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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巴德传》,第二代代表人物欧根·新葡萄京娱乐场app: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 2020-02-07 05:44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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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可谓群星荟萃,可圈可点的人物包括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第二代代表人物欧根·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第三代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第四代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第五代代表人物伊斯雷尔·柯兹纳,穆瑞·罗斯巴德和路德维希·拉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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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瑞·罗斯巴德 1926年3月2日,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出生。 生平介绍 在罗斯巴德的一生中他一直与许多政治思想家和政治运动有所牵连。在1950年代的初期,他开始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学习。在1950年代后期罗斯巴德曾短暂地与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运动有所牵连,但不久后便与其分裂,大力批评艾茵·兰德的理论,而兰德也批评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是拥护中央集权的。在1960年代后期罗斯巴德开始鼓吹和新左派的反越战运动合作,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保守派已经完全屈服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下了。不过后来罗斯巴德也批评新左派并非真的反抗征兵制度,而是想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制度。也是在这个时期罗斯巴德开始与卡尔·海丝合作,创办了鼓吹自由意志主义的Left and Right:A Journal of Libertarian Thought杂志,从1965年一直发行至1968年。他也和海丝合作在1969年至1984年之间发行Libertarian Forum杂志。在1977年他创办了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并一直替这本杂志撰写文章直他在1995年去世为止。

《罗斯巴德传》[美]贾斯廷·雷蒙多著朱海就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李松  

所有这些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都首先是经济学家。他们是在与其智识对手的论战中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权利”学派风格的。最初门格尔于1871年发表《经济学原理》,其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观主义方法论,边际效用理论,主观价值论等等)为奥地利学派形成后来的这种风格只是提供了方法论和知识论基础。此书发表后,门格尔面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挖苦和挑战,不得不孤军奋斗,与当时德国强大的“历史学派”对垒。而最初的“奥地利学派”的名号属于一种贬称,就是拜德国“历史学派”所赐。门格尔于1883年发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回应和批评。其后庞巴维克对客观价值论和“剥削”论问题做了多方的剖析和批判,他最有名的理论之一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论,直接与“剥削”论对峙。奥地利学派涉足的第三波论战涉及“社会主义的可计算问题”,发生在米塞斯和奥斯卡·兰格等东欧经济学家之间。米塞斯论证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可计算性。哈耶克到后来加盟了米塞斯,从知识论角度为米塞斯的观点添砖加瓦。第四场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30年代初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货币和周期理论叫板凯恩斯,成为伦敦暂露头脚的年轻顶级理论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争论涉及是否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相机抉择。凯恩斯抱支持态度,哈耶克则持反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巨著,就是对哈耶克死缠猛打式挑战的回应。《通论》掀起一股“凯恩斯革命”旋风,很多哈耶克的追随者随后纷纷转投凯恩斯的门下。其结果是,哈耶克暂时告输,凯恩斯赢。

路德维希 · 冯 · 米塞斯教授

在美国战后的理论家中,默里·N.罗斯巴德超尘拔俗,秀出班行,他是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同时又自成一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罗斯巴德的思想体系囊括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要为这样一位思想家作传,无疑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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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短时间内,这些论战的成败与其说与各方相持的理论正确与否有关,毋宁说更与时代精神和局势影响有关。即便在长期,理论上的交锋也难以有个最终了断。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很难被定性为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真理不能绝对把握,但可以通过试错的方式逐渐接近。他的话是对的。而且,即便一种理论有着明显的劣根性,人性的幽暗面也可能有利于这种理论继续被滥用。比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长期青睐,就与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均想“有为”有关,也与其中很多人想顺便浑水摸鱼、从中渔利有关。而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助长了民众对政府官员“有为”的要求,同时也迫使各大政党的政治家对选民不断做出更大的承诺。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在中国得到信奉。政府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往往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倚重公共投资。整个经济就像一家巨型马车,政府就像马车夫,要求车子保持高速前进,至于撞死多少人,掉下多少人,均不在话下。可谓不惜代价。我国上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风格即为如此。其结果是频频变动的经济政策导致对个人产权的侵犯,而且延误了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现任政府则更为侧重供给学派经济学,更少一点凯恩斯主义色彩,重视减少经济和金融管制的方法来顺应结构调整。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穆瑞 · 罗斯巴德《The Essential Von Mises》,中文版收录于《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二战爆发前夕,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作为实体的奥地利学派不复存在,身为犹太人的米塞斯不得不辗转流亡,并于1940年来到美国。在逆境中,米塞斯依然笔耕不辍,并继续开办私人研讨班,培养了罗斯巴德等一批杰出弟子,将奥派思想在美国传承了下来。本文便是罗斯巴德回忆的米塞斯在纽约研讨班上的一些故事。

由贾斯廷·雷蒙多所著的《罗斯巴德传》,是学界关于罗斯巴德的第一部权威传记。作者从罗斯巴德的生平经历、思想成长、学术成就等方面出发,牢牢把握他的思想精髓、乐观天性和历史意义,力图真实、立体地型塑其思想肖像。作为曾与罗斯巴德长期共事的“战友”,雷蒙多没有刻意将罗斯巴德割裂成多重身份,而是有所侧重地去还原和展示他在生命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以及所取得的不同成就,一个具有多重面相而又浑然一体的传主形象也就清晰可见了。

  

在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中,哈耶克可称得上是一大“怪胎”:他虽然从骨子里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他在外人的眼里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而且他还深度涉略心理学,社会理论,系统论等领域。哈耶克从一开始就已认定凯恩斯理论的软肋为其缺乏资本理论。他在20世纪30年代叫板凯恩斯失利之后,付出了数年的艰辛努力闭门造车,于1941年出版《纯粹资本理论》一书。但由于当时英国处于大战当中,大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均沉迷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简单“妙方”,而对哈耶克的呕心沥血、精雕细琢之作问津者寥寥。而且,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其核心要点并没有改变。哈耶克目睹英国古代自由主义被日渐离弃,种种集体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德国极权主义已成现实,奋笔疾书,于1944年先后在伦敦和芝加哥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由此一鸣惊人,成为闻名遐迩的通俗政治思想家,由此也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经济学家的生涯。哈耶克其后越发不可收拾,先后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和《致命的自负》等巨著,成为重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代宗师。

由于在祖国奥地利受到迫害,米塞斯也成为欧洲很多着名流亡者中的一员。他先到日内瓦,从1934年到1940年在国际研究院(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任教。1938 年, 在这里,他与挚爱的玛吉特(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1940 年,米塞斯来到美国。然而,就在无数信奉左翼激进思潮的欧洲流亡者在美国学术界大受欢迎之际,在米塞斯以前的追随者获得很高的学术地位之时,米塞斯本人却遭人忽视,被人遗忘。由于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上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所以他被标榜“不受限制地追寻真理”的学术机构拒之门外。不过,靠纽约市几家小基金会资助,米塞斯依然在1944年 出版了两本用英语写作的名着《全能政府》和《官僚制度》。《全能政府》揭示了纳粹政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相反,是一种全权主义的统制体制。《官僚制度》则对利润管理与官僚制管理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官僚制度严重的低效率是任何政府活 动所内在固有不可避免的。

罗斯巴德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中有着独特影响和崇高地位。他不仅整理和完善了米塞斯及其学派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还几乎以一己之力在美国为米塞斯学派建成了滩头堡。作者较为详细地还原了罗斯巴德与米塞斯的学术交往,正是在米塞斯的鼓励和帮助下,罗斯巴德完成了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全面论著《人、经济与国家》。这部著作的写作以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动》作为典范,其内容则比米塞斯更为广泛、全面,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的奠基之作,而两位学术巨匠的相互砥砺,也称得上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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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离开专业经济学圈之后,哈耶克的生活并不轻松,直到他于1974年由于其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个人生活和精神面貌才彻底改观。而其获奖则与凯恩斯主义的衰落有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年代,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之束手无策。这一局面导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贡献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获奖的实际原因则更为复杂。据说,一大原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总体回归,另一大原因可能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希望其本国左翼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能够尽早获得诺奖,于是把右翼经济学家哈耶克用来“凑数”,于1974年并授诺奖。

米塞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支薪的、全日制大学教职,这实在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可耻且不可饶恕的污点。自1945年起,米塞斯就只是纽约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经常被大学管理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远离声望卓着的学术中心,身边净是些研究会计或企业财务、趋炎附势、理解力低下的人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米塞斯还是恢复了他在维也纳时着名的周末研究班。 不幸的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米塞斯不可能指望培养出大批年轻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望重新恢复维也纳的研究班那种灿烂的成就。

经济理论上的创新显然不足以概括罗斯巴德的成就,尽管他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他在政治哲学与历史学方面的建树也不遑多让。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最知名且最畅销的是《为了新的自由》,这部紧扣现实、犀利而带有恶作剧般幽默的作品,突出反映了罗斯巴德毫不妥协的风格,他写道:“从经验上说,20世纪最好战、最干预主义、最帝国主义的政府就是美国政府。”

  

回顾整个20世纪,哈耶克和凯恩斯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所坚持的两种方法论和两种立场仍将主导21世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足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成因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稳健的经济增长需要有稳健的货币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而稳健的经济基本面需要通过促进竞争来维护。而各国的政府们仍然偏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断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对于哈耶克来说,不断对经济体注入廉价货币,乃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只是推迟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越是往后推迟,危机的程度越大。话说回来,情况愈是如此,愈是需要研读哈耶克。

尽管环境是这样恶劣,米塞斯仍然举办他的研究班,充满自尊,而没有任何怨言。我们这些在纽约大学结识米塞斯的人,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表露辛酸、怨恨的话。米塞斯无限地亲切而 和善,对学生们哪怕是一丁点思想的火花也尽一切办法予以鼓励和激励。每周,他都会向学生们提出一大串学习研究方案的建议。他的每堂课都像是一颗精心打磨的珠宝,充满了洞见,展示出他整个经济思想的风采。对那些心里发怯、不大发言的学生, 米塞斯总是目光中闪烁着他那典型的幽默,说:“别害怕,说出来。记住,不管你谈论哪个问题,即使你说错了,也有一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问题犯过同样的错误。”

罗斯巴德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不是空想而来的,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为历史学家,他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著作已经足以奠定他一流史学家的地位,而他的《经济学思想史》更是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批评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易互惠的讨论,批评从亚当·斯密发源的经济史中的“伟人”理论,批评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加尔文教)的观点,也批评托马斯·库恩的虚无主义观点和经济学思想史的主流范式……正如雷蒙多在书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最充分展现了“不顺从的人文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学派经济学的核心。

   访谈嘉宾:李松 | 《人、经济与国家》(美:穆瑞·罗斯巴德)译者、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中,真正能够把奥地利学派思想和公共政策分析广泛对接的,似乎可首推哈耶克一人。这一点可以从哈耶克《自由宪章》一书中看出。该书分为三大部分,共24章。每一部分分8章。第一部分题为“自由的价值”,第二部分“自由与法律”,第三部分“福利国家中的自由”。第三部分其实均是哈耶克基于自由价值和法治理念进行的公共政策分析。

米塞斯尽管身处绝境,但从他的研究班中还是涌现出一小群研究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传统;而且,研究班也成了纽约市区很多没有注册的学生的一座灯塔,每周,他们都来参加米塞斯的研究班。还有一件赏心乐事是,研究班结束后大家到一家小餐厅相聚,令人隐约记起当年着名的米塞斯圈子在一家维也纳咖啡馆侃侃而谈的情景。米塞斯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的种种趣闻轶事,其间不时进发出种种洞见,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在这种氛围中,我们清楚地觉得,米塞斯仿佛就是那个高贵、迷人的时代的老派维也纳的化身。我们这些有幸参加过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的人都从中明白了,米塞斯何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和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此外,《对美联储说不》《华尔街、银行和美国外交政策》《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等作品,都见证了他对经济和历史写作的终生追求。他从历史角度探寻联邦储备系统如何通过强大的银行业利益集团欺骗毫无防备的美国民众,论证美国制度化的攫取财富的体系将会荼毒全世界。他的所论,总是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其权贵精英分析法臻于成熟并且引人入胜。无论是美联储体系的历史,还是关于胡佛经济干预政策是新政源头的研究,他都能看穿政府喉舌的宣传,无畏地拆穿现代历史观念。

   主持人:梁晓阳 | 沉思网网学术观察员

哈耶克的庞杂知识体系使得很多学者感到望洋兴叹,甚至知难而退。明知哈耶克思想乃一大知识宝库,却望而却步,不敢涉足。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这样行事者大有人在。因此哈耶克对于多数学者来说仍然是个谜。我的一位好友是国内著名学者,他在对其友人介绍我这位经济学人时,每每称我是“搞哈耶克”者。言辞中不乏对哈耶克的赞赏。但我从未听到这位好友引述过哈耶克。这完全可以理解,绝非少见多怪。而且,我的这位好友也不引用为崇尚福利国家的美国“自由派”所追随的罗尔斯,这已经是万幸的了。

尽管当时处境艰难,米塞斯依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 巍然成为捍卫自由、自由放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孤独的灯塔。 我们也都看到,在新世界,米塞斯惊人的创造才能没有受到丝毫 影响。幸运的是,很多好心肠的人士翻译了米塞斯的经典,并继续出版他新撰写的着述。米塞斯是美国战后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是一位领路人,是一种永远鼓舞人心的力量。尽管备受学术界的忽视,但米塞斯的所有着作都在市面上有售,阅读这些着作的学生和追随者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即使在壁垒森严的学院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开始信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传统。

作为文化观察家和政论家,罗斯巴德长期介入日常的观念之争。他是一名斗士,蓬勃乐观,永不低头。对罗斯巴德所从事论战的叙述,是书中着墨的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直到逝世前,他留下了大量的政治评论,为世人绘制了一幅长达40多年的挑战左右两派传统权威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上升路线图。

  

我个人多年来致力于译介西学经典,参与翻译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帕普克编《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以及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目前正在组织翻译哈耶克《弗赖堡研究》(Freiburger Studien)和《良币论》(Good Money)。要熟悉西学经典,莫过于译介这些经典。就我个人而言,译介哈耶克的著作越多,越是钦佩其思想的博大精深。面对哈耶克的思想,我个人可谓甘之若饴,求之若渴。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米塞斯在二战后西欧抛弃集体主义,转向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西德,米塞斯当年在维也纳时 的学生威廉•勒普克是德国从集体主义转向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意大利,总统路易吉•埃伊诺蒂曾与米塞斯一起阐述自由市场经济学, 他为二战后意大利摆脱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塞斯的追随者吕厄夫在戴高乐将军勇敢地、几乎是单枪匹马为恢复金本位制而奋斗的战斗中,是将军的主要经济顾问。

终其一生,罗斯巴德都试图将包括经济学、历史、伦理学和政治学在内的多门学科融合为一个“自由的学科”。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哲学家,于他而言,米塞斯所言“经济学是人类有目的行动的结果”的律令,是他一生投身于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写照。他不只是在纸上书写经济学、政治学和关于自由的憧憬,而且还付出艰辛(往往是孤独的)努力,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

  

奥地利学派中存在两派,其中一派更偏无政府主义,甚至包括了无政府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为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而后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派则承认政府相对而言可有更多的作用,其代表人物就是哈耶克。前一派别认为哈耶克是干预主义者,而另一派别则认为他是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至上主义者,而且在20世纪成功地重新阐释和复兴了古典自由主义。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主义和英国撒切尔主义的兴起,就部分与哈耶克的思想贡献有关。

最后,我们要向米塞斯坚忍不拔的精神致敬,他一直坚持每周举办他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从未间断,直到1969年他退休为止,当时他已届88岁高龄,依然思路敏捷,充满活力,毫无疑问,他是美国仍在活跃的最年长的教授。

罗斯巴德的成就是巨大的。作为经济学家,他在美国复兴了奥地利经济学派,拓展和完善了米塞斯的遗产,并让纯粹的米塞斯派观点得以脱颖而出;作为思想家,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思想大厦建立了基本框架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著述相当于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他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长久激励着后来者。然而,这些并非他遗产的全部。他最为珍贵的遗产,或许是他的才智、幽默和坚韧不拔:他有着本真的性情,总是能够纵情欢笑,用幽默点亮那些至暗时刻;他有着乐观的心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找到快乐和希望;他还有着强大的意志,用他的智慧和勇气,炙热和真实传递他源源不尽的内在力量。

   主持人: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被访对象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者李松,人文经济学会的特约研究员,参与译制了奥地利经济学派著名学者穆瑞·罗斯巴德的著作《人、经济与国家》。

哈耶克的难得之处在于其坚持中道自由主义的原则,同时接受有限程度的利益共和。这一点可以从其代表作之一《自由宪章》中看到。全书其实强调他后来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整部巨著的第三部分涉及这项原则在福利国家中的公共政策应用,不断对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可能性提出种种警示,并提出与个人自由兼容的一些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一般旨在共赢,既体现对中道自由主义原则的坚持,也接受有限度的利益共和。在第三部分,哈耶克比如强调个人所得的单一比例税率本身就会使得富人的纳税多于穷人。但是,他也看到现代国家的多数选民往往偏好累进税率。而高累进税率必然影响经济主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哈耶克提议,如果一定要采取累进税率,那么只能采取低累进税率。此外,为了防止福利国家中议会表决出现“多数暴政”,哈耶克还建议通过一项政策的多数,也需要承担多数的成本,以此来约束和挫败党派之争导致不断增加对选民的福利承诺。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三部分的公共政策分析展示了其思想是可落地的,与现实政治能够找到很多契合点。哈耶克不是“空中飞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哈耶克的思想虽然有启发意义,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没有多大用处。我在2007年于耶鲁法学院作为访问学者逗留期间,一位美国宪法学教授在邀请我共进晚餐时就说过这一番话。

   李松:大家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可以从哈耶克感受到不同的用处。甚至不排除有人觉得哈耶克的思想毫无用处,甚至有害处。甚至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争论得一塌糊涂。比如美国著名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女士在1946年给罗斯·维尔德·雷恩(Roase Wilder Lane)的一封回信中回复了雷恩提出的“那些几乎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是否比100%的敌人更为有害”这样一个问题。安兰德的具体答复是:“那些在某些方面同意我们的观点,但同时宣扬相互矛盾的思想的人,绝对比100%的敌人更为有害”。她补充道,“比如米塞斯作为一个几乎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我尚可忍受……要举例说明我们最有害的敌人,当推哈耶克。那人是真正的毒药。”

  

同样是1946年,另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针对哈耶克有关创建朝圣山学社的建议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米塞斯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主张经济的完全自由放任,隐含地将哈耶克及其许多同人试图把个人经济自由与任何政府规制相结合的各种努力一概贬斥为“干预主义”。在备忘录之末,米塞斯指出,哈耶克教授所提出计划的弱点在于它依赖与很多人的合作,而这些人以赞成干预主义而著称。其实,哈耶克与米塞斯在经济秩序观中的区别在于,哈耶克反对经济领域完全自由放任,米塞斯则赞成。哈耶克认为:竞争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要首先让它发挥主导作用;要为竞争而计划;竞争需要一套规则,而这套规则本身需要通过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来发现。

   主持人:这次访谈是“沉思网网在线学人访谈系列”中的一期,本次由我来主持。我是梁晓阳,沉思网网的学术观察员,专事美国历史、欧美政治哲学这一领域的观察。李松老师好。

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罗斯巴德与米塞斯一样赞成经济领域的完全自由放任。罗斯巴德对哈耶克的批评则更是可用“狗血喷头”来形容。哈耶克《自由宪章》第一章界定了什么叫自由。在该章中,他几处利用和对照“强制”这一概念来说明自由的概念。哈耶克把自由视作为最小强制。但是,罗斯巴德则在《自由的伦理》一书用了整个第28章批评哈耶克及其强制概念。他认为哈耶克的强制概念是混乱和幼稚的,并认为“强制不是一个可以相加的数量概念,我们无法从量上比较强制的不同程度,尤其是不同的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