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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转变

  • 2020-03-18 09:36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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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他其他诸多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当帕慕克到访伊朗时,他惊讶于伊朗人对自己的传统何其熟悉,而土耳其人却在西化进程中渐渐遗忘了自己的过去。帕慕克说:“土耳其人忘记了这些故事,但它们仍然以荣格所说的‘原型’的方式,残存于我们的记忆中。”

对于杰姆来说,马哈茂德师傅比亲生父亲阿肯,更像父亲。在挖井的野外,杰姆和马哈茂德如父子俩一样互相光着身子冲澡。到了夜里,马哈茂德就像一个父亲一样,给杰姆说故事。马哈茂德慈爱又严厉的目光,让杰姆深深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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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时候,帕慕克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开始画伊斯坦布尔这座现代与过去相互交杂的城市。那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艺术的秘密,以某种疏离的方式实现了对真实的捕捉。他试图模仿某个成熟的画家,以此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最终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唯有靠模仿他人,方可取得自我认同。

而“红衣女人”在小说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虽然不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人物,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用帕慕克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女性人物,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波斯史诗《列王纪》故事中的女人,都体现了某种“挑起灾难”的能力和欲望。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有意思的是,“红发女人”的红头发并非天生,而是染成的,不仅如此,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也就是说,通过染成红发,她主动选择了叛逆、大胆的形象。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和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红发女人”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

故事的主人公叫杰姆,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曾经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他的父亲阿肯在伊斯坦布尔开着一家小药店,杰姆也算是个城里的小少爷了。然而,热衷政治活动的阿肯,很快抛弃了杰姆母子,不仅仅是为了他的政治追求,也是因为他的外遇。从此,杰姆和母亲便陷入了一贫如洗的窘境。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奥尔罕·帕慕克,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六十多种语言出版。《红发女人》取材于三十多年前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附近一场谋杀案,谈及这部作品时,帕慕克曾说:“我来自中产阶级,我在《黑书》《纯真博物馆》里写了很多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化、世俗阶级圈子。但随着我年岁渐长,我想通过其他人物的眼睛来观察这座城市、我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阶层、宗教、文化、个人痛苦、经历或许都与我截然不同。我们也会读小说从而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事实上,我认为小说的艺术便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讲述自己,使读者认为你在讲述他人;或者以独特的方式讲述他人,使读者认为你自己曾经历过他们的故事。”

现在,帕慕克已经六十六岁了。他每天七点起床,除了需要在电脑上回复邮件,他仍然用手写的方式写作。书房里的藏书数量随着年纪的增加而不断增长,现在已经有两万多册。他曾经生活在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里,但如今,这些已经成为过去。

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书中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与徒,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英国《卫报》评论“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

就像帕慕克在书里写的那样:“我们想要一个父亲,他强大、果断,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为什么呢?是因为分辨是非对错实在是太难了吗?还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罪过的呢?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父亲吗?还是说,只有当我们大脑混沌、世界乱成一团、灵魂畏缩不前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父亲?”

心井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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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显得不太懂人情世故,不善于辞令。据一位熟悉他的作家朋友透露,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幼稚。2008年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人对这位大作家的印象也是不按常理出牌,有时会忽然消失不见,让接待方无所适从。

《红发女人》的篇幅不长,却在历经了作者30年的酝酿和打磨之后,展现出非一般的质地。创作过程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而小说讲述的故事也与挖井有关。

痛苦的现代土耳其人,就像是失去了父亲的儿子。就像恩维尔发出的控诉一样:“现代人就是消失在城市森林里的人。他们就像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因为对他们来说,寻找父亲是徒劳的。”

古老挖井手艺的缓慢、艰辛和危险,要求相互配合的工人之间具有绝对的信任,水源的稀缺程度也决定了挖井人的重要地位和这项珍贵技艺所带来的权威。这种亲密关系以及它赋予强势一方的权力,以及想要取悦某人而衍生的服从心理,恰恰是一直萦绕在帕慕克心中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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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不止一次提到虚构的方法和意义。在他看来,一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棵果树,那些果实已经在作者的心里,作者需要不断发明新的树干与枝杈,这些树干和枝杈就是故事本身。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写作伊始就有了很多理念,那些故事和逸闻则将这些理念联结在一起。

“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目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既像发生过的故事般真实,又要像一个传说般亲切。那时,不光法官,每个人都会理解你的。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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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潜时我便害怕了。一只脚踩在空桶里,两手紧紧抓住绳子,接近逐渐黑暗的井底时,我看见水泥墙的表面一闪而过的裂缝、蜘蛛网和奇怪的斑点,还看到一只惊慌失措的蜥蜴上下逃窜。地下世界仿佛在发出警告,因为我们把一个水泥管子插入了它的心脏。”

——《华尔街日报·欧洲版》

尽管帕慕克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成为这个国家里被普遍认同的骄傲。至今仍然可以在网上看到十多年前有关他的争论,这位拥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究竟是土耳其的英雄,还是叛徒?

故事发生地仍然是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198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

历史上的土耳其,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在十五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土耳其的版图曾经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但是十六世纪以后,土耳其逐渐衰落,沦为了欧洲各国的殖民地。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凯末尔改革,土耳其才重新开始崛起。

“我知道我应该跟她说说我自己,但是越想我就越觉得这个所要说的‘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所说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套着一个的盒子,似乎我的体内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东西,也许我本来能够在那些东西之后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呈现出来,但是我从每个盒子里拿出来展现给杰伊兰看的并不是一个真实、自由的麦廷,而是隐藏着他的另外一个盒子。”

“帕慕克以大师手笔对比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寓言的力量和现实的不可抗拒……像以往一样,帕慕克将沉重的题材处理得十分轻盈,而结局是如此令人迷惑和美丽。”——《书单》

虚构

《红发女人》[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著尹婷婷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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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阅读这本书,我越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幽深地底的孤独和恐惧。井下的人负责把挖掘产生的石块沙土装进桶里,而留在地上的工人会通过辘轳把桶运送到地面。倘若地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失手,桶突然坠下,必将造成井下工人的重伤甚至死亡。试想,因为土地干旱,极富经验的老挖井人也没法迅速找到水,你们已经挖掘了将近一个月,来到了二十五米深的地下:

所有人转向我,看我如何作答。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小说里,杰姆的人生经历,和神话、传说相互交错。作者反复对比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列王纪》中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的故事——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两大经典传说,前者是经典的弑父故事,后者则以杀子为结局。小说迫使我们思考:我们是应该摆脱一切约束,尊崇个性和自由,还是为了生存与安全而服从权威?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价值冲突中,每一个现代人都面临着类似的矛盾。

对杰姆来说,他与他的亲生父亲阿肯关系疏远。阿肯从来没有给过杰姆父亲一样的关爱,甚至抛弃了杰姆母子二人,让他们的生活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而带给杰姆父亲般温暖的马哈茂德师傅,又因为杰姆的自私和软弱,被孤独地扔在了井底,任其自生自灭。

如果说,历史学如同地质学的分析,那么将小说的工作比作挖井,便更显得妥帖。历史需要考察前因后果,或者记录层层演进的趋势,而小说则直接掘入记忆中隐而不现的幽暗地带。在《红发女人》中,帕慕克改变了以往语速迅疾、铺采摛文的风格,繁复的叙事声音被更为放松的语调所替代,篇幅不长,却在人心中徘徊不去。

三十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们在一座小城市演出。一晚,剧团和地方政治团体的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长桌的另一端是个跟我一样红头发的女人。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起两个红发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他们问着诸如概率是几分之几,是否会带来好运,预示着什么的问题。

镜子

小说中的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陷入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为自己挣学费,他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30年后,他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重新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维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两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因为对于帕慕克来说,支离破碎的父子关系,就是现代土耳其文化困境的真实写照。

《红发女人》的最后一部分是女人的独白。她平缓从容的讲述,令我就要相信一切将要豁然开朗;然而,来到小说的结尾,我发现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更大的谜,甚至想要翻开书再看一遍,以确认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细节。帕慕克成功地将谜底和谜面缝合为一体,让我想到《寂静的房子》里,同样失去了父亲、暑假打工赚钱的男孩麦廷有这样一段独白:

从他们的反应中,我渐渐明白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原版和模仿是土耳其人热衷的话题。自打酒桌上另一个红发女人傲慢的否定之后,我不再去理发店用人造染料,开始从市场亲手称重购买指甲草自己染发。这就是跟天生红发女人相遇的结果。

“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不一样的,它们可能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在形式上,我一直在进行新的尝试。某些主题可能会重复出现,比如身份、对立、归属、个体,它们构成了我的小说。”帕慕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红发女人》是帕慕克继《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有“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之称的奥尔罕·帕慕克,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了30年。在这部11万字的新书里,作家展示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清晰、简洁、节奏紧凑,包含着惊心动魄的反转。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红发女人》正是这样的作品。相比他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因而成为他在土耳其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出版后20个月内就售出了20余万册。

当我们试图走进《红发女人》的故事时,我们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和俄狄浦斯王有着非常惊人的同构关系,就好像帕慕克以现代的伊斯坦布尔为舞台的布景,把土耳其人作为舞台上的演员,重演了一遍现代版的俄狄浦斯王。

刚开始读小说,我并不理解为何作者执着于挖井师徒的关系,或者“井”这个意象。不过,在仔细的阅读中,我渐渐感受到挖井历程的特殊之处。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随着井壁的垒砌不断深入地心,主人公也仿佛是不断接近“安拉和天使的所在”。信念,便是在深渊面前克服恐惧。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这是他出版的第十本小说。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让他几乎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最知名的代言人。回望历史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感伤的,“呼愁”的概念因此广为人知。但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现实,他也有他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