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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精神国籍和文化国籍,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艺术模仿实在

  • 2020-02-16 13:34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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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的创作特色 他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应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他也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甘心充当时尚和潮流的俘虏。他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扞卫艺术的纯洁性。他不喜欢所谓“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被他贬为“可憎的庸才”。他尤其反对“逼真”地模仿现实,因为世上没有逼真的模仿,任何作者都在歪曲地模仿现实。 纳博科夫一向反对用艺术来说教,但他的作品并非与社会和道德全然无关,至少他的主题之一是描述在道德歧路上徘徊者的惶惑、悔愧和痛苦。然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既“不真实”,又不可爱,因为他最不愿哄骗读者把小说当成真事,硬去与书中人物认同。他运用种种手法,努力在读者与人物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使读者能跳出小说之外,去作更深入的联想与思索。这也许就是纳博科夫的“超小说”引人入胜而又耐人寻味的一个原因。 但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无论在形式上的先锋色彩如何浓厚,在内容主题上是怎样地复杂精深、玄奥多义,作者却始终以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注重细节描写为根基,来加强作品的现实感,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摹写,以及各类生活细节的勾勒上。当也正是这些现实主义细节描写的存在,才使纳博科夫的作品在进行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试验的同时,能够兼顾到小说作品内容具有的社会意义,从而使这些作品能够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效果和一定的故事性,并没有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当下的衰退,而降低其艺术价值和失去对读者的吸引力。 纳博科夫的影响 除小说诗歌外,还发表过贬抑托马斯·曼的评论,和4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作和论述。70年代,他的声望达到顶峰,被誉为“当代小说之王”。 纳博科夫有很多深刻的见解:“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他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并不看好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伪名词。他崇拜纯艺术,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

事实上,纳博科夫与文学上的“俄国态度”的隔膜和冲突,早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32年11月3日,纳博科夫从巴黎写信给住在柏林的妻子薇拉,讲述了他与几位俄罗斯流亡作家的话语冲突:“……晚会快结束时,突然爆发了一场有关当前这个时代与青年的激烈争论,其间,扎伊采夫表达了基督徒的陈词滥调,霍达谢维奇表达了文学的陈词滥调,我那位非常可爱和圣洁的丰达,表达了社会性质的感人言论,维什尼亚克时不时插上几句生硬的唯物主义词语,而阿尔达诺夫和他的那位亲戚则保持沉默。我发挥了我认为不存在什么时代的粗浅想法。”1936年,纳博科夫写过一篇他与蒲宁的会面记,施拉耶尔就从其中的“解开木乃伊”一语,解读出了作者的深意:“这个隐喻不仅包含着纳博科夫对蒲宁保持距离的意味,也包含着挣脱俄罗斯文化束缚的意味,而这束缚是蒲宁甚至从未想要脱离的。”蒲宁被称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反对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为敌,但是,热爱俄国,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关心意义世界的问题,关心人类的未来命运。所以,纳博科夫在与他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处处别扭,甚至觉得格格不入:“谈心、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是我感兴趣的。我没有对童年时代吃够了的花尾榛鸡作出反应,这使得蒲宁,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和不文雅的词汇的老先生感到迷惑不解,我拒绝和他讨论世界末日的问题使他恼怒。那餐饭快要吃完的时候,我们相互已经彻底厌倦了对方。”

洛丽塔

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不仅强调审美在文学作品中独立且牢固的地位,而且强调艺术作品的诗性本源和作品中与自然世界一致的诗性精神。纳博科夫指出,艺术作品诗性创造包括“理性文字”“构想”“非理性的神秘”。首先,“理性文字”是指文学是借助语言文字呈现的艺术,文学必须由语言文字来支撑,否则文学作品也将荡然无存,不能将语言等同于文学的诗性,而要把语言视为文学实现“审美狂喜”的媒介和途径;其次,“构想”是指艺术家是艺术创造的主体,艺术家通过记忆和灵感思维将他们观察到的“意向显现实”经过语言的创造形成充满存在的艺术品;再次,“非理性的神秘”是指人们通过原始诗性智慧领悟自然诗性。由于人与自然同构,人自然在情感上依恋自然。未经逻辑化、格式化的心灵能够在精神世界中以多种形式关联现实,实现个体生命情致的审美性超越,进而从多个层面最大限度地接近事物的本质。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之后在西欧颠沛流离,最终定居美国,在美国创作的《洛丽塔》让他大获成功,于是又返回欧洲,献身于写作事业。于1977年病逝,骨灰葬在克拉伦斯的公墓。图片 2

任何人,只要他有勇气捍卫人类美好的信念,如诚实、友谊、信守诺言,爱祖国、爱家人、自己的家园,尊敬长者、尊敬父母,具有同情心,时刻准备为真理而斗争,不屈服于‘权贵’的意志,信仰真善美、仁慈,具有同情心及其他‘永恒’的价值观,他就可以将自己纳入文化精英的范畴。界定文化精英,并不是依据他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本书,不是根据他的受教育程度,而是根据他纯洁的志向,以及他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参考

百科

纳博科夫十分关注在作品中彰显自己的个性特征,他声称自己是一位独立的作家,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组织。只有将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观置于与相关理念的比较视阈中,聚焦于其间的契合与分野,才能更准确地识别与理解纳博科夫的文学批评观所展露的独特纹理和色彩。

在纳博科夫的理解中,文学所关注和表达的主要是个人经验,而不是社会经验;主要是一种内心经验,而不是外在经验;主要是一种美感经验,而不是伦理经验;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纳博科夫的写作,既没有教诲的热情,也没有积极的社会意识。他几乎只为自己写作,只为那些患有政治冷淡症的唯美主义读者而写作:“一件艺术作品对社会来讲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它只对个人有着重要意义;对我来讲,只有单个的读者是重要的。……使小说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只有其艺术。”正因为这样,在解读果戈理的作品的时候,他也就特别不能容忍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展开的阐释和评价。那种从《钦差大臣》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的观点,或者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的看法,在纳博科夫看来,都是大谬不然的误读和误解。不仅如此,这部戏里也“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纳博科夫的认知和判断,与果戈理的作品的实际情形,显然大相剌谬。

思想

他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应按照机械的原则硬将作家套进某某主义的模子:他也反对作家过分依赖现成的文学传统或模式,甘心充当时尚和潮流的俘虏。

他说:“世上只有一种艺术流派,就是天才派。”他总在追求艺术创新,捍卫艺术的纯洁性。他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他相信,“使一部小说流传不衰的,不是它的社会影响,而是它的艺术价值”。

他不喜欢所谓“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连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都被他贬为“可憎的庸才”。他尤其反对“逼真”地模仿现实,因为世上没有逼真的模仿,任何作者都在歪曲地模仿现实。他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就是一种揶揄式模仿,而“揶揄模仿的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纳博科夫的小说从形式、结构到内容都充满了幽默的摹拟,他本人作为叙述者时常会站到前台来讲话,或是颠倒时序,或是直接干预情节的发展,往往使作品读来“像是中世纪的梦中幻境”。

所以有人把他的小说称作“寓意小说”、“玄奥小说”或“超小说”。这种“反写实”的艺术特征在他的后期作品《微暗的火》、《阿达》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然而在常被人们忽视的他的早期俄文小说中,“纳博科夫式小说”的基本主题、结构与技巧已经初具端倪,研读这些作品能为我们了解这位作家深湛而繁丽的艺术全貌提供一个清楚的脉络。

纳博科夫的艺术观:纳博科夫有很多深刻的偏见:“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他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后者,认为大作家最要紧的是大魔术师。他并不看好现实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伪名词。他崇拜纯艺术,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

他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辱没了艺术,也辱没了真实。”他认为“狼来了”的故事就是绝妙的文学,因为在丛生野草中的狼和夸张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幅棱镜,从而形成一种艺术所需要的迷幻效果。

纳博科夫的阅读观:他要求学生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因为这样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会越走越偏。而是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研究得越周密越好。

纳博科夫

三、 缺乏事实感和历史感的简单化认知

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 -- 1977年7月2日)是一名俄裔美籍作家,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他在美国创作了他的文学作品《洛丽塔》,但真正使他成为一个著名散文家的是他用英语写出的作品。他同样也在昆虫学、象棋等领域有所贡献。

纳博科夫在1955年所写的《洛丽塔》,是在二十世纪受到关注并且获得极大荣誉的一部小说。作者再于1962年发表英文小说《微暗的火》。这些作品展现了纳博科夫对于咬文嚼字以及细节描写的钟爱。

除小说诗歌外,还发表过贬抑托马斯·曼的评论,和4卷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作和论述。70年代,他的声望达到顶峰,被誉为“当代小说之王”。

纳博科夫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童年在圣彼得堡度过。纳博科夫的家庭里使用三种语言:俄罗斯语、英语、法语,所以纳波科夫在孩提时就能讲三种语言。但是让他爱国的父亲懊恼的是,纳博科夫在学会俄语之前,就能阅读和拼写英语了。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纳博科夫一家乘船离开俄国,前往克里米亚Crimea。他的父亲成为了克里米亚的司法部长。在朋友家中暂住了18个月后,克里米亚的白军起义失败。于是纳博科夫一家离开克里米亚前往欧洲西部开始背井离乡的生活。

961年10月1日,他和维拉搬到瑞士蒙特勒Montreux的蒙特勒皇宫酒店直至他生命完结。
1977年,纳博科夫在洛桑患严重支气管充血,同年7月2日,纳博科夫在家人的陪伴下病逝。他的遗体火化后埋葬在克拉伦斯的公墓。

纳博科夫指出,文学作品中蕴含的“诗性精神”是指文学的本质在于表现具有原初性、个体性以及事物特殊性的“非理性”“非显性”“非逻辑性”的原始诗性感觉。纳博科夫的观点与维柯提出的“诗性思维”相契合,维柯认为:“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荷马史诗》中的诗性智慧是异教世界的原初的智慧,只能用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而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神学来解释,这里所提到的玄学即诗,诗是诗人天赋异禀的功能。纳博科夫还指出,“诗性感觉”是非理性的,是一种自然禀赋。一旦缺乏这种自然的禀赋,诗性思维将会大幅度地蜕化。诗性思维是一种自主的、个性化的思维,一旦公共化、集体化思维介入,个体思维将立刻失去生机与活力,因此公共化、集体化、思维与诗性思维相抵触。唯有充满好奇和灵性的诗性思维才能真正直达艺术的真谛。

一、 美国化与非俄罗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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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博科夫论现实

然而,纳博科夫却看不到现实与历史的这种关联性。他对俄罗斯两个时期文学的认识,缺乏政治眼光和历史意识,显示出一种情绪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从他的判断力,我们固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满和否定情绪,但是,却无法获得可靠的真实信息。一切简单化的概括,都必然是片面的,也都必然缺乏最起码的事实感。

评价

作为小说家和捕蝶专家,纳博科夫“喜欢具体细节甚于概括,喜欢意象甚于理念,喜欢模糊的事实甚于清晰的象征,喜欢被人发现的野果甚于条分缕析的果酱”。纳博科夫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这种小型叙事的“琐碎玩意儿”,是那些意外发现的野果。如果作品旨在阐释所谓的“伟大思想”,将艺术作品当成“社会评论”“哲学思考”与“宗教感悟”等教化工具,艺术将会失去生气与活力。艺术自己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是自足的生命体,艺术创造的终极目的在于建立起艺术美轮美奂的象牙之塔。纳博科夫得出结论,艺术品的价值不在于其社会性,而在于其对于某个体的价值。纳博科夫承认自己不为社会或群体写作,他只关注小说的艺术性本身,而完全忽略小说是否具有社会意义或说教功能。

在纳博科夫看来,小说中没有真实的生活信息,所以,“可敬的读者不会在一本俄罗斯小说里寻找关于俄罗斯的信息,因为他知道托尔斯泰或者契诃夫笔下的俄罗斯不是历史上的普通的俄罗斯,而是由天才个体想象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可敬的读者关心的不是一般观点:他感兴趣的是特定的视角。他喜欢小说不是因为它能帮助他与人好好相处(用可怕的进步人士的话来说);他喜欢小说是因为它可以吸收理解故事中的每个细节,他可以欣赏作者希望被欣赏的一切,他在心底微笑,他整个人都在会心地微笑,他为那些出自那位编造大师笔下的魔幻意向而激动颤栗——那位幻想编织者、魔术师、艺术家。”他将读者在小说中的多样化的需求,简化为单一的颤栗性体验。事实上,读者阅读小说的角度,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只按照一种“特殊的角度”来想象一个“特殊世界”。还有,小说家的叙述和描写,并不是倚靠纯粹的想象来展开,而是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可靠认知和体验之上。托尔斯泰为了替自己未来的写作收集材料,就向宫廷女官托尔斯泰娅“详细地打听了尼古拉一世的私生活,探视了彼得保罗要塞中曾经关过十二月党人的狱室,访晤了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的相识者等等。”托尔斯泰当初写《战争与和平》,也是如此切切实实地收集材料的。

洛丽塔

1955年,《洛丽塔》遭四家美国出版社拒绝后,由巴黎之Olympia Press出版。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作品一路蹿升到《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第一位。《洛丽塔》已被改编成电影。内容的奇特与写作的精妙使它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书。使纳博科夫有足够的金钱回到欧洲,献身于写作事业。

该作绝大部分篇幅是死囚亨伯特的自白,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

关于小说,争议的焦点自然是有关艺术的社会责任问题。《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称:“《洛丽塔》无疑已是图书世界的一桩新闻……”《洛丽塔》争议的关键和最令人难解的是,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显得很没兴趣。许多人的阅读动机可能确实出于要看一看《洛丽塔》到底有多“不道德”,好奇的读者总是由它联想到因为色情描写而引起世界性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尤利西斯》。一位论者自觉找到了被这种含混性掩埋了的真义,称《洛丽塔》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但另一位论者却发现:《洛丽塔》是“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的寓言。

选自《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研究》作者: 邱畅/ 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2

在鉴赏和解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纳博科夫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作品的形式层面。他的文学批评,就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分析作品的结构、修辞和风格。他对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分析,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纳博科夫果然将奥斯丁的这部小说“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细细地咀嚼和咂摸。

(三)纳博科夫论文学性

然而,纳博科夫似乎是这条规律的例外。就个性来看,他从小就是一个对社会抱疏离态度的人。读中学的时候,“他绝不随大流,拒绝‘扎堆’,拒斥各种协会和社团,即便在足球场上,他也宁愿选择守门,而不与其他队友一起攻城拔寨。纳博科夫的疏离感往往被认为是由于高傲,但也可能是他格格不入、甚至是无心介入的标志。”长大成人,他的心性似乎亦未尝稍变。

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艺术与本真存在具有原初同一性。古希腊美学并没有把模仿说纳入认识论的范畴,自然与艺术尚未形成“反映”与“被反映”的二元对立,这一点与近代美学的观点截然相反。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自然的地位高于艺术。“自然是完美的:他们观察到它是以井然有序和趋向目的的方式展开,而这两项属性,在他们看来,都是十分值得赞美的。如果自然果真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井然有序,并合乎目的的话,那么它当然是美的了。就凭着这种事实,它也足为人的典范,特别是作为艺术家的典范,它不只是那些模仿它的画家和雕刻家们的典范,并且也是那些跟它学习适当的比例的建筑家的典范。”德谟克利特主张艺术的模仿应当服从于自然法则的引导,艺术创造应当如植物般经历自然生长的过程之后去形成作品。德谟克利特的“模仿”认为艺术与自然的性质具有同源性,艺术是创造性的活动,既然艺术与自然具有同源性,那么模仿便可以被视为一种本性关系存在,而并不是单纯地反映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初的模仿论阐述的是感性与理性具有同一性的原初状态,以及“诗”与自然的构成方式的统一。

本来,俄罗斯文学所表现的题材和主题,也是丰富多样的——既有美学范畴的,也有伦理范畴的;既有心理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既有历史层面的,也有现实层面的;既有宗教性的内容,也有政治性的内容;既有对生的渴望,也有对死的恐惧;既有和平时期的欢乐,也有战争时期的痛苦。然而,纳博科夫否定了文学与这些问题的复杂关系,仅仅将俄罗斯文学的题材和主题,缩略到一个狭窄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就是他津津乐道的“poshlust”。

纳博科夫强调艺术本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他的主张并非对唯美主义的简单模仿,而是其对小说的最为本质特征内在寻绎的逻辑结果。一方面,纳博科夫否定文学应该承受被外界赋予的教益、道德教化、社会责任等“外在”的沉重义务,认为文学中所谓的“伟大思想”正是滋生平庸艺术的温床;另一方面,在否定上述关于艺术和艺术作品习以为常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空洞无物的“宏大思想”转移到那些可以带来“审美狂喜”和“诗性叙事”的艺术审美的细节上来。由此可见,纳博科夫的艺术是艺术品存在的本体,艺术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存在,而是那些在真正艺术品里无处不在的艺术细节。

如果说,米尔斯基常常用“法国态度”来评价俄国文学,那么,纳博科夫则是用“美国态度”来理解和批评俄国文学,或者,准确地说,是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态度”来批评俄罗斯文学。文学上的“俄国态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态度。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极强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人民的命运和苦难担忧,致力于为所有人及每一个人探寻美好的生活之路,在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之时,就成为其主要特征。”俄罗斯文学也有这样的精神特征。尖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宗教热情,博大的人道情怀,对道德痛苦的极度敏感,以及影响读者的积极态度,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极为重要的精神特征。然而,纳博科夫对宗教的态度冷淡,也缺乏介入政治的热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宗教的无所谓态度跟我在政治社会方面的不喜欢团体活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看,他不会成为“斯拉夫派”的战友;从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看,他也不可能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等“西方派”的同志。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是一个特征鲜明的俄罗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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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认知和评价中,纳博科夫不仅有“去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也有“非历史化”和“非现实化”的倾向。在他的观念里,文学不是外在的现实生活的镜像和民族生活的心像,而仅仅是个人的内在经验的表达,所以,他反复强调,“不要去俄罗斯小说中寻找俄罗斯的灵魂:要去那里寻找天才的个体。把目光投向著作本身,而不是其结构背景——也不是盯着结构背景的人们的脸。”此处的所谓“背景”,就是作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故事来已展开的历史氛围。然而,纳博科夫却要把文学从这样的背景中提纯出来。这就仿佛把一棵树从大地上连根拔起一样,必然造成文学的历史感和社会意义的丧失。

针对艺术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纳博科夫阐发自己关于模仿的独特观点。纳博科夫认为,当前盛行的艺术模仿论在理论上并不完备,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惯性思维,“艺术模仿自然”或“艺术模仿现实”的观念已经根植于头脑之中。“自然”或“现实”本身的含义以及“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亲眼所见的才是“真实”的存在,艺术应该尽量贴近生活,尽量真实地反映现实存在的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艺术刻画真实、描绘现实的目的。

纳博科夫的非现实主义文学理念,来自于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在他看来,现实并不具有客观性,而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我只能这样界定:现实是信息的积累,是特殊化的东西”。纳博科夫是一个内倾型和主观化的作家。正像他的一位新西兰传记作家所发现的那样,“纳博科夫哲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意识是第一性的,‘意识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事物,是一切神秘事物中最神秘的一种’。”他强调作家的个人想象和意识活动对于写作的意义,“真正的作家创造的是自己的世界,是自己对现实的美妙幻觉”。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现实,而是内在的经验,具体地说,是作者关于内在经验的叙述和描写带给读者的“颤栗”。

(一)纳博科夫论模仿

纳博科夫似乎忘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杀人犯,而是“有思想的杀人犯”。他因为自己的世界观而杀人,又因为具有宗教意识和反省精神而忏悔。所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设置的叙事世界,人物的思想与自己的行为,有着自洽的因果关系。首先,他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道德反省的人,常常陷入强烈的道德痛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有良心的人,要是认识到错误,一定会痛苦的。这是对他的惩罚——苦役之外的惩罚。”这样的人,是很容易成为“读不朽之书”的人;其次,就像母亲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在你童年时代,你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你怎样坐在我的膝上牙牙学语地念祷告文”。所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后,跟军官一起谈论义务和良心,就一点都不奇怪;他跟索妮娅一起读《新约全书》,也就没什么不正常。既然如此,纳博科夫先生,你怎么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和叙述是“一派胡言”和“文学骗局”呢?怎么能说“在一个丑恶的杀人犯和这位不幸的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修辞上的关联”呢?由于内心充满了极端的偏见,纳博科夫完全看不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特个性和重要价值,也不可能对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一位俄罗斯学者说,“19世纪的俄罗斯艺术称得上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因为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艺术能够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特点,纳博科夫却不仅看不到,而且还对作者和作品大加否定和诋诃。

纳博科夫与夫人下棋

纳博科夫排斥文学的功利性内容。他习惯于将文学从社会和历史中提纯出来,仅仅当作一个文本现象或者意识现象。为了宣扬自己的绝对化的文学思想,他硬是将自己的观点塞给了契诃夫:“他的结论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他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会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的笨拙糊涂的努力。”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契诃夫虽然温和、低调而内敛,但却不是一个“不和大众发生直接联系”的文学“纯粹”论者。他就生活在大众之中,他身体力行,为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比如,在建学校的时候,事无巨细他都参与其中,他得和工人、砖瓦匠、火炉安装工以及木匠打交道;他亲自购买所有的建筑材料,小到瓷砖和炉门,还亲自到建筑工地监工”——人们完全可以根据纳博科夫所引用的楚科夫斯基的回忆,来否定他借契诃夫之名宣扬的“纯粹论”。

(四)纳博科夫论艺术

一个作家认同所在国的文化和文学,这不是问题,但是,他不能通过否定自己的原生国的文化和文学,来强化这种认同。然而,纳博科夫所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