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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形成了对法国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深刻理解,十六世纪的法国文豪蒙田早已说得很清楚

  • 2020-02-11 15:51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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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书作者在“导言”所讲,他要写的不是一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或思想史。“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与写作者……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第7页)另一方面,该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第9页)这当然是偏向感性的和重视历史语境的一种理解思想史的方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也会产生某种阅读上的障碍:关于自由这个主题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对立阵营的观点交锋、思想与历史事件关系的深度分析等等都被溶入到个人的行为、心思及其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等微观叙事中去,读者仿佛是要在一部嘈杂、喧闹的多声部乐曲之中辨认“自由的声音”的主旋律。读者似乎容易迷失于其中,或者望而生畏而徘徊在思想江流的岸边。其实,即便是生活在1805年至1859年的法国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也称当时的局势为迷宫,其中充满了微细的变故、幼稚的念头、不足称道的激情、各种个人观点和自相矛盾的方案,许多公众人物的一生都在其中耗尽(见其《回忆录》第一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似乎是为了消弭这种阅读困难,作者的“导言”提供了俯瞰全局的角度,也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作者的价值立场与对本书主旨的说明。

至于这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那就更复杂了。要用短短的几句话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维诺克在《自由的声音》的导言里曾对此略有阐释,不妨一看。我个人以为,如果非要好好探究这一问题的话,还需要特别关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其须面对的处境各异、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各自时期首先面临的任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角色问题。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究竟多大?能够凭借或利用的资本、平台、媒介等等到底如何?

他将博爱视为不可打破的原则,这在那个革命不断的年代略显天真。但就在这种天真想法的驱动下,他不允许当局理所当然地驱逐巴黎公社成员。也正因此,后世将雨果评价为法兰西的良心。

      一切都要从欧仁·德拉克洛瓦的那幅名为《自由引导人民》的油画说起。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复制品是在高中的美术课本上。都说这幅画是欧仁·德拉克洛瓦最具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品。第一眼,从画面元素来看,可并不觉得有什么浪漫气息可言,尸体、硝烟、刀枪,明明是一位拥有希腊古典美貌的女神,偏一手举着一副三色旗(代表自由、平等、博爱),一手握着一杆枪,明明是天真可爱的儿童,偏携带成人武器,做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姿态。只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但怎么能说很美呢?在我的眼中,美从来和争斗、流血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对所谓的暴力美学,总有一种人之初性本恶的违和感。后来,了解了这幅画历史背景和画面构图分析,便能渐渐感受到,其中有一种力透纸背的美。因着色彩的涂抹营造,人物的神色活泼起来,不满、抗争、激愤的情绪渗透进去。阴郁的背景色,因着自由的理念,一股厚重而强大的力量似乎要喷薄而出。几乎可以深入骨血。审美,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在本书中最受关注的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分别有四章谈论他。第六章题为“维克多·雨果:向左转的浪漫主义”,细致地分梳了君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浪漫主义与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的区别,细致地分析了雨果的浪漫主义从右向左转的过程。我们或许最感兴趣的是思考艺术自由是如何与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同步的,然后目睹着“维克多·雨果成为共和派”(第二十三章),感受着“《悲惨世界》的冲击”(第二十七章),最后全书的结尾同样还是“维克多·雨果:至高荣誉”。雨果的一生不仅因其文学创作而不朽,同时也因为他永远致力于自由的事业而不朽。今天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悲惨世界》《九三年》的时候,我想着的首先是政治与自由,其次才是文学。作者在“导言”中说,“雨果似乎可以安息:这位年迈的斗士已被奉为‘共和国之父’”(第7页)。值得思考的是:雨果手中没有枪,只有笔;雨果毕生为自由而呐喊——我想维诺克要强调的是,只能从共和国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意义上理解究竟何谓“共和国之父”。

米歇尔·维诺克澎湃新闻:您在序言中说《自由的声音》这本书是知识分子的“史前史”——所谓“史前”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出现而言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史前”阶段活跃着的知识分子群体与进入历史叙述阶段、被定义后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吗?序言中说19世纪的知识分子与18、20世纪的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是什么造成的?

他们在议会里成立党派,甚至成为首相。有人像雨果一样,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意见而被放逐;也有人如基佐,因为立场刚好符合当局需求而手握大权。法国着名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便细致描绘了这个时代杰出文人的群像。

      其次,大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专制王权如何架空贵族阶层政治权利、架空高等法院的司法权、架空地方自治权,如何加深对第三等级(三个等级是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指资产阶级和平民)的盘剥,造成第三等级对特权之无法忍受的躁狂和抑郁。专制王权的穷奢极欲,动摇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平衡。三个法王集中代表了王权的偏执和膨胀:路易十四建凡尔赛宫,表示“朕即国家”;路易十五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路易十六沉迷制锁。凡尔赛宫实现了把所有贵族集中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失去政治抱负的兴趣;国王的权力剥夺了普通法庭处理涉及政府案件的权利,1770年,巴黎的高等法院甚至被撤销;为满足私欲随意开征的税收以及对不同主体征收不同数量的特权现象,造成了第三等级的零容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于巴黎,如法国人盲目自豪所说:“法国不过是巴黎的郊区”,把所有权力高度集中;卖官鬻爵的荒唐直接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以及工作效率的低下;宗教因为承担了政治功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以上种种交相叠加让专制王权岌岌可危。

从古代城邦到中世纪城市,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到十九世纪的法国知识界,关于自由的声音仍然值得我们聆听与思考。近日重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原书名: 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吕一民、沈衡、 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对十九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关于自由的思想有了更深的体会。该书中译本第一版的书名是《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多年以前读过。此译本对该书的简介写得非常好:“血雨腥风的历史平台上,知识分子如何捍卫自由之原则?桎梏横行的年代里,怎样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以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的法国作为解读的背景,通过描述维克多·雨果、乔治·桑、马尔所克等活跃于各个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历程,彰显出法国专制体制下捍卫表达自由原则的艰难轨迹。风起云涌的斗争氛围、针锋相对的笔墨论战和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交织成一幅既有生活质感又充满睿智思想内涵的历史画卷。”再看看书名近似的另一本关于美国的书——《自由的声音:影响美国的17个演讲(英汉对照)》(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该中译本的简介是:“收录了两百多年来美国人民不断追求自由的17篇以自由为主题的演讲,演讲者包括了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各界杰出人士。在演讲中,他们向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民陈述了自由的可贵和不断追求自由、维护自由的希望与决心。即使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自由的声音永远都会高高响起、永远悦耳嘹亮!”同样很简洁和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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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1,"value":"▍“法兰西的灵魂”

      首先,大革命发生的思想背景。十八世纪,天赋人权的思想大行其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不平等的起源》、狄德罗、伏尔泰等文人的政治思想渗透于社会每个角落。“人民不仅吸收了作家们的思想,也吸收作家们的怒气和性格。”公共生活的缺失,政治生活对广大人民的隔绝,信息不对称,造就了文人对政治理想的天马行空和热情。然而,作者犀利地指出,“长久以来,他们是国民们唯一的导师,他们的课程从未被实际经验证实和尝试过。”文人并没有执政经验,观点和思想倾向于理想主义,掌控社会舆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理想主义的传播必然促成大革命。大革命之后,却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法维护革命成果,最终只能造成一种无奈的社会混乱和旧体制的反复逆袭。然而,不革命,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改革是否可行?改革与革命,成为一种警示的关系。

虽然早已入秋,但是南方仍然酷热难熬;时而刮起的暴雨过后,在地面更激起蒸腾的热浪。前几天听说有年轻人在纸片上潦草地抄了一句诗,竟然是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斯的:“照亮你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赞美它带来的恩惠,与意外的时间。”据说是抄诗者出门前留下的,在珍惜和感恩之后,门外的夜与生命的无常都无法使他畏惧不前。此时此景,十六世纪的法国文豪蒙田早已说得很清楚:“谁学习了死亡,谁也学习了不被奴役。”说得很深刻,这就是诗歌与哲学对灾难宿命论的回答。这还令我想起最近看到一本书的书名,耶鲁大学教授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This Life: Why Mortality Makes Us Free),这似乎也是对蒙田的话和那位青年抄诗人的一种诠释。

您在明确“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概念的同时能意识到这个群体虽有代际的差异,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种差异,这一点很好。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史研究中,从“代层”角度进行审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例如,西里奈利曾在1988年在其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处于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例如,在两次大战之间成长的知识分子,和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在1968年5月风暴发生时尚属热血青年的知识分子,肯定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诚如您所说的那样,同一代知识分子也绝非铁板一块,由于家庭出身、求学经历、社交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肯定也有很多不同。为此,我们得尽量同时注意到其共性和特性。就此而言,西里奈利聚焦于同为巴黎高师毕业生,且有同窗之谊的萨特与阿隆的名著《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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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油画是为了纪念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画,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已经四十几年了。大革命后,各种大大小小的政变和革命犹如余震总是不绝于耳。《自由引导人民》即反映其中的一场。是一种对革命的艺术手法的杰出呈现。这个色彩缤纷的画面犹如从推倒专制主义大厦时从中掉落出来的一块彩色玻璃。你能从中看见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你能从中看见1789年声势浩大的大革命洪流的奔涌激昂之态。转而想到,法国怎么一直在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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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一民:《自由的声音》不仅在法国叫好又叫座,令我不无欣慰的是,中文版也跟着沾光,问世后表现不俗,5月初问世后,不仅在6月份就迎来第三次印刷。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长期高于9分。维诺克在当今法国堪称是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家,他关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那本名著《知识分子的世纪》,影响力也不在《自由的声音》之下。可以说,他的很多书在得到学界好评的同时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也都相当好。因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或者说口袋本。这一切,不仅和他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前做过记者、编辑工作大有关系,也和他在任教之余,始终和出版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多有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与他具有公共关怀,并希望借助相关平台或媒介实现自己抱负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认同您刚才的提法,说他本身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接棒者。

现今,我们似乎越来越难说出“理想”这个词,甚至有嘲笑崇高的倾向,漠视那些曾为我们的今天做出莫大贡献的伟人。但如果没有他们点亮火炬,我们至今仍将生活在一篇黑暗之中。今天,就让我们借雨果逝世134周年的契机,走进《自由的声音》,重新找回燃情岁月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因此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一手档案资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通过观察、比较、分析这些档案材料,作者形成了对法国大革命发生原因的深刻理解。在作者论述的这些观点中,笔者试图厘清这些观点的前后顺序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

目前这个新版本的译文看起来基本上与旧版译本相同,只是有个别字词作了修订。关于这个新版本的书名尤其是副标题与旧版本的差异,有评论者提出的解释是:“其标题可直译为‘自由的声音:十九世纪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中译的副标题为‘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相当恰切的: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有关自由的论辩,都是在大革命遗产的影响之下、在拿破仑对自由十五年的压抑之后展开的。”我同意此解释中的观点,更认为旧译中的“大观”实在不好,但是与原文相比较,去掉了“介入”这个对该书内容而言很重要的概念,却是一种并非轻微的损失。说到底,还是对书名的翻译空间与自由度的理解与把握问题。

法国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正是他们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新经典·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法国著名史学家、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维诺克选取了活跃于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中著名的、非著名的一批作家、政论家、艺术家,透过他们的生活、情感、思想来呈现19世纪的自由史。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本书的译者之一、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请他谈谈大革命前后这些为着“自由”奔走呼告的“知识分子”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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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法国近代史发现,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870年法国共和体制巩固下来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法国政体变化的曲折往复是多么的惊心动魄。843-1792年,法兰西王国;1792-1804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804-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1815-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1848年,七月王朝;1848-1852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52-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感叹:任何一段历史哪怕是前进一小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挣扎和牺牲。何况是从专制走向共和的滥觞。关系到社会所有层面,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阶层、生活形态无不翻天覆地。但任何一座根基深厚的大厦(已存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也许,大厦从整体上是倾覆了,但你总能在某个时刻,会看到以前的那种洛可可风格的窗户,或者某种旧时代气息的风俗人情。诸如此类。

新版本的封底有一段话:“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这些人中有明哲保身的赌徒贡斯当、戴着镣铐跳舞的基佐、预见民主弊端的托克维尔、身着男装的女作家乔治·桑、一度反对共和的‘法兰西灵魂’雨果……许多人白天还在为政府效力,晚上就被迫流亡他乡。……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疑问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这也是对该书内容的精准而又有某种深度的简介。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澎湃新闻:“知识分子”,“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终结”于20世纪晚期。想请您谈谈这个“诞生”与“终结”是如何发生的?

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也因此销量大涨,一度登上法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这样一本深刻剖析历史曲折原因的政治历史学专著。本书出版于1856年。笔者所读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沙迎风翻译、朱学勤导读的2013年版的中译本。经历过大革命后历史反复的托克维尔,在本书中剖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与特点。时隔半个世纪的历史审视,不至于太近引火烧身,也不太远,仍保有余温。激昂自由有文采的文字,读来别有一番风味。托克维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有着丰富行政经验的独立思考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作者曾经这么表示过:“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一件事是,当叙巴里斯人被克罗同人掳杀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了他们的头以表示哀悼;但是在米利都悲剧发生后,叙巴里斯人却没有任何表示。希罗多德因此认为叙巴里斯人没有对米利都人给予公正的回报。所谓“公正的回报”,我理解不仅仅是指一种同情和哀悼,同时更是基于正义的立场对反抗邪恶的声援,这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立场与原则。在米利都城邦陷落的那个晚上,如果来点穿越,或许你会期待看到整个希腊世界都翻飞着“今夜我们都是米利都人”的群发微信。一个为自由而抗争的城邦陷落了,除了雅典人以外,没有任何声援与同情,希罗多德为此而痛心。

二战结束伊始,在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支持下,萨特就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在创刊号上不仅发表了《争取倾向性文学》一文,而且公开提出:文学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应当说,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因而他本人的名字后来也一直跟“介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自由的声音》一书中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世纪的那些法国文人学士们,在“介入”方面也同样可圈可点。事实上,《自由的声音》的副标题,如果要死抠法语字眼,或者用法语来说若要mot à mot地来翻译的话,该译为:19世纪的介入作家。至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介入”方面的表现,我想我只需简单提一下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颇能说明问题了。

他写诗赞颂国王的加冕礼,拥护几经倒台的波旁王朝。当时的雨果离“共和国之父”无疑非常遥远,但仍然是知识圈的焦点人物,他的剧本一经写成,就有人愿意搬上舞台,各界名流都云集巴黎的剧院,整个演出过程都伴随着叫喊和掌声。

      再则,大革命发生的导火索。改革的犹疑反复最终成为了大革命的催化剂。专制王权也并非真空。整个国家发出的那种嗡嗡嗡的压抑之声,专制王权感受到了。1775年,杜尔阁呈交给国王一个建议:设立代议制议会。“它将由人民自由选举,但并不拥有实权;它可以关注行政细节,但是不能插手政府事务;表达观点而不是愿望;讨论法律而不是立法。”当时法国农民的处境跟周边国家比起来,并不算太差,农民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十三世纪就已告别了农奴制时代。路易十六也很乐意倾听人民的心声,准备召开停开了一百五十多年的三级会议。在法王看来,这已经算是很看得起人民了。但是,托克维尔表示:“在革命一开始,类似的计划总是会失败,因为人民不会满意,反而会群情激愤。”这也是本书中一个时常被人提起的一个观点,为何革命总是在压迫最轻的地方爆发。改革如果不彻底,反而让人民无法忍受那些还没有改变的沉疴。托克维尔对人性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南怀瑾先生曾经也对这场革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正如一个君主因拒绝改革而遭到毁灭的结局那样,他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的。”路易十六的软弱反复,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法国的专制王权,最终也被君主立宪制取代了。

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获得制度性的基础(后来的所有大革命有哪些不是如此?),拿破仑虽然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但他实际上是以对自由的践踏而践踏了大革命,在这里维诺克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心惊的话:“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第1页)但是,在波拿巴主义压制下的法国,自由派仍然幸存。他们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他们只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同上)当然,也有某些文人选择颂扬服从权力、教条,维护传统秩序。复辟之后的波旁王朝开始的时候在宪政的约束下还允许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几年就变得向专制倒退。自由派文人与王朝斗争的焦点是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最终导致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艺术表现上有我们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还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的高达五十二米的七月革命青铜纪念柱顶端的“自由之神”雕像,一个展翅奔驰的自由神。在接下来的七月王朝时期,自由的呼声仍然存在,但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呼吁,围绕着自由而发生的思想论争变得更为复杂和激烈。1848年的革命带来短暂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觉,新的帝国开始的时候曾试图以人民的名义埋葬自由,但是迫于民族运动的变化而转向自由化。然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其后的巴黎公社使形势变得在自由与专制之间进退两难。直到1870年代末,重新建立的共和制才使自由得以相对稳定地确立。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礼是“自由的声音”最后压轴的一幕,也是本书的终点,象征着自由的实现。如果我们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察眼光看待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政治趋势,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现一种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而发生的反复对立,也就是贵族的复辟与自由原则顽强抗争,而所有动荡的核心都是离不开自由与专制的抉择。

澎湃新闻: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30年,提到这个历史事件,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启蒙、自由、人权……这本书讨论的是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主标题也是“自由的声音”。维诺克在“导言”一篇的结尾说:“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那么,回望历史,我们怎么看待作为历史遗产的自由原则?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法国人民乃至全欧洲都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国葬当天,一队人马护送雨果的灵车通过凯旋门,此时四周已聚集起两百多万人,人流从凯旋门所在的广场一直延伸到周围的每一条大街。

      在以上大略梳理的大框架之下,托克维尔还阐述了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真知灼见。处处展现了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以及对专制统治的憎恶。他并不盲目相信缺乏自由的平等可以带来美好,也不盲目相信倾向民粹主义的卢梭民主思想,可以实现理想国。他倾向于认为,自由的力量,会成为江河,可以冲刷出所有山川的沟壑,成就这个世界多种层次的壮美。他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虽然是走向共和的滥觞,但绝不代表前途一片光明。这种情况并不独法国才有,中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蔡济民在《书愤》中写下“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即为一种令人心痛又无奈的声音。法国大革命后,政体的反复,也说明了历史的复杂性。笔者也希望,《自由引导人民》这幅油画也并不单纯代表的是一场具体的革命精神,而更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由精神,指引每一个人确立“独立之人格”,阐发“自由之思想”。

另外一件事是,两年后在雅典上演了诗人普律尼科司创作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全场观众无不失声痛哭。但意料不到的是,希罗多德接着说:“他们由于普律尼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出这出戏。”(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41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97年第六次印刷)为什么?观众被深深打动以致全场痛哭,不正是说明创作和演出都极为成功吗?希罗多德的叙述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曼德尔松认为普律尼科司过早将历史改写成戏剧,米利都城陷落两年后雅典人还沉浸在对被屠杀同胞的哀思之中,尚无法以审美欣赏的心情去观看这幕悲剧,因此要罚款和禁演。其实,真正导致作者被罚的原因是过于煽情,古希腊人认为好的悲剧应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发泄悲情;真正好的戏剧应该使人思索人生与命运的问题,而不是使人哭个昏天黑地。据说在欧洲语言中,“戏剧”与“理论”这两个概念有着相同的词源,都有“全神贯注地观看”的意思,观看是为了思考。雅典人要告诉我们的是,城邦的理性与价值观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与认同的。

此外,我还觉得18世纪、19世纪、20世纪之类的划分过于宽泛,前两个世纪暂且不论,仅就20世纪而言,法国知识界在二战前后就大不一样;即便是战后时期,“辉煌的30年”期间和过后也大不一样。如果说萨特在创办《现代》杂志时其地位有如“教主”,那么,在诺拉等人创办《争鸣》杂志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以至于80年代初期,诺拉在创刊不久的《争鸣》发表的《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一文中宣称,权威人士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即便像福柯那样拥有极高声望的知识分子,其身上已不再具有神职人员般的光环。知识分子正在强力地被世俗化,其作为先知的特征已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诺拉在这里还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即“科学方面的投资已使他被淹没在一个巨大的由科研团体和科研经费等编织成的网络之中。”

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法兰西19世纪的这群文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走出去”。他们不甘待在书斋里评价国家大事,而是要走到权力的中心,用双手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喜欢走上街头,观察蜗居在社会角落里的每一个人,甚至比记者更善于捕捉社会话题,用坦诚且犀利的语言直击每一个社会问题。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著,吕一民、沈衡、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页,108.00元

不过,我觉得此书实际上还需要再补写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早年曾是著名政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梯也尔。此人在复辟王朝时期,特别是1830年7月革命爆发时的表现不仅可圈可点,更是勇气可嘉。例如,当执迷不悟的波旁复辟王朝当局悍然颁布《七月敕令》时,时为《国民报》创办者的梯也尔不仅以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书面抗议,还对在场者慷慨陈词道:“你们知道,抗议书下会摆着颗颗人头。好,交出我的”,并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名。说到这里,我会不由得想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毋庸置疑,在我们现在通常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开端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写下“我控诉!”的左拉充满浩然正气,值得我们为他的勇气拍手叫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时,此时的左拉实际上心里也很清楚,即便根据相关法律,自己大不了就坐几天牢,被罚点款,绝对不用担心会掉脑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法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在自由、民主方面走在最前列,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而这一切的取得,与《自由的声音》里的男女主人公们显示出来的才识、情怀,乃至勇气何尝没有关系呢?

偏偏此时,有人不允许这段历史就这么被扔进“忘怀洞”中。雨果“不识时务”地站出来,要求大赦公社全体成员。但几乎没人响应,在参议院只获得10张赞成票,反对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