的读者看来,这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巴伊亚;而在巴伊亚读者看来,这又只是巴伊亚的一部分。 而巴伊亚的另一面,一个苦难的巴伊亚,则表现在亚马多的前期作品中。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意识形态过于浓重,一直为批评家所诟病,但他的“可可三部曲”却是公认的杰作。“可可三部曲”包括《可可》、《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其中《可可》着重表现了可可产区巨大的贫富差距,大庄园主贪得无厌,将工人的性命视如草芥。《无边的土地》描述了20世纪初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械斗,揭露了可可庄园的血腥历史,并在其中穿插了大地主、雇佣打手、律师与地主夫人心中的矛盾与挣扎。《黄金果的土地》则讲述了三十年之后的故事,由于外国资本入侵,庄园主也没能保住自己的产业。 与亚马多的“可可系列”相对的是若泽·林斯·杜·莱古的“蔗糖系列”。“蔗糖系列”共有《庄园的小男孩》《小疯子》《担架》《黑男孩里卡多》《炼糖厂》等五部,讲述了帕拉伊巴州的蔗糖庄园由盛到衰的全过程,展现了不同阶层的人在此期间遭遇的困惑、疾病与痛苦。这一系列也是巴西东北部“回忆文学”的代表作,几乎完全再现了作者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可以看作是对地方历史的忠实写照。 除了土壤肥沃的种植园区,腹地是巴西东北部文学的另一个重点区域。巴西东北部腹地贫穷、原始,经常遭遇旱灾,并有悍匪横行,因此,在描绘腹地的作品中,很少能见到亚马多后期小说中热情快乐的主人公。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的作品《干枯的生命》是腹地干旱题材中的代表作,描绘了法比阿诺一家因遭遇旱灾而不得不举家迁徙的经过。书中的主人公胆小、懦弱,几乎不说话,更不懂得教育孩子,这也预示着孩子将走上同他一样的道路。他们在戈壁滩上跋涉,太阳暴晒,缺少食物和水。为了充饥,他们吃过鹦鹉、老鼠,甚至吃掉了一直伴随他们的小狗。他们历尽艰辛才在一个农场安了家,谁知新一轮的干旱又来了,他们又再次上路。 同样是干旱的题材,在塞阿拉女作家拉盖尔·德·盖罗斯笔下则有另一番呈现。在处女作《一五》中,盖罗斯回溯了1915年的大旱灾,将自己的童年经历也融入到小说的情节之中。与《干枯的生命》近乎冷酷的描写不同,《一五》显得更有人情味,对塞阿拉的求雨习俗、牧民生活也都有更详尽的描写。除了旱灾难民逃荒的故事之外,盖罗斯还增加了贡赛桑与文森特的爱情故事这一主线,将女性主义、社会反思与地域特点联系起来。 在干旱之外,悍匪构成了腹地文学的另一大主题。这些悍匪不同于一般的强盗,他们同时也是争取公平正义、反抗政府统治的革命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冷酷残暴,打家劫舍,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一些普通民众看来,他们又是勇气与尊严的代表,是贫民心中的英雄。许多东北部作家都写到过腹地悍匪,最早的是弗兰克林·塔弗拉1876年出版的《长发卡贝雷拉》,但上世纪30年代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若泽·林斯·杜·莱古所写的两部曲《美石》与《悍匪》。这两部作品并没有直接讲述悍匪的生活、斗争与逃亡,而是从他们的亲人朋友入手。对于悍匪,这些普通人或者感激或者害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他们每时每刻都能收到新的消息,或者悍匪又犯下了滔天罪行,或者他们又遭到军警的严酷迫害。书中塑造了许多悲剧性人物,表现了腹地生活的辛酸与无奈。自1935年巴西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登台之后,对东北部地区悍匪实行了坚决打击,到了1940年左右,悍匪团伙已经消灭殆尽。但他们的故事却融入文学与其他艺术作品中,他们戴着皮帽、别着星形徽章的形象,已经成为巴西东北部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南北作家呈现多样性创作 如果说巴西东北部地区之间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南方却几乎像是另一个世界。首先,由于巴伊亚是殖民期间黑奴贸易的中心,蔗糖种植园也需要大量黑奴,而南方则在20世纪初期吸收了大量欧洲移民,北部的非洲后裔比例要大大高于南方。其次,由于南北气候不同,北部腹地气候干旱,沿海地区多从事种植业,而南方则以畜牧业为主。因此,当东北部地区受到非洲文化影响时,南部尤其是南大河州奉行的却是骑马放牧的高乔文化。与东北部作家“百家争鸣”的气势相比,这一时期的南部作品相对较少,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埃利科·维利希莫的《时间与风》三部曲。在这部鸿篇巨着中,维利希莫以戴拉与卡巴拉家族为主线,讲述了南大河州两个世纪的历史沉浮,其中既包括南大河大家族的发展兴衰,也包括一些巴西国内外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19世纪的法拉普斯战争(抗击巴西帝国,曾使南大河州一度成为独立的南大河共和国)与巴拉圭战争。 在上世纪40年代后兴起的作家中,最有特色的地域主义作家当属吉马良斯·罗萨。他的作品立足于巴西中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故事与传说,通过对方言俗语的艺术加工,在文学语言上也做出了巨大创新。在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萨迦拉纳》中,罗萨便运用庄园、决斗、迷信、巫术等要素,将真实的地点场景与想象传说融合起来。在读者看来,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一则地域寓言。而长篇小说《广阔腹地:条条小路》则无疑是吉马良斯·罗萨的代表作,也是巴西各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围绕腹地打手里奥巴尔多的小说里,罗萨实现了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特点。 同样在40年代,有两位北部的作家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他们分别是来自亚马逊地区的达尔希迪奥·茹兰迪尔和来自马拉尼昂州的若苏埃·蒙特罗。自1941至1965年,蒙特罗创作了马拉尼昂五部曲,分别是《闭窗》《死星之光》《镜之迷宫》《第十夜》与《天堂阶梯》。而茹兰迪尔则创作了《三间房子与一条河》《大帕拉州的贝伦》等北部系列的作品。对于帕拉州和马拉尼昂州来说,这两位作家也是当地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与电视电影的普及,已经很难出现如《腹地》或《广阔腹地:条条小路》那样引发强烈反响的文学作品,但巴西作家对于不同区域的探索却并没有停止。其中,巴西着名作家、编剧若昂·乌巴尔多·里贝罗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东北部文学的传统,其1971年出版的《热图里奥士官》便是以塞尔吉皮腹地的帮派主义为主题,并结合作者儿时的生活经验与当地口语,赢得了巴西文学最高奖项雅布提奖。1989年,里贝罗又出版了讲述巴伊亚民众生活的佳作《蜥蜴的微笑》。在南方,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莫继承父亲埃利科·维利希莫的衣钵,继续以南大河州为主要背景,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北部,弥尔顿·哈通以出色的文学技巧,再次将亚马逊区域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巴西的青年作家中,这种对地域元素的重视同样得到延续,比如最近两年颇受关注的达尼埃尔·加雷拉和若泽·路易斯·帕索斯。在加雷拉的作品《血染须髯》中,能够看到南部圣卡塔琳娜州的区域特点。而帕索斯的新作《梦游爱好者》则将背景设定在作者的家乡伯南布哥州。 总之,由于巴西文学所展现出的区域多样性,我们很难对“巴西特色”下一个定义。甚至连巴西批评界的泰斗安东尼奥·坎迪杜也表示,巴西文学理论要根据不同地域而灵活变通。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同一地区的文学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事实上,这种文学上的多样性其实也正是社会多元化的直接体现。而巴西,远比我们认识的更为复杂。 作者简介 樊星 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现于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译有《看情况喽》《魔鬼与普里姆小姐》《巴西未来之国》等作品。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图片 3

  若热·亚马多(1912~2000)巴西当代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在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30多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笔法,绘就一幅幅巴西社会风俗画卷,展示社会变迁。其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加布里埃拉》是其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从对《加布里埃拉》的介绍中我们也会得出这是一部主题深刻、思想性强,具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
○晓 华(评论家)
  因为长期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所以,每次接触到外国文学,总要寻找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联系,比如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的长篇小说《加布里埃拉》。在记忆中,这位作家是随着所谓拉美爆炸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界的文化寻要一起被人们记住的。现在看来,当时对拉美文学可能存在着许多的误读,比如就谈魔幻现实主义,我们可能更多地对“魔幻”感兴趣,而忘了“现实主义”,至于将亚马多这样的作家整体纳入当时的接受框架更是不妥当的。也许,当时已对亚马多已经有了许多介绍,在众多的拉美作家中,亚马多是较早来到中国,并被较早翻译到中国的一位,但是,他的独特的身份,以及鲜明的文学主张还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亚马多的巴西共产党员与政治活动家的经历,他反复声明的为人民写作的立场等等。他反复说:“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马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作者的立场是站在人民一边去反对人民的敌人。这一立场贯穿在我的全部作品之中。”这样的立场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会有多大的共鸣呢?当时的中国作家刚从非常时期的文学工具论和政治附庸中走出来,正打着纯文学的旗帜追赶西方现代文学,正处在所谓文学自觉后的焦虑之中呢。
  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之后,终会再次发现文学与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现实主义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也是对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概括。同时也会发现,一个作家的社会立场可能比他的艺术表现方式更重要,因为前者决定了他写作的地位、意义与价值。
  也只有认识到这些后,我们才会真正走近已经去世了的亚马多,才会平心静气地理解他完整的艺术世界,也才能耐心地真正地读懂《加布里埃拉》,并惊叹于它的份量与艺术造诣。
  《加布里埃拉》首先是对当时巴西经济与社会变革的生动反映。这种反映是建立在亚马多对巴西社会的深刻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如果在阅读这部著作之前稍稍花点时间去翻翻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亚马多的创作谈《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收获会更大。亚马多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回顾,对《加布里埃拉》的自我介绍,特别是他对巴西的描述与分析,会给我们提供丰富而准确的知识背景。他认为巴西是一个奇迹,他客观地评价了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在拉美的历史以及他们特别是前者对巴西统一的作用。他从巴西的殖民地时期一直谈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悲剧,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大庄园所有制,就是封建剥削,就是国家还极端落后”,而这,正是《加布里埃拉》开始的地方。小说保守的一方的代表拉米罗上校就是靠封建式的方式,通过掠夺土地成为雄霸一方的庄园主的。亚马多对巴西20世纪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了如指掌,他熟知这块大陆的地理、物产,对可可的种植以及围绕这一经济作物产生的生产方式和它的变革对巴西的意义,更有独特的见解。《加里布埃拉》新旧力量的搏杀正是围绕生产方式的变更进行的,而它的发展也必然会上升到政治,上升到政治权力的角逐。亚马多虽然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声称从不去谈什么理论,更反对在作品中进行说教,但他对伊列乌斯市这场政治较量的叙述却客观地诠释了巴西特定历史时期由经济而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进程。亚马多对巴西多民族组成的这样一个“混合体”也有真实的描述,对各民族在巴西历史进程中的贡献更有公允的评价,他因此还揭示出巴西的民族包容性。在《加布里埃拉》中,他通过作品中的阿拉伯人纳西布来说明“巴西民族形成的一个侧面:一个人从外国来到巴西,加入到巴西社会生活之中,并成为一个巴西人,而巴西对这样的人并没有任何偏见。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哪一个国家,外国人在那里可以比在巴西还能更加少遭偏见之苦”。小说中纳西布更以其生动鲜活的形象自由地空梭其间,加上其他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群,整个伊列乌斯市可谓五光十色,众声喧哗。
  也许,对中国读者来说,巴西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相对而言,我们有关南美的知识要少于北美、欧洲、东亚等其他地区,足球、桑巴舞、亚马逊河热带丛林构成了我们对这个陌生国度有限的想象,更不必去说她的历史了,对此,亚马多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他虽然给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巴西历史变革的一页,但是,这一切都是融化在生动的故事、众多的人物与色彩斑斓的民俗描写之中的。他一再对人们说《加布里埃拉》不是一部政治小说,而是一部爱情小说:“我一直想写一部爱情小说。《加布里埃拉》首先是部爱情小说。”每个接触了这部长篇的读者都不会忘记加布里埃拉,这个一开始出现的蓬头垢面的姑娘竟然变得那样妖艳无比,天真,活泼,对每个人都充满了献身般的爱心,她烹出的菜肴不但让纳西布酒店的客人们流连忘返,也让每一个读者口舌生津,而她对纳西布的爱更是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亚马多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充满自信与骄傲:“这部作品的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加布里埃拉本人,她几乎已经成为巴西人民的一个象征:天真无邪,不懂得利害关系,不受任何世俗之见的束缚。”他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这样说道:“正是加布里埃拉这样一位女性,一个和人民一样手无寸铁的女性,改变或是至少帮助改变了社会的常规和准则。”
  社会的常规和准则,在小说并不仅仅是政治、道德、法律,更多的是它们的延伸与演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风俗的变迁。许多评论家将《加布里埃拉》称为巴西的民族风情小说并不为过,这也是作家的自觉追求。书中对宗教仪式、民间节日的描写可以称得上用墨如泼,十分奢侈。盛大的场面,严谨的仪式,生动的细节,气氛的渲染,使得描写极富现场感与立体感。说到这里,不得不对作品的风格作一些说明。从对亚马多的简略介绍中,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严肃文学作家,而从对《加布里埃拉》的介绍中我们也会得出这是一部主题深刻、思想性强,具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但惟有真正阅读过之后,你才会惊叹于亚马多叙述故事的热情,他会在一开始那么耐得住性子,将人物一一登场,他会不惧繁复,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的冲突,在主线之外,穿插一个又一个故事,同时又成竹在胸地使它们构成有机的整体。而这一切又是以幽默的语调来叙述的。除了塑造出了加布里埃拉这一形象外,幽默的运用可能是亚马多认为最为得意的地方,他说:“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新的东西,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幽默感,并且在其后的作品中一直保持下来,成为我的创作最基本的特色之一。”凭此,《加布里埃拉》成为亚马多创作的标志与分水岭。亚马多对此得来并不容易,“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才能产生幽默感。就我而言,只是当我快满40岁的在我的作品中才开始出现了幽默感,它被当作一种武器,一种最有效的武器,用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的生命已经走过一半旅程的时候,来揭露社会现实和保卫人民的利益。”
  幽默是一种力量与自信。连同其他,构成了亚马多现实主义的丰富与完美,读完《加布里埃拉》,我以为中国作家仍应对拉美文学保持兴趣与关注,只有认真而持续的研读才能真正了解它,也才能真正收到他山之石的功效。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若热·亚马多

《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巴西]若热·亚马多著樊星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图片 4

谈到巴西,很难不会想到狂欢。长久以来,这个民族骨子里散发出的癫狂意识,让庸常人生也带着一丝不凡。生活如此,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借狂欢之名,大发荒诞之语,以魔幻的手法无限贴近他的国家、同胞,从而完成了一种狂欢式的写作。若热·亚马多被誉为巴西“国民作家”,想必对此种创作不会陌生。从1930年创作《狂欢节之国》到1992年的《土耳其人的美洲大发现》,他以诗歌、散文的笔法细腻描绘巴西社会风情画,笔下作品几乎可为当代巴西代言。

《金卡斯的 两次死亡》葡文版

不可否认,《金卡斯的两次死亡》有一个卡夫卡式的开头。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金卡斯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别急,这可不是盖棺定论。细读小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丝半点的悲戚,扑面而来的反倒是实实在在的狂欢。换言之,死亡真实存在,狂欢真实存在;死是生的隐喻,生是死的载体,两者互为依托、彼此照应,最终烘托出一种闹剧化的死亡场景。没错,闹剧。亚马多擅长营造双面人生,《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尤其如此:金卡斯不仅拥有两种死法,还有两种活法。他曾是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是完美无缺的正直公民。可谁知他放弃国税局令人艳羡的职位,选择与“堕落”相伴,终日嗜酒如命、流连赌场、混迹街巷,令家人蒙羞、为世人不齿。如此这般任性胡来,倒也罢了,可是死亡偏偏不请自来。于是,如何才能抛开劣迹、恰如其分地评价金卡斯,就成了摆在有关人士面前的最大难题。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