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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田野工作时间的要求其实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安德森对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投入满腔

  • 2020-03-12 22:37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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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东南亚研究学者。其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祖母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家族。他的父亲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曾就职于中国的帝国海关,在中国生活长达三十年之久。安德森出生于中国云南,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且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新左评论》的主编和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并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原标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所经历的东南亚研究

  当一位人类学研究的从业者去了解其他行内人士的时候,作为一种惯习,几乎总是会很关心他们的田野经验,特别是去了哪里,去了多久这一类的问题。地点和时间似乎成了衡量一个人类学者的研究质量的核心指标[1]。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而成为其从业者构建其学科认同的重要依归,以至于不少人类学家甚至认为田野工作乃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唯一特征或关键要素。

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comfort zone”,中文或可译为“舒适区”。这种舒适,是因为你安逸地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环境中。很多时候,人们都不愿意走出舒适区,因为这意味着挑战,意味着你将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意味着极大的勇气。

抗日战争期间他离开中国,却因太平洋战争的阻碍只得暂居美国。战争结束后,安德森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是他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接受教育。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投入乔治·卡辛(George Kahin)门下专攻印尼研究。1967年在雅加达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1983年发表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007年创作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安德森对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投入满腔的热情,而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则被译者吴叡人称作是“一个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成果。

印尼有句俗语叫“katak di bawah tempurung”,字面意思是“椰壳碗下的青蛙”。顾名思义,青蛙蜷缩在椰子壳下面,以为碗里的世界就是整个宇宙。这个短语常被用来形容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却又自以为是的人,与中文成语“井底之蛙”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田野工作时间的要求其实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相信对于事物的直接观察方能真正认识它。这种归纳式的研究进路(inductive approach)当然要求更广范围和更具体细致的资料,而那是需要时间的,以至于可以归结出一些观察和结论。因此,人类学传统上将一个农业周期作为研究农业社会的标准时长[2]。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必须遵行的时间量,而且后来一些研究者指出或许更优越的调查方式为对多地点的调查研究,或对单一地点的多次回访研究,而不是对单一地点一次性的长期居住,但是在人类学研究的规范操作中,对于时间长度的关注仍然是一个类似于学科规范的强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显然是少数的例外。

除《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其主要著作还包括:《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体回忆录,这本书的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安德森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更是堪称经典,是近三十年来世界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安德森的著作在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以及区域研究学界均广为流传,但他本人却是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学者。安德森在自传中巧妙地以“椰壳碗”作为线索,将自己的人生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第一种之于个人的“椰壳碗”比较明显,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井底之蛙”类似——人们受制于眼界不足或信息偏差,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妄自尊大,不愿意去了解外界的事物;另一种之于体制的“椰壳碗”则相对隐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变迁对人类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美式实用主义盛行,政治力量左右学术发展,劳动分工在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的同时造成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等等。

  如果说对于时间长度的关注还是比较隐晦的,那么对于地点的关注则相当显明。本文就试图对于何处是田野这个问题进行一项基于个人研究经验的学科谱系反思,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放在西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并特别回顾由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所限定的田野选择标准和取向,进而提出田野工作超越纯粹地点意义的可能性,即对人文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其中文化差异性的强调。

在学界,安德森的赫赫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本《想象的共同体》,被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奉为圭臬。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大致是在十年前,记得当时曾被作者的开阔视野与旁征博引所震撼,对里面的核心观点——“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更是印象深刻。从此,便对这位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是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才能让一位学者能够自如地在古今之间穿梭,在欧美大陆与东南亚新兴殖民地之间游走,随意采撷官方与民间的各种材料,构建出如此具有挑战性却又发人深省的论述?

本书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探讨现代全球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发起和波动,角度独特,分析深刻,使得“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如今相当流行,所倡导的历史比较视野中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也成为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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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终于为我的困惑揭开了谜底。

在“第二版序言”中,安德森说这本书是“特定时期的作品”,所谓“特定时期”,按照他在第一章《导论》中的说法,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南半岛、中越战争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按照安德森的解读,信仰“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法解决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也就成为安德森写作本书的动因和出发点。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突。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质问: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标榜“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

田野研究的学科谱系

正如戴锦华教授在“写在前面”中说的:“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最早阅读这本自传,纯粹是因为对安德森人生经历的好奇,但在读完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自传,它既是对时代的记录与缩影,亦是对学术研究真诚而深刻的思索。

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思想的酝酿早在70年代之前。1956年,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试图阻止这种暴行的他同样遭到了殴打。这场攻击事件成为安德森的政治启蒙——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青年时期的这次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1958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他投入“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划”创始人乔治·卡欣门下,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康乃尔学派”将年轻的安德森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卡欣对安德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具有的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深深感动了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也强烈体会到了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渗透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康乃尔师门的道德熏陶。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徐德林 译

  人类学发展到如今,田野工作或实地调查(field work)已经成了其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之一了。甚至一些教科书提出,区别一项研究是否是人类学的关键标准就是田野工作。古塔和弗格森提到,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3]一些人类学者还指出,在传统的四分支人类学日益分化的情况下,田野工作成了唯一可能整合整个学科的资源和依靠。也有很多人认为,田野工作经验是一个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initiation rite)。斯托金认为,田野工作是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而且田野工作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而是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4]。换言之,倘若一个声称在作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却没有做过田野工作,那么他的研究在人类学意义上就比较可疑了,甚至其个人作为人类学者的身份在同行圈内也会受到质疑。且不论将田野工作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是否合理,我们先来做一番历史考古的工作,看看田野工作这个概念及其实践源自何处,又是如何一路演变而获得如今这样的地位。

全书的叙述,大致是按照时间脉络进行的。在前面三章“移动的青春”、“区域研究”、“田野工作”中,安德森讲述了他儿时的回忆、成长的历程、在康奈尔求学时的故事,以及他在印尼、泰国、越南等地的田野研究。第四章“比较的框架”与第五章“跨学科”,记录了他对学术本身的思考。第六章“退休与解放”,多了几分闲适的意味。最后的“跋”,则可被视为全书的总结与升华。

1961年到1964年安德森在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期间,恰好是苏加诺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而充满活力,而且相对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1967年完成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次回到印尼。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战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的同情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之后安德森又卷入了泰国“曼谷之春”以及菲律宾的“人民革命”浪潮之中,并且写出了一些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在这些丰富的行走历程中,安德森始终坚持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的统一,延续以知识介入现实的参与精神,为他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动物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当时已经广泛进行野外作业(field work),之后才逐渐专业化,形成各自独立的学科。后来,哈登(A. C. Haddon)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他1898年在托雷斯海峡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就是为了研究动物群、结构以及珊瑚礁形成的方式,[5]所使用的仍然是自然历史学的术语[6]。事实上,最初的人类学研究大概可以归属于一种研究早期人类的自然科学,而且当时做田野调查页就意味着从事自然历史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乃是聚居于某个具体区域的尚处于自然原始状态的原始人类。与哈登很类似,博厄斯1883年到巴芬岛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所使用的则是其接受的地理学训练。简言之,19世纪末期英国学界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向外扩张的乐观主义氛围中,非常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实地考察。尽管后来这些自然学科开始分化,但是这些新分化的领域仍然继续共同关注田野调查。

成长与求学:穿越新旧时代

另外,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是,1972年被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试、转变和酝酿。被称为“康乃尔文件”的论文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其中的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派的行动完全失去正当性, 同时也直接挑战了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这就导致安德森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长达27年(1972——1999)。由于已经无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深陷于具体细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另外,由于佩里·安德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子的影响,“比较史”坚定不移地被纳入他的视野当中。尤其是佩里在1974年出版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这两本书所展现的比较史视野与社会学理论深度对本尼迪克特有着巨大的冲击。最终,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印尼”送进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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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田野调查的兴起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变化似乎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在19世纪早期,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是不屑于自己去进行田野工作的,认为那是一项不文雅和体面的活动,是地位低下的没有技能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而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则是表述解释自然多样性的理论工作。而且,19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的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得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调查,似乎收集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有成就的手工制品商人[7]。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形完全被颠覆,追求实践目的的经验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摇椅上的理论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批评。科学教育的最佳地点被认为不再是演讲厅,而是直接调查的现场,无论是实验室还是田野点。田野调查者指出,摇椅上的理论家对科学训练和他们推测的事物的个人经验方面一无所知,无论遇到什么经验材料他们都没有能力去辨识其意义。进入20世纪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人类学领域中,泰勒、弗雷泽等早期学者被贴上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成为笑柄。

“从地理上讲,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无意识的)准备。行将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的生活足迹已经遍及中国云南、美国加利福利亚和科罗拉多,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独立生活过。我是被爱尔兰父亲、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法语是一种(秘密的)家庭语言;我喜欢拉丁语;我父母图书室里的书籍作者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和德国人。”

核心概念: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父亲是爱尔兰人,在受西方支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母亲来自英国,出身于典型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但安德森的幼年成长却深受家中说法语的越南女佣影响。1941年安德森随全家前往美国躲避战火,战后回到欧洲,在爱尔兰接受了早期教育,随后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主修古典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其能够早早地养成阅读习惯并接触了英、法、德、俄、拉丁等多门语言,孩提时代的四海为家又使之在不经意间获取了一种对待世界包容开放的态度,培养起对不同文化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虽然安德森在不断的搬家过程中也对自己缺乏稳定的身份产生过不安——时常因为自己的口音和言行在各地遭到嘲笑或不公正对待,但他却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泰然应对:这种多重的“边缘”身份使他拥有了对不同文化的多重依恋,并因此产生了对不同种族、语言和阶级背景的人们充满理解与同情。安德森对自己在伊顿和剑桥接收的古典学教育进行了辩证的批判:一方面,安德森指出古典教育是统治阶层的自我复制,目的是从中产阶级中选取并培养传统继承人。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崩塌,这种旧式教育也走向衰败;另一方面,安德森承认自己十分幸运:优质的旧式人文教育使其不受学科之羁绊博览群书,培养起了对历史、文学、哲学的广泛兴趣。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支配地位的巩固和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大学变得越来越热衷于教授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等“实用”学科,专业化分工日趋明显,满足不了时代要求的旧式古典学教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讽刺的是,许多美国学者在学科分化成为常态的三十多年后重提与古典学颇有渊源的跨学科方法。安德森冷眼旁观,认为学者们要对学科的形成与变化保持距离,而非不加批判地接受它或受其左右。

  总之,尽管如今的人类学在追述其田野调查方法的形成之创世纪时几乎都会将之归功于马林诺斯基所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但是事实上,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实践和倡导田野调查了[8]。在英国有哈登和里弗斯,在美国则有曾在印地安人中调查的摩尔根,以及斯库克拉夫特(Henry Schoolcraft)、库辛(Frank Cushing)等人,当然博厄斯被公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田野调查方法也绝不是人类学的独创,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