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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村上谈论,日本文坛呈现出纯文学与大众娱乐文学差距逐渐消失的倾向

  • 2020-02-29 21:30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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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成年代即将于今年结束,回顾平成三十年来的日本文学,有哪些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又有哪些曾经引人瞩目的文学动态?前不久,《读卖新闻》编委鹈饲哲夫围绕这一话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日本平成时代刚刚结束,平成时代文学的整体回顾与史学思考已经开启。在平成时代,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及其破灭后“失去的十年”,经历了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和近年来的自民党一强政治,发生过阪神、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等天灾人祸,出现了少子老龄化的社会问题。这些状况与全球化一起成为平成时代文学的创作背景。自昭和末期流入日本的后现代主义是思想文化领域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批判性和反思性,主张消解主体、“去中心化”,崇尚多元和谐,这深深影响了日本平成时代文学图景的构成。


村上春树开始职业写作之后的状态,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他“过着早起早睡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

鹈饲哲夫于1983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从1991开始曾长期担任文化部记者,见证了平成年代日本文坛的风起云涌。他称平成为文学漂流的时代,也是“文学史不在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没有像昭和时代无赖派这样的作家群体和重要的文学流派,文学更像是在进行着一场“没有海图的航行”。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们并未寻找到与时代对峙的指针,于是如何度过每一天、如何生存下去便成了文学的重要主题,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也就呈现出了漂流状态。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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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日本年轻作家的作品在国内被频频引进,青山七惠、金原瞳、绵矢莉莎等名字也陆续进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这些作家均出生于80年代,都曾获得过日本最重要的文学奖——芥川奖,获奖时分别是二十三、二十和十九岁。与国内的年轻作家相比,日本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上有何不同?“轻小说”因何流行?人们对青年作家 的获奖有何看法?本版特邀几位关注日本文学的评论家、作家以及青山七惠作品的译者,来共同探讨这些话题。

村上没有按照浪漫主义文学的惯常逻辑,把小说家设定为放浪形骸的艺术天才或为人指点迷津的先知。

鹈饲哲夫认为,平成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女性作家的崛起。无论是芥川奖最年少获奖者绵矢丽莎(2004年获奖时十九岁),还是最年长的黑田夏子(2013年获奖时七十五岁),以及去年夺得芥川奖的六旬主妇若竹千佐子,都为这一时代的日本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4年,日本平成六年,在川端康成(1899—1972)获奖26年之后,大江健三郎(1935— )成为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可谓日本平成文学史第一大事件。与川端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以卓越的感受性、现代的小说技巧,表现日本人心灵的精髓”(诺奖颁奖词)的美学追求不同,大江从存在主义出发,“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诺奖颁奖词)。评论家川村凑指出,川端获奖是基于对非西欧的日本也有人创作文学,即“日本人也在创作文学”的发现,而大江的获奖是基于 “日本人也在创作现代文学”的发现。

日本文学奖多,作家们也常拿这个来调侃。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里的主人公,获得了芥川奖提名,奖项公布那天家里挤满了人,等待着他获奖的好消息,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不仅如此,他还受骗上当被冒充的评委骗去一大笔钱……结田良衣的《孤独的小说家》里,也描写了主人公等待某个奖项颁布时的紧张场面,那种焦虑不安患得患失的心情,不能不让人感慨:入围文学大奖虽然荣耀,但其实也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特别是公布当晚编辑、亲友和记者齐聚一堂等待结果,若中了自然好,不中就太扫兴太难堪了。至于东野圭吾的黑笑系列、歪笑系列,更是以辛辣调侃的笔触,让人捧腹之余,深切地感受到日本文学圈内竞争之残酷激烈。例如其中有一篇《又一次助跑》,描写第五次入围某大奖的作家寒川,于奖项公布当晚与各出版社编辑在饭店里等待消息,这几个小时漫长得简直令人窒息,其间一波三折,小说结尾寒川误以为自己获奖,高兴过头以至于晕倒,简直就是范进中举的闹剧再次上演。

观点一:“失重”文学的流行不是出于个人原因

恰恰相反,他特别强调小说家作为普通人的凡俗性,或许这才是他能够和读者“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培植起“实实在在的亲密感”的关键所在。

在平成年代的女性作家中,川上弘美用奇妙的真实感描绘了不可思议的世界,多和田叶子则不断在语言内部缔造新的表现可能。另一方面,小川洋子《妊娠日历》《博士的爱情算式》和角田光代《空中庭园》《对岸的她》等佳作,都让人深刻感受到故事的力量。此外,看村田沙耶香《便利店人生》这样的作品,可以不用意识到性别等属性,始终作为“个人”的故事来阅读,这种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学也只有平成年代才有。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黑古一夫指出,大江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与残障儿共生”的个人问题与“有核状况下人类的生存方式”的世界问题为车之双轮,一直远望着人类可以自由生存的“乌托邦”。1995年,大江完成了自称“最后的小说”的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被评论家篠原茂称为“日本现代文学史无前例的尝试”。《燃烧的绿树》以其故乡四国的森林为舞台,描写了一个新兴宗教的诞生、成立、发展到蜕变的过程,深刻揭示了身处“核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大江获诺奖是在该作第二部发表之后,而奥姆真理教东京毒气事件则发生在第三部连载刚完之时,这使得作品有了强烈的预见性。1995年大江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称该作是把自己50年经历与文学连接起来的结晶。作品名称来自叶芝诗歌《踌躇》: “一棵树,一侧在熊熊燃烧着,一侧却郁郁葱葱挂着露珠”,借此暗喻现实与虚幻、肉体与灵魂等对立统一中的共生。

与寒川那样已经到了大叔的年纪却还苦等好运来临的作家相比,村上春树无疑是幸运的。1979年,在他20岁那年,小说《且听风吟》一举获得第二十三届“群像新人奖”,自此登上文坛。此后他接连出版了《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挪威的森林》《舞!舞!舞!》等一系列极具人气的小说。特别是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畅销海内外。据说自该书问世,截止2012年在日本共销出1500余万册。在纯文学并不景气的今天,这是一个令多少作家艳羡的数字!这部青春小说在中国也拥有众多粉丝,上世纪90年代初林少华翻译的那个版本风靡一时,那浓浓的后现代都市风,不知影响了多少70后80后文艺青年。

罗岗

村上春树虽然没有刻意把自己深藏于公众视线之外,但也不是很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家,在以往的一些随笔类作品里,他时而会谈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小说写作,大都是断续而碎片化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则不同,是村上第一次系统讲述自己的文学经历之作,在该书后记里他明确说,这是他“关于小说写作见解的集大成”。而村上谈论“小说写作”,并不像学者或批评家那样热衷于概念辨析和理论阐发,而是处处结合自己的实际,既讲小说的写作之道,又讲小说家的生存之道,并明显把重点放在后者。如果说“村上春树文学”早已跨出日本成为了一个流通全球的现象,那么,这本“村上春树首部自传性作品”无疑可为我们解读“村上现象”提供很多新鲜线索。

鹈饲哲夫还指出,近二十年来,日本文坛呈现出纯文学与大众娱乐文学差距逐渐消失的倾向。不少纯文学作家在以独特的文体开创了文学新的地平线的同时,又不断编织出令读者欲罢不能的故事情节。奥泉光的《东京自传》、吉田修一的《恶人》《怒》、中村文则的《恶与假面的规则》等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女性作家当中,山田咏美、江国香织、井上荒野等人的小说,也体现了纯文学与故事性的完美融合。刚开始写娱乐小说,后来逐渐走上纯文学道路的女作家则有高村薰、桐野夏生、小池真理子等人,她们的作品糅合了娱乐性和严肃性,描摹出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众生相。

在创作手法上,“引用”成为一种新的突破方式。在“燃烧的绿树”教会的《福音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时代的文本片段,遥远时代死者与当下生者的语言共时性排列,消解了教义的绝对性,也实现了死者与生者的共存,具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大江前期作品名称也大量出现,甚至有大段文本引用和评价,形成小说的多重性。评论家三浦雅士认为这一创作方法的实验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题,“它看上去似乎要撕破小说的边界”。

然而,畅销书作家也有他的小困扰。2016年村上春树出版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里面有一章的标题就是《关于文学奖》。在这一章里村上不无自嘲地提到,有一回他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村上春树刚出道时,曾两次入围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可惜两度落选。芥川奖主要是新人奖,1985年他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拿下中坚作家以上级别才能获得的谷崎纯一郎奖,这也宣告了他无法再参与新人奖的角逐。尽管身为畅销书作家,得不得奖已经不重要,但正如他在书里所言:一旦落选,许多人就会赶来安慰,即便对他们说“得不得奖都无所谓啦”,大家也不会相信,反而导致场面尴尬。

《裂舌》、《窗灯》这类作品在日本之所以被称为“轻文学”或“轻小说”,不仅指的是这些小说篇幅轻薄,作者年轻,更重要的是如“轻”的字面意义所表达的,这是一种失去了“重量”的写作。这类小说可以情节各异、故事不同、风格迥然,但作品的主人公——往往也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却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这是一个孤单、敏感且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是男是女无所谓,性取向也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年轻人要背景模糊,诸如家庭、经历、社会关系……都无需交代,或者一笔带过,至于靠什么养活自己,有怎样的责任需要担负,更是不在话下。总之,作为主人公,他或她是以一种“去社会”和“去历史”的方式存在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这类小说完全卸去了原来文学所要背负的“历史”和“社会”的“重量”,可以“轻装”上阵。也许可以比附的是,当年“后现代”宣称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已经崩溃,各类失去深度模式的“琐碎论述”粉墨登场,似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实际上面临的却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没有了“历史”和“社会”的重量,这类小说中关注自我的主体只能回归到“自身”,而且这个“自身”由于“去社会”和“去历史”,失去了和外在任何重大意义的联系,只能是一种高度“身体化”的“自身”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类“轻小说”中,如果要表达主人公对“主体性”的寻求,大多通过对“身体”操纵来体现。2008年获芥川奖的《乳与卵》不过是一个较新的例子,看起来颇有些惊世骇俗的《裂舌》也只是更极致、更彻底些吧。

远离文坛:小说家的成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