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内容

《书信集》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连室外走廊里也有不少学生站着听完

  • 2020-04-15 21:03
  • 新葡萄京
  • Views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假如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来看,这套文学大系的完成不只让香港人,还让更多人看到香港有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有根深蒂固的东西。

李浴洋:《书信集》繁体中文版面世后,引起不少反响。审读过卷一书稿的王德威教授在《后记》中指出:“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着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那么,《书信集》中最让您感兴趣的部分是什么?

2019年5月的初夏,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着名学者王德威,来到川大讲了一堂文学课。不仅大教室过道里坐满了人,连室外走廊里也有不少学生站着听完。受邀听课的封面新闻记者特别观察了一下,两个多小时的课程,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是眼神直直地盯着台上讲者,显然处于求知的兴趣之中。考虑到内容是专业文学课,就让人不得不佩服王德威讲课的魅力了。近些年,王德威多次来到北大、北师大、人大等高校,进行文学授课或者发表演讲,与作家、学生互动。早在2006年,王德威在北大一连上了八节文学课,授课内容被结集成书,由三联出版社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之名出版,影响延绵不绝。

我手上有许定铭先生签赠的《向河居书事》(2018)、《醉书小站》(2018)、《书乡梦影》(2017)、《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2016)、《醉书札记》(2011)、《旧书刊摭拾》(2011)和《爱书人手记》(2008)等。我一直把这些书当作枕边书,读的越多,钦佩之情越深:许定铭的每一篇文字,无论长短,都是自己的发现、解读与指谬,真正做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我觉得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斯文心态。许定铭在我心里也渐渐有了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卢玮銮(小思)教授自谦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那么许定铭不仅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还是香港当代文学的指掌者、香港文学地图的绘制者,也是香港文学研究入门者的“盲公杖”——正如郑明仁教授所说,许定铭“写的书话和文坛掌故很受欢迎,享誉两岸四地,七十年代第一批从内地来港寻书的文化人,都要找许定铭做他们的盲公杖。”

新闻中心讯 2005年10月18日晚,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3208教室作了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的讲座。讲座还未开始,现场早已座无虚席。过道里挤满了人,窗外也有同学在侧耳倾听。陈思和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我校中文系主任。他首先介绍了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该书指出新文学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晚清小说本来具有的多种现代性的可能性。这本著作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而陈教授坦言,海外汉学家对五四的质疑,也引发了其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的重新思考。他说,传统的文学史一直把五四作为20世纪文学唯一的起点或源头,由此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例如排除对旧体诗、通俗文学的研究,但这些领域从晚清以来的发展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再如,我们过去的文学史为什么不能正确理解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这主要是因为新文学无法解释这些作家独特的审美。从这些问题出发,陈教授回应王德威的质疑,认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演变:一种是以先锋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是与一战前后在西方席卷一时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运动同时出现,且达到了同样的水平;而在此之外,从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五四新文学并没有取代晚清以来的文学,而是作为先锋性的因素最终融入其中,形成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由此,陈教授也提到刚刚去世的著名作家巴金,他认为,在巴金的作品出现后,新文学和大众传媒开始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作为先锋文学的五四新文学就已经结束。而更关键的,在后来的抗战小说、敌特小说等等,传统小说被“借尸还魂”,像《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这些作品的文本当中,本身就蕴涵了如武侠、推理之类通俗文学的因素。这场生动的讲座,拓宽了同学的知识面,也提高了大家对于文学的感悟。本次讲座由复旦学报(社科版)、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联合主办,是学术时空之名师名篇系列讲座之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的全部出版完成是今年华文学界一件大事。由陈国球教授及其团队无私做的这项工作,为以后的香港文学史书写开路,还让人看到他们这批香港本地学者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抱负。

除去内容方面,《书信集》在形式上也自有其意义。“书信”这一体裁的历史非常久远,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原本就有通过书信表达判断与互动的传统。但我们读到古人的书信,大都是通过他们的文集。也就是说,这些书信已经经过了人为的选择,是一种单向的表达。但《书信集》中收录的夏氏兄弟的书信却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难得的。

图片 1

真正的藏书家大都有如下特点:一、藏而不秘。他们嗜书成癖,但有深情、有真气,既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故绝不会“书与××概不外借”;他们藏书不为私有,而是为了保存资料以免其明珠暗投。比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购书不计成本,且不只为自己的研究;他每遇珍稀资料,虽不属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只要知道是某友研究所需,就会果断买下寄赠友人;据说仅此一项,谢泳就所费不赀。二、读而“书话”。真正的藏书家得到好书,虽不会搞出沐浴焚香之类极强的仪式感,但一定如对高古之人或如老友促膝,然后将心得体会形诸文字,公之报端或结为文集,以供同好者知有所本,进而能“接着说”。周作人、郑振铎、孙犁、唐弢、黄裳、姜德明、陈子善等藏书大家的“书话”,钩沉古今,知人论世,让人领悟读书为风雅乐事。三、捐而献之。真正的藏书家不会将藏书当作私产,最后往往会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或捐学校或赠图书馆,以贻后学。据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成员瞿世瑛先生晚年想为藏书找个好去处,遂与当时主持山东师范学院校务的老友田仲济联系,将全部藏书捐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库”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颇为丰富,即奠基于此。

香港有一批资深学者值得尊敬

图片 2

在王德威主编的这部文学史中,就有一篇是北大陈平原教授写的,关于孙中山在1924年,在他生前最后一次的演讲。王德威说,历史人物的演讲,经由留声机传播,变成大家可以听到、感受到,然后体会、反应的一种陈述过程。“这也是文学生产的物质性的一面。”

许定铭对香港当代藏书界了如指掌,与其诗人、教师、评论家、香港文学史家、藏书家等身份有关。许定铭是广东电白人,在香港长大,少年时的文学阅读受到周白蘋、沈从文、司马长风和徐速等人的启蒙,青年时代的诗歌写作则受惠于台湾《创世纪》《现代文学》《笔汇》《好望角》作者群郑愁予、沈甸、云鹤、管管、周梦蝶等人。许定铭1964年与易牧、白勺、羁魂、卡门、芦苇、龙人等发起成立“蓝马”现代文学社并出版《蓝马季》杂志,并自标为“一群意象创新的诗人”;虽然“蓝马”文学社存续时间不算长,但社刊《蓝马季》及同人的创作实践却在引介达达主义、意识论和提倡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代主义者是一群“颇为任性的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喜欢教条与规范,没有心中的英雄,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其创作“大多是围绕身边的小事,甚少涉及社会大事”……由此可窥见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之一斑。

王德威:当然是,陈国球教授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文学的东西可长可久,而且“文学”不是如我在20世纪或21世纪所看到的学校文科里的文学。陈教授具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对传统文化、伦理有承担,自然对文学的看法有更深的怀抱。文学史不是说保存了几首散文诗歌小说,发掘了哪几个文坛佳话而已,而是要承继大的“文”的传统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就代表了香港文化一种特殊的运作和呈现,是一种很深的抱负。短期的出版效果也许不明显,香港的政府机构可能不理解,或者他们认为文学没什么用,只是人文活动之一而已。但像陈教授这样的学者会说,“文学”是超乎一切人文活动之上的总和, 真正可长久。可惜在这个意义上,陈教授个人单打独斗,除了志同道合的师友学生,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支持。但能如此坚持完成文学大系,相当不容易。

李浴洋:1940年代后期,夏济安、夏志清兄弟二人都曾在北大任教。在某种程度上,北大可以说是他们学术生涯的起点。我们今天也在这里探讨他们之间的书信。在您看来,《书信集》面世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受古典文论《文心雕龙》启发

作为香港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许定铭1970年应约写作长文《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对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思潮走向进行了梳理,并对各社团出版的专集和合集作了点评。此长文在《文社线》连载近十期,为香港当代文学运动保存了重要资料。随着他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许定铭渐渐不满于一些人诬指香港为“文化沙漠”和“没有文学”。他由此关注内地学者的《香港文学史》编写状况,并在2015年写作的《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凌思断片》一文中指出,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香港文学史》存在“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够全面”的缺陷,原因是“某些内地学人来到香港,躲到大学图书馆去,苦苦埋首几个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就面世了”;但可惜的是,由于各大学图书馆轻视现当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因而“图书馆内的藏品相当贫乏,可能连真实情况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资料如此贫乏,怎能写出与事实接近的文学史?”不能不说这是对大陆的香港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善意提示。不过,许定铭基于自己对香港1950年代以来文学史料的掌握情况,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人们:“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处处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文化绿洲,属于我们自己编的文学史的出现,指日可待。”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陈国球教授及其团队之前,小思老师这批老学者也默默地为香港文学文化做了很多“造砖头”的工作。

以夏志清为例。我们此前能够读到的他最早的学术著作便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但通过《书信集》,我们可以知道,小说,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其实并非他长期关注的对象。他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所受的学术训练几乎都是关于诗歌研究的。特别是在英国诗歌研究方面,他投入了很多精力。他在耶鲁攻读的便是英国文学博士课程,博士论文正是关于英诗的。那么,他的学术兴趣是如何从英诗转向中国小说,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有哪些“变”,又有哪些“不变”,这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

图片 3

世上号为藏书家者不可胜数,但境界格局差之霄壤。不少藏书者不过是拜物教徒,他们占有欲极强,“知本”垄断,将珍善本视作另一种可生利的金银,藏之高阁,秘不示人。不知这类藏书者是否读过《聊斋志异·书痴》篇尾的“异史氏曰”:“天下之物,积则招妒,好则生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