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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新葡萄京娱乐场下载一直是野岛刚的探索兴趣重点对象,第二篇谈故宫的故事

  • 2020-03-01 03:58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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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故宫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出身,野岛刚是十足的中国迷,尤其迷恋关于故宫的方方面面。围绕故宫,野岛刚就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两个故宫的离合》,一本是《故宫物语》。前者钩沉故宫的历史脉络,后者探索文物的前世今生,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往昔。

2015-08-11

我就猜到野岛刚还会继续写故宫,却没有想到,2018年出版的新书《故宫物语》却比五年前的《两个故宫的离合》更让我感慨万千。《两个故宫的离合》是作为记者的野岛刚写给两个故宫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故宫物语》则是作为独立作家的他,写给台北故宫的“为伊消得人憔悴”。

如果大家都在打仗,不给绘画这些艺术形式拨预算,政治家不去帮忙,艺术家就没有办法做艺术。从过去到现在,成功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受到政治的帮忙,这才有发挥才华的机会。政治家想要利用文化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所以政治家会跟文人学习,或者为他们提供资金,提供机会,让文人替他画画、写诗。

5月18日,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艺术互动展演现场,观众在虹桥球幕影院,“坐”上一条大船,任河水划过脚下,柳枝拂面,感受汴河的繁忙,两岸的绮丽。

在之后的几章中,野岛梳理了20世纪初故宫文物的流散,到日军侵略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运,最后随着国民党一起流亡台湾。采访了很多知情人士与见证人。深挖了两个故宫的形成经过,台北故宫的设计与建设。而我最感兴趣的是2000年后大陆的“国宝回流”热潮,野岛利用2000年初圆明园十二生肖像的拍卖事件为引,试图解释说明隐藏在文物背后,因中国经济腾飞而日益渐长的民族主义情节,这都与文物=合法性的观念不可分割。野岛的论点或许有其不周全的一面,对于促成“国宝回流”热潮的原因也不应仅仅归结于经济腾飞,其后中国政府的政治纲领与意识形态转变则没有触及到。但野岛很敏锐地观察到赋予在文物背后的民族主义情节,有时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他说日本一位专攻中国文学文化的学者,其论文中推论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像,并非1860年时,八国联军掠夺走的,而是在1930年之后被人割去卖到国外的。野岛说,“但是,这样有意思的推论在中国应该不会拿来讨论吧。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悲剧的故事中,已赋予了十二生肖像扮演振奋爱国心的角色。” 这里的“扮演”真是一个好词,两个故宫,又何尝不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呢?

《故宫物语》突出的是台北故宫,以作家的角度,写其所蕴藏的文化深度、历史厚度,在世界文明中的经纬度,不仅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名字定位正名,还将台北故宫原名台北“中山博物院”的因由追本溯源,让更多人知道了台北故宫的历史,期许它的未来。这是野岛刚在退休后成为独立作家的第一本书,他写给了《故宫物语》。

“《故宫物语》当中的一些采访,我在写《两个故宫的离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其中的部分资料也是在那个时候收集的。2007年到2011年,那四年,我在台湾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也专访了大概几十个人。”

“雨过天青”也不是徽宗独创的想法。“宋代之前的后周,有一个皇帝名叫柴荣,是他说要把瓷器做成‘像雨过天青一样’。柴荣是个聪明的皇帝,三十九岁英年早逝,后周也随之像融雪一般灭亡。”

书的最后一章,野岛谈到两个故宫的未来,其实即隐射两岸关系的未来。当马英九上台后,民进党对故宫的改革彻底流产。而国民党则利用故宫,与大陆“搞好关系”。同时大陆也利用故宫,作为连接两岸的文化纽带。但故事并非如此单纯。台湾一直对大陆有戒心,虽然互相办展,但总怕文物被大陆要回去。而在两岸蜜月期的期间,大陆也只是暗示现在不提两个故宫合并,但不排除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这么一天。野岛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中国与台湾之间微妙的关系:“我喜欢以男女关系的例子来分析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某位男生(中国)的目标,就是和从以前就朝思暮想的某位女生(台湾)结婚(统一),现在与这位女生(台湾)交往,嘴巴不提要结婚(统一),却把这样的想法暗藏心中。对于这位女生(台湾)而言,想要开始交往的动机,是因为可以和有钱的男生(中国)上高级餐厅(经济交流),拿到礼物(投资),虽然女性对男性的价值观(共产主义、一党独裁)有疑虑,现在还不考虑未来结婚的事情,但是最好是不要结婚(统一)才是她的心里话。”

掩卷之余,想起第一次读《两个故宫的离合》时,见故宫因政治因素改变了命运,而扼腕心痛。而今读《故宫物语》,却因为凝固在文物之中,那些停留在时光里的美好,那些为它们绽放于人间、保护传承文化努力不懈的人们悲喜不已。

这两本书我觉得是一种兄弟的关系。因为第一本先出来,有一点意外地受到各地的好评。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要写第二本。写第一本的时候,我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两岸故宫的资料,也做了很多人的专访。第一本《两个故宫的离合》主要重点是放在历史和政治方面。因此,很多有关文物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一部分,在第一本中重点主要是放在建筑和历史的关联。那第二本《故宫物语》是比较全面的,包括文物本身背后的故事、文化艺术的价值,以及有关故宫的历史经历者和参与者的故事,我都比较详细地写下来。

对于《清明上河图》,这幅很多人眼中的“中国第一画”,野岛刚看待的目光与他人不太一样。博物馆面向世人的馆藏,以“结果”的状态呈现,而野岛刚总是把每件文物看成许多谜题的聚合体,名画的来源需要刨根问底:为什么张择端缺少历史记载?图里的汴河和“上河”对应吗?为何宋朝目录没出现这幅画?

最后的最后,野岛写到因为政治外交等问题,使得故宫展在日本的筹办,关于两个故宫的纪录片的拍摄困难重重。NHK在90年代拍摄两个故宫的时候,想去掉“国立”两个字,改成“台北故宫”,台湾因此不同意拍摄。制作人后藤最后找到司马辽太郎,请他出山去说服李登辉,结果终于拍摄成功。原本后藤想让司马辽太郎在片中与另一位日本的历史作家陈舜臣对谈,但他在节目播出前就过时了。后藤在接受野岛的采访时说,司马辽太郎曾经对他说:“应该将中华理解为文明。从文明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一个地域。但是从近代以来,中华实际上经常被政治所利用。” 我想,司马辽太郎的观点是非常明智的。

《故宫物语》全书一共90篇,厚度几乎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的两倍,其丰富程度可想而知,也能清楚地感受到野岛刚的真诚和实在。他热爱故宫,却没有写一个“爱”字去张扬,他用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作为记者的敏锐,无时无处不在告诉读者那些被绝大多数人都看破了、却无法改变的实质。他说:“思考故宫问题,就是思考中国问题,也就是思考两岸关系,更是思考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现代史。”他让读者清晰地明白,故宫的离合,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殇,其实更是中华民族自身的痛。

为什么现在有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分别?这也是我写作故宫这个题材的初衷。两岸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现状。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习惯。因为,同一个博物馆,本就不应该存在两个存在。而在这背后恰恰可以展现出两岸的状态,还有中国的近代史。

野岛刚提出,“雨过天青”也写作“雨过天晴”,看看似不同,意思相近,都是指“下雨过后天空的蓝色”。“其实柴荣的话是有后续的,‘雨过天青’接着是‘云破处’,意思是‘雨停了以后,从云间看到天空的蓝’,说得非常具体。”

博物馆原本就是近现代产物,中西方的博物馆都承载着霸权与殖民的历史包袱,北京与台北的两个故宫,更是20世纪政治历史的结果与见证。而到了现在,故宫与其中的文物,又成为政客党派斗争时的筹码。在书中的第一章,野岛刚便探究了民进党与国民党执政下,台北故宫所赋予的不同政治意义。野岛的观点是,文化象征着政权的合法性。这即是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故宫文物的原因之一;也是蒋介石专政时期,国民党建立台北故宫,将文物带去欧美展览的政治目的之一:宣布台湾为合法的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国的合法性。而民进党上台后,则一改故宫=中华的口号,宣称“去中国化”,并试图打造一个“亚洲化”、“多元化”的故宫。野岛敏锐地观察到,台北故宫中仅仅存放展览中华文化相关的文物,而排除一切非中华的文化。他说,“奇妙的是,台北故宫的所在地是台湾,却很难在台北故宫看到台湾文化的任何片段。” 他说参观者仅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却体会不到任何台湾的历史文化。这也是民进党提倡对台北故宫改革的重要政治原因之一。

《故宫物语》第一部分“话文物”,共37篇文章,每一篇都有这样的深情,更有丰富的学识。可以说,这第一部分就是台北故宫鉴赏的“引导图”和“赏析图”。无论是“镇馆之宝”那闻名遐迩的“翠玉白菜”,还是寻常人根本不懂的“告朔饩羊”这一成语所出的“钩连乳丁纹羊首罍”;无论是证明中华文字起源的“散氏盘”,还是可以证明台湾归属的“澎湖列岛图”;无论是晴朗悠闲的“兰亭集序”,还是痛彻心扉的“祭侄文稿”;无论是宋徽宗纤亭细直的唯美“瘦金体”,还是承载过往的冷冰冰的清代“外交档案”;无论是台北故宫的“清明上河图”,还是大陆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等等。野岛刚对华夏文化的景仰,对苦难近代中国的悲悯,无一不在诉说他对故宫的热爱,也无一不令中国读者学习和深思。

野岛刚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其实新书中的一些采访和资料收集在执笔《两个故宫的离合》 时就已经完成。

野岛刚本人两度看过存放于日本的画作摹本,也曾在台北故宫见到清代版的画作,“猜想乾隆皇帝应该是特别仰慕《清明上河图》,因为他在世时没机会亲眼看到《清明上河图》原版作品,所以创造一个新版来满足自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乾隆离世后,原版画作出现了。

野岛刚「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 2012

第三部分则是“访昔人”,有“老故宫”人,有日本文化官员,也有大陆的文人;虽不过13篇,却也弥补了《两个故宫的离合》里野岛刚曾提到的、采访过的相关人士的“一些不足”,让读者可以更详细地了解这些人当时说话的全文,从而更为清晰地读懂野岛刚的意图。

侵华战争时期,很多日本人到中国来,看到文物就会拿到日本去。有一些中国人为了要讨好日本,送日本人一些文物。这当中最大的一块是包括溥仪在内的满清贵族。他们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就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变卖给日本人。那这样做的结果是,日本公立和私立的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全部收集起来。所以除了中国人自己以外,最能理解故宫的可能就是日本人。尽管东南亚、朝鲜半岛乃至西方国家都很关心中国,但是日本对于中国的关注是有长久以来的传统的。

而名画的后续命运、何以声名远扬也值得探究。文物“走”过的前世今生,每一步野岛刚都很在意。在《故宫物语》一书中,野岛刚提出,全世界范围如今存在数十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是相当有趣的现象。真作存放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但野岛刚好奇于基本上每个时代都有人爱临摹《清明上河图》,简直是“超人气作品”。

2014年3月到9月,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举办了为期半年的故宫展:The Forbidden City: Inside the Court of China’s Emperors。当时我正好在上一门中国艺术的survey课程,老师就带着我们去这个展,最后的作业也要求写一个展览中的展品。这引起了我对故宫的兴趣,后来陆续看过NHK拍的台北故宫的纪录片,以及读过那志良的一些回忆录,对于台北故宫中文物的命运又引起了我的好奇。

《故宫物语》[日]野岛刚 著 张惠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故宫物语》当中的一些采访,我在写《两个故宫的离合》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其中的部分资料也是在那个时候收集的。2007年到2011年,那四年,我在台湾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也专访了大概几十个人。

写完《故宫物语》,野岛刚坦言,他的目光已经无法从故宫上移开了,因为故宫是如此重要。“究其原因,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在历史上与政治上都赋予了故宫特殊的地位。故宫的重要性今后也不会消退,而我追随故宫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止。”

因此,得知野岛刚的这本《两个故宫的离合: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书时,是很早就想读的,但直到今天才读完。野岛刚是朝日新闻驻台记者,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颇有独到的理解。这本书,以故宫文物为切入点,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挖掘分析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问题。所以,颇值得一读。

如果说《两个故宫的离合》具有新闻记者的刚毅犀利,敏锐卓见;那么《故宫物语》则有了作家的细腻柔情和博学多识。野岛刚对“台北故宫”的温柔,透过他的笔端,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华文化的真挚情感,甚至感觉他不仅曾经饱含深情地欣赏过那些文物,还仿佛曾经轻轻地爱怜地触摸过它们。

当然,对于文化,可以利用政治来巩固自己文化上的地位,也可以利用政治来决定。有些文人刻意去找一些政治家交流,让政治家给他一些利益。历史上经常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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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谈故宫”,共40篇,写的则是《两个故宫的离合》里的“补白”,或者说更为细腻地在溯源两个故宫诞生、发展、分离的历史,也表露了现今时段里两个故宫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疏离和亲密,同时,更梳理了日本与中国两个故宫的种种牵系。这些“补白”的故事,是故宫的沧桑,是无法摆脱的历史阴影,也是无法割断的日本联系。在这里,不仅是野岛刚个人对故宫情有独钟,事实上,整个日本文化界在明治维新之后,从开始清理华夏文化,剔除其影响,到重新收集华夏文化,直至捐赠文物,帮助台北故宫。让中国读者发现了如杨守敬这样收集失落文物的满清外交官,也让日本读者明白,中日文化,其实没法完全割裂和断舍,更衬得台湾的“独立”是多么可笑。

澎湃新闻:此前已经写过《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次又是什么契机,想要写这本《故宫物语》?两者又有什么不同?

动态的《清明上河图》,日本作家野岛刚曾在台北欣赏过——上海世博会的人气动画《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一直是野岛刚的探索兴趣重点对象。他觉得“这是一幅开封繁荣景象的缩影,没有太高的艺术价值,但是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学术层面来看,却极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