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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题为《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 2020-04-05 14:11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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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我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俄国年度图书奖颁奖典礼,在剧院的酒吧里,俄罗斯《十月》杂志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把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姑娘招呼过来,介绍我们认识,说她名叫古泽尔·雅辛娜,是今晚很可能得奖的作家。果然,在其后的年度最佳小说颁奖礼中,走上舞台的正是雅辛娜。典礼结束后,我在大厅再遇这位获奖者,在向她表示祝贺之后也希望能把她的获奖小说译成中文。我回国后不久收到雅辛娜寄来的小说,读后感觉其题材和风格都与阿来的《尘埃落定》近似,便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俄语评审组的几位同事,大家一致同意将其列为2016年度的获奖书目。

弗拉基米·伊里奇·列宁(俄语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英语Vladimir Ilich Lenin)(1870年4月22日 ——1924年1月21日)

原标题:访谈︱丹尼尔·比尔:19世纪西伯利亚如何影响俄国历史进程

根据历史专家的考证:早在几千年前的夏朝,中国就已经出现监狱了,这也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从此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设有监狱,用来关押犯罪者。世界上有很多恐怖的监狱,进入这些监狱的犯人无不想逃走的,但是有这么一个监狱:它没有围墙,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却没有人逃走,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大体上是男女搭配的,那么在20世纪之前世界各国文学史中男女作家的比例却都是严重失衡的;如果说理想的女性主人公往往会成为男性读者的梦中情人,那么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则时常遭受男性同行有意无意的蔑视或排挤;如果说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颠覆了文化领域的男性话语霸权,那么所谓“女性文学”的定义和身份、特质和风格却反而因之受到严重的侵蚀。俄语文学中也同样充满此类悖论。

小说题为《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以喀山地区乡间一位鞑靼女性的生活经历为叙述对象,女主人公祖列依哈15岁嫁人,在威风凛凛的瞎眼婆婆和冷漠专横的中年丈夫的双重压抑下成为“可怜虫”,生下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死去。小说开头写祖列依哈从自己家中“偷窃”一块苹果软糕,藏在身上偷偷带去给死去的孩子们上坟。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祖列依哈家屡屡被抄,最后一点留作来年做种子用的粮食实在无处可藏,只好埋进几个死去孩子的坟墓,丈夫埋好粮食后匆匆离去,祖列依哈却不忍走开,她“朝掘开的墓碑上盖一些土,就像在夜里给孩子盖上被子”。他们在归途中路遇征粮队,见私藏粮食的事情败露后恼羞成怒的丈夫被征粮队长伊格纳托夫开枪打死,祖列依哈作为“富农婆”被抓,在喀山坐牢,后被流放西伯利亚,而押解他们的负责人正是伊格纳托夫。押送犯人的闷罐车装满各色人等,它缓慢行驶在前苏联大地上,串联起那个时代的城市和乡村,车内车外的人与事相互交织,构成一幅广阔的历史画面。在西伯利亚的安卡拉河上,运送犯人的平底船在风暴中沉没,伊格纳托夫从水中救起祖列依哈。在沉船事件中幸免于难的十几个流放犯与伊格纳托夫一同登岸,在密林中开辟出一处栖息地,伊格纳托夫既是看守又是首领,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公社、一个患难与共的小乌托邦社会就此形成。祖列依哈在这个后被称为“七手村”的地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优素福,优素福诞生在一个近乎真空的社会,却接受到了独特的教育,来自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流放犯们教他说法语,教他画画,他心中逐渐生成一个强烈的愿望——去列宁格勒上美术学院。伊格纳托夫爱上祖列依哈,面对杀死自己丈夫的凶手的示爱,祖列依哈手足无措。17岁的优素福终于决定逃走,伊格纳托夫焚毁犯人名单,给优素福发放一张身份证,并在“父亲”一栏填上自己的姓氏。儿子独自撑船远去,站在岸边悬崖上的母亲挥手道别,“小船渐渐远去,越来越小——然而,她的眼睛却看得更加分明,更加真切,更加清晰。她一直挥舞着双手,直至儿子苍白的面容消失在巨大的山岗后面。而她依然久久地挥舞着双手”。

1924年1月21日下午6时50分,列宁因病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与世长辞,终年54岁。

2018年度的“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讲座之后,笔者有幸与今年的演讲嘉宾、去年的大奖获得者丹尼尔·比尔教授进一步交流。丹尼尔·比尔教授目前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研究兴趣集中在19世纪俄国的犯罪、恐怖活动,以及惩罚措施。已出版的专着包括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8年推出的《革新俄国:人文科学以及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命运,1880-1930》(以下简称《革新俄国》;Renovating Russia: The Human Sciences and the Fate of Liberal Modernity, 1880-1930)和2017年入围“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并荣获“坎迪尔历史奖”的《死者之屋: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流放》(以下简称《死者之屋》;The House of the Dead: Siberian Exile under the Tsars)。以下为笔者根据英文对话所整理的访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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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俄国文学史的发端之作《伊戈尔远征记》中就有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著名哭诉,尽管创办了《万象》等文学类期刊的叶卡捷琳娜女皇被称为俄国第一位女性作家,但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中却几乎不见女性作家的身影。可以不夸张地说,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纯属男性文学。19世纪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女性作家作品可能要数《帕纳耶娃回忆录》,而其作者的身份,即文坛领袖、《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的情人,其作品的内容,即关于当时男性作家的“人与事”的描述,却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随着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女性作家的横空出世,俄语文学中才首次出现男女作家同场竞技的场面。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与男女“同工同酬”的社会大语境相关,与女科学家、女农艺师、女拖拉机手等同时出现了“女灵魂工程师”,即女作家,但回顾前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传世之作似乎仍旧凤毛麟角。

作者雅辛娜生于1977年,小说首发于《西伯利亚星火》杂志2014年5月号,2015年由ACT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当年即同时获得“大书奖”和以托尔斯泰庄园的名称命名的“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奖”。《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是雅辛娜的处女作,可她出手不凡,竟写出这样一部抒情性和悲剧感交织、故事性和史诗感共存、音乐性和画面感兼具的长篇小说来。雅辛娜在为小说中文版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我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它是我祖母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而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时,准备描写的正在于此——关于一个人命运的转变,即一个赴死之人突然喜获第二次生命,而且与第一次生命迥然不同。小说女主人公祖列依哈不仅在空间上跋涉迁徙,穿越苏联广袤疆土,前往流放地,她还在经历着一次心灵蜕变——从她第一次生命中所处的古老世界奔向现代世界,在那里,她将度过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这里所言的祖列依哈的“第二次生命”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将祖列依哈的悲惨的命运和觉醒的个性、颠沛的人生和成长的精神结合起来呈现。失去丈夫、遭到流放的祖列依哈,反而因此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在封闭的囚车,在与世隔绝的林中集中营,她反而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甚至赢得不止一个男人的爱慕;在半囚禁的生活状态中,她成功地成为母亲,成为一位好猎人。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遍扼杀个性的社会环境中,祖列依哈的个性反而得以觉醒和释放;在一个个非人的生活空间里,祖列依哈反而逐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女人;生活的逆境最终反而让祖列依哈感觉到了存在的意义。这是生活的悖论,是时代的悖论,而建立在这一悖论基础之上的这部小说,便因而获得了厚重的历史概括性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1月22日, 斯大林等全体俄共中央委员前往哥尔克村致哀。23日下午,列宁灵柩移往莫斯科,由苏联党和国家举行追悼仪式。四天之内先后有数百万各界人士冒着严寒、日以继夜地向列宁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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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其实就是西伯利亚,这里用着几百万平方公里,恶劣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监狱。其实在古代统治者都喜欢把犯人关押到这样的“天然监狱”中,比如说中欧古代的皇帝喜欢发配犯人到岭南、西北地区,清朝皇帝则把犯人流放到宁古塔,这些可都是人烟罕至、环境恶劣的地方,即便是没有人看管犯人也活不了多久。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他们就发现了荒凉的西伯利亚是关押犯人的绝妙场所。一些犯人就会沙俄送到这里,他们被随意仍在荒野上,没有人看管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

然而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国文坛的性别构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堪与男性同行比肩,占据了真正意义上的半壁江山。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和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被并称为当代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四杰”,她们的创作在俄国境内外都很有影响。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国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国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引起强烈反响,也都陆续被译成汉语。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2017》和《脑残》也同样被译成汉语,受到中国读者欢迎。后两位女作家先后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并先后访问过中国。

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看到一片新天地,“从古老世界奔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在《苏菲的世界》中,一封封神秘来信使14岁的苏菲理解了世界的存在意义,那么在《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中,一个个命运遭际却让祖列依哈在看到“现代世界”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丰富的、有着独特价值的内心世界。

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

什么机缘促使您从事俄国史研究?为何选择了西伯利亚流放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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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型文学杂志纷纷私有化,著名的《十月》杂志成为在俄联邦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第一家“独立文学期刊”,其主编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评论家伊琳娜·巴尔梅托娃,她在访问北京《十月》杂志社时戏称她是“叶卡捷琳娜女皇之后的首位大型文学期刊主编”;2009年,三位俄国青年女批评家宣布成立“波普加”文学批评小组,小组的名称由这三位女青年姓氏的首个音节组合而成,其中的“波”是叶莲娜·波戈列拉娅,“普”是瓦列里娅·普斯托瓦娅,“加”即阿丽萨·加尼耶娃。这三位年轻女子都是当今俄国批评界的新星,且分别担任《文学问题》《十月》杂志评论部和《独立报》副刊的编辑,她们模仿流行乐队的组合方式,大胆“入侵”俄国文学中一向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界。她们主要以当今俄国年轻作家的作品为批评对象,她们的文字清新亮丽,口吻尖锐大胆,吸引众多年轻读者开始阅读文学批评文章,有人甚至因此而回忆起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中的“别车杜”组合;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布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5位获诺贝尔奖的俄语男性作家之后,她成为第一位用俄语写作的女性获奖者。

听我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正在被译成汉语,当今欧洲最著名的俄国文学专家、欧洲科学院院士乔治·尼瓦感到很高兴,他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是苏联解体以来最优秀的俄语小说。”

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着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着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丹尼尔·比尔:俄国语言文学激发了我对俄国史的兴趣。本科阶段我在剑桥大学的专业是德国和俄国的语言文学。我的许多课程与19、20世纪的俄国文学和文化有关,而这些课程的学习自然绕不开对俄国历史的掌握,于是我的研究取向逐渐从文学转向文化史。虽然我没有走上研究文学理论的道路,不过,语言文学专业的训练还是对我研究历史很有帮助,特别是在文本解读方面。在处理文献时,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阅读这些文字?如何捕捉文字背后的信息?我想这种文献解读技能对历史学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个人对犯罪和惩罚这个话题有着难以解释的兴趣,所以19世纪的西伯利亚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时候的西伯利亚到处都是山地和森林,因为条件恶劣没有任何人类居住,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冰箱,犯人在这里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冻死。沙俄把犯人扔在这里根本不用修建监狱,也不需要派人看管,方圆几百里地都是一片荒芜,犯人就算是有再大的本是也逃不出去的。除了要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犯人们还要和猛兽作斗争,这里的狗熊等动物那也都不是吃素的,被这些猛兽碰到犯人就成了它们的腹中餐了!

文学的女性化,一如文学的校园化、网络化、通俗化等等,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学趋势之一。在当今俄国,从文学行业从业者的角度看,在大学文学院系教师、学术机构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报刊记者、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业中,女性均占据优势比例;从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角度看,据说女性已成为纯文学读者中的大多数,至少占三分之二以上。在苏联解体前后兴起的“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究竟何为女性文学”的大讨论似已烟消云散,至少不再是争论焦点,究其原因,或许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认同,或许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线,换句话说,俄国文学的性别属性反而因此而淡化,文学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中性”,而逐渐丧失性别特征的俄语文学,是依然处于积极的变迁,或已经抵达必然的归宿?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在求学过程中,有两位学者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是指导我本科阶段论文写作的剑桥大学教授Aillen Kelly,她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者,研究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俄国思想史,发表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契诃夫等人的论着。后来,在剑桥的博士生涯里,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一位当时在伦敦的学者Susan K. Morrissey,她现在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历史系的教授。她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出版(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沙俄帝国的自杀和身体政治》,Suicide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Imperial Russia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她打破传统上视自杀为罪行、精神失常、社会病症的观点,而是将自杀理解为一种自我毁灭的文化政治,这些讨论对我关注并思考流放者的自杀之举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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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2月, 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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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犯人为了生存便开始团结在一起,要想在这里生活下来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大家聚在一起仿佛倒退回了万年以前的原始社会。犯人们自己搭建房屋,出去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养活自己,还需要生火抵御猛兽的袭击……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着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 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死者之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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