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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韩国文学

  • 2020-03-13 08:45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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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首先是韩国的进步文学者直面朝鲜半岛民族分断和韩国国内民主政治缺失之现实提出的文学理论,包含着对同时代民族现实的危机意识。它区别于在韩国建国后的十余年内作为文坛主流话语的“为文学而文学”的“纯粹文学论”,是文学积极参与现实,文学者积极承担起其社会责任之体现。它建立了新的文学评判标准,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农民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真正意义上扭转了大韩民国建立后持续数十年的文坛主流的创作与批评风气。

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祝贺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相信中心的成立,对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论文网 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整理,新世纪以来成果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还有去年刚出版,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关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外,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体现为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30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作家和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的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纪录片《中国》的大规模批判。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却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写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专门研究着作,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它是在大量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将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着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俄国18、19世纪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情形。有一种看法,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发生紧张关系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以19世纪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关系也相当紧张。它既是可以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旧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源,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性,对颂歌性质的文学的建立也是威胁。当代开展的对现实主义作家的重新阐释,还有对《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讨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证明这一点。 当代文学的过程,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争之中,这方面的史料整理也大有文章可做。如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一些中国作家发生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苏联分裂公开之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纲领”的批判,是当年中国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些国际性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很重要。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冷战时期主要为苏联控制的“统战组织”。它当然不仅限于文学范围,还涉及工会、妇女、青年、科学、体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广泛领域,但在文学领域也有相当影响。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它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到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广泛联系。这方面产生的效应还需要在资料整理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比如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而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显然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成立于1958年10月,第一次会议在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那亚克。我写的《材料与注释》的“1962大连会议”部分,说当年茅盾曾犯过政治错误,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军会议”上,支持苏联而排挤亚非作家会议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亚非作家会议20世纪60年代又举行多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1961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62年在开罗召开的会议。后来由于中苏分裂,该组织也发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团结亚非作家投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运动,并在斗争中产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学。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些作家的活动、写作,如杨朔、刘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樱花雨》,巴金的《来自镰仓的照片》和他写井上靖、中岛健藏的散文,都和他们参加亚非会议活动有关。目前,对这个组织,以及当年开始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被忘却了,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关注东亚政治/文学问题的学者,如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数学者有资料整理和论文发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化。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遭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个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身为一名韩国现当代思想、文学的研究者,偶尔会遭遇这样的追问:“哦?韩国文学?韩国有什么文学?”有些时候,对方显然不是期待从我这里得到韩国文学作品名录,而是在表达“韩国能有什么可研究的文学”的情绪。事实上,自中、韩两国建交以来,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加强,一些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国内学界的韩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虽然起步晚,积累也十分有限,但怀抱着学术热情和责任感的研究者也在逐步成长。然而,上述现象在可视时期内似乎难以得到本质上的改善,其原因相当复杂。

今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日前在京举行,70多位海外学者和100多位国内学者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大会讨论的一个焦点。在由顾彬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圆桌会议环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引 发争论。本报特邀陈晓明、陶东风、肖鹰、孙郁四位与会者会下撰文各申观点,以期将论争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希望引来更多的回应与反响。 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陈晓明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民族性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战国策派

即使是出身于朝鲜语专业的笔者,也一度有过这种情绪。暂且不谈韩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水平和海外影响力,单就笔者自我省视的层面看,这种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源于笔者作为中国人对曾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朝鲜半岛所具有的文化优越感——他们的古典文学全由汉字写成,大都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还有在头脑中隐隐作祟的进化论色彩的文明观对韩国现当代文学做出的价值判断:朝鲜半岛自近代以来被日本殖民了36年,半岛解放后又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经历了民族分裂以及战争,甚至至今仍未正式结束休战状态。在有着如此曲折之历史的分断国家大韩民国,真的能诞生出优秀的文学和思想成果吗?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佛学、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在"全球化"理论风行全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学术这样一个背景下,民族性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从民族性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重新清理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非常有意义。

笔者逐渐发现,这些来自于外部视角的疑问或言偏见,似乎也勾连着长久以来困扰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困扰着韩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问题:如何创造出具有民族主体性,在承接朝鲜半岛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文化的养分,足以跻身世界文学之中的韩国文学呢?在笔者看来,本文要谈的韩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白乐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民族文学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而沿着他的思考,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或许能够一窥韩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以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韩国的现当代文学。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或者“外围”),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整理,新世纪以来成果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2005),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2001),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0)》(2011),还有去年刚出版,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申丹、王邦维总主编)。

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反思的同时,或者说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

  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伴随着现代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在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涵义,至少二者在情感上具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就文学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应该说,强调民族性和提倡民族主义都没有错。但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以惨败告终,并且以后长期遭人批评。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白乐晴1938年出生于韩国大邱市,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布朗大学就读,取得英美文学、德国文学学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英美文学硕、博士学位。留学归国后执教于首尔大学英文系。1966年,白乐晴以创刊韩国进步知识分子文艺季刊《创作与批评》为契机跻身文学批评界。20世纪70年代,以白乐晴为中心,《创作与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了民族文学论,一跃取代了作为同时代韩国文坛主流话语的“纯粹文学论”,成为了韩国文学批评界新的主流,为韩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关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期"前锋社"所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初期陈铨等人所发起的"战国策派"文学运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作为运动,是由一定的组织或团体发起的,具有明确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实践。一般性的主张文学的民族性或在创作中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学则不属于这一范畴。恰恰相反,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对这两种民族主义文学进行区分。我认为,一般性的民族主义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具体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有区别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既具有民族主义文学的一般性特征,这是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简单否定的重要原因;同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又有其特定时期的政治涵义,这是当时它得不到广泛支持以至后来长期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

民族文学论的提出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当然,顾彬先生这两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 种重要的参照。

  近代以来,除于救亡和国家富强的原因,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话语,梁启超、早期的汪精卫、孙中山,都非常强调民族主义。经过几代人的理论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涵逐渐清晰起来,其理论也逐渐完备起来。特别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完成以及民国政府的建立,民族主义便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这除了是由"国父"孙中山创立以外,还与民族主义的天然政治性有绝大的关系。"民族主义道德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1"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既是人们为在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内获得成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政治精英和政府为创造新的认同感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这种认同感能够使现代国家自身合法化。"2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林同济说:"民族主义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主张。"3事实上,国民政府之所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除了情感的因素以及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以外,政治的因素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民族主义在国民党政府那里始终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并且工具性先于和高于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在国民政府那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前者具有表面性,后者具有深层性。

提到民族文学,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民族主义文学”。而事实上,白乐晴口中的“民族文学”之所以使用“民族”二字,首先是为了将自身区别于分断国家韩国的“国民文学”。它着眼于整个朝鲜半岛,立足于南、北双方是同一民族、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共有者而提出,内中包含着白乐晴期待分断的民族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景。同时,白乐晴使用“民族文学”这一词汇,也是为了与当时朴正熙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御用文人争夺 “民族文学”相关论题的话语权。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外,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体现为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作家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的记录片《中国》的大规模批判。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里,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那时这些报纸突然间有了一些言论空间,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4在孙中山那里,民族和国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只有联系在一起时,民族主义才有意义,才值得提倡,所以,他批评了中国古代的"宗族主义"。其实,本质上,"宗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同样的结构和性质,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至少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的民族实际上是由小的宗族组成的,现代社会,由于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特别是利益冲突,宗族主义极容易就演变成民族主义,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或特殊的时期,宗族就代表民族。但由于宗族主义有碍于国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而把同属于民族主义范畴的宗族主义进行了否定。我们看到,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明显具有爱国主义的特点,所以他说:"要救中国,想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民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5所谓"固有的道德",主要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项内容。

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文学”理论提出之时,正是朴正熙政府废除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主义制度,宣布实施总统集国家权力于一身的维新体制之际。维新体制激起了韩国社会在野力量的强烈反对。然而,朴正熙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并非仅仅依靠暴力压制民众的不满,而是存在着能够让自身统治得以延续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具有广泛大众动员力的话语体系。其中,就包含了以“民族主义”之名包装的分断国家的国家主义。基于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的历史,民族主义在韩国具有强大的大众动员力。而朴正熙政府及其御用文人为了宣扬维新体制的合理性,将其包装为所谓“民族的民主主义”。并在教育、宣传领域大力推行复古主义的文化政策,试图进一步强化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民族主义”也成为了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社会进步力量最为重要的体制批判话语。他们批判朴正熙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外来资本导致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对外依附,批判其“民族的民主主义”的虚伪性。然而,针对当时韩国社会的西方文化崇拜,进步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们也主张排斥西方文化,复兴民族文化,表现出了将民族文化的价值绝对化的国粹主义的特质。在这一点上,韩国进步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最终与朴正熙官方意识形态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正是在此状况下,着眼于“民族文学”广阔的号召力,白乐晴开始着手进行“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工作。白乐晴在倡导民族文学理论之初就宣布:“真正的民族文学与任何感伤的或者政治策略性的复古主义势不两立,它也绝不能流为国粹主义。”(《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在白乐晴那里,民族文学论从根本上区别于国粹主义的文学论乃至文化论。后者将民族作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和拥有着至高价值的存在。白乐晴认为,民族文学概念存在现实依据,即“民族尊严性与生存本身面临着迫切的危机”。也就是说,是民族危机之现实规定了民族文学的概念。于是,民族文学的概念拥有彻底的历史的性质。它的内涵随民族危机之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有可能在变化的状况中被否定,或被层次更高的概念所吸收。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却差强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写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专门研究著作,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它是在大量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将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主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著作。

所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

  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则更为明确,也更为具体。1938年,国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纲领是:"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固有之文化 ,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同情之文化侵略。"6(这里,所谓"固有之文化",不过是孙中山"固有的道德"的另一种说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提倡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国家,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国民党政权。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民族主义在国民政府那里其实具有"双刃"性,即既具有从正面维护国民政府的作用,又有从反面破坏国民政府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来做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武器。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如果民族主义威胁到国民党政权,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安全,就对它进行批判和镇压,相反则予以鼓励和支持。在中国现代史上,正反的例子都有。正面的例子如: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国家主义采取了镇压的措施。其实,国家主义是由民族主义而来,它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现实政治上的一种延伸。为什么要镇压国家主义,理由是:"国家主义之所以遭到南京政府的镇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主义由民族主义立场推进到了非常具体的政治诉求,明确要求建立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面的例子如:战国策派并非国民党派系,但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因为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所以被认同,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如陈铨、雷海宗、林同济等人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欢迎。"'战国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政党背景,陈铨等人也是知识圈中人,算不得政治场上行走之人。......但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旨,却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甚是契合,所以很得国民党有关方面的嘉许。"7可以说,国民政府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来提倡民族主义的,也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阐释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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