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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的黑色是阳光包裹下的黑色,这部戏的导演是今年30岁的法国人朱利安·戈瑟兰

  • 2020-03-13 08:45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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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历来不乏敢于描写人性恶和暴力的作家,从鲁迅到余华、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都具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不过,刻意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暴力变成一种奇观和风景的中国作家,恐怕非余华莫属了,怪不得王德威曾经这样评价道:“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要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和疯狂的世界:骨肉相残、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秘戏正在上演。而余华娓娓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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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波拉尼奥自诩为托派分子,是一个相当激进的人,曾经闹革命,被被指恐怖分子而入狱,被救出去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留下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图片 2

“灯塔是黑的,大海是黑的,作家的夹克衫也是黑的。”

文学中的暴力描写,跟充满暴力和残杀的中国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暴力似乎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就连沈从文如诗如画的山水描写中,也会时不时冒出关于“砍头”的主题。当然,它也跟作家的文学理念有紧密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文学是疗治国民性的工具,所以他要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地揭示中国传统礼教“吃人”的真相。对于左翼作家而言,文学就是革命的传声筒,于是革命文学让暴力变得合法化,成了推翻旧世界而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必要手段,然而就像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所质疑的,暴力革命经常导致手段压过目的的危险,她反对以进步观念为标准来为暴力的合法性辩护:“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过程。”对于早期的余华而言,书写暴力不仅是进行文学形式创新的一个方式,而且是重写历史、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展示暴力是如何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作家,用荒诞的形式非常有力度地瓦解了革命文学宣扬的暴力与正义的合法关系。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暴力、死亡和人性恶,包含着他们对国家民族心理的认知,包含着他们对病态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现代化的实践,最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参与中国的历史、批判现实、解剖人性的黑暗。

第二幕中哲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把《几何学遗嘱》挂在晾衣架上。

波拉尼奥 波拉尼奥作品 波拉尼奥的作品有《2666》、《护身符》、《遥远的星辰》、《打电话》、《智利之夜》、《荒野侦探》等。 他死后出版的小说《2666》入选了《纽约时报书评》2008年度的十佳图书,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新作《慈》比肩而立。 《荒野侦探》同样入选了2007年《纽约时报书评》十佳图书。能够连续两年在该榜单上获得青睐的作家,极为罕见。 波拉尼奥《2666》 《2666》是罗贝托·波拉尼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由五部分构成,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共获得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最佳小说奖,《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之首,《时代》周刊年度最佳小说,《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小说,25年来百部最佳西语小说等奖项。 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四个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因为共同喜欢及研究一位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而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情人的故事。几人得知阿琴波尔迪曾在墨西哥现身时,便共同前往。 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是举家迁居到墨西哥的智利教授的故事。 第三部分《法特》,一位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黑人记者,因同刊的拳击口记者遇害身亡,接替那人来到墨西哥报道一场拳击赛。这部分写法上非常写实,叙述简洁有力。特别之处在于,线性叙事之间,穿插有非常多的“离题”之言,比如法特乘飞机时听乘客讲的一段海上求生故事,寻访某人时在教堂听到的大段个人独白,某个美国导演的八卦等等。 第四部分《罪行》可说是全书的高潮部分。这部分“警方报告”的罗列,让人震惊愤怒,继而失望无奈,直到只能接受这现实的残酷。对读者而言,阅读这部分将会是一次极为震撼的心理过程。 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回归开篇引入的悬念人物,他出场了。这个部分甚至可作为独立的历史小说阅读,讲述了阿琴波尔迪的一生。这部分的情绪悠然回荡着一首哀伤的歌曲,尽管一些细节的震撼力并不比第四部分弱,然而这更是一种尽在不言中让人既恐惧又哀伤无奈的调子。

初看波拉尼奥,他也是黑的。他的照片上、视频采访上,他总是穿着黑色上衣,一头黑色的短卷发。他总是叼着烟。他想要写的,想要说的,似乎也都是黑色。

同样也书写暴力和人性恶,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去世前完成的巨著《2666》,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他所涵盖的暴力范围之广,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作家。首先,波拉尼奥具有全人类的视野,他是以“全景式”的视角来审视整个人类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他所书写的暴力,有极权主义产生的暴力,如二战德国纳粹发起的战争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苏联社会主义乌托邦对言论的专制和对个体的摧残,有历史中存留下来的种族问题,如美国的黑奴问题,也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激发个人欲望膨胀后而造成的人性邪恶,如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成了毒品贸易和对女性残杀的恐怖城市。有大至极权国家的暴力,也有小至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暴力;有人类集体犯下的罪行,也有个人犯下的暴行。其次,波拉尼奥写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的承载者和制造者,如文学评论家、哲学教授、作家、出版商、新闻记者等,并在小说中提到了无数从古至今的人文书籍,试图探讨在暴力面前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能起到任何作用,试图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注人类当下的困境,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黑暗。

一本80多万字的《2666》如何被改编成一部12小时的话剧?看12小时的戏,到底是种怎样的体验?

然而看多了才知道,波拉尼奥的黑色是阳光包裹下的黑色,是抗争过的黑色,是无所畏惧的黑色。一首首挽歌唱完,那些诗歌与流浪的岁月还在。黑色,不再是独奏曲,它试图在唤醒,在刺痛,在献给一整代的‘失败的人’。

(一)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

7月15日、16日,法国“如果你能舔舔我的心剧团”带来的《2666》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了两场。这部戏的导演是今年30岁的法国人朱利安·戈瑟兰,他对大部头著作情有独钟,2013年,他导演了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基本粒子》,2016年他又将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搬上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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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666》的过程中,我总是想起人文主义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的《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Language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这本重要的著作,脑海里总是回响着他在书中提出的大哉问:

7月15日首演当天,除了拖着行李来看戏的戏剧爱好者,还有不少文学圈、评论界人士,比如戴锦华、止庵、梁鸿,以及《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2666》中文版责编王玲等。首演从当天上午10点30分开始持续到夜里11点,四次幕间休息加上半小时的演后谈,总计13个小时。全剧在内容上忠于原著,五个部分各自独立又有关联性,剧中很多场景、台词直接取自小说。

第一次看波拉尼奥,还是一个朋友的推荐。他发给我一段话: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

当被问及这部12小时的戏最想给中国观众传达的是什么,导演戈瑟兰表示,他从波拉尼奥这部小说中找到了两个主题:文学和暴力。

“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斯坦纳的大哉问其实就是:在灾难和暴力面前,文学何为?语言何为?知识何为?在“善”和“恶”面前,他认为“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斯坦纳认为,野蛮和政治暴行在人类的各个阶段都存在,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幸免,但是当野蛮和暴力在文明发达的现代欧洲中心突起,就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精神的毁灭。他说:“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斯坦纳欣赏的文学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中对未来“非人”社会和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预言,用卡夫卡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他认为卡夫卡用最激烈的方式来质问:“诗人应该沉默吗?”“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人都像甲虫或耗子一样,吹出或挤出他们的痛苦之声,万物中最为人道的人文话语,还存在吗?卡夫卡知道,太初有‘言’;他问我们:结局会是什么?”斯坦纳也非常欣赏格拉斯的《铁皮鼓》,因为格拉斯的吼声,“压倒了令人沉醉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这才是德国作家中前所未有的成就。”斯坦纳特别指出,“格拉斯知道德国高傲晦涩的哲学话语对德国精神的伤害有多深,对德国人清晰思维和言说的能力的伤害有多深”,所以他故意用笑声和诙谐来瓦解德语旧词中的谎言,使他自己的文学表述焕然一新。我认为,波拉尼奥的《2666》对全人类范围的暴力的书写,就是一把可以敲碎我们内心冰海的冰镐,非常有力度。他不仅质疑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以及精神出路的问题,而且通过小说的形式继续探讨斯坦纳提出的大哉问,那就是面对人性的野蛮和邪恶,文学和语言是否已经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还是仍然有力量去表现和批评现实中的暴力和谎言,发出呐喊,让麻木的人们为之震颤?那些知识的承载者,是否已经全军覆没,对黑暗的世界无能为力?

第一幕

而这歌声,就是我们的附身符。”

《2666》既有世界性的格局,又不失对地方政治文化的具体描述,比如《2666》的第四章专门写发生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地区的圣特莱莎市的几百起女性奸杀案,而跟这一地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几位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有作家、文学评论家、教授、记者等,都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常常从一个国家游离到另一个国家,自由地跨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不仅如此,这些人所阅读过的书籍又都是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经典,身上所承载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主义范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2666》是一个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小说作品,既有“地方性”──充满毒品交易和残杀女性的恐怖罪行的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又有“全球性”──欧美和拉美诸多国家,于是,全球性和地方性展开对话,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浩劫,如战争、种族屠杀、独裁等,和地方性、家庭性、两性的暴力事件,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波尔尼奥对于这些人性恶和暴力事件的书写,总是跟对整个人类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思考连在一起。他像一个预言家,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来反省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反省文学是否已经完全失去感染人心的作用,知识的承载者是否还有能力影响社会,文学是否跟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命运还能有所关联。

《文学评论家》 时长:1小时50分钟

这是《护身符》里的结尾。后来,这种歌声,这种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以及波拉尼奥,就成了我的护身符。

(二)毕达哥拉斯文体

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四位文学评论家复杂的情感纠葛,他们相识于国际文学研讨会,都在研究一位神秘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一直想见这位德国作家一面。

那时还在南方,雨水不曾停过的一段日子里,心里就莫名温暖起来。就好像,走在雨中,走了很久,也很累,突然有一个人撑起一把伞,为我挡了雨。

波拉尼奥的《2666》分成五章,他临去世前,为了后代的生计问题,嘱咐每章都作为独立的一本书来出版,但是后来他的好友把这五个部分合成一卷本出版,得到欧洲和拉美文坛普遍性的高度评价,有的评论家甚至说《2666》掀起了二十一世纪文学的新浪潮。这部小说的各章之间有巧妙的联系,围绕着同一个中心,那就是暴力──这个关乎人心的黑洞和人性的深渊的主题,采取的叙事方式是折叠式、流动式和多元式的,既有博尔赫斯般的梦境和现实自然穿梭的讲述,也有写实主义的如新闻报道式的记录,也有后现代主义叙述中常用的元小说元素,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和线性的时间观,而是选取了书中间接或直接有所关联的几位人物生命中的某段经历,随意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拆散、拼接和并置在一起,各章都采取开放式的结尾。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有斯坦纳提倡的“毕达哥拉斯文体”(ThePythagorean Genre), 也就是一种广义的文体。李欧梵非常推崇斯坦纳提出的这一文体:

在第一幕中,导演戈瑟兰就以文学研讨会开篇,四位文学评论家的身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经历,也经由彼此相互介绍给观众。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四位文学评论家的名字,都打在巨型字幕上。直播视频投影在这一幕中用得不是太多,只是在处理多角恋以及自残的艺术家埃德温·约翰等几个桥段。这一幕首次涉及“暴力”,也只是以英国女文学评论家的独白描述了法国和西班牙两位评论家如何殴打一位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经历。

这种温暖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从一个作家那里获得了。之前有过哪些呢?

“就人文的广泛意义而言,他[斯坦纳]认为文学家不必局限于一隅,而应该打破传统的界限,不再做散文或诗、戏剧或小说、艺术想象或实地报道之分,更应该因时制宜、广采兼收,使得哲学、音乐、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特长和内涵,可以做文学之用,这样,才能挽救语言的危机,才能表现当代人的‘沉默感’,也才能于沉默中寻出一线生机。”

第一幕后半部分,四位评论家听说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其中的三人就来到了墨西哥“罪恶之城”圣特莱莎,在这里,他们听闻了连环杀人案,也遇见了从智利迁居到圣特莱莎的哲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他说自己曾见过那位神秘的作家阿琴波尔迪,阿玛尔菲塔诺也是第二幕的主角。

曹雪芹;川端康成;海明威;凯鲁亚克;木心......

波拉尼奥在他的小说中做了这一“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实验,他在《2666》中融入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艺术、海洋学、出版业、新闻、电视等学科,跨越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跨越小说、散文、书信、传记和实地报道等文体的界限。他的这种写法,同样符合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倡导的,即反对西方工具理性和知识的专门化,认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因为业余者可以冲破专业的束缚,摆脱专业的有限眼界和学术体制内的权力的压迫,回到单纯的喜爱与关怀中,以漫游者的身份对广博的全人类知识有更加全面的理解。而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也同样批判西方学院派的专门化和分割知识,认为这种逻辑思维和专门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了一种扭曲的现象:“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没有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无论是斯坦纳还是萨伊德,无论是林语堂还是波拉尼奥,他们都希望文学能够融汇广义的人类文化,恢复它应有的人文意义,阻止人类的“非人道”和“非人化”的势力,让知识分子能够对这一“非人道”的异化的势力发出有力度的反抗声音。

第二幕

或许吧。心有戚戚,就是如此吧。

《2666》的中文译者赵德明认为:“《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理论的说法叫作‘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的”。的确,虽然波拉尼奥描写到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观念和话语,如共产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进步的观念、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等等,但是他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而是冷静地面对“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死亡的验尸报告,”探讨暴力与这些思潮之间的潜在关系,揭露人类进入现代化进程后的精神危机。

《阿玛尔菲塔诺》 时长:1小时10分钟

后来那年八月,来了一趟北京。北方的夏季,亦是处处燥热。就去找阴凉处,找到了一家书店:万圣书店。在里面找书,就看到了《荒野侦探》。

《2666》这部小说一共有1125页,2012年出版了赵德明翻译的中译本,这部小说被法国导演朱利安·戈瑟兰改编成话剧后,2017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过,居然长达12个小时。小说的第一章《文学评论家》,讲述四位来自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学教授,他们都出自学院派,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二战后的一位不为世人注意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因而结成学术和生活的密友,在世界各地一起参加研讨会并宣读论文,四人后来卷入多角恋。由于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喜欢隐居独处的作家,这些学者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所以后来获悉这位神秘作家的行踪后,他们就一起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找寻他的踪迹,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当地的哲学教授,名字叫阿玛尔菲塔诺,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找到那位神秘的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第二章《阿玛尔菲塔诺》,就是以这位智利哲学教授为主人公而展开的故事。因为皮诺切特政变,智利哲学家阿玛尔菲塔诺带领全家到墨西哥避难,他的流亡经历似乎带有某些波拉尼奥的自传因素。阿玛尔菲塔诺的西班牙妻子爱上了一位精神病诗人,离家出走,剩下他单独抚养女儿罗莎。在危机重重的大量少女被奸杀的圣特莱莎市,他一直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常常跟家里鬼魂的“声音”对话,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危。第三章《法特》,讲述一位美国黑人记者法特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为服务于黑人的纽约《黑色黎明》杂志前往芝加哥采访一位黑豹党创始人西曼,后来又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采访拳击赛。到了这座城市,他发现这个小城大量的女性奸杀案更值得报道,可是杂志领导认为跟黑人没有关系,不准他报道。最后他带着偶然相识的阿玛尔菲塔诺教授的女儿罗莎离开了这个充满暴行的城市。第四章《罪行》用的是客观的新闻报道的方式,不加任何渲染色彩地真实报道了近两百个被奸杀的女子的案例,像是一个个怵目惊心的验尸报告,讲述了这个城市很多少女和女性被残害后,警察和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并且揭露这个国家极其腐败的状态,官员和犯罪集团同流合污,整个文化都是典型的男权中心、蔑视女性的文化。第五章《阿琴波尔迪》则以传记的形式,讲述这位神秘的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故事。他出生于普鲁士家庭,从小就特立独行,年轻时被征兵参加了二战,到过波兰和苏联,无意间发现了一位犹太人的手记,因而了解了斯大林极权统治下苏联作家被迫害的情况,后来又了解到德国人残杀犹太人的惨状。战后他开始写小说,受到德国一位出版家的青睐,但是他不喜欢交际,一直在世界各地漂流、居无定所,他的小说的销量也非常低,属于不被当时文坛重视的作家。直到九十年代才受到一些文学评论家的重视,甚至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突然变得很高,但是他依旧过着简单平静的隐居生活。小说的结尾,他打算出发去墨西哥的圣特莱莎市,因为他的侄子被认为是连环杀手,被关在那里的监狱。小说至此就戛然而止,让读者自己去推测,并跟前面几章去做衔接。

这一幕从哲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的妻子劳拉的出走讲起,劳拉因为迷恋一位住在精神病院里的诗人抛弃了丈夫和女儿。这位哲学教授有点神经错乱,他会画一些几何图形,在每个顶点写上哲学家的名字;他也会把《几何学遗嘱》挂在晾衣架上,任它风吹雨打。

于是,躲在书店里,看了两天书。第二天也下雨了,骤雨,初歇后,从书店出来,抽烟,看北方雨后高远的天空。

我们在《2666》可以看到一些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元素,比如人物的梦与现实有神秘的关系,作者自由地徜徉在世界文化的天地里,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量,具有世界主义的“全景”视野,跨越不同文体的界限,让小说、散文、书信、新闻报道等文体相互补充和转换,并把一些人文知识如哲学、历史、人类学、艺术、诗歌、神话、小说等专业知识巧妙地变成小说虚构的一部分,大大延伸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但是波拉尼奥和博尔赫斯又截然不同:一个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和世界历史;另一个则躲进书本和幻想天地里,热衷于写充满知识性的幻想小说。当略萨评价博尔赫斯的作品时,他写道:“博尔赫斯世界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在那里,生存、历史、性、心理学、情感、本能等等,都被消解了,都被压缩为仅仅属于精神的天地。生活,这个沸腾和混乱的骚动,是经过博尔赫斯的过滤成为神话,经过升华成为概念之后来到读者面前的。他的过滤属于从逻辑上进行清洁的工作,它是那样地完美和彻底,以至于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是要纯净生活,而是要废除它。”即使博尔赫斯写到暴力,它似乎只是传说中的一个元素,给他那些玄学和抽象的题材增加一些神奇的魅力,像一座艺术雕像,让人可以放心地观看,不用担心被匕首或酷刑伤害到,他笔下的暴力不沾泥土的气息。然而,波拉尼奥却正相反,他紧紧地抓住政治、现实和历史,把暴力和死亡冷静而赤裸裸地展示给我们,不满足只是写幻想文学,他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灾难、浩劫、邪恶充满敏感,迎面而上,绝不妥协,引领读者来到满目疮痍的历史现场,甚至死亡现场,像法医一样冷静地勘察尸体,试图诊断历史与伤痕、暴力与正义、文学与邪恶等的关系。

在这一部分,导演大量使用了直播视频投影,几乎所有表演都被摄像机拍下实时投放在舞台的银幕上。

那时,除了一如既往的温暖,还有热血,还有崇敬。

(三)文学可以变成一种隐秘的暴力

第三幕

“我梦见我是个年迈、衰老的侦探,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失踪的人们。有时候我碰巧在镜中看到自己,我认出,那就是罗贝托•波拉尼奥。”

文学与邪恶的关系一直都是波拉尼奥喜欢表现的主题。他的小说《美洲纳粹文学》借用了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的形式,只不过把眼光转向文坛,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杜撰了92名文坛恶棍、骗子、怪人、疯子,以讽刺的笔法写了他们的生平和作品简介,跨度长达百年,从20世纪初一直到21世纪,但是在小说中又常常提到历史和文坛中的真实人物,在真实与虚构中自由转换,书的结尾甚至还特别列举了美洲大陆跟“纳粹文学”相关的出版机构,以证明其“真实性”。《纽约时报》的书评对这部小说这样评价:“谁说文学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至少对波拉尼奥不是。对他来说文学是令人不安的变数、是非难辨的力量,拥有自我创造、自我评价、自行塑造神话的可怕力量。纳粹诗歌是一个矛盾语吗?在波尔尼奥的设定中可不是,相反的,它大有可能出现。”

《法特》 时长:1小时40分钟

我把烟抽完,继续去读《荒野侦探》。天已经放晴,阳光照进书店。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的爱书人的心都是透亮的。我是失踪的人,在《荒野侦探》中找到了同类。那时都年轻,都一贫如洗,都写诗,都永远年轻,都永远荒唐地悲伤,都在镜子中认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