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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

  • 2020-04-09 05:28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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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其中第一卷中的很多章节,都是取自当时撰写者的博士论文,他们把自己最重要的成果都写入了书中。

据悉,社科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正在编辑流程中的有《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剑桥中国宋代史》和《剑桥中国先秦史》。

“剑桥中国史”既完整地体现了西方中国断代史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态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机会,也推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史学研究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从而推进中国史研究的新发展。这套丛书之所以四十年来保持顽强了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认为,主要原因之一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纂特色鲜明,极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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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

1992年,社科出版社取得了在中国大陆出版《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本的独家授权。由于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国朝代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完成哪卷先出哪卷,社科社也就相应翻译出版各个卷次。在出版时,他们接受专家的建议,没有按照英文原版以《剑桥中国史第x卷》为书名,而是以断代书名代替并标明迄止年代。

“剑桥中国史”在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可为中国史学界提供某些借鉴。从编写队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编都是该断代史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其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集一时之选。在编写方法层面,在引进这套书之前,我国史学界在通史的编撰方法上,多是一个主编、一条主线、体例统一、编年叙事方式。”赵剑英表示,在内容上,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轻文化社会与经贸,在这点上“剑桥中国史”显示出其独到之处。从总体来说,“剑桥中国史”中文版最大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国外学者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编写方法。例如,在一卷书中,可以融进不同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读者自己评判。

此后,我又去书店,把《剑桥中国史》系列其他分册并收囊中,11册书,近900万言,排列书架,蔚然壮观。有空即读,读后忍不住与同好分享,也在博客时时炫耀。独乐乐不如与人乐,读书之趣,最富公心,既能各美其美,又能美美与共,这才是读书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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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社科社的合作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宗教史”“剑桥哲学史”等系列。2018年,《剑桥中国史》丛书将推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和《剑桥中国先秦史》三本新书。全书将将重新设计封面,以全新的面貌上市。

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多年来,这套《剑桥中国史》成为我案头书籍,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我也在不断地把这套作品推荐给那些喜欢阅读的人。书籍是通往心灵自由和精神愉悦的桥梁。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需要《剑桥中国史》这样的书籍来获得启迪。同样,我们需要以此来了解西方和我们自身的文明,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作品所彰显的价值,也许正是其中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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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新补充进来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出版,历史学家黄仁宇撰写了其中有关明代财政的章节。

这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它以极富理性与逻辑的辨析和考证,为了解和阅读中国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也正好可以与中国历史典籍的阅读经验互为表里和补充,从而提供更为完整的中国历史风貌。唯其如此,普通读者才能真正懂得“没有晚清,何来现代”的深刻渊薮,才能洞察正统历史中的暴君隋炀帝实际上对唐代的政体、律法和音乐、人文影响巨大,也才能明晰唐代武则天时代的惩治腐败、整饬吏治对大唐盛世的重要影响。如此等等追本溯源的阐述思辨,在《剑桥中国史》系列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精彩的篇章珠联璧合,使得本书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文盛典。事实上,《剑桥中国史》之重学理思辨,也并未影响其对史料的使用。相反,其援引中国史料典籍之丰富、详瞻、全面,令人惊叹;而有些出自西方大型图书馆藏的史料,竟是在国内难觅其踪而只在西方保存完好的上古珍稀文献。西方学者治学既重史料考据,又能见微知著,追本而溯源,其筚路蓝缕精神不输中国传统治学理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

“剑桥中国史”系列推出三十余年来,赢得了包括专业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广泛好评。如今,这一书系每年发货大约2万套左右,对于大部头学术图书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我最初注意到《剑桥中国史》,是通过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2006年的其中一期上面,有一篇题目为《没有晚清,何来现代》的书评,篇幅较长,极富思辨与热情,正是评述《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章。文中观点一如标题,也正是本书中一以贯之的学理主线。

原标题:100多位西方学者,花了50年,就为了写一套中国史

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镇社之宝”,就是《剑桥中国史》。

再说《剑桥中国史》的中文翻译。这套中文译本的译者均为中国翻译界的大家,其翻译水准为国内一流。许多翻译家为此殚精竭虑辛勤劳作达数年之久,可谓毕其功于一役,语言文字之准确凝练,完全达到译界所称的“信、达、雅”水准。因此,读《剑桥中国史》丛书也时时有阅读的快感和愉悦。记得读某些章节时,竟至于手不释卷而整日为之,也时时情不自禁而拊掌称快。西方一流学者著书,原本与中国学术传统有别,其行文纵横开阖,既讲章法,亦重文采风流,而且许多学者同时兼有作家、剧作家一类身份,因此文笔流畅生动,趣味盎然,若是有一流翻译家倾心译出,便会相得益彰,可谓是汉语佳构。

最大的不同是看问题的角度:

一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而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和马晓光、郭沂纹等手上。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剑桥中国史》提供了一种极为广阔、宏大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视角。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自身的历史著作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既有正史,也有各类地方志、专门史及难以计数的野史笔记,这些作品的浩荡之姿,构成中国史学的大潮。但正史偏于“政”,野史偏于“文”,事关历史变革与内在肌理的思考与辨析并不充分乃至缺失,且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中心主义观念也往往忽略其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同质与关联诸问题。《剑桥中国史》正是以此视角展开对中国历史的丰富、缜密的考察,从绚丽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寻找义理和缘由,并将其纳入人类的文明史进程之中。文明史从来都在互相影响与渗透,个体的历史风云只有放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彰显其内在的意义。费正清先生在总序中说,《剑桥中国史》出版的初衷,是为欲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准备。但我以为,这套丛书更适合中国的学人。

——钱穆《国史大纲》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曹宏举领导的版权部门日益强化了和对方的合作。“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从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正如这部书序言中写到的,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剑桥中国史”兼顾了普及性与学术性。同时,“剑桥中国史”的学术性并未因兼顾普及性而削减。清代前中期卷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裴德生曾表示,史书集合原始材料并征引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专著,意在就特定议题提供一种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确的史实和谨严的阐释。对于学者,史书为其提供了翔实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献的可靠描述和书目指引。

《读书》杂志的书评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因此立刻去书店搜罗,以图解颐。彼时书业昌盛,所居城市大小书店约有几十家之多,也很容易在一家大书店找到《剑桥中国史》。硬皮精装,封面主色调为黄色纸纹,配以粗黑宋体书名,庄重典雅——见了本书才知道,《剑桥中国史》已分册出版有11册之多,晚清史只是其中两册。相较于本土中国历史作品,《剑桥中国史》呈现出另一种新颖奇特的表达方式,完全有别于此前的阅读记忆与经验。其晚清史中极力主张的“没有晚清,何来现代”的观念,也在两大册作品中得到清晰表达,由此也洞悉撰者何为此论之义理源起。

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剑桥中国史》中译本系列作品的出版是出版界、文化界的皇皇盛举。据我所知,这套近900万言的作品在版权引进、选题策划、组织翻译团队、编辑出版及发行过程中,颇多艰辛,可谓倾一时学界骁勇精锐。自出版以来引起文化界强烈关注,该套作品也不断重印,长销不衰。其所引发的话题与学理讨论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当下,《剑桥中国史》无疑已成为文化与学术的经典。《剑桥中国史》系列作品由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担纲主编,各卷及专门章节邀请相应领域有权威成果的汉学家担任主笔,可谓集顶尖学者团队之大成。而剑桥出版社是在全球享有盛名的大型出版社,其出版的众多作品已成为人文经典。如此豪华的出版阵容,其作品彰显的品格与价值自不待言。

2016年火爆的《哈佛中国史》中,每个断代均由一位学者独立撰写;而《剑桥中国史》丛书的每一章,都是由不同的专家编写,每一卷,都大约有十几位学者参与。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与中国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出版和引介高水准的人文社科学术着作。1977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梁寒冰,向所里编译室的张书生和杨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译“剑桥中国史”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任务。

据悉,社科出版社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12—1949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1949—1965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49—1965年)。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读者,我深知阅读的视野和学养的积累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的阅读,给了我巨大的滋养和良好的启迪。我个人更偏爱这套丛书中关于文化、文学流变以及其与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层面关系的叙述与辨析。而恰好文化与文学的变革状况在多卷多时代的《剑桥中国史》中都有涉及,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本中,关于文学与文化的篇幅竟多达全书的五分之一。仅以这些篇章组合来看,也能单列为一本水准极高的《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流变》这样的精彩论著。因其广博的学理视域,在某种层面上,它给予我的启迪甚至比专门的中国文学史作品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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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当时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的郭沂纹,在前后两任社领导张树相、李茂生和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及马晓光的大力支持下,与同事张小颐、李炳青、史慕鸿及特约编辑郭沂涟一道,于2003年至2007年间重新组织了丛书的校订和翻译。其间,由于当时中译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纹逐一联系了译者,逐卷签定了新的出版合同。

(作者系影视评论家)

在他们之前,汉学家写中国史的权威代表则是:《剑桥中国史》丛书

“《剑桥中国史》在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可为中国史学界提供某些借鉴。从编写队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编都是该断代史领域享誉世界的专家,其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谓集一时之选。在编写方法层面,在引进这套书之前,我国史学界在通史的编撰方法上,多是一个主编、一条主线、体例统一、编年叙事方式。”赵剑英表示,在内容上,我们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轻文化社会与经贸,在这点上《剑桥中国史》显示出其独到之处。总体来说,《剑桥中国史》中文版最大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国外学者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编写方法。例如,在一卷书中,可以融进不同的观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读者自己评判。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与中国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出版和引介最高水准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1977年至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的梁寒冰(1909―1989)向所里编译室的张书生(1919―1997)和杨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译“剑桥中国史”特别是“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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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推出三十余年来,赢得了包括专业研究者及普通读者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广泛好评。如今,这一书系每年发货大约3万套左右,对于大部头学术图书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

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社科社的合作已扩展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基督教史”、“剑桥哲学史”等系列。《剑桥中国史》丛书也将于近期推出《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1645—1879年)》、《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剑桥中国先秦史(文明的起源至公元前221年)》三本新书。全书将重新装帧设计,以全新的面貌上市。

然而有人要问,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史?

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和马晓光、郭沂纹等手上。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这些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珣、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曹宏举、马晓光……郭沂纹至今记得,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则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还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近二百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

新版“剑桥中国史”上市后,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外包装箱;2009年上半年又进行了第三次印刷。这些销售业绩需要归功于几代出版人:谢亮生、张定、吴家洵、李凌、余顺尧、郑文林、吴元梁、王俊义、张树相、李茂生、孟昭宇、赵剑英、张志刚、曹宏举、马晓光……现任社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郭沂纹至今记得,从总参三部退休的翻译家李殿昌在癌症复发、刚做完手术的情况下,校订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6-1982年,“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00万字的书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敬坤在80岁时,用两年时间逐字逐句校订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近二百万字的书稿,“边校边改,一笔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纸上”,“他说,修改好这两本书是他此生最后的心愿,一定要留给后人一部像样的东西”。

在近30年来的阅读调查中,《剑桥中国史》一直是中国学者们书架上的必选书。(虽然这套书看起来非常厚重……拿在手里,还是蛮轻巧的哈。)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翻译引进到中国,《剑桥中国史》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影响了一代史学家,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表示,《剑桥中国晚清史》乃至整个“剑桥中国史”“进一步加深了外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颇多欠缺与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国季刊》等着重刊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发现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发掘和利用上,往往会晚于中国学者两三年的时间。读了‘剑桥民国史’和‘共和国史’,就更能看出这方面的问题来了。”

最早翻译“剑桥中国史”的学者中,历史所编译室的张书生曾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杨品泉195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外语扎实,对西方经济史兴趣浓厚。编译组将率先译好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交给了出版社,后又译出第1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名分上下册一同出版(其英文版197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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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双方的合作日益加强。“剑桥中国史”的第一个版本从谢亮生开创后,经范明礼、马晓光延续,谢亮生和马晓光参与其中多卷的翻译。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学术出版一度出现滑坡,“剑桥中国史”因其开本、纸张等落伍而经历了几年短暂的滞销,读者和译者也指出了丛书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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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堪称反映当时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的丛书,是怎样走到中国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

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套“镇社之宝”,就是“剑桥中国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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