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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抒情诗的呼吸新葡萄京娱乐场app——一九二六年的书信》

  • 2020-03-14 13:02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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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之于里尔克,其重要性如果不能说超过他的诗歌创作,至少也是同等重要,他自己言之凿凿:“一个诗人手上必须有两支笔,一支写诗,一支写信。二者不能混用。”

出版诗集《我们去看海》《让太阳长上翅膀》《推开窗子看见你》等十余部,幻想小说《开开的门》,小说《婷婷的树》,童话集《影子人》《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蓝雪花》等多部.选集有《“我喜欢你”金波儿童文学精品系列》《金波幼儿文学选》。曾获国家图书奖、政府出版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文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2014年度作家奖等。据说,诗人里尔克一生写过无数“亲切而美”的谈艺书简,他因此被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誉为“一位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在“五四”青年节晚会上,我也和中学生们一起朗诵和演唱过金波老师的《在老师身边》等诗歌名篇。

新葡萄京娱乐场app 1《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的书信》

萧开愚、曹元勇谈中国诗人的“里尔克”情结 “青春期的里尔克的东西是陈套庸俗的,他需要并且听懂了别人的提醒。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找到自己诗歌的主题、声音、语言,以及最重要的,辨认和确定的技巧。” 萧开愚说,“当时我们处在写作的地狱阶段,年轻而冒失,自然地希望这种幸运能够降临我们每个人。” 德语诗人勒内·玛利亚·里尔克的中文版诗选多达数十种,早已为国人所熟知。8月9日,诗人萧开愚、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做客里尔克首部中文引进版传记《里尔克:一位诗人》的分享会,聊起里尔克及其引发的中国诗人的反应。“为什么1980年代某个时刻某个瞬间的部分中国青年诗人喜欢里尔克?”萧开愚回忆起自己诗歌创作的最初年代,“他和当时我们中部分人的心境,一拍即合。” 萧开愚从1986年开始诗歌写作,在1980年代末与诗人张曙光、孙文波共同创办了民间诗刊《九十年代》、《反对》,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中年写作”诗观的人。这一概念不仅在中国当代诗坛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在文学史范畴持续被讨论和发酵。本次分享会另一位嘉宾曹元勇曾翻译过里尔克的小说《马尔特手记》,并请萧开愚作了序,而在自序中,曹元勇说:“诗人萧开愚是我所知道的读过德语版里尔克的大量作品的中国人。这些年他大部分时间逗留在欧洲,对里尔克的感悟至深。”但萧开愚之所以适合谈论里尔克,并不仅在于熟悉,而是他“短暂着迷过里尔克的诗”,之后又能抽离出来,以一种更加审慎的态度重新理解里尔克,这带给读者以信任感。 里尔克是20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的德语诗人之一 ,对他的理解也就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新诗的某部分进程。在其漂泊漫游的一生中,他与欧洲众多作家、诗人、艺术家以及贵族女性交往密切,包括雕塑家罗丹、诗人瓦雷里、女作家莎乐美等。从诗歌、小说、艺术随笔到书信日记,里尔克留下的文字浩渺无边。他的经历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而他的诗与文字却有一股特别的魔力,尤受年轻的中国诗人喜爱。 尽管西方现代派诗人,如波德莱尔、叶芝、艾略特和奥登等都曾对中国诗人产生多多少少的影响,但在青年诗人的发轫阶段都还不足以和里尔克相提并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曾于《汉语中的里尔克》中说:“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超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渴望。”今年3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里尔克与中国当代诗歌”沙龙上,诗人西川认为,里尔克曾经为中国诗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里尔克在诗歌里面出现的不是那种大声叫嚷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稍微倾向于病态的、沉思的、多思的东西。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伟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以前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就觉得里尔克是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至少他给我们这一代提供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界已对里尔克有所关注。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8号的《战后文艺新潮》就提到了里尔克,然而介绍不过寥寥几笔。随后,余祥森评析德国象征派文学时介绍里尔克是象征派代表作家之一,对其风格与价值评价却有失误:“他的诗极其温籍绮丽,他早年的作品比晚年的还佳些。”更甚者,无明转译日本学者生田春月的《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时,还把里尔克误为女诗人。由此可见,那时中国文坛对里尔克虽有好奇之心,却了解有限。 直到1930年代,梁宗岱致信徐志摩时论及里尔克,阐发其“观察与等待”的观念,随后又有冯至影响至深的诸多译介,里尔克与中国新诗渐渐结下不解之缘。“冯至是里尔克作品的出色译者,尽管数量很少。”萧开愚说。在许多中国诗人看来,冯至不仅是里尔克的诗歌的简明译者,更是知音与隔空的师徒。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差点以里尔克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也曾无数次坦言里尔克是自己诗歌创作与人生的导师。1940年代,冯至内化了里尔克的创作精髓,所作《十四行诗》抵达当时中国新诗的艺术巅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又重现了一次里尔克之风。在那个充满诉求与冲动的时代,里尔克和他的诗吸引了又一群中国诗人。彼时出版复苏,不少西方文学得以翻译。“在青年里尔克生活的城市布拉格,卡夫卡故居就像城隍庙一般拥挤,却没人知道里尔克的遗踪。”然而,里尔克的影响力在中国得以“例外”。萧开愚说,“1980年代翻译的不止里尔克的作品,但他的独立的艺术努力帮助中国诗人形成纯粹文学和纯诗这些流行观念。”这些超越性观念,部分出自当时一些中国诗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局限认识与里尔克产生的“共鸣”。在萧开愚看来,中国人生来世故,然而勇敢的诗人会从一开始就想超越政治和经济社会的现实,希望成为心灵真实的独立艺术家。“他们在里尔克的选择中看到熟悉的选择。”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里尔克,一生从未停止努力走上即将崩溃的贵族社会的金字塔塔尖,无论经济给养还是文学造诣。正是这并不现实却十分执着的选择令许多中国诗人大受鼓舞。“纯粹诗歌与艺术的道路很狭窄,很难真正成功。里尔克和当时部分中国诗人的心情,一拍即合。” 除了文学追求上的“志同道合”,里尔克自身经历的起伏也深深吸引了一批中国诗人。里尔克一生的足迹,可以形容为寻找与确定。21岁决意以文学为生,他便离开家乡布拉格,从此不喜安定,踏上无数远行的旅程。其中的辛酸与孤独,很多人难以想像。“然而,尽管艰险,里尔克总能在意志和思想上得到贵人启发,绝处逢生。” 萧开愚举例,从精神上的知己莎乐美的指点到罗丹、列夫·托尔斯泰和瓦雷里等巨匠的具体启发,里尔克总能在濒死的时刻得到救援,从而“死去一个死,而活一个活”—新的自我或写作路径在过去的废墟上得以诞生。“青春期的里尔克的东西是陈套庸俗的,他需要并且听懂了别人的提醒。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找到自己诗歌的主题、声音、语言,以及最重要的,辨认和确定的技巧。”萧开愚说,“当时我们处在写作的地狱阶段,年轻而冒失,自然地希望这种幸运能够降临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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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最孤独的人最会写信——里尔克书信分享会”暨里尔克书信集新书发布会在长宁来福士的言几又书店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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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现出了情感的无羁和灵感的纯净,也就是那种会被我们视为‘罗曼蒂克’而放弃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些写于一九二六年数月间的书信所放射的光芒黯淡下来,当时,这些书信一封接一封地被投向对方,道出他们那些不可能的、但却值得称道的诉求。如今,当‘一切均已淹死在教义中’,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木筏、灯塔和海滩。”

里尔克

在里尔克不算太长的一生里,曾给友人、爱人、情人、仰慕者等写去了大量的书信。自他1926年去世之后,他的亲人、朋友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一直在整理出版他的各种书信。此次中文集结出版包括《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交织的火焰:三诗人书简》,涵盖了汉语世界里仅有的三本里尔克书信集,选取冯至、刘文飞、林克的经典译文,现场更有著名作家赵松和张定浩分享他们读到的信中的里尔克。

金波,1935年生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大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诗集《我们去看海》《让太阳长上翅膀》《推开窗子看见你》等十余部,幻想小说《开开的门》,小说《婷婷的树》,童话集《影子人》《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蓝雪花》等多部;散文集《感谢往事》《和树谈心》《寻找幸运花瓣儿》《点亮小橘灯一金波80岁寄小读者》;评论集《幼儿的启蒙文学》《能歌善舞的文字》以及《金波诗词歌曲集》。选集有《“我喜欢你”金波儿童文学精品系列》《金波幼儿文学选》。主编《中国传统童谣系列》《中国儿歌大系》。曾获国家图书奖、政府出版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文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2014年度作家奖等。

读着这本书信集,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段发生在1926年的往事。

里尔克的作品最早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有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冯至的译介。

汉语世界对里尔克书信的翻译起点时间并不晚。著名诗人冯至1931年就动手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1938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德语首版《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出版是1929年,考虑到当时的西方文学通往中国的传播路径和速度,这个接受和翻译效率已经很高。虽然冯至的汉译本《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出版时机算不上好,时值兵荒马乱的战时乱世,全民族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救亡的时代旋律牵引去了,但还是有知音读者对这本薄薄的小书做出了热烈而认真的回应。

书简

三位20世纪欧洲杰出的大诗人——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各自的国界和特定的时代里,因为心灵孤独的际遇而彼此渴求和靠近。这本新近出版的《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的书信》,将这三人在1926年间往来的书信,用一种规整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按时间排列书简的顺序,附以按语串接、交待人物关系,诉说这些情真意切的书简的来龙去脉。但这些书简仿佛有一种炽热而超脱的力量,反映出这三人心灵世界的神圣癫狂。

1926年,正在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的冯至最早读到了里尔克的《旗手》,为其文字中“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着迷,随后梁宗岱、卞之琳都曾翻译过里尔克的作品。

诗人、批评家臧棣认为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现在,里尔克对中国诗歌和诗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如果说这种话影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种影响的源头自然也应该包括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甚至影响的范围不应该局限于诗人诗歌写作的圈子。我们看到,很多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的人们,他们不一定投身文学事业,但是因为读到了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就像臧棣老师所说的,在“性格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心灵的敏感与诗歌的关系上”,“甚至在对女性的关系上,他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据说,诗人里尔克一生写过无数“亲切而美”的谈艺书简,他因此被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誉为“一位永不疲倦的书简家”。

有评论将这段通信称为“书信三角罗曼史”,确然。只是这并非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而是一种在相互倾慕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这种爱,有一种令人感到震慑的,压倒一切的宗教崇高感,这也令他们各自的内心惶恐,但越惶恐,却会越深刻地靠近彼此——“当您爱一个人的时候,您总是想让他离开,以便去思念他。”而这种深刻的爱,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更深层的生命状态的交融。

1938年,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最早在中国出版,从此成为现代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之作,里尔克的诗歌也成为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风格之重要来源。

由此,书信分享会上,张定浩谈到了《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对他的帮助:“《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我最早看到的是非常薄的小册子,那时候我在读书。那个非常薄的小册子在书店里面都是打半价的,一本几块钱的书还要打半价,我们同学会买很多本,用来送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本书特别适合年轻写作者,或者刚刚处于一种困惑期的人看。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年轻人的抱怨现在依旧都有,这是可以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像我现在的年纪,还被称为青年,依旧会有困惑,这些困惑到了里尔克面前,我觉得他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个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在生命中践行。”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也许只是这位诗歌大师无数书简中的“沧海一粟”,但是信中的文字真的是从容雅致,不仅充满对于诗歌的爱与知,更能让人处处感受到一种“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

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感情背后,注定会有一种促使他们三人精神一致的特殊的时代氛围——他们三人生存的年代,世界诗歌已经步入严重的危机。欧洲的精神生活被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所摧毁,于是,任何形式的自我表现的抒情尝试,都会被视为不自然的时代错乱现象。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阅读和谈论里尔克的风潮再起于中国大陆,特别是凭借北岛的文字,里尔克的诗行和人生故事重新强劲地回到无数“文艺青年”的视野中,而有赖于话题的普遍、广泛和文字的相对亲切平易,里尔克作品中传播最广的仍然是这部书信集。

赵松对此非常认同,他表示,里尔克早期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之所以这么有名,在于他真的给年轻的诗人提供了很重要的答案,回答了很青春期的问题。

“请你走向内心……这是最重要的,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比如这个著名的诗学命题,就出现在第一封信里。

而这种抒情的温暖氛围的消失,反而令这身处三个不同国界和人生阶段的诗人的心灵得以靠近。对于他们,抒情诗并非只是一种体裁,而是展露人类共通灵魂的生命底色。他们三人需要抒情诗,尤其是在那个抒情诗败落的年代。因为抒情诗虽有别于史诗,却是迸发梦想和热情的不可或缺的喷发口,而诗人自身也不过是诗歌的承载者。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