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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的时候新葡萄京娱乐场app,—新世纪海外女作家的写作新视角

  • 2020-02-10 08:03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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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初夏,似乎比往年都热得早,电视里说欧洲的热浪都破了几十年的记录。背后是冷飕飕的空调风,我打开网页,想看看国内新书销售的小说类排行榜,结果是吓了一大跳,原来在前100名当中,80%都是国外的引进版!可见如今的国内读者对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有多么的冷漠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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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今年十月上旬,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在十月杭州召开“含英咀华,世界华文文学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为此会议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织出一片錦绣天空一新世纪海外女作家的写作新视角”。謹此分享,並请文友不吝指教。

其实,在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的时候,学界已经感到了巨大的惊慌: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一个泱泱大国的当代文学?如今的世界不可能再闭关锁国,中国的当代文学,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人的眼皮底下。想要世界承认,又害怕人家看到短处,中国的文坛正在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

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占据特殊地位。华文作家身在异国他乡外语环境里,却坚持用中文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史密斯的母亲1969年从牙买加移民到英国,父亲是英国人。史密斯家几个孩子都有文艺才华,兄弟是饶舌歌手,她能歌善舞,大学时曾以演唱爵士为业,甚至一度想做专业爵士歌手。朱诺·迪亚斯是苦孩子,两个兄弟都坐牢;扎迪·史密斯却顺风顺水,在剑桥大学开始写作不久就找到文学经纪,《白牙》写成后轰动英国文坛,她立刻成为最受瞩目的新一代移民作家。

织出一片锦绣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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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悠久的华语文学不会自我消减,反而会以另外的方式恣意生长。人们欣喜地看到:海外的华语作家正在世界各地播种开花,无论在历史现实的挖掘,还是在人性深处的探索,他们的努力,对当代华语文坛的提升都具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世界华文文学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题材。”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如果要编一本2000年以后的文学史,“一定会排到虹影、陈河等海外作家。”

从奈保尔开始,英国文坛迎来拉什迪的《午夜之门》这样的巨著,进入2000年后扎迪·史密斯以处女作《白牙》接过“移民文学”这支火炬。奈保尔出生于1932年,与他相比,1975年出生的史密斯可以说是移民文学的第四代了。《白牙》杀青后获得该年度的Whitebread文学首发奖和《卫报》处女作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2002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签名商人》出版,写的是有中国血统的犹太商人,贩卖名人签名为生。2005年第三部小说《美》出版,故事设置在波士顿,某藤校艺术史系的两位非裔和拉丁裔教授的家庭冲突故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英美社会为背景的故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作品里的各种人物,英文经典小说里“男的,老的,白的,死的”传统已经被一个个双语的,饶舌的,听嘻哈音乐的非白种人取代。奈保尔靠奖学金在牛津大学留学时惨淡经营,对家乡贫困充满羞耻感,扎迪·史密斯生长于伦敦的中产家庭。时移事转,可见到9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殖民地移民已经是英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主流中产。两个作者人生对比,也是《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到《白牙》背后真实的英国社会财富和阶级的变迁。

—新世纪海外女作家的写作新视角

张翎、卢新华、周励、叶周、薛海翔、施玮、王琰、戴小华、华纯……一批卓有创作成绩的海外华文作家集体莅沪参加“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系列活动。他们与市民读者在“思南读书会”见面,而13日延绵一整日的与评论家对话则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受邀参加论坛的海外作家,几乎都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或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学和工作过,他们的很多作品乃至处女作、成名作都由上海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发掘发表和出版。回到上海,尤其是论坛举办地上海作协,让很多作家感慨犹如“回娘家”。

毫无疑问,当中国人在物质上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灵魂的饥饿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文学应该是人们渴望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在文字里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然,这必须是真正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苦苦寻找中,我们看见了华东师大出版社今年五月推出的《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

“在21世纪,这批海外作家的作品在丰富性这个概念上影响到了中国文坛。他们在海外奋斗拼搏,等到他们回到文学上重新给中国文学提供作品的时候,他们提供的经验是崭新的,我认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扎迪·史密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五本小说,同时也写随笔专栏,随笔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集,也是我的最爱。

【美】顾月华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张翎从加拿大归来,“介绍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说,这位是《唐山大地震》电影原著小说作家,听到这样的介绍,我的心情很复杂。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小众文学要借由大众媒体推介到更多读者群里,但我常常内心窃以为《余震》并非我最好的作品,但它使我与大众读者之间有了一个桥梁。”张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时41岁,“在海外开始写作时我完全无名,通过自由投稿的方式向《收获》杂志投递了我的作品,居然真的发表了。上海是我看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我进入文学殿堂的第一扇门”。

这显然是一部奇异的书。首先的“奇异”是它的编选者并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以一位小说家的眼光扫描同行。该书的策展人是跨界作家夏商,夏先生原名夏文煜,1969年出生于上海,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小说,被誉为是中国后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见过夏商的人多认为他是中国文坛的异类,狂狷倔傲且不妥协,让人很怀疑孕育他的母土是不是中国。当年的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不属于20世纪90年代而属于未来”,直至今日他的小说都被出版界所欢迎,但他却一直坚守在体制之外。说他是一个跨界作家,一是指他在发表小说的时候同时经商,二是指他近年来游走在海内海外,他不仅与海外作家广泛接触和交流,也将他独特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传播开去。

10月15日,第二届“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主题为“丰富的作家,丰富的文学”。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捷克、日本、马来西亚的10位海外华人作家与评论家共聚一堂,探讨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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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中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新的热点话题。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中,海外女作家在英语和华语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探索着自己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距离美学”是评论家陈瑞琳对于张翎作品的提炼,“张翎的小说不批判、不倾诉,她表现的是灰色地带的人物。她建构的美学叙述方式,是对人类疼痛悲悯的医治,她用春秋曲笔,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淡笔写来”。“距离”也是张翎总结自己创作的一个关键词,“少年时离开温州到上海读书前,我从未一个人出过远门,‘家乡’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是我在复旦读书的第一个假期回到温州,我与家乡有了间隔。后来,我与家乡越来越远,只有在创作中一次又一次激发家乡的影像。奇怪的是,只有在加拿大写故土时,故土是清晰的,距离让我有了审美的客观空间。我在讲英语的国度里用母语创作,我的出版商、评论者和读者全都在远方,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错位给我的创作什么影响?”

此书的另一个“奇异”,是书中的内容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选本有很大不同。因为是来自小说家的眼光,书中所选的作家当然都是目前活跃在海外相当有个性也是相当优秀的作家。但编选者的更大胆则是收获的这些作品不仅是发表在海内,也有相当的部分是发表在海外的著名报刊,所以读者会有极其新鲜的感受,正像策展人所期望的,是为了“呈现海外华语小说家的缤纷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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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牙》写了两代伦敦居民,三家人。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孟加拉国到伦敦又折返;小说时间跨度从二战开始,发展到基因工程流行的1992年——这是一部详尽的移民生活百科全书,令读者眼花缭乱:二战时的坦克兵阿奇·琼斯和孟加拉尔穆斯林移民伊克巴尔是一对好朋友。战后各自谋生转眼就到了中年,阿奇·琼斯不堪河东狮原配老婆的折磨,离婚后想自杀,被救下后在新年派对上偶遇牙买加美女,再结良缘。伊克巴尔战后在家乡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不久全家移民伦敦,在一家咖喱菜馆里打工当服务员。日子过得很闷,伊克巴尔把所有的错都怪到大英帝国头上,他酗酒,偷情,跟儿子的音乐老师约会被抓出丑都是英国社会的错。为了挽救下一代,保证他的宝贝儿子成长在道德风气良好的环境里,他决定把双胞胎送回孟加拉国抚养。哥哥听话孝顺,是标准的亚洲理科男,弟弟在街上混社会,小小年纪已经是个浑不吝,绝对不听老子的话。所以伊克巴尔只能把哥哥送回纯真道德的母国去。没想到待这两个男孩子长大成人,哥哥在孟加拉国“纯真环境”抚养下长成一个无神论科学家,弟弟长成一个热爱黑帮电影的正义青年。有感于像他这样的前殖民地移民在英国的二等公民的境遇,弟弟参加抗议拉什迪《撒旦的诗篇》示威游行,最后发展到加入原教旨主义右派兄弟会。这两家三个孩子,最后在伦敦北区的大学教授家里找到心灵的港湾。故事结尾,两代三家人的交锋,在1992年的除夕夜到达高潮……《白牙》的画风基本如此。

很多年来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写作题材跟离散与聚合是分不开的。有很多是关于乡愁跟苦难的。近年来,海外女作家在撰写与编辑丛书的时候,已经把征文主题有所变化,不再只聚焦于移民的生存处境、乡愁、疏离或异国风情,渐渐的转为对于跨越国界的旅游,探亲,美食及融入西方世界的生活和社团群体乃至政治经济时事等题材,都由浅入深地涉及,生活在全球化时代,跨越国界成为常态,原乡与他乡已难分主次,全球化把写作的内容扩大了。

张翎不讳言,“距离”让她得到审美空间,也让她远离对当下中国的表现,但最近,她开始敢于探讨当下的题材。“我1986年离开,错过了整个30年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中国,尽管我现在每年都会回来好几次,但感觉上是过客,所以我缺乏胆气碰触当下的中国。在我最近的两部作品《死着》和即将发表的《心想事成》中,我真的触碰到了当下中国比较尖锐的问题。我突然想通了,虽然不能改变自己局外人的现场,但局外人也可以有观点,这是我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作为2018-2019年度的华语小说大展,想要阅读的冲击力自然是书中所展现的“豪华”阵容,可以说是海外实力派作家的一个浓缩亮相。其中包括了台湾背景的代表性经典作家,东南亚本土的著名华文作家,还有大陆背景的海外优秀新移民作家等,涵盖的作家之广甚至很有些几代同堂的气势。

论坛现场

《白牙》在英国叫好又叫座,唯一的例外是评论家詹姆斯·伍德。2001年伍德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把这种多民族多宗教,跨社会阶层,情节密集得处处开花,百科全书式的超级长篇小说比作“多动症患者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没有一分钟的静止,没有一分钟沉思默想,“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詹姆斯·伍德是英国评论家中的重量级选手,即使不是文学“教父”,也是英国文学界敢说重话,说了重话让作家认真听的一个评论家。比如他公开评论奈保尔是人品极差趋迎富贵的渣男,是施害者和受伤者兼之。他评论保罗·奥斯特,直接用《保罗·奥斯特的浅薄》这样的题目。伍德不是简单尖刻的网红毒舌,每评论一部当代文学作品,他都在文学史上旁征博引,力求把作品放进文学史中去而不是简单地谈流行的文学套路。真话是文学批评的含金量。

在地域及国界鲜明的界限之下, 全世界每个作家都有他独自的归属及身份, 包括有法律效果的国藉,基因各异的民族,鲜明的不同地域,界定了界线,但界线并不鲜明的天空下,却产生出华文写作中万紫千红的不同风采。

张翎的经历在此次来沪的海外华语作家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青年时期经历了动荡的十年,又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批出国潮中离开故土。在上海长大的女作家华纯1986年赴日留学,小说处女作《沙漠风云》别出心裁地指向环境问题,“到日本以后我接触了环保机构,我所有的小说都写到上海,把上海放到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国家的人交往、交流。当时有很多留学生的作品,比如《上海在东京》《北京人在纽约》,但我觉得这些作品更像是失败者寻找出口的宣泄。留学生文学不能总是这样的面貌,它要向新的方向前进。我要写新的题材,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评论家王列耀认为,海外华人文学的创作题材大致有以他者身份和视角观察海外国家风土人情,和以流浪漂泊者情怀叙说故乡和家园两种,而华纯的创作跳出了这些窠臼,她以“地球人”身份写作,不写个人的悲哀和愁苦,而着力于地球生态和环境保护、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欲望的膨胀对自然环境和人性的双重破坏,“是对伤痕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一种突破。”

迫不及待地追读,令人爱不释手。白先勇,被誉为是“当代汉语文坛的旷世奇才”,他的眼睛总是那样清澈,又是那样苍凉。他写出的故事,有历史的绝望,也有人性的温暖。张翎,总是那样冷静,总是从容不迫地拨丝抽茧,在碎心裂肺的“痛感”里心平气和地给我们看历史深处的惊心动魄。陈河,总是大开大合,纵越时空,在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里为我们揭开尘封历史的隐秘角落。陈谦,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抵人物的心脏,她笔下塑造的女性,读者能看见密密麻麻交错的血管,在清晰地跳动。范迁,人们说他是文字的烹调师,淮扬的雅味中再加入麻辣,他的文字里有挥之不去的荷尔蒙气息,但终究还是寂寞与苍凉。夏商,下笔又狠又温柔,狠是不留情面,温柔是笔触的细腻多情。他的作品,有人说“是一种生猛的肌肉感很强的男性化的文字”,但他的创作似乎超越了时代,他写的故事,大多是一种诡秘的寓言。陈永和,这位旅日多年的女作家善良淡泊低调,但她的小说却阳刚气十足,犹如突耸的冰山,大量的岩矿淹在水下面,淹在岁月满溢的身心中。张惠雯,写作的奇妙是充满了异质的“心理现实主义”,她特别善于写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反应,同时充满了“人性诗意”的独特发现。王芫,其小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她的风格圆润成熟,更有一些朴素的硬度,她写的故事力道准确,几乎让人怀疑人生。二湘,以胆大凌厉著称,她写的故事很前卫,很奇绝,可谓刀刀见血,只要遇见她的小说,就会记住她的名字。凌岚,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尤其是异域风情的故事,苦涩的漂泊,生命的无奈,漂泊的日子似乎就只能这样走下去。柳营,小说总是很温和很阴郁,她写的故事很具象,让读者从很窄的门进去,不仅让人悲伤,还让人焦虑,但却是人最真实的存在方式,也是不得不存在的方式。黎紫书,被誉为“马华作家的得奖专业户”,驰骋华语文坛多年,被王德威先生概括为“温柔与暴烈”的作家,温柔来自深情,暴烈来自历史的创伤。她的作品比较冷,文字里弥漫着一种灾难感,让人无处可逃。黄锦树,近年来风靡在亚洲文坛的作家,无论马来西亚还是台湾岛,再到中国大陆,他的心灵自由又自信,文字奇幻又真诚,唯美主义加上诡秘感,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李凤群,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摆,默默地反转。”她的小说离尘世很近,静静地提炼着岁月里默默发生的好与坏。李一楠,敏感又细腻,喜欢写复杂的人物,淡淡的故事里总有些不寻常的人物,那些说不清道不白的痛苦,就埋藏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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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移民文学中的歇斯底里叙述,伍德从英国社会小说中的狄更斯传统说起,把原罪归到唐·德里罗(Don Dellio)的长篇小说《地下世界》头上。拉什迪的《午夜之门》、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唐·德里罗的《白噪音》、罗伯托·波兰诺的《2666》、强讷森·弗兰岑的《纠正》都上了黑名单,连2007年出版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出版后都被追补一刀。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写东西比较新颖,广泛,和开阔。与她们的年龄跟学历和社会经验都有关系。探讨当代新世纪海外女作家华文创作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广阔的话题,我试以鹭江出版社这两年出版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为例,来探讨这个课题。

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海外华文文学归根结底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与在异域写作相比,更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同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和增加了什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他提出,海外文学或者说留学生文学早在“五四”时就有作品出现,而这一代海外华文文学的贡献首先在于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不再是哭哭啼啼了,我就是敢发财,敢超越,敢争取名利,这是一股精神,也是一种转折”;其次是充实、强化了当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他们保持了对文学的童真,坚持文学是对现实的批判,写了很多国内当代文学未曾触碰的题材,也增加了大量新题材和新经验,“比如张翎的《金山》就是对华侨历史史诗性的阐述。”

欣赏海外作家的作品,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作家与海内作家一个鲜明的区别就是心灵放任自由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写作显然与谋生无关,这种不需为稻粱谋的“非专业”写作环境和写作激情,使得他们有可能创作出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品。在“生命移植”的表达空间里,无论是时空翻转还是命运的斑斑屐痕,是情感魔方还是悠悠的思辨之树,各自表达的“母题”不同,但各路作家都有意识地坚守了自己独立人格的美学追求,都是在新的时空体系中对于人的“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呈现的都是自己金子般的文学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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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题材鸿篇巨制的小说,大量地没有节制地铺陈外部环境和人物关系,疏于探索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内心状况基本没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描写,已经到了令读者头晕的地步了,比如《白牙》中每一个人物都信了一门邪教,或者不是地震(比如《午夜之门》),就是核弹爆炸(《地下世界》),“人物一生孩子就生一对双胞胎,连狗都会说话”,“主人公还没有往前走一步,迷宫一样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描写已经占了四十多页”……可见真的把伍德搞烦了。用国内编辑的话,就是这些小说“编得太厉害了”。伍德的理想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经典——留白,安静,连头带尾最多十页纸。小说,终极目标不是写得复杂,把读者侃晕,而是写得动人、好看这个简单的标准。

    继去年海峡集团鹭江出版社推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第一期之后,《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第二期于2017年8月2日在厦门出版。这一期推出的六册作品分别是:散文随笔集《走出前世》(作者/顾月华,美国)、微小说集《那日有雾》(作者/多拉,马来西亚),散文随笔集《走进意大利》(作者/陈瑞琳,美国)、散文集《蓝色的乡愁》(作者/方丽娜,德国)、中短篇小说集《玲玲玉声》(作者/虔谦,美国)、中短篇小说集《日食风动》(作者/施玮,美国)。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表示,异域生活的感受、跨文化的体验和世界性的视野,使海外华文作家拥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土壤和独特的创作资源,基于这种土壤、资源的写作实践,为中国本土写作者提供了很多启迪和激励。上海作协主管主办的华语文学网设立了“海外及台港华文作家经典读本”专题,迄今为止已有46位海外华文作家的121部作品上线。未来,“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将定期举办,为国内读者介绍更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搭建评论家与作者交流的平台。

华语小说的年展,虽然还不尽全面,但却是一个可以坚持的好方向。它显然在告诉读者,华语文学的未来,并不令人悲伤。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

这篇评论发表以后,不久扎迪·史密斯写文回复。她基本接受评论家的观点,“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个词话糙理不糙,下一本小说她一定关注人物内心。她唯一觉得不公正的是,《白牙》作为年轻作者的第一本小说,跟拉什迪和唐·德里罗这样文坛巨擘被一起痛殴,有以大欺小的嫌疑:“试想若没有《午夜之门》那还是当代英国文学吗?”——言下之意《午夜之门》出版的时候,评论家中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责拉什迪歇斯底里。而我这个年轻作者出版第一本书,你就敢骂了?“作家只能写她能写的,而不是写她想写的”,留白,安静,好看,写得像契诃夫,这些对小说的高要求,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对于这种批评,同辈评论家的反应是,既然写作反映世界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理想,面对如今这样一个世界,多少小说能避开混乱、焦虑、多地点多宗教多民族的故事构架呢?而这样错综繁复的故事怎么都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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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删节版首发《北京日报》副刊)

海外提供了作品发表平台

这段公案基本就到此为止。值得注意的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篇伍德没有把它收入评论集,没有让这句毁灭性的标签继续流传下去,随着时间流逝若不是专业研究者深挖的话,读书界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伍德对年轻作家还是心慈手软。要知道,伍德每隔几年就汇集他在报纸杂志上的长篇评论,结集出版,他的书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伍德的书在国内基本都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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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将海外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的重要资源,在他们中间,虹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

伍德和扎迪·史密斯对后殖民时代移民小说再次交锋,要等到2008年另外一部移民小说——约瑟夫·奥尼尔的《荷兰》横空出世并获得那年度的普利策奖。2001年纽约双子楼的恐怖袭击,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图景,十年后世界开始新一轮难民迁徙的潮流。难民问题让移民文学和移民世界的争论再添热度,难民是暴力和恐怖下极端形式的移民。难民问题加上全球恐怖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反移民的民粹保守思潮汹涌,这些进入21世纪后遍布全球的激烈的新现象,仿佛末日洪水!相比20世纪90年代伦敦东区移民社区的混乱,简直是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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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琳,1962年生于中国西安,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出国前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赴美,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曾担任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现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并兼任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家住墨西哥湾》《他乡望月》《去意大利》等,曾编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说专辑《一代飞鸿》《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及《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海外星星数不清—陈瑞琳海外文学评论集》等。作品多次荣获北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华文创作征文大奖,在文学评论方面,以其独特视角关注近30年来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动态,被誉为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仅仅通过作品,很难把虹影看作是一位海外华人小说家。尽管她1991年就移居英国,代表作也都在这之后发表,但她最著名的作品中却少有海外生活的经历,而是几乎把全部目光投注在重庆和上海两座城市上。重庆是她出生长大的地方,上海是她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地方。

詹姆斯·伍德任《纽约客》杂志文学评论版的专业评论家已经超过十年。可以说当代英美出版的重要小说,都经历他的刀笔。他选择作品的标准在英美的评论家中可以说具有代表性——出版作品引起关注,评论家对作品评论。评论家若对一部小说保持沉默不置一评,说明小说不够出色,不值得评论家花时间和版面。至于小说家的年龄、性别、种族这些非文学以外的因素很难成为作品的加分项。这一点跟中国文坛的评论路径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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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两个地方,我从没觉得自己有写作障碍。”对虹影来说,出国不是积累写作资源的过程,而是让她“学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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