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内容

希伯来女小说家被置于以色列文学边缘,到中国或以色列旅游

  • 2020-04-05 14:11
  • 新葡萄京
  • Views

原题:在伊甸园的废墟中寻找优雅——新世纪以色列女性文学回眸

妥协与生活是同义词,只要生活,就必须有妥协。妥协并不意味着投降,我说妥协并不是说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伸过去,我觉得妥协就是跨出一步,与对方在中间点相会。

当今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Oz)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便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不仅促使奥兹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年入围“国际布克奖”。

图片 1 姓名: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YosefAgnon) 国籍:以色列 年代:1888-1970 职位:
  姓名: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88-1970  国籍:以色列  所获奖项: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 
    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YosefAgnon,1888-1970)以色列小说家。生于生于波兰东加里西亚的小镇布察兹,身为犹太望族后裔,原姓恰兹克斯。童年受犹太宗教文化熏陶。8岁时便每天写一首诗。15岁生日时发表处女市场诗作《雷纳的约瑟夫》。19岁离开故乡来到马勒斯坦。从此放弃意第绪母语,开始用希伯来语写作。190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归》,首次以"阿格农"为笔名("阿格农"由意思为"被人遗弃的灵魂"的"阿古诺"一词演变而成)。1913年前往德国研究德、法文学。1924年重返马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并正式以"阿格农"为姓。 
    阿格农对犹太民族文化怀有真挚感情。他生于波兰,但始终认为自己出生在耶路撒冷。对他而言,"耶路撒冷就是太阳"。犹太民族的灿烂文化哺育了他,并在他的笔下得到颂扬和传播。这也是他许多小说都以犹太人小镇为背景的原因。小说《但愿斜坡变平原》(1912)被称为"艺术的平民史诗"。代表作《婚礼的华盖》(1922)被誉为"犹太文学中的《唐·吉诃德传》"。此外,他的著名小说还有《大海深处》(1935)、《过夜的客人》(1939)、《订婚记》(1943)、《伊铎和伊南古语》(1950)等。 
    阿格农在小说中交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今天,描写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渴望着扫除人世间一切贫困、痛苦和屈辱。有人认为阿格农的小说是"发自内心情感的表达,正如脉动是心跳的表征"。阿格农是一位写实主义作家,但他"并不像摄影师那样把题材的每细节照录下来,而是像画家为了传达神貌而保留细节"(作家布罗尔语)。此外,阿格农的作品总含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万分,就连最平常的情景都"笼罩着金黄色的童话诗一般的神妙气氛"。瑞典著名学者伦德维斯特称赞阿格农的小说是"汉姆生与卡与卡的奇妙结合"。 
    小说成就给阿格农带来了极高的荣誉。1946年获"乌希金奖",1934年和1951年两度获"比阿力奖",1954年和1958年两度获"以色列奖"。有关当局曾在他的住所附近竖了一面告示,上面写着:"保持肃静,阿格农正在写作。" 
    1966年,阿格农因为"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赞誉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首要作家"。 
    1970年2月,阿格农以82岁高龄辞世。 
     
    《婚礼的华盖》、《唐·吉诃德传》、《大海深处》、《过夜的客人》、《订婚记》、《伊铎和伊南古语》等      

现代希伯来文学自18世纪末期诞生之日起,多年由男性居于主宰地位。直到20世纪初期,戴沃拉·巴伦登上文坛,评论家们才开始正视希伯来女作家的存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由男作家在创造国族叙事。20世纪60年代,奥兹、约书亚等人试图用描写内部自我代替描写外部家园,但他们自己往往不自觉地参与到民族叙事的创造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作家虽然具有才艺,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60年代登上文坛、一度与奥兹及约书亚比肩的第一代以色列女作家阿玛利亚·卡哈纳-卡蒙曾经悲叹:就像犹太女子不能在犹太会堂与男子一同唱诵一样,希伯来女小说家被置于以色列文学边缘。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女作家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态势登上文坛,从边缘走向中心,引发了广义上的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革命。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几代女作家同台共舞,堂堂正正地在文学的殿堂上与男作家分庭抗礼。

——阿摩斯·奥兹

这部近600页的长篇小说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法向读者展示出百余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抑或说家族故事与民族历史: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繁复,思想深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沉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从一味书写自我到不回避社会

我以前曾经多次来到中国,但都是在梦中。这是我们夫妇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过去的几天里,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深受感动,令我难以忘怀。中国读者对我的作品以及以色列文学所给予的反响,所表现出的兴趣,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震惊。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时,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我”(以作家为原型)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分别从波兰的罗夫诺和乌克兰的敖德萨来到了贫瘠荒芜的巴勒斯坦。这种移居与迁徙,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传统上认定的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心灵轨迹,则不难看出,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Diaspora)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沐浴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即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的二难境地中,老一代犹太人,或者说历经过大流散的旧式犹太人(OldJew)在巴勒斯坦生存下来,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不再耽于做作家和学者的梦幻,而是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赋予子辈的肩头。

与男作家相比,以色列女作家较为偏重表现人的内心与情感世界,感于哀乐,缘情而发,避开集体主义与国家叙事等重大话题。茨鲁娅·沙莱夫乃是突出的一个例证。1997年发表畅销小说《爱情生活》时,她还只是一位埋头描写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女作家。她在新世纪之初发表的《夫妻》(2000)与《失去的家庭》(2005)继续诠释的是“家庭与婚姻”生活主题。相当一段时间,当面对记者追问“身为以色列作家为什么只写爱情、母爱、性爱与家庭,而不关注社会情势”时,她回答说自己渴望发掘人的心灵、本我与情感世界,情愿躲开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暴力与喧嚣。

我相信书籍之间的对话乃是中国文学和以色列文学、中华民族和以色列民族的最好对话。两个民族之间的最好对话方式就是要阅读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如果你购买一张机票,到另一个国家旅游,到中国或以色列旅游,你会看到那里的著名纪念碑,你会看到宫殿、广场,你会看到村庄、桥梁和河流;要是你有运气,你可以跟那里的一些人交谈,这是你通过旅游所能获取的印象。但要是你读一个国家文学作品的话,那么你则被邀请到人家做客,看到的便是起居室、厨房、孩子的房间,甚至看到他们的卧室,因此你会感觉到你与别人的交往非常密切。世界上最好的旅行方式是文学旅行。我现在要用一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讲述现代希伯来文学及其起源。

子辈,即作品中的“我”及其同龄人,出生在巴勒斯坦,首先从父母——旧式犹太人那里接受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熏陶:布拉格大学文学系毕业的母亲经常给小主人公讲述充满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启迪了他丰富的文学想象;父亲不断地教导他要延续家庭传承的链条,将来做学者或作家。而小主人公本人在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成为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希伯来新人(NewHebrew)。

但是,2004年冬日她回家走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与遭遇爆炸事件的公共汽车擦肩而过,目睹了数十条人命瞬间消失的可怕场景,经历了膝盖受伤被送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伤痛,造成其人及其创作的改变。曾有半年之久,她无法凝神专注创作,因为在她看来,爱与悔恨、恐惧与怨愤等感情波折与真正的命悬一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继之创作的长篇小说《爱之留痕》(2011)中,她开始借助小说来针砭时弊,体现出一种新变征兆。

我们仍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否永远拥有这个国家

生长在旧式犹太人家庭、又蒙受犹太复国主义新人教育的小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教育思想的烙印。即使在宗教学校,他们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态度也折射出以色列当时霸权话语的影响: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用意第绪语大发牢骚就好了,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倘若我们重提过去的话,那么从圣经和哈斯蒙尼时代,我们肯定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不需要用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去玷污它,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发表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痛》可被视为这种变化的结果。这部作品写的是在恐怖袭击中受伤10年后,女主人公伊丽丝再次遭受伤痛折磨。有甚于此,她年轻时代的恋人伊坦再度闯入了她的生活。尽管他们已经多年不再来往,尽管当年伊坦的离去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甚于在自杀性爆炸事件中遭受的创伤。伊丽丝不仅是一位十分敬业的中学校长,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已经长大,近乎独立。但是,伊坦把失去多年的激情与快乐带入她的生活。她必须编造各种谎言向家人隐瞒她的恋情,因而陷入了人生困境:不知是与伊坦相爱而疗治自己的伤痛,还是要伤害身边的亲人。

我想从影响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三个最重要因素谈起。首先,在过去的两千年间,犹太人没有家园,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难以想象。尽管在中国,大家也经历过艰难时世,遭遇外侮、反叛、内战、革命、战争和“文革”,经历过艰辛、苦难与饥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家园,没有流亡异乡。即使有人移居海外,但中国就是中国,这一事实无法改变。而犹太人的经历非常独特,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到过136个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在上海有个重要的犹太社区,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关照。犹太人的最切身体验就是没有家园。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文本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在此将此问题逐层展开,只想举一个形象的例子:主人公八岁时,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生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这部作品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也探索了人生不幸之源,以精神宣泄作结,著名作家奥兹称之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一些海外评论家看来,这部小说依旧属于规避当今以色列政治生活的作品,反映的是个人焦虑与悲情。著名希伯来文学学者施瓦茨却说,当人们审视茨鲁娅在文学—民族的语境下描写伤痛之时,她奉献了这部具有独创性和颠覆性的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风格上均显示出大作家的手笔。她屈从于人们所熟悉的路径,为的是将其中断,以改变其方向与目的地。茨鲁娅不愧为描写人物情感的高手,她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伊丽丝的伤痛,但是这种痛来自精神与肉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年轻时代的恋人旧情复燃扰乱了时下的生活,一方面则是其在恐怖事件中身体受伤,而后者毋庸置疑触及了当代以色列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痛》超越了其早期三部曲的婚恋主题,可被视为茨鲁娅创作的转折点。

自从以色列王国在公元71年遭到罗马帝国的毁灭后,犹太人便没有了自己的国家。结果造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他们流亡到136个国家,讲述一百多个国家的语言。在欧洲,许多犹太人讲意第绪语,带有浓重的德文口音;在中东,许多犹太人讲拉迪诺语,带有浓重的西班牙文口音;犹太人从来没有自己的语言进行日常生活对话。因此,没有口头交流语言就成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第二个因素。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是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心灵冲突,令之“肠一日而九回”,不断反省自身,如饥似渴读书,进而促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东方犹太人的家族记忆

第三个因素非常重要,要提请大家记住,即使到了1948年以色列再次建国,犹太人也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否能永远拥有这个国家。这三方面因素成为现代犹太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现代希伯来文学中也得到深入的反应。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