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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美洲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灵魂,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挑战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核心

  • 2020-02-05 09:38
  • 新葡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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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南美大国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合法总统古拉特被推翻并流亡国外,政变军人们则建立了长达21年的威权主义统治。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的政变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巴西军人首次在政变后拒绝还政、反而自行掌控政权,也是巴西自从1945年推翻瓦加斯政权后再次进入威权统治时期,更是此后拉美诸国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先声,象征着拉美世界“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退却。因此,这场政变的原因无疑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发布/2019年6月11日 3:30 AM

此文选自《拉丁美洲研究》 2001年04期。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的特殊意义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原先满足于“护卫作用”的军队在政变后拒绝返回军营,转而决定自己把持政权,压制政治参与的扩大;第二,在衰败的政治制度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社会越来越普力夺化的情况下,这个拉美最大的国家也无可挽回由民主制变成了官僚威权政体。总体来看,巴西在1964年发生的军事政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 亨廷顿在圣诞夜去世。可以肯定他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获得现代大思想家万神殿中的席位。但是这个群体中很少人像他这样引起争议,引起同行持续不断地讨厌和排斥。亨廷顿遭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在美国轰炸越南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纽约书评》上就攻击他,后来又把亨廷顿最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1996)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亨廷顿在申请加入国家科学院时两次遭到拒绝。 他为什么引起如此强烈的愤怒呢?其实要确定其政治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他是终身的民主党人,1968年为极端自由派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工作,2004年投票支持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他也是坚决支持越南战争的保守派。他短暂的军事生涯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1957),该书赞美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理念。他写到,在西点军校,集体意志取代个人冲动,是文明的巴比伦中的后期斯巴达。这本书注定了他得罪自由派同行的命运,一个评论家把他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和美国新教徒圣公会教徒,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的几代祖先都是哈佛人。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政治的不是种族的,他尊重像军队这样的机构和宪法而不是永远的风景或者英勇的祖先。在《不和谐的前景》(1981)中,他写到作为观点的美国身份,他认为美国缺乏阶级冲突,所以没有必要寻找欧洲神秘的民间民族主义。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还是移民都急于扔掉过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他没有把清教徒或者先驱者浪漫化的任何意思。 亨廷顿天生是个保守派,这是因为他尊重有秩序的社会,但他也支持把保守主义当作捍卫自由机构反对共产主义破坏的必要工具。在他的很多书中,他攻击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认为这些人因为坚持不可能的乌托邦标准从而破坏了这些机构在世界上的有效性。 就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夕,亨廷顿的思想体现出冷战新保守主义的色彩,他相信非西方文化成为推广民主的障碍。但是共产主义的垮台动摇了这个观点,让他重新欣赏文化的力量。柏林墙倒塌四年后,他写出了历史意义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后来又把它扩充为一本书,指出文化冲突将成为后冷战时期的定义。 亨廷顿拥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担心美国和西方由于狂妄和堕落而陷入衰落。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强烈呼吁复兴集体精神,既排斥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排斥国外的新保守主义普遍主义。他逐渐认为通过海外尊重差异国内竭力复兴西方文明才是更好的办法。 9-11袭击后,亨廷顿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文明的冲突成为从南部苏丹的叛乱分子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广泛引用的名言,不过同时也引起争议。左派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宣称无知的冲突把伊斯兰描述为铁板一块儿,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亨廷顿反对他们的普遍主义进入穆斯林世界的旅程感到震惊,(他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非常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对于左派和右派的普遍主义感到怀疑。)他的反对让自由派批评家感到不快,也不愿意理睬。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2004)中,亨廷顿加倍下注,进一步主张复兴美国的文化民主主义,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已经超过美国黑人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挑战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核心。因此亨廷顿重新思考他的要包含文化敌人的例外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在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他的观点类似于过世的历史学家韩牧(John Higham),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纽约人也担心说西班牙语的美洲移民的数量和地理上的集中性,这和从前分散多样化的大量移民涌入不同。亨廷顿担心拉美人的分裂当然是放错了地方,但是他对于美国文化核心的关心和他对于世界主义的外地精英的轻蔑显然能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共鸣。美国的思想界精英显然不高兴,把这本书描述为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哈佛及其他地方的贱民地位。 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到他的成就。他不仅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非常需要的矫正思想。但是最终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对于国家行为的明显解释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人们不能像想象自己的国家那样想象自身的文明。人们把自己和隔壁邻居区别开来,但无法和远方的文化团体区别开来。当国家间结为联盟时共同的文明身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能成为这个规则的部分例外,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使乌玛(umma)和欧盟也仍然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本质上是打破传统的斗士,亨廷顿从来没有把命运交给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个国家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是自由意志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拥抱新保守主义,非常同情民族主义、宗教和军队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看作自由派民主党人。作为保守的民主党人,他又是思想上的另类。但他和美国思想界精英保持距离的情形不过证明了他是正常人:大部分战后美国选民一直自认为是保守派民主党人。一小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中间派比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或者刚去世不久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他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主张美国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只要关心自身的事务就好了,这比他的优秀学生更好地确定了亨廷顿的遗产。

《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著,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张森根审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68页,78.00元

一、历史根源:伊比利亚遗产

文/郑永年

1964年3月,南美大国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合法总统古拉特被推翻并流亡国外,政变军人们则建立了长达21年的威权主义统治。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的政变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巴西军人首次在政变后拒绝还政、反而自行掌控政权,也是巴西自从1945年推翻瓦加斯政权后再次进入威权统治时期,更是此后拉美诸国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先声,象征着拉美世界“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退却。因此,这场政变的原因无疑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译自: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by Eric Kaufmann

拉丁美洲的灵魂

如果不考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少数前英、法、荷殖民地的话,通常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主要是指那些由18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一个前葡萄牙殖民地构成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在一些方面各有特色,但均有一个统一原则,即它们所共享的 “伊比利亚遗产”。

来自/联合早报

一、历史根源:伊比利亚遗产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半个多世纪后,西班牙王室主持了一场著名的神学辩论,辩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道明会的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慷慨陈词,指出美洲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灵魂,应当被当作自由人看待,新大陆印第安人的文明完全可以与旧大陆古代人的文明相媲美。拉斯卡萨斯是他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生十四次远航于新、旧大陆之间,为捍卫印第安人的权益历难犯险,其作为印第安人保护者的鲜明立场永存于《西印度毁灭述略》等传世名作之中。

所谓“伊比利亚遗产”,指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在长期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统治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共有特征。 在近300年的殖民岁月中,这两个前宗主国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整个拉美大陆。作为南美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巴西也同样继承了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一论坛上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还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斯金纳的话引出了美国媒体和网民的批评,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言论。很自然,她的话也遭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的反弹,因为其言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如果不考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少数前英、法、荷殖民地的话,通常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主要是指那些由18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一个前葡萄牙殖民地构成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在一些方面各有特色,但均有一个统一原则,即它们所共享的 “伊比利亚遗产”。

近五百年后,有一位来自北美的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J.威亚尔达教授(Howard J. Wiarda, 1939-2015),积四十多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拉美地区工作、生活的经验,也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拉美的灵魂: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中译本题为“拉美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威亚尔达教授似乎有意援引前述拉斯卡萨斯捍卫美洲人灵魂的典故,既有向先贤致敬之意,也许更想告诉自己的美国同胞:拉美的文明不同于北美,它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北美也截然不同。

伊比利亚遗产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各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总体上是以大庄园为核心的大地产体系,少数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统治着在人口上占多数的原住民、混血人和黑奴,这就为后世拉美各国的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此外,殖民政府的统治也主要以掠夺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为目的,而非鼓励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因素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当地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正式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过后不久,美国就发生了“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恐怖主义事件似乎确认了亨廷顿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之后这一理论流传于各界,远超学术和政策研究界。不过,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批评意见并不少。很多学者认为其理论从经验上说站不住脚,而在实际政策中也是有害无益的。

所谓“伊比利亚遗产”,指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在长期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统治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共有特征。 在近300年的殖民岁月中,这两个前宗主国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整个拉美大陆。作为南美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巴西也同样继承了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拉美的认识是高高在上的,文明优越论的。站在拉美之外,戴着北美偏好的玫瑰色眼镜,导致美国人很难理解拉美。同为一位美国人,威亚尔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从拉美内部来理解拉美。用哈贝马斯商谈论的话说,这是一种参与者而非观察者的视角。

在政治上,西、葡两国在拉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与权威色彩。相比起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绝对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未能摆脱封建特征,在政治上也更为专制一些,因此它们的殖民统治也相对继承了宗主国的这些特色。各个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对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的歧视都表明,纯粹以掠夺和压榨为主要目的的殖民统治往往更为直接、权威与残暴。此外,殖民当局也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地方上的自治制度,一旦来自万里之外的马德里或是里斯本的殖民统治垮台,殖民地的整个制度都将极为脆弱,权力上也将趋于空洞化。

按经验,历史上很多战争和冲突都是在同一个文明中进行的。例如欧洲大规模的冲突包括一战、二战,大都是欧洲文明内部的冲突。这些战争所带来的双亡甚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战争都是利益之争,或者阶级矛盾的体现。

伊比利亚遗产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各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总体上是以大庄园为核心的大地产体系,少数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统治着在人口上占多数的原住民、混血人和黑奴,这就为后世拉美各国的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此外,殖民政府的统治也主要以掠夺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为目的,而非鼓励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因素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当地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威亚尔达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几个关键词:文明、民主、理解。概而言之,只有理解了拉美有不同于北美的独特文明,才能更好地懂得拉美的民主将往何处去。它的未来是美式的自由民主,还是拉美人自己的(自由)民主?威亚尔达的答案是后者。他指出政治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并强调这种差异始于殖民之初,他称之为“奠基原则的差异”。

在社会结构上,僵化的两极社会因为各殖民地的大庄园经济结构而普遍存在,而其中所包涵的种族歧视使得这种结构更加不平等。由于上层完全被少数白人精英所把持,加之下层的各个群体又因为饱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和平状态下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强力支持的稳定注定是短暂的,而动荡则成为了一大特色。

同时,不同文明之间也不见得经常发生战争。东南亚是一个很好的的例子。东南亚集聚了基于不同文明之上的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属于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释道文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菲律宾和东帝汶则为天主教文化,但东南亚基本上没爆发过什么大的冲突。

在政治上,西、葡两国在拉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与权威色彩。相比起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绝对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未能摆脱封建特征,在政治上也更为专制一些,因此它们的殖民统治也相对继承了宗主国的这些特色。各个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对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的歧视都表明,纯粹以掠夺和压榨为主要目的的殖民统治往往更为直接、权威与残暴。此外,殖民当局也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地方上的自治制度,一旦来自万里之外的马德里或是里斯本的殖民统治垮台,殖民地的整个制度都将极为脆弱,权力上也将趋于空洞化。

每一本重要的著作都深藏着作者的问题意识,作者试图透过该书与他所在的时代进行对话。如果将这本写于世纪之交的书置于其时代背景下,就会发现威亚尔达与拉斯卡萨斯一样,也参与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辩论,尽管是以较为隐秘的方式。在我看来,威亚尔达通过这本书至少参与了两场大的辩论,其一是围绕大名鼎鼎的“文明冲突论”展开的,其二针对的是普遍流行的“水土不服论”。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两个辩论的主要对手都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

在文化上,拉美各国民众普遍信仰宗主国带来的天主教。然而这一宗教本身不仅延续了半岛国家在光复运动时期的保守特征,而且在拉美的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权威色彩。为殖民统治而服务的教会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而当殖民政府被赶走以后,教会就转而支持那些由土生白人所组成的国内精英,其保守的本质则丝毫不变。

建立在东南亚各国“共识政治”之上的亚细安在成立之后,在协调区域事务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反倒是属于同一个文明的欧洲近年来遇到包括英国脱欧公投在内的很多麻烦。东南亚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欧洲同一文明之间的战争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吗?

在社会结构上,僵化的两极社会因为各殖民地的大庄园经济结构而普遍存在,而其中所包涵的种族歧视使得这种结构更加不平等。由于上层完全被少数白人精英所把持,加之下层的各个群体又因为饱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和平状态下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强力支持的稳定注定是短暂的,而动荡则成为了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