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内容

其中《船夫日记》于1992年出版,《美国》和《城堡》没有结尾

  • 2020-02-05 18:52
  • 宗教文化
  • Views

在《下落不明的人》的结尾处,卡夫卡选择俄克拉荷马作为剧院所在地,让卡尔·罗斯曼乘火车赶去,卡夫卡的这一安排让人将这部小说与他那张俄克拉荷马的私刑照片联系起来,可能有着不祥的意义。像我一样,霍夫曼也注意到了罗斯曼的火车旅程预示了火车拖犹太人去奥斯维辛的过程。我会再回到这一联系,并且不免浅薄地认为我或许是最先论述这种联系的人。霍夫曼只是附带着提了一下两者间的类比,并没有像我即将要做的这样去彻底探究细节。

余泽民现定居布达佩斯。他告诉早报记者,凯尔泰斯对于东欧文学的意义在于他的获奖让匈牙利文学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的东欧文学在当代文学里是最有沉重历史感的。而凯尔泰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的目光重回冷战。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将目光转向了20世纪最沉重的话题,后来的赫塔米勒是这一话题的延续。

◆生平点击 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作家,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1944年,凯尔泰斯和另外的7000名匈牙利犹太人给赶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以后所有小说的题材。着有:《退稿》、《无命运的人》等。 ◆文采洋溢 对凯尔泰斯·伊姆雷而言,人的精神空间就是他适应生活的能力。凯尔泰斯通过作品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探索了这样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群体被迫 屈服于社会强权的时代是如何生活和思考问题的;相较于人类集体的需求和利益,个人的经验似乎派不上用场。来自内心的挣扎与诱惑,比来自外界力量要残忍强大 许多;必须先战胜自我这个魔鬼,才能游离于权势与物质之外,以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丰盈着人类的永久精神。 凯尔泰斯·伊姆雷花了13 年时间来完成代表作《无命运的人》,小说写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克维什,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和感受。不仅描写了集中营中的种种暴行和屠杀,而且以一种独特 的视角和异化疏离的手法,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作品不仅是对纳粹大屠杀的揭露,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通过对这一大浩劫反思,看到现实社会中依然 存在着无形的命运、无奈的处境和无言的悲哀。 ◆获奖理由 “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垂世名言 “即便它的理由是暴政和历史的错误。事实上,事物至少拥有双重生命:现实的和精神的。如果说存在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更进一步地说,是对事实的一种过度解释,那么这种解释最终泯灭或是模糊了事实本身。” ——《为一个未能出世的孩子祝福》 ◆光辉品格 凯尔泰斯未满15岁就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亲眼目睹了德国纳粹的种种暴行,大批犹太人惨遭杀害,这使他永世难忘。战后,他重新审视了奥斯威辛的种种暴行,深刻思考着这段罪恶历史的背景和根源,将创作的主题与奥斯威辛紧紧相连。

凯尔泰斯·伊姆雷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3年开始自由写作生涯,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后来也写了《命运无常》《寻踪者》《英国旗》《船夫日记》等作品。图片 1

为什么会这样?卡夫卡对上述还未完成的小说心生厌倦,注意力转向其他创作了吗?他觉得写得不好?致命的疾病让他无法写下去?他失去了创作灵感?这些解释看起来都不可信,因为在他没能写完这三部伟大小说期间,他却写出了许多精湛的短篇小说、寓言、悖论和箴言,即使这些短小的作品或许会因为未能明确揭示某种意义而被看成失败的创作。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没法指明意义。卡夫卡的写作几乎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所说,他的生命是写作,且只有写作:“我的一切都是文学,我不能也不愿成为任何别的东西。”

1975年,凯尔泰斯的处女作《命运无常》经过十年周折得以出版。后来相继出版小说《寻踪者》《侦探故事》《惨败》《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

凯尔泰斯·伊姆雷 凯尔泰斯·伊姆雷简介 凯尔泰斯·伊姆雷,匈牙利犹太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29年11月9日,凯尔泰斯·伊姆雷生于布达佩斯,1944年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1975年,出版以他在集中营生活为背景的首部小说《命运无常》。2002年因该部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6年3月31日,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布达佩斯去世,享年86岁。 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评价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他作品的主题连续不断地返回到给他的生命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奥斯维辛经历之中。对于凯尔泰斯而言,奥斯维辛并不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之外的一个例外的事件。奥斯维辛是现代生存方式中人类堕落的最为根本的真实的表现。”“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余泽民:“少年时代,他被‘弱智’的祖国送进奥斯维辛;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经历了屡次退稿和被迫的喑哑;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自己的政府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在获得诺奖的作家中,他不是走红的那种诺奖作家,但他是一个选得对的作家。因为没有诺奖,他就会被忽视,他就会消失。这就是诺奖的意义。诺奖选10个作家,只要能有一个像凯尔泰斯那样的作家,就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卡夫卡这么多作品都以动物生活来展现人类生活呢?比如,《地洞》《致某科学院的报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新律师》(“The New Lawyer”)、《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家长的担忧》(“The Worry of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豺狗与阿拉伯人》(“Jackals and Arabs”)、《杂种》(“A Crossbreed”)、《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Josefine,the Singer or The Mouse People”)和《一条狗的研究》(“Researches of a Dog”),这些小说都不是现代版的伊索寓言。它们以文本的方式表明,人的生命——或者以更好的措辞“赤裸生命”(bare life)——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只能被表述为某种动物生命的形式。这些小说并不是放大的象征或比喻,比如,不会是“格雷戈尔·萨姆沙的生活如同一只蟑螂”这样的象征或比喻。如果存在这种意义,读者就能够从喻体中还原出本体来。然而,情况不是这样。这些故事延伸性地表达了修辞学家所谓的“词语误用”(catachreses)。它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尚无文字称谓,因此除了用卡夫卡的表达方式外,别无他法。以“山脸”(face of a mountain)这一表述为例,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来命名山的这一特征,尽管它也并非指真正的脸。这一短语以一种介于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措辞形式,兼具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格雷戈尔是一只蟑螂,读者成了那只挖地洞的动物,而纳粹将犹太人唤作“害虫”(vermin),这是一种直接指称,而不是一种残酷的修辞方法。在这种指称之下,作为害虫,犹太人必须被消灭。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精彩地揭示了这种变形,我将在第五章讨论这部作品。

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就是在这里,实际上把个人最深刻的思考放在文学里,他一辈子都是在思考,大屠杀集中营的一年只是一个影子,冷战中的那么多年,给了他思考土壤,他说过不想离开这里,他说要看这部杀人机器怎么运作的。

我的观点是卡夫卡刻意抵制,不愿写完,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极为不公地迫害致死。让人无法理解的官僚制冷酷无情地运转,技术机器娴熟配合,死亡得以发生。无辜的伊拉克人,只不过在某次“扫荡”中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或者被某人诬陷告发,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布什治下的阿布格莱布、关塔那摩或某个海外秘密监狱,在那里经历无止境的关押、刑讯和折磨。他们被剥夺了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被剥夺了在由他们同胞组成的陪审团前接受公正快捷的审判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和控方对峙的权利。这种权利侵害直到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下的2011年也绝没有得到整顿。这些不幸的感受也许和我们能够想象出的《审判》开头处约瑟夫·K的心理感受并无二致:“一定是有人中伤约瑟夫·K,因为这天早上,他没做错任何事,就被逮捕了”。

在文学成就上,凯尔泰斯获奖不少,他曾获得莱比锡书展大奖、匈牙利科舒特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但真正让他瞩目于世界文坛的,莫过于20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卡夫卡的很多小说都未完待续,《美国》和《城堡》没有结尾,《审判》虽有结尾却还有尚未插入的章节。难道是因为卡夫卡厌倦了这些作品,注意力转向其他创作了吗?或是他失去了创作灵感?疾病使他无法完成写作?

还有,凯尔泰斯创造了一个文体。余泽民告诉早报记者,凯尔泰斯的小说都被称为思想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很少纯虚构,他说过,他也能写故事性小说,但是不想写。他想写的,都是情节性降得最低的。比如《英国旗》并不是虚构,而是他最精确的回忆,有点自传性质。只是裹上了侦探小说的外衣。他有一个自传体的问答录《K档案》,都是自问自答,我一直推荐给国内出版。他所有的小说,都是自己最真实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还是记忆。他小说里的细节也都是最真切的感受,很少做完全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