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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老年人医养照护体系,就是为了应对老年人口占比过高的问题

  • 2020-04-04 03:55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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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藤田指出,即便那些当下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一些高级白领们都有可能存在晚年堕入社会底层,面临生活窘迫的危险,即藤田所谓的“下游化”。因此,“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然超越了老年一代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着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对此不加重视,不仅存在父母与子女两代被一起拖垮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带来的是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甚至会导致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念的坍塌;不仅影响到主流消费群体消费意愿的降低,从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成为加速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说实话,我是有些吃惊的。在我眼里,日本这个以秩序、规则著称的发达国家,应该有人人尊老的文化传统,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先进的养老设施和服务。每位老人都应该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央广网北京5月30日消息 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习近平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对此,对外经贸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李长安认为,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李长安: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正日益加深。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的15%。我国的老龄化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未富先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当迈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候,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而目前绝大多数出现老龄化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二是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比如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4年为10.1%。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正呈加速度上升状态。三是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将会越来越沉重。老年人越来越多,社会保障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而由于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沉重。 习近平指出,我国积极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我们的政策措施、工作基础、体制机制等还存在明显不足,同广大老年人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差距较大。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政策、扶助老年人慈善支持政策、为老服务人才激励政策,促进各种政策制度衔接,增强政策合力。李长安表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从人口政策、资金支持、社会力量等多个方面下功夫。 李长安:要解决我国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首先就要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在短短的两年内从单独二孩就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老年人口占比过高的问题。其次是强化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尽快解决资金越来越紧张,甚至少部分地区出现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再次是要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包括大力兴办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机构,发扬敬老爱老的传统文化,鼓励居家养老。最后是要把做好养老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特别是社会关爱、扶贫济困等结合起来。比如在我国的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孤寡贫困老人现象也比较严重。因此,做好养老工作,本身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思想认识上予以高度重视。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低迷、财政收入锐减的背景下,日本借鉴德国照护保险制度,于1997年通过《介护保险法》,并于2000年实施。

藤田孝典在研究中发现,这些高龄老人的下游化是有一定路径可循的。他将老人“下游化”总结为五种典型模式,如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医疗费;子女成了“穷忙族”和“啃老族”;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等。而当他将下游老人的个人生命史置入整个日本社会结构及社会运行的宏观背景中分析时,藤田孝典进一步发现这些高龄老人之所以身处“下游”,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社会结构及社会保障制度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

本书作者藤田孝典是一位常年服务于高龄老人一线的社会学者,他通过长期细致的观察与思考,冷静而敏锐地提出了当下日本社会隐藏的危机,即:日本现今存在大量下游老人,在职年轻人也可能沦为下游老人,这将导致“全民晚年总崩溃”的危险。

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日本在医养照护方面的经验,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益借鉴。当前,以医养照护为切入点开展合作,将有助于两国在人力资源、产业、技术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为中日两国老年人带来更多福祉。

藤田孝典认为,今天老年人的“下游化”趋势,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固有观念以及福利制度制定者的不作为,藤田孝典称之为“无意识”。对于特定时代的普通民众而言,由于受“不想被公家照顾”的固有观念的影响,即便自己生活困难,也不向社会寻求帮助;而那些承担着援助社会弱势群体的部门却用一种所谓的“申报主义”制度将应有的援助行为变为消极的被动等待,即“你不问我,我就啥也不告诉你,你不求救,我就不来救你!”。正是这些无意识的言行举止将下游老人逼到了社会的死角。

一天只吃一顿饭,只买超市里快过期的副食品充饥;居无定所,经常要露宿街头;没钱看病,只能吃些廉价药品维持生命……

为改变社会福利扩大化倾向,降低政府财政负担,使家庭和个人分担更多养老责任,日本于1982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法》,将65岁以上的卧床老人和70岁以上老年人从国民健康保险中剥离出来,全部纳入该法的保障范围。1984年修订《国民健康保险法》,将被雇佣者的医保补助从100%降到90%,被雇佣者家属门诊补助从80%降到70%。1986年修订《老年人保健法》,取消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增加患者自付部分。《老年人保健法》体现了重视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保健的理念,并促成保健与医疗两个体系的接轨。

作为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人均寿命最长(平均寿命为83.7岁,其中女性为86.61岁、男性为80.21岁)的国家之一,日本一直以其底蕴深厚的尊老文化传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达的老龄产业体系为日本民众构建了“老而无忧”的晚年生活图景,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与钦羡对象。

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届时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大概是5亿左右的人数。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搞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扶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社会参与等政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日老龄化社会医养照护体系研究”课题组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日本在医养照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注今天老人的福祉,也是关注明天的自己

然而,看了《下游老人》这本书,才发现我想多了,事实永远比想象残酷。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仅发展速度快,同时还面临着严重的高龄少子化问题。中国老龄化程度比日本滞后约30年,但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特点。在建立医养照护制度方面,中国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其政策失误带来的教训。

《下流老人》最触动人心的一点在于通过“下游化”一词将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一般意义上,老龄化的研究对象集中于老年群体,但藤田孝典在追溯老人“下游化”的过程中,面对年轻一代“事不关己”式的漠然态度,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现象描述告诫年轻一代:“如今逐步开始的凸显的老人的下游化,不过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社会地壳运动的一幕序曲。”在国民养老金严重缩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非正规雇员规模日益增加、未来独居可能性加大等的生存压力下,单纯依靠个人努力已然无力回天,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沦为“下游老人”。他让年轻一代警醒:关注今天老人的福祉,也是关注明天的自己。

针对这些养老难题,作者提出了两个层面的应对之策。就个体层面而言,需要打破传统观念,正确了解和理解社会保障的内涵及申请援助的基本知识,在需要时申请帮助。同时,要尽可能做好个人的财产规划,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建构丰富的人际网络。就政府层面而言,要将贫困问题制度化,并尝试从生活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及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尽快做出变革。

国际上通常将老龄社会分为三个阶段,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14%和21%,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20%和30%时,分别称为老龄社会、深度老龄社会和超级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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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不过,我们人口太多,只靠国家和个人很难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还需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和互帮互助。

预计我国将于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未来,我国完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有不到20年时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要做好制度、产业、社会理念等方面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