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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近30年俄语小说创作划分为5个板块来加以介绍,俄国文学中一向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界

  • 2020-04-03 03:46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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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体上是男女搭配的,那么在20世纪之前世界各国文学史中男女作家的比例却都是严重失衡的;如果说理想的女性主人公往往会成为男性读者的梦中情人,那么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则时常遭受男性同行有意无意的蔑视或排挤;如果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颠覆了文化领域的男性话语霸权,那么所谓“女性文学”的定义和身份、特质和风格却反而因之受到严重的侵蚀。俄语文学中也同样充满此类悖论。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苏联解体至今的俄语文学走向,大约便是从相对的一统走向空前的多元。近30年的俄语文学,犹如被春风吹开的万树梨花,一派争奇斗艳的场景。然而,长期习惯面对一统文学局面的俄语文学研究者们却一时有些无措,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和多元的文学构成,往往不知该何处入手,或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在这一学术语境下,自鹰眼的高度来俯瞰俄语文学的全景和在堆积的文学新材料中沙里淘金,均不失为明智的办法,张建华教授的新作《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即为一次有益尝试。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是一部当代俄语小说的断代史。本书之所以将小说作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用作者的话来说,即“小说是最有可能代表文学转型时期高端文学成就的体裁”“此间小说所表现的不同阶段的文学焦虑与矛盾、探索与追求、明晰性与不确定性,都密切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 作者将近30年俄语小说创作划分为5个板块来加以介绍,即“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女性小说”“通俗小说”和“合成小说”。作者自谦道,这样的分类“并不完全合理和科学”,“因为它们并非是完全按照统一的原则区分的”,其划分原则或为创作方法,或为作者身份,或为文学种类。然而,这样一种分门别类的梳理,这样一种条分缕析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纷繁、更迭频仍的当代俄语文学中把握住几个清晰的板块,对新时期俄语小说的创作生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就像本书作者归纳、提炼出来的“合成小说”概念一样,我们通过此书也能获得某种“合成印象”,将近30年来“后苏联小说”创作的新景观尽收眼底。 单就小说创作而言,俄国是一个天才成群诞生的国度。从19世纪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到20世纪的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金、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和格罗斯曼,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不断涌现。时至20、21世纪之交,俄语文学是否能依然保持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高水准和大影响呢?《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一书的作者并未简单地给出一个直接回答,而是以其巨大的原文和译作阅读量为基础,通过精心的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让我们迅即获得了数十位当代俄语作家及其近百部小说的相关信息,同行学者无疑能借此深化他们关于当代俄语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的理解,而一般读者或许也能由此步入“后苏联小说”的天地,记住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阿克肖诺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索罗金、斯拉夫尼科娃、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当代俄语小说大家的名字,记住《红轮》《将军和他的队伍》《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普希金之家》《俄罗斯美女》《“百事”一代》《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等一批已经或即将成为俄语经典的小说作品。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一书的一大特色,即其中所贯穿的“中国声音”。 在当今的国际俄语学界,就整体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水准都位列前茅,不容小觑,但由于受之前的学术惯性影响,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独特学术声音的主观意识始终不够强烈。本书作者在“导言”中便直接说明:“努力确立中国学者的立场,表达研究者自己的声音是笔者的一个学术追求。”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本书作者对于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予以了较多篇幅的论述,尤其是那些先后获得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作品,如《无望的逃离》《黑炸药先生》《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等,更是得到了作者详细的分析。再如前文提及的“合成小说”概念,就是本书作者在综合俄国许多学者相关看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命题:“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笔者以独立的流派——‘合成小说’概念命名,是因为它们促进高扬文学的传统精神,同时又充分汲取不同流派传统规约的创新精神,在实现传统与创新两者有机、和谐统一的前提下,竭力倡导小说的价值观认知和创作形式实验的‘先锋性’,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作家极富个性的创作精神具有其他流派小说所没有的内容和形式特征。”作者进而指出,所谓“合成”,既是指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合成,也指叙事形式、文体风格的合成,甚至还是就当代小说对通俗小说元素的借鉴以及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特征等而言的。最后,本书作者在“结语”部分给出的关于“后苏联小说”的整体评价似乎也有异于大多数国外学者的观点,而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俄罗斯文学在30年自身追求的艰难行程中,通过自身的蜕变和对世界文学成就的认知与接收,已经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表现出新的崛起。”

俄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国度,从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起,到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长篇小说始终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构成和最高成就;在20世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等长篇小说名作又相继面世,延续着俄国史诗性文学叙事的辉煌传统。进入21世纪以来,俄语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呢?笔者最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选编一套“21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丛书”,以使汉语读者对俄国长篇近十几年的发展现状有窥斑见豹的了解。

尽管在俄国文学史的发端之作《伊戈尔远征记》中就有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著名哭诉,尽管创办了《万象》等文学类期刊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被称为俄国第一位女性作家,但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中却几乎不见女性作家的身影。可以不夸张地说,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纯属男性文学。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作品可能要数《帕纳耶娃回忆录》,而其作者的身份,即文坛领袖、《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的情人,其作品的内容,即关于当时男性作家的“人与事”的描述,却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随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女性作家的横空出世,俄语文学中才首次出现男女作家同场竞技的场面。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与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大语境相关,与女科学家、女农艺师、女拖拉机手等同时出现了“女灵魂工程师”,即女作家,但回顾前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传世之作似乎仍旧凤毛麟角。

该丛书共收入5部长篇,即佩列文的《“百事”一代》、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好的斯大林》、索罗金的《碲钉国》和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从5部作品的发表年代看,最早的《“百事”一代》面世于2000年,而后两部长篇均为2014年的新作,时间跨度为15年。

然而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国文坛的性别构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堪与男性同行比肩,占据了真正意义上的半壁江山。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和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被并称为当代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四杰”,她们的创作在俄国境内外都很有影响。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国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引起强烈反响,也都陆续被译成汉语。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2017》和《脑残》也同样被译成汉语,受到中国读者欢迎。后两位女作家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先后访问过中国。

这5部长篇的作者都是俄国当今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从5位作者的出生年代看,最年长的乌利茨卡娅生于1943年,最年轻的瓦尔拉莫夫生于1963年,虽分别为“40后”、“50后”、“60后”,但相距不超过20岁,是广义上的同一代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即均在苏联解体前后登上文坛并在近20年间最终确立了“健在的经典作家”之身份。乌利茨卡娅1992年以中篇小说《索涅奇卡》成名,《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被视为乌利茨卡娅最成功的长篇之一,小说以一位医生的家庭生活来折射20世纪上半期的苏联社会,作者让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相互交织,把女性的叙事角度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从而给出一份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学记事,作者因这部小说获2001年“俄语布克奖”,是该奖创建10年后的首位女性获奖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1947年生)少时随担任外交官的父母生活在巴黎,他的小说《好的斯大林》以斯大林身边一位高官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为主线,以独特的角度和方式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历史,小说中的“高官”就是作者的父亲,但这又是一部地道的虚构小说,作者称其中只有“心理的真实”。索罗金(1955年生)是俄国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2013年发表的《碲钉国》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或曰新乌托邦小说,小说以21世纪中期的欧洲为描写对象,描写人们为获得用特殊金属碲制成的钉子而展开的争夺。在欧洲“新的中世纪”,在阿尔泰山区形成的新的“碲钉共和国”,人人趋之若鹜的“碲钉”成为一个核心意象,它既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幸福和智慧的源泉,同时也指称黄金和财富,人们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欲望的客体,它有可能还暗指专制的权力、强加的异质文化和入侵的他人思想。正是这一形象的多重内涵和不确定所指,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广阔的阐释空间。佩列文(1962年生)的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备受追捧,据说连平常只读电话簿的人也纷纷捧读他的小说,2000年面世的他的长篇《“百事”一代》更是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至今已在全球累计售出350万册。这部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瓦尔拉莫夫(1963年生)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以中篇《生》成名。瓦尔拉莫夫自称,他的近作《臆想之狼》是他关于1914—1918年间俄国文化生活的文学想象,是“讲述白银时代的个人尝试”。在作家看来,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人们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考已经太多,却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个人心理等方面进行描述。斯拉夫人有这样一句古老的祷告词:“愿我躲开臆想之狼。”作家用“臆想之狼”这一意象来概括20世纪初俄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强烈的焦虑、莫名的冲动和破坏的激情,但在作家笔下,被这一情绪所浸润、所笼罩的那个时代,却又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丰富的时期,饱满的时期,饶有兴味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