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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

  • 2020-02-08 11:04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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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s)教授是德国著名的英美文学专家、埃及学学者。她早期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史,1990年代后转为研究文化人类学,和丈夫扬·阿斯曼(海德堡大学著名埃及学学者)两人在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中一直合作,共同创造了“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等富有启发性的术语。

“你们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国际法,远不如国际政治和金钱更能实现真正的正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经常以为自己凌驾于真理之上,我最大的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当中,有几个人能够成为为真善美而战的斗士。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为人类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请相信个人的力量,一个人也能让这个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理念,就能引发或结束一场战争。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改变千万人的命运,所以,千万不要局限你的视野,永远都不要妥协你的梦想和理想。  我把声音给了失语的人,而现在我即将要沉默了,把我留下的,记住了,我在你心里活着,寻找我的火炬,传下去,寻找我的火炬,传下去。” ------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张纯如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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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作者分析了四种对待过去的创伤记忆的模式:(1)对话式遗忘;(2)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3)为了遗忘而记忆;(4)对话式记忆。所谓对话式遗忘,是被过去的共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原敌对双方,经过一致同意后自愿选择遗忘以达成一致和平。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遗忘,而是有意识地就过去的创伤历史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内战结束之际,这种方式经常被当成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能快速地促进社会融合。但这种对话式沉默或遗忘协议只有在双方作为好斗者相互施加暴力的情况下才会凑效。如果行凶者与受害者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不对称关系时(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属于这种不对称关系下的极端暴力),只有“永不遗忘的铭记”才是对待集体性毁灭行为的恰当反应。它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一种疗伤,而且是对几百万死难者应尽的精神和伦理义务。“为了遗忘而记忆”模式则是通过记忆来实现遗忘,记忆本身并不是目的和终点,锻造一个新的开始才是最终目的。第四种模式超越了国家和社会的内部重构,它涉及的是共享创伤暴力遗产的两个或更多国家的记忆政策。如果两个国家能够通过相互承认彼此的罪责、对加诸他人的苦难予以同情来共同面对曾经的暴力历史,那么这两个国家就参与了对话式的记忆。

我们为什么会逐渐忘记?我们为什么会不再疼痛?我们为什么听到要原谅的声音,甚至根本无人道歉?

相互缠绕的记忆场

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迪昂(Adama Dieng)2月28日在人权理事会第22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历史一再证明,忽视有关灭绝种族活动的种种前兆迹象会导致严重后果,他对当前叙利亚、马里等国的族裔和宗教矛盾增加感到关切。

本文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发表时题为“记忆还是忘却: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译自 Helena Silva,Adriana Martins and Filomena Guarda (eds.),Conflict, Memory Transfers and the Reshaping of Europ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0,pp.8-23,陶东风、王蜜译,译文有删节。本文转载自“ 新史学1902”公众号,特此感谢!

是啊,那是距离你几百、几千公里外的城市;那是距离你十几年、几十年外的历史;那是与你模糊到没有共性的前朝人。如果历史继续前进,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南京暴行的历史,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清楚这片土地上流过的血,那个城市下了多少天的夜雨,嚎叫了一个冬天的声音?

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并不完全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的回应,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议题中,南京大屠杀记忆也被调用以激起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感。套用孙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杀记忆或纪念的强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本右翼愤怒的程度和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度。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三次固化。第一次是1946—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二次是1982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第三次则是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这些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迪昂表示,灭绝种族并不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罪行,尽管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以及在卢旺达、斯雷布雷尼察等地的灭绝种族活动,但似乎人类尚未从过去汲取教训,时至今日,一些暴行仍在被实施,而国际社会却未能预防或阻止这些暴行。

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以《记忆的伦理》一书献给他的父母,他也在该书前言第二页向读者介绍了他的父母。他写道:“我从小时候就目睹了我的父母总是围绕着记忆喋喋不休地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是从二战结束以后开始的,显然,其父母双方在欧洲的大家庭也在战争中毁灭,马格利特试着还原了父母之间的对话。他的母亲常常这样说:“犹太人被彻底摧毁了,曾经伟大的犹太民族现在只是在苟延残喘。对于幸存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唯一光荣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记忆群体存在——充当‘灵魂的蜡烛’,就像那些为了纪念遇难的同胞而在仪式上点燃的蜡烛一样。”而他的父亲却常常这样讲:“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对于任何人而言,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记住那些死者,真的前景堪忧。那是亚美尼亚人的选择,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错误发生。我们最好成为一个放眼未来、应对当下的群体,而不是被一座座坟墓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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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间,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其间的例外是1951年和1960年,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以南京大屠杀为工具批判“美帝”,相关的控诉活动和媒体报道唤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如何影响乃至“扭曲”集体记忆的样貌。

迪昂说,人们非常了解忽视灭绝种族活动正在逼近的种种迹象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犹太人大屠杀是一次恐怖、独特的经历,但它只是人类在20世纪之前曾经反复遭受、之后也仍会再次遭受的苦难的一种极端版本。今天,在一些区域,族裔和宗教紧张关系正在危险地加剧,极端暴力正在出现,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马里、缅甸、巴基斯坦、苏丹和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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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为切入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活动。南京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控诉大会、展览会和纪念集会,《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旧恨新仇”发表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人民日报》也刊登十余篇文章。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这一路径突出表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报道中,该文开篇写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激怒了全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北京汽车公司司机刘康麟。刘康麟愤怒地告诉工友:‘咱们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对于美帝武装日本的仇恨,粉碎这个可耻的阴谋。’”

他强调,虽然国际社会不能扭转过去的失败,但至少能够汲取教训,致力于防止一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以免大屠杀的悲剧再次发生。

《记忆的伦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国纳粹对犹太人暴行为基本历史所创作的文本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的文本以展览、博物馆、文学、电影艺术等多种形式在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占据着主流的声音。甚至连日本的原子弹爆炸都已经成为某种白左的政治正确了,奥巴马已经去过广岛献花,而安倍晋三也即将去夏威夷献花。    新近出版的一本《南京不哭》的作者在写作缘由中谈到:“1995年4月15日下午,我被同事拉去听了一场扭曲历史的演讲,讲台上站着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日本人。”

当时的控诉活动或新闻报道将安全区描绘成“受难的难民区”,称在安全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将保护中国人的外国侨民描绘为帮凶或凶手。例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批判前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然而,这场控诉活动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原因部分在于“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这说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抗拒现实政治的扭曲。此外,“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然不合时宜”。

马格利特父亲的这种观点在1945年以后最先被采纳,不仅仅是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共同的事业:为幸存者建立一个新国家,让他们重新开始,为后代开创一个新未来。然而,到了40年后的1980年代,马格利特母亲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幸存者们开始面对那段曾经被他们隔离许久的过去。在一个新国家得到政治承认并经过两次战争而稳固下来之后,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象征,以色列社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有关记忆的仪式共同体。

“他们在讨论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种种。”郑洪告诉记者,他是一名物理学者,当然明白原子弹对人类带来的痛苦,“但他们的论述,让我不得不拍案而起:‘在中日战争中,日本是侵略国,广岛长崎事件是日本自食其果’,在我说完了一长段抗议后,全场鸦雀无声,随后无人提及我的抗议。”

1982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其直接诱因是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事件的影响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正式落成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1994年12月13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鸣放防空警报、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续举办纪念活动。

在这里,马格利特展示了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记忆或遗忘,是选择记忆以留存过去,还是选择遗忘以放眼未来。我想,今天我们已经不单单是要面对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记忆模式,而是以下四种模式:(1)对话式遗忘;(2)为了永不遗忘而记忆;(3)为了遗忘而记忆;(4)对话式记忆。这四种模式都通过努力限制或克服创伤性的暴力,通过协商一种新的、关于过去的共同观念或记忆,摆脱了那些广泛流行的、为残暴现实服务的基本模式。

而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却在历史中轻薄地将要被遗忘。正如张纯如女士演讲中提及的一样,这个世界的声音从来都是被掌握在强有力者手中的。我常常戏谑地一句话来表达这种郁闷:“欧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面对今天的世界局势,国际话语权无疑是影响着这个世界态势的走向,媒体的力量举足轻重,然而媒体从来都不是决然中立的。世界大事走向中的媒体人的政治偏向已经不断证明媒体人的偏与移。而被遗忘五十年的南京大屠杀不得不说是整个强力世界的操纵。犹太人所遭受的伤害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这不得不说是犹太人本身在这个历史建构中花了极大的力气。当然也正是因为对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重视,对种族问题的关注,才让今天的欧洲陷入穆斯林的包围圈中,一种类似绥靖的政策说不定正在发生着。逆向种族主义也是一个令人警惕的关注点。但与此同时卢旺达种族屠杀、红色高棉也在犹太人遭受种族屠杀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着。因为犹太人遭受的痛苦会让欧洲美国警惕,但是在亚洲并不会建构。太阳底下,并没有彻底新鲜的事情。历史有着千般变化,但似乎又万变不离其宗。虚弱的亚非地区,往往处在失语的状态下,话语体系是属于强者的。

二十年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实是这一地方纪念活动的延伸和国家化。在提升公祭规格的前提下,国家公祭活动也继承了鸣放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办烛光祭等仪式要素。而在对设立国家公祭日意义的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之影响。例如,一篇媒体评论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而朱成山则把国家公祭视为“固化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器。它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不亚于一颗精神原子弹”。

一、对话式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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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古老经验是:对暴力、不义和苦难以及悬而未决的旧账的记忆,只能在邻里之间造成更多的暴力和不义,煽动侵略行为并导致社会分裂。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通过控制和抑制记忆的破坏性力量而终结致命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遗忘作为一种资源在历史上被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但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遗忘”这一术语并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实际上是“沉默”的另一种表达。虽然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沉默是残暴政体清除抵抗者和牺牲者的声音的惯用策略,然而对话式沉默则是由过去的共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双方经过一致同意后自愿加诸于自身的,其目的是和平,避免破坏性的过去绝处逢生。例如,古希腊在内战之后就采用了这种遗忘策略,目的是终结曾经的内部暴力,开创新的未来,把分裂的社会重新聚合起来。当然,一个国家并不能直接影响其国民的记忆,但却能够禁止怨恨的公开表达,而后者容易重新激发曾经的仇恨,从而引起新的暴力。其他一些内战在结束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例如欧洲的30年战争。1648年的《明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包含了这样的准则:“永远的遗忘和宽容。”(perpetua oblivio et amnestia)伴随遗忘政策的通常还有大赦,其目的是为了终结先前敌对双方之间的相互仇恨,促进社会融合。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故事

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即有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载,但对这一事件的系统研究,却是在1982年之后。在此之前,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曾于1960年组织南大部分师生对南京大屠杀展开调查,并在1962年完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该书直到1979年才以油印本的形式刊印,而且仅供内部交流。时隔二十余年,官方首次对幸存者和目击者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幸存者和目击者1756人。与此同时,学界也展开系统的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3000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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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范围的发声究竟有多大呢?敌人从来都是时刻潜伏着的。事实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的程度正是中国在国际上声音的一种侧面展示。的确,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努力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但事实告诉我们远远不够。

“建馆立碑编史”活动最初受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触发,但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说,纪念活动一旦启动,就会进入加速轨道,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力量运转。不过,即便是在晚近的研究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日本“右翼”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了学界对自身研究意义的表述。例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而2012年底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辑推荐写道,这部史书“全面客观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真相,成为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荒谬言论的有力武器”。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时间走到2016年的12月13日,我们政府已经意识到整个民族关于大屠杀的记忆的重要性。国家公祭日也好,文本书写与历史研究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要让历史事件的痛苦记忆转换成为能被历代中国人甚至世界人所感知的创伤体验。南京应当成为一个符号,南京暴行不应该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幸存者的独特痛苦,不应该成为南京这个城市的独特记忆,而至少要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的创伤体验。更大的意义上来说,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们对历史的纪念,对真相的追逐,如张纯如女士写作的初衷之一:希望日本人能够意识到大屠杀的事实,并承认的原因。一旦藐视了过去,就有可能历史重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公众史学、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或深远。这方面的范例是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英文图书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Basic Books),该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中文、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