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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小说,伍尔夫不仅仅以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而闻名

  • 2020-02-05 18:52
  •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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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她同时也被认为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自从191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出航》(The Voyage Out)以后,伍尔夫笔耕不辍,创作了多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其中虚构作品包括《夜与日》(Night and Day,1919)、《雅各的房间》(Jab’s Room,1922)、《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25)、《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海浪》(The Waves,1931)等等,其作品中的现代性、实验性以及女性主义思想成为有关20世纪文学的讨论中绕不过的话题。在伍尔夫的非虚构作品中,她以“谁也模仿不了的英国式的优美洒脱、学识渊博”,而被誉为“英国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和“新散文的首创者”。1928年10月,伍尔夫两次受剑桥大学之邀,先后到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演讲。1929年3月,她将两次演讲整合成一篇文章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在美国的《论坛》杂志上。后来,她对此文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于1929年10月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题由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国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仅有100多页,却以它前所未有的力量震撼了学术界,既被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也被公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指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女人,生活在16世纪,必定是不幸的女人,只会折磨自己。要释放头脑里的无论怎样的才智,需要具备某种精神状态,而她周遭的所有条件,她的全部直觉,处处都与这种精神状态相抵牾。”她同时指出,16世纪及其之前被认为是“猫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剧”的时代,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叫朱迪斯,“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里。她虽然像她哥哥一样充满活力、富于想象,而且同样渴望了解世界,但是她既没有被送去上学,也没有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不用说阅读维吉尔与贺拉斯的诗作了。”所以,在16世纪,“莎士比亚的妹妹”成不了莎士比亚,但这并不表明她们的创造力是匮乏的,也不表明女性的心智是不完整的,或者她们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相反,在伍尔夫看来,女性的天赋并不比男性差,只是她们受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逼迫。像朱迪斯那样,伍尔夫叙述说,17岁时,她的父亲便将她许配给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羊毛商的儿子,她不愿意,却遭到父亲的责打,但是她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安排,于是,她逃离了家庭,赶去伦敦,来到剧院门前,找到剧院经理说,她想当个演员。但是,那个胖胖的男人狂笑着说,“女人演戏还不如让卷毛狗来跳舞哩,所以想都别想。”不久,她就怀上了这个经理的孩子。结果,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她痛苦不堪地自杀了,“尸体被埋在城外的某个路口,也许就是今天大象城堡饭店前那个公共汽车站所在的地方”。伍尔夫以“莎士比亚的妹妹”的命运影射女性受制于她所处的社会与历史以及作为“第二性”和“卑贱者”被压制、消减甚至剥夺创造力的情形,她呼吁女性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不必愤怒,而应该“诚实地”、“心平气和地”把它写出来。她宣称,女性写作与女性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女性只有在考察自己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中追求一种明净的精神状态,追求心智的自由,承认自己的局限,才能最终“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伍尔夫所提出的这种女性主义诗学思想对当代女性作者和读者的阅读、写作以及生活影响极为深远。

全书的核心观点就是围绕“女性要从事文学创作,需要物质的基础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展开,既回溯了曾经女性地位与创作的艰难,又提出对了如今女性的期冀。

出版《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奥兰多的写作之梦:女性文学论稿》、《伍尔夫小说美学与视觉艺术》等专著七部;出版《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前传》、《通过身体思考》、《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文学经典》、《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等译著六部。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教育部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汉译与接受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与视觉艺术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元素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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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在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9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女性与小说”以及“自己的房间”。对于中国大多数年轻一代女性而言,她们或许难以想象18世纪之前女性所受到的限制: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她们不得不将全部的时间用来养育孩子和陪伴家人,她们的创作才华不被欣赏等等,在她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权利中,印刻着她们的母亲们、祖母们以及曾祖母们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认清历史是使得我们保持警醒的重要路径。伍尔夫告诉我们,那些几百年前“猪也来刨食”的地方,如今变成了图书馆、实验室,看似“金银财宝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砌的路面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荒草”。其实,一切权利的获得都没有那么轻而易举,我们惟有透过金银财宝的基石听到那些枯萎的野草的歌唱,才更能体会到拥有金银财宝的幸福。不仅如此,认清自我是使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方向的重要保障。“做自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伍尔夫坦言,她鼓励女性要忘掉自己的性别,去挣钱养活自己,要真诚、清静,要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努力向上,追求精神生活,要留心自己肩负的责任,留心对未来会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伍尔夫的远见,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我们回味无穷。

3.不知为何,世间的美一时间喷薄而出,却又倏忽而逝,那即将逝去的世间之美,有如利刃的两面,一面惹人笑,一面惹人怒,把心切成了碎片。

报告题目:旅行书写与女性的精神成长:以英语小说为中心

她们的写作文:徐瑾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经济人》写作不易,那么女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写小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如此回应“妇女和小说”的关系。这一说辞,成为女性文学批评家的反复引用的最佳案例与微妙隐喻。事实上,追溯19世纪的职业女性小说家的兴起,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就是经济。“中产阶级妇女需要挣钱,这个观点被接受和认可接受了漫长历程。”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如此断言,她甚至写了一本追述英国女性小说家传统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一开始,写作就为女性提供了潜在的工作机会,当时中产阶级女性最多不过是家庭教师这样的身份,每年不过是20磅到50磅的年收入,然而作为女小说家,一部三卷本小说大概可以获得100磅的版权收入,同时可以写专栏,收入一般是一畿尼,略多于一英镑。我们习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能以写作弥补家用,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了不起的一步,而且女性写作者数目不少。早在1773年,就有人评论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支系,“差不多全部被女士们占领”;密涅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中,女性是男性作者的一倍——这还是已经发表的部分,肖瓦尔特通过资料梳理断言每一部已经发表的女性作品背后都有着多位渴望发表的女性作者。直到今天,女性确实在小说写作与阅读的生长线上占据重要位置,小说家奥威尔曾经以自己书店的经历总结男女看小说的异同,书店出租全是小说,“若说男人不看小说那倒也不尽然,但男人们的确不怎么看某些类型的小说。总体而言,所谓的通俗小说,也就是那些粗制滥造、水平参差不齐、高尔斯华绥式风格和英国式拖泥带水笔法杂陈的作品,似乎都是专门写给女性看的。男性看的都是有可能在交谈时成为炫耀资本的小说,再有就是侦探小说。”回到开始的经济问题,伍尔夫所谓的女性写作者收入门槛应该在500英镑的年金收入,有人粗略计算这约等于现在的40万人民币——据说,当时一个女性职业打字员每年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也不过50磅左右,已经可以活得相对体面。事实上,伍尔夫本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也部分代表了当时女性写作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写作事实上改善她的生活,“自我结婚以来,这是我首度开始花钱。这口袋里塞满超过我平常每周的十三先令——过去这十三先令多半总是花费殆尽,或是遭人觊觎——有种很是优渥的感觉”。她也激励同行努力写作,“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另一方面,她对于写作赚钱也有一种纠结,曾经讽刺另一位小说家奥利芬特:“奥利芬特夫人出卖自己的头脑,她那令人敬佩的头脑,滥用自己的教养,奴役自己的思想自由,目的就是能够赚到生活所需以及孩子的教育费。”进一步看,伍尔夫并不能完全代表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典型。伍尔夫出身良好,可谓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著名学者,丈夫伦纳德同样出身剑桥,相处29年,一直对伍尔夫的才华以及神经质无怨无悔,甚至她的姐姐与姐夫对她都宽容有加。更为重要的是,伍尔夫成名于20世纪初期,当时妇女写作地位已经得到相当认可,写作作为一种天赋已经得到不少祝福,伍尔夫本人也是伦敦文学圈的核心,23岁就开始职业写作,三十二岁发表第一部重磅小说(这一点远远早于上个世纪的女作家),更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核心人物——在她发表上述演讲的数年之前,伍尔夫夫妇已经花了700磅收入购入“蒙克之屋”别墅,随后也拥有了自己用于写作的一间小屋。对比之下,更早的女性写作者比伍尔夫的纠结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个人起点还是创作环境,时代对于她们都严苛得多。伍尔夫也曾感叹伊丽莎白时代女性文学的匮乏,“我在书架上不断寻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法找到一本有关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没有实例,我也就没有办法就我的问题加以反复思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她们往往被视为淑女小说家(Lady novelist),往往被外界刻画为神经质或者刻板邋遢等等。她们自身,也不乏身份认同焦虑,也倾向于否定甚至自我贬损,夸大自身的不幸与疾病,女诗人兰登就曾这样写道“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日复一日的苦功,凡此种种是一个文学事业成功的女人吞食的果实”。1800年成为一个分界点,1800之后出生的女性写作者,也就是1840年之后发表小说的这代人与此前前辈有了很大不同。对比之下,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小说家“与其说挑战当时社会的价值标准,不如说她们在争取得到社会的奖赏。对于妇女,如同对待其他亚文化群的人一样,文学成了成就的象征。”写作开始成为一种公认的职业,开始形成有了女性小说的认识,并且从“家庭写实”主义起步,继而开拓了新的天地;19世纪晚期的不少女性小说家,已逐渐形成多产、职业的群体,对于女性与作家的两重身份日渐驾轻就熟。只有女人才能了解女人,这句话虽然偏激,却并非全无道理。女性创作,最初往往被男性评论家认为“社会学意义上变色龙”,所体现只是男性亲属的生活形貌与阶层背景;但肖瓦尔特认为女性小说其实和其他亚文化一样,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过,在过去的文学史上,以男性为主的文学批评家往往聚焦于著名作家,女性作家可以归于所谓“伟大传统”不过寥寥数位,也就是勃朗特、爱略特和伍尔夫等数位,除此之外的女性作家往往籍籍无名,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也正因此,伊莱恩·肖瓦尔特从各种历史材料中“打捞”今天看来冷门的女性小说家,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女性小说图谱,可为别开生面。她涉猎英国小说家这一领域的时候,她更关注女性的自我意识如何转化为文学形式,因此她更关注以写作为职业的女性作家,她们什么时候开始为钱写作?她们如何在家里写作?写作如何改变了别人与他们自己?书中涉及大概两百名女性。除了上述为人熟知的几位,书中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和评论了19世纪的盖斯凯尔、克雷克、朱斯伯里、林顿、奥利芬特、布雷登、布劳顿、伍德、休厄尔、扬、罗宾斯、格兰德、施赖纳、埃杰顿、沃德及20世纪的曼斯菲尔德、理查森、莱辛、德拉布尔、拜厄特和卡特等多位作家。肖瓦尔特研究时间跨度超过了300年,她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世纪40年代至乔治艾略特去世的1880年,这期间流行用男性化笔名,也对主流文化表示模仿与认同,称为“女性”阶段;第二阶段为1880年1920年,这期间女性获得选举权,权利意识觉醒,开始逐步对于主流价值观出现叛逆与抗议,可称之为“女权”阶段;第三阶段则是1920年至今,女性的自我意识愈加拓展,身份寻求进一步转向内在,称之为“女人”阶段,而这一阶段里女性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回归作者的自身经历,其实也对应着女性身份的变化。她的女性身份在60年代甚至无法在学术界谋取教职,这也索性为她研究女性小说这一冷门领域打开方便之门,而进入女权主义兴起的70、80年代之后,她自身也伴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一切的一切,肖瓦尔特还是未能免俗地回到了伍尔夫,除了我们追述了女性拥有一间屋的“传统”,也发出自己的忠告,“如果自己的一间屋成为墓地,女性就此退出政治世界,与‘男性的’权力、逻辑和暴利脱钩,那么这屋子就是一间坟墓。”时至今日,这一诤言仍旧适用。当文化与性别的疆域变得模糊,女作家门槛却大大降低了,坊间网络,写作日益普及化,甚至使得以性别作为卖点也不再时髦,这或许也是肖瓦尔特所希望女性能突破自身的起点。

战争与自杀

伍尔夫

1940年,德国空军对英国连续实施“海狮”行动和“月光奏鸣曲”行动,共投弹15万吨,伤亡数万之众。愤怒使人受伤,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生命的激情,那就是伦敦城。……看见伦敦整个被摧毁,这太刺痛我的心了!”伦纳德是犹太人,他深知英国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时,他们像蛾子一般骚动不安,设想过,也设想过服毒。其实在二战爆发后,夫妇俩在伦敦的房子被德国人炸飞了。这时他们曾商量过万一英国战败,要一起自杀,免得受到法西斯的侮辱。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她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好转,于是在一天早晨独自出走,全身衣服口袋装满石头,将一生结束在家附近的乌斯河。她给丈夫留下了这封遗书,说自己撑不下去了,印证了自己1929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最亲爱的:

我一定是又要发疯了。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挺过一段饱受煎熬的日子。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恢复了。我开始出现幻听,无法集中精神,因此我要去做看来算是最恰当的 事。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可怕的疾病到来前,没有哪两个人能比我们更加幸福。我撑不下去 了。

我知道我正在破坏你的生活——没有我,你本可以做自己的事。很快你就能这样了。你看,我已经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要说的是,我欠你一生的幸福。

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好到难以置信。我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大家也都知道,假如有谁曾救过我,那也只有你。

除了你对我的好,一切都已离我而去。

我不能再继续破坏你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弗-

星期二

就在伍尔夫自杀后的翌年(1942),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也在巴西选择了煤气自杀,与妻子双双弃世。知识分子的个人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投影。所幸弗吉尼亚·伍尔夫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异常丰厚,她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出航》、《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等,犹如一部“女性的心灵史”。从中,“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

今天女性写作的成就与伍尔夫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过去100年甚至200年间,女性现实生存境遇的转变带来了女性写作翻天覆天的变化,形成了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新版图。相对于19世纪那个“没有女文人这类人” 的时代,20世纪却是女性作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女性写作不再是“被山峦包围的荒漠”,而变成了“山峦迭起的草原”,其中“奥斯丁山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和“伍尔夫丘陵”仍然具有极高的辨识度。20世纪2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风起云涌,忧郁而又不幸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被女性主义所拯救,她们拥有了“自己的房间”,用“白色的墨汁”写她们自己的故事,从 “阁楼上的疯女人”变成了“大笑的美杜莎”。女性的命运被彻底改写,“猫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剧”的时代被彻底翻转。到20世纪90年代,在女性主义第三浪潮中,女性诉求从激进的对抗转向温和的合作,受害者女性主义的呐喊之声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后女性主义多元表达,虽然平等与赋权仍然是女性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但女人们转而审视自我,收回了她们试图占据男性领地的野心。生活态度的转变带来了写作空间的转移,以及写作主题和叙事方式的变化,变化进一步激发了女性写作的力量,涌现了大批女作家与作品。这从世界主要文学奖的评奖中可见一斑。从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到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等等,女性俨然已经成为各个文学奖项的领奖台上的主角。肖瓦尔特曾经宣称,女性文学是“她们自己的文学”,独成体系,但是,她指出,这种分离的英国女性小说的文学传统,在21世纪来临的钟声中结束了。21世纪是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是边界被打破、整体被重构的时代,是女性写作的世界版图变迁的时代,也是女性写作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时代。随着女性写作跨越东方与西方的国别边界、第一性与第二性的身份边界、公共与私人的空间边界、以及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意识边界等,女性文学传统在跨界中延伸并拓展,成就了更多的女性作家及其波澜壮阔的人生。

11. 19世纪早期小说的整体结构,如若是出于女性的笔下,那就是在这样一种略失直率的心境下,为了迁就外界的权威而不得不放下自己清晰的看法,换了眼界之后写就的。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摘要: 她们的写作文:徐瑾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经济人》写作不易,那么女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写小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 ...

悲惨童年

伍尔夫父亲

父亲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牛津,上剑桥,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他通过检查每周账目显示愤怒来粗暴伤害可怜的女儿。受尽创楚的弗吉尼亚被迫扮演多重角色——女主人、社交界新手、看护、学生,这显然是她难以胜任的。

两位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更是严重地毁损着她的身心。伍尔夫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刚三十出头,晚上会溜进她的卧室,并告诉她“不要开灯”。伍尔夫在《存在的瞬间》中如此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不幸的小鱼与一只巨大而骚动的鲨鱼关在同一个水槽里。”她在性爱方面本就比常人要羞怯得多,此后更是被吓退到极端冷淡和自卫式恐慌的姿态中去,这直接导致了她婚姻生活的无法弥补的缺陷。

弗吉尼亚一生中有过多次大的精神崩溃:1913年9月,感觉婚后严重不适的弗吉尼亚吞服了大约一百片安眠药,陷入深度昏迷,生命垂危,所幸抢救及时。两年后,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不仅行为暴烈,大声尖叫,还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表示出极度的憎恶和强烈的敌意,长达两个月时间拒绝与他见面。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利用小说家的自由与特权”,用虚构与意识流的手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展现了时空交汇中女性被历史传统羁绊、被男权歧视并压抑、被现实生活困扰的处境,她设想了 “我”在“牛桥”与“玛丽小姐”相遇的场景,在她们的交谈中一一呈现了“西顿夫人”的历史以及“莎士比亚的妹妹”的人生轨迹,她借用小鱼咬钩比喻女性的思想与才情,以一只没有尾巴的猫隐喻女性的独特之处,以载着男女前驶的出租车暗指“雌雄同体”的可能性。读者也随着她的思绪,在“牛桥”的校园里漫步,在河堤上沉思,在图书馆前驻足,在餐厅里享用午餐,或是随她一起回到她的居所,站到她的书架前思考。伍尔夫通过想象构筑了一个虚构的作家创作的空间,带着读者穿越时空,体验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与摩擦。事实上,从16世纪到19世纪,女性一直处于被物化并丧失主体性的重压中,她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在1891年之前,英国的法典中还允许丈夫将妻子闭锁在家中;1918年,英国女性才获得选举权(并限于30岁以上的女性),而在此前英国向女性开放的职业,按照伍尔夫的描述,也就是“从报社讨些零活谋生,教幼儿园的孩子识字赚取几个英镑”之类,“即便到19世纪,人们仍不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而在20年代后的女子学院里,像戈廷学院和纽纳姆学院,女生还“需要带上厚厚的手套”,用“金块打造的栅栏来保护自己”。显然,在那个女性写作才华不受器重的年代,女性缺少政治、经济的保障,即便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帝国主义的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当时也是相当的窘迫。直到20世纪初,在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女性逐渐获得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和财产权,虽然在当时拥有500英镑的年薪再加自己的房间对于很多女性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在女权主义的摇旗呐喊中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启了解放自我的征程。所以,伍尔夫指出,小说是女性借用来表达自我的媒介,要真正弄清楚女性写什么、怎么写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写,必先要理解女性的真实生活,理解她们在歧视、桎梏、甚至是刁难中的种种隐忍、遮蔽、挣扎与逃逸。于是,女性写作所撼动的不只是小说创作的方式和方法,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认知、文化传统、乃至政治机制。显而易见,在伍尔夫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她的女权思想,但是她的女权观点中含有后女性主义的主张。她指出,诗性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要有闲暇,要有一小笔钱,才有超越个人得失而静思万物的可能。但她提醒女性要心平气和地思考,要不怀胆怯与怨恨去创作,才得以复活被历史所埋没的才情。她承认女性创造力与男性的差别,认同男女生理构造上的差异,但她倡导社会教育强化男女不同,以满足世界的多彩与世界的浩繁,展现世界的多元性特质。她写道:“两个性别尚且不足,只剩一个性别又怎么行?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发掘和强化两性的不同点,而不是共同点吗?”她呼吁男女性别合作共营,建构双性同体的理想国,创设和谐共生的生命景观。

1.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杨莉馨教授简介

无性婚姻

1904年父亲去世后,伍尔夫的精神病发作,挣扎在痛苦中的她开始尝试自杀。为了让她好起来,全家人一起搬出了老房子。

伍尔夫与丈夫

伍尔夫搬到布伦瑞克广场,把房子布置成了一个开放旅舍出租给她的朋友,顶楼租金最便宜的房间,住着一个“一贫如洗的犹太人”,他就是剑桥毕业的青年伦纳德·伍尔夫。

顶楼的穷房客爱上了女房东!这是当时伍尔夫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但她对伦纳德的示爱一直犹豫不决。伍尔夫很清楚自己对伦纳德而言,并不具有性吸引力,同时她又觉得伦纳德性格善良忠诚,非常体贴,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婚姻“将会充满了生机,总是活泼有乐趣,总是充满热情。”

伦纳德那时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殖民地工作,为了伍尔夫,伦纳德辞了职返回英国。他写了一封短短的求婚情书,堪称情书中的经典,终于打动了伍尔夫,两人在1912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对于自己的婚姻,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大犯踌躇。她就像自己的小说《到灯塔去》里的莉丽,尽管认为爱情宛如壮丽的火焰,但因为必须以焚弃个性的“珍宝”为代价,因此视婚姻为“丧失自我身份的灾难”。一个女人抱持这样悲观的看法,又是在三十岁的“高龄”上才开始构筑“二人空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事后证明,弗吉尼亚的忧虑纯属多余,倒是她的心理症结落下的性恐惧和性冷淡,使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婚后不久,伦纳德就发现妻子极其厌恶房事,这点没有摧毁两人的婚姻,伍尔夫抑郁症反复发作,也没有摧毁两人的婚姻,甚至连伍尔夫的出轨,始终没有摧毁婚姻,而且她的出轨对象还是女人。

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饶有文才,深具眼力,与其说他欣赏弗吉尼亚的娴雅风度,毋宁说他倾慕弗吉尼亚的超凡智慧。在他眼里,弗吉尼亚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贞女”,在她身上完全不粘附世俗的肉欲色彩。应该说,起初,伦纳德心有不甘,他抱着幻想,认为自己能像王子唤醒睡美人那样唤醒弗吉尼亚体内的性意识。几经努力,徒劳无功之后,他创作小说《智慧的童贞女》,借用男主人公哈里·大卫的口吻谴责了冷血的女人,认为“那些长着白皮肤和金色头发的苍白的女人……是冰冷的,同时也使人冰冷”,他的这些心怀不忿的说辞(近乎指桑骂槐)无疑对弗吉尼亚的自尊构成了深深的伤害。

弗吉尼亚婚后的“精神雪崩”给伦纳德适时地敲响了警钟,他决定从此认命,转而追求精神之爱这一更高远的境界。他这样做,仅需一条理由——“她是个天才”——就足够了。弗吉尼亚的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创造力的源泉。1930年,弗吉尼亚告诉一位朋友,没有伦纳德,她可能早就开枪自杀了。弗吉尼亚能以多病(而且是精神病)之身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伦纳德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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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十世纪备受瞩目的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不仅仅以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而闻名,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

报 告 人:杨莉馨 教授

文学与写作

伍尔夫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倒是女性之间感情能水乳交融,《出航》中的雷切尔与姨母海伦,《夜与日》中的凯瑟琳与玛丽,《达洛卫夫人》中的克拉丽莎与萨利,《到灯塔去》中的莉丽与拉姆齐夫人,都能达至心灵的默契。

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徐志摩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和薇塔都是伍尔夫的闺中密友,如果说她与同病相怜的曼斯菲尔德只是心心相印,那她与薇塔的关系则带有浓厚的性爱色彩。现代批评家邦德指出:“在她们的罗曼史最活跃的岁月里,受到她对薇塔的爱情的哺育,最伟大的文学杰作《到灯塔去》、《奥兰多》和《海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金笔下流淌出来。”而随着弗吉尼亚与薇塔之间的爱情趋于平淡,她生命中点石成金的创作盛期(1922——1933)即宣告终结。

像伍尔夫这样心灵敏锐之极,又有家学渊源的人似乎天生就该成为作家和思想家。她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固然东鳞西爪,但她父亲莱斯利的深湛学识并不弱于一所学校。早在少女时代,她就能一目十行,用收割机的速度阅读文学作品,连饱学鸿儒莱斯利也不禁惊叹女儿是在“吞噬书籍”。他早就看出弗吉尼亚将来会成为一位真正的作家,他给女儿的忠告只有寥寥数语:“阅读你喜欢的书,是因为你喜欢它,绝不要假装赞赏你并不赞赏的东西。”——这是他在读书方面惟一的教诲。“用尽可能少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写,准确地写出你的意思。”——这是他在写作方面惟一的建议。这两句颇有见地的忠告伍尔夫终生不忘。1922年,她读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并不喜欢,认为作者“似乎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缺乏必备的品位”。她绝不会人云亦云。

伍尔夫曾在《自己的房间》里为莎士比亚虚构了一位名叫朱迪思的妹妹。她与哥哥一样禀赋超群,富有想像力和冒险精神,但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只拘守在家中,补袜子或照看炉子上的炖肉,她的归宿早早就定了谱——嫁给邻居羊毛商的傻儿子。她不甘心受人摆布,因此愤而出走,到伦敦去圆自己的演员梦,然而却被经纪人引诱到怀孕,梦想化为泡影。结局是十分凄凉的,朱迪思在一个冬夜自杀了。编织这个故事,是要说明:“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女人,肯定会发疯、自杀,或者在村落外一所孤零零的小屋里终老一生,半像巫婆,半像魔女,令人害怕,被人讥笑。”弗吉尼亚是幸运的,在旧的价值体系行将崩溃的十九世纪末,她的精神挣脱了樊笼;在新的价值体系迅速形成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她的才智得到了用武之地,因此她的成就是朱迪思无法梦见的。她在1933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愿意变得“著名”、“伟大”。我要继续冒险,继续变化,开阔思想和眼界,拒绝被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

写作,对于弗吉尼亚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行动。她奉行“匿名哲学”,坚守“局外人立场”,拒绝接受来自学术界或社会团体恩赐的光荣,比如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和荣誉学术会员称号,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