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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欧洲革命,1848年革命既是满载希望的革命

  • 2020-02-12 03:44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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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美国现代革命史学者迈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郭东波、杜利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7月),想起70年代末在课堂上学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觉头绪很纷乱,那时候我们用的那本西方近代史教材读起来也比较枯燥无味,记忆较深的反而是老师讲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革命的论述。现在读拉波特这部展现“反叛之年”革命大剧的著作,波澜壮阔与错综复杂的革命进展变得相对清晰、生动和富有感染力,实在是难得。《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在描写当年革命起义的同时,拉波特还指明了起义对今天的影响……他目光敏锐,睹微知著,讲述了一个绝妙的故事……翻阅时,读者很难不投入感情,很难不对纳尔逊•曼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成功的革命者肃然起敬。”(见该书封底)关于170年前的那些起义对今天能有什么影响,恐怕不容易说清楚;但是说在阅读中很难不投入感情,这是肯定的。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讲,“1848年革命很复杂,但革命的情节却引人入胜。这里有高超的政治手腕,有国家的建立,还有宪法的制定。同时又糅合了人类的革命悲剧、战争和悲惨的社会景象。与此同时,它也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瞬间。1848年革命既是满载希望的革命,又是充满失望的革命。”

最初,1848年欧洲的革命者并没有设想并组织起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革命,但革命在一个国家率先爆发后,便迅速蔓延扩展成为了一场整体性的革命。各地的革命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呼应,各国的空间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例如巴黎的二月革命掀起了革命的风潮,随后维也纳的三月革命爆发,导致欧洲保守秩序的缔造者,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出逃,同时,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地区、匈牙利、捷克等地区相继爆发革命。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各国的革命者团结一致,互相 支持,例如德意志、波兰的革命者到革命之都巴黎寻求帮助;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认为帮助波兰复国是他们光荣的任务;德意志共和派在柏林召集人民大会时,宣传海报表示会上将有德语、英语和法语的演讲,并分别用这三种语言赞颂了共和制。维也纳的革命者被围困时,尝试向匈牙利军队寻求帮助。革命中的威尼斯与匈牙利选择结盟,共同对付奥地利帝国的军队。但相比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盟似乎更为成功。这或许部分得益于梅特涅苦心经营的欧洲保守体系。德意志各邦国王公通过德意志邦联寻求军事援助,镇压革命。沙皇尼古拉一世协助奥地利皇帝围剿了匈牙利革命,教皇庇护九世出逃后,法国军队派兵攻打罗马共和国。最终,保守势力合力镇压了革命,1848年革命最终失败。

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调动大批军队,向起义中心地区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人民取得了胜利。

世界从封建时代走向资本主义时代,是从欧洲开始的。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迎来了光明的一天。在此之前,欧洲大陆处在封建主统治之下,诸侯割据,压迫沉重,没有人权和自由,也没有产生现在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现在的意大利、德国等,都是在以后才统一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能够在世界发扬光大的一个大契机,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爆发革命 18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法国又是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它的农业占统治地位,工商业发达的程度,也在欧洲大陆首屈一指。但是专制政府不断提高税收,加重了对企业的盘剥。全国关卡林立,阻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此时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其中第一、第二等级为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只占总人口的3%,却占有全国1/3以上的土地。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农民少地或无地,工人和平民生活困苦,资产阶级要求享有政治权利,社会等级对立严重。此时的法国社会还是依据出身而不是财产来决定其地位,这一点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总之,封建统治已经严重制约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这就需要一场革命,来除旧布新,完成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转变。 就在这时,法国封建政府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集150年来从未召开的三级会议。这次三级会议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提出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这引起了国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马上出动军警,封闭会场,禁止国民议会开会。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议会”,公开反抗国王,双方的冲突趋向激烈。 1789年7月14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揭竿而起。而巴士底狱成为重要的攻击目标。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18世纪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法国国王在那里驻扎了大量军队,专门关押政治犯。在某种意义上,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这一次,愤怒的起义者把它完全拆毁,象征着封建罪恶的巴士底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为了纪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狱的伟大功绩,法国把7月14日作为自己的国庆节。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过了五年的历程,发生了三次大起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了伟大的力量,而且一再从危急中把革命挽救过来,进一步推动它向前发展。 《人权宣言》和王权的颠覆 1789年7月14日以后,制宪议会实际上成了法国最高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左右大局的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不久,制宪议会又发布《人权宣言》。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都是不可动摇的人权;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在同时又承认了财产的不平等,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发展,统治阶级惊慌万状。大批王公贵族逃往国外,从事反革命活动。路易十六拒绝批准制宪议会的决议和《人权宣言》,还准备以武力解散制宪议会。几支部队奉命向凡尔赛调集,国王的行为激怒了巴黎群众。1789年10月初,首都民众涌向凡尔赛,将王室强行带回巴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 1791年,制宪议会颁布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制宪议会解散。根据宪法,同年新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开幕。君主立宪派控制着议会的领导权。不久,来自国外武装干涉的危险加剧。 1792年春,法国立法会议对奥地利宣战,不久普鲁士站在奥地利一边对法作战。战争开始时,形势对法国不利。敌军闯入法国境内,革命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捍卫革命,法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组织义勇军,不断开往前线。在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充分暴露。1792年8月巴黎人民起义,攻占王宫,推翻了法国的君主制。 从吉伦特派掌权到热月政变 8月起义胜利以后,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吉伦特派控制着立法议会,掌握了行政大权。立法议会为民意所迫,宣布暂时停止国王的权力,决定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9月,法国赢得瓦尔密之战的胜利,外敌入侵被制止。国民公会开幕,取代了立法议会。国民公会通过成立共和国的决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792年底,国民公会开始审判国王。1793年初,路易十六以“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在巴黎被推上断头台。处死国王,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封建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当时,法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793年5月底至6月初,巴黎人民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倒了吉伦特派,把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推上了统治地位。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把恐怖提上日程”:在经济方面,严禁囤积居奇,对日用生活品实行最高限价政策;在政治方面,颁布了嫌疑犯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都要收押和监管。许多嫌疑分子被处决,甚至路易十六的王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实行的恐怖政策,在挽救共和国和拯救革命方面,起了不容抹煞的作用,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陷于孤立的罗伯斯庇尔未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庇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是拿破仑。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仑执政,担负起并完成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崛起 法国大革命的另一个成果就是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勃然兴起。 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格兰人。 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法国革命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如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被使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因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并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影响 法国大革命不仅结束了法国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对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的彻底性为此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它具有世界意义。法国大革命所确认的民主政治的理论原则,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法国革命的思想和原则在欧洲广泛传播,哺育了19世纪欧洲各国一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贵族革命家,也是在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造就了近代欧洲。

那么,“现在,积聚的能量已经达到了极限,旧政权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应对。1848年的前几个月虽然短暂,却十分关键,民众的悲惨遭遇与反对保守秩序的自由派长期积聚起来的沮丧、焦虑及反抗的愿望相融合。梅特涅统治下的欧洲,1815年是那样凯歌高奏,而且自那以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此刻突然显得极为虚弱。自由派也嗅到了血腥的气息。”(42页)在法国,反对者为了规避官方禁止政治集会的法令,在全国上下举行各种宴会,人们在宴会上大谈国事,诉说改革的愿望。在1847年7月的一场宴会上,历史学家和诗人拉马丁发表演讲,宣称“王室将会倾颓,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和为荣耀而战的反革命后,你们会看到有关公众良知的革命、无所畏惧的革命。”(43页)一切都无可挽回地把历史的车轮推进到烽烟四起的1848年。

1848年革命既是一场欧洲整体的革命,又容纳了十九世纪中期主要的政治议题,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革命长期以来为人低估。相比1789年革命、1917年革命,1848年革命更少被纪念和重视。这或许与它最终失败的结果相关,也因为在此后一个世纪多的岁月里,欧洲陷入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政治派别的混战中,人们对1848年革命的印象长期以来与各自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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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各国的起义及其胜利无需赘述了,作者在“前言”中有很概括的表述:“暴力革命发展速度惊人,很快就席卷巴黎、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巴勒莫、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和柏林。激进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士推翻旧政权,着手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从欧洲范围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政治事件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尚属首次,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乃至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搞清楚1848年革命的最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作者认为在匈牙列革命中提出的《十二条》“这份纲领包括1848年革命的标准要求:言论自由、责任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常设议会、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国民卫队、税收平等和陪审团审判。他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农民身上的‘封建负担’。”(78页)这是革命爆发之初欧洲各国自由知识分子提出的普遍诉求,要求得到政府的回应和马上启动政治改革。其次,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爆发革命?革命为什么取得这样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的解释性论述实际上包含有几点:1,在革命爆发前整个欧洲就对政治改革提出了广泛而普遍的要求;2,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感召和巴黎二月革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3,社会困境、经济困境、各国日益高涨的立宪诉求和政府的弱点和明显的不自信,使得革命具有了爆发性的力量,并保证了革命最初的胜利。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波特对各国政府的分析:来自财政和武力方面的问题使政府遭受自信危机,因此在面对民众起义的时候失去了理智,有的打算投降,有的只能做出混乱而又矛盾的反应,处于前线的军队指挥官也进退失据;4,这时的革命者表现出跨越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团结一致;5,农民、工人和妇女对革命的支持;6,中产阶级在紧要关头抛弃政府,投向革命阵营,因为对旧政权失去了信心。(117—122页)这些因素看起来都是那么有力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就是,1848年革命为什么很快就陷入失败的困境。在革命的初期胜利之后,如何建立宪政体制(选择什么样的议会制度、选举权如何分配)、如何构建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如何处理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如何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至今仍然深深地困扰着人们的问题,当时那种在急风暴雨中临时产生的革命联盟根本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曾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保守的统治秩序,但两个派别之间政见的分歧割裂了革命联盟,导致政治两极分化,进而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前言”)与此同时,各国保守势力和军队缓过神来,暂时瘫痪的国家机器很快重新运转。当我们在阅读中目睹着巴黎六月起义的“血色夏日”,在接下来的“反革命之秋”中看到曾经一度飘扬着自由与宪法旗帜的城市如何相继陷落,这才更是我们“很难不投入感情”的时候。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呢。一些学者,如乔纳森·斯玻伯,非常重视1848年革命中群众的政治运动,研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公共政治生活,政治组织的思想与组织方式,各阶层之间的联系,1848年的政治思潮对不同阶层的意义。在斯玻伯看来,1848年夏天和秋天的大众民主运动的骚动、各派力量的重新组合及组织方式最能体现1848年革命的特点。

发生于欧洲的1848年革命,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这次战争的重大意义是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1848:革命之年》,[美]迈克•拉波特 著,郭东波、杜利敏 译,纸间悦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96页,92.00元

十九世纪中期,从法兰西到奥地利帝国的东部边境,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专制、要求自由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争,历时两年之久。这便是1848年革命。从欧洲范围来看,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1917年俄国革命前欧洲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然而,相比这两场革命,学术界对1848年革命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场世纪中的革命一直遭到冷遇。事实上,从欧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来看,1848年革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

19世纪中叶,奥地利仍是欧洲大陆中部地区的一个多民族的君主专制国家。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战斗。限令奥皇立即解除梅特涅的职务。

前面讲过,当年我们在课堂上学这段历史的时候,授课老师特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相关论述。因此今天在读拉波特这部著作的时候,很自然就把马、恩的文章也翻了出来。把拉波特书中的“巴黎六月起义”这一节与恩格斯写的《六月革命(巴莱起义的经过)》相比较,会发现恩格斯对当时战斗过程的具体描述和军事分析是拉波特无法做到的。在1848年6月1日至11月7日的“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起义与镇压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当时的 “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一份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起义者一边的报纸。恩格斯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以政治家的立场和军事观察家的目光详细评述了六月起义的过程;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一文中指出六月起义同过去一切革命的原则区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这些文章中,他们高度赞扬了示威抗议者者抢夺军火、冲击政府机构和警察机关、打乱社会秩序等具体行动,同时也劝说起义者要注意保存实力,不要上政府挑衅行为的当。关于民族国家与自由的问题,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不但谴责了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武装干预,而且批判了“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尽管不同的诉求最终将导致革命者阵营的分化,但各个社会阶层卷入了1848年的革命洪流之中。以往被忽视的农民成了各派争取的对象。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参加到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当中,他们首次获得了选举权,甚至成为候选人、议员。革命中,除了革命未波及的沙俄帝国,欧洲的农奴制基本被废除;法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国家工场以缓解失业和贫穷问题。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也是它区别于1789年这一政治革命的独特之处。

法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定了普选权。在中欧,则出现自由政治改革和民族统一之类的运动。然而,军队仍忠于王室,君主不久即重建其政权,废除大部分承诺的改革。叛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由主义者自此觉醒。

那么,就让我们重读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6月28日的《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第29号,《马恩全集》第一版第5卷,153—15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吧!尽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阅读与理解肯定有区别,但是有些基本的道义、情感仍然是相通的。关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说“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是啊,失败并不等于投降。关于秩序,“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更重要的是,“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关于什么是秩序、谁的秩序,马克思不是讲得很清楚吗?那么以后怎么办?“必须在行动中,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他继续补充说,“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在屠杀与镇压的风暴过后,马克思看到起义者“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因此,他想到“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于是他在“新莱茵报”发表了这篇给起义者“戴上桂冠”的文章。拉波特在他的书中也部分地引述了马克思对六月起义的论述,比如关于起义者被杀害的人数,保守派的估计是150人,马克思的估计是3000人,他认为真相可能是在两者之间。又比如,他引述了马克思对镇压者的谴责:“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232页)

首先,它是第一次席卷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革命。在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之后,这场革命的风暴迅速向周围传播,特别是在中南欧,随后成为了革命的主战场,例如中欧的维也纳、柏林,南欧的米兰、威尼斯、罗马、巴勒莫,奥地利帝国边境的雅西、布拉日、布加勒斯特,欧洲很多重要的城市纷纷爆发革命或起义,并且向周围的乡村蔓延。与法国大革命通过军队将革命传播到欧洲各地不同,这些地区的民众在受到二月革命的鼓舞之后,自发地爆发了革命。

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以解决德意志统一为名,于5月18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都是容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