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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英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新葡萄京娱乐场下载,你还有份工作

  • 2020-02-03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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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西先生,你真的没有话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2006年拉希莉的作品《疾病解说者》和《同名人》首次在中国出版,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裘帕·拉希莉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这也许与拉希莉笔下人物的身份和她作品的主题有关。然而抛却“移民文学”的理论框架,拉希莉以优雅从容的笔触勾勒的,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日常,是在时光加速流逝的今天,当代人越来越频繁遭逢的漂泊与迷茫。

但遗憾的是,时间笔直向前,发生过的永远无法更改。这也使得《低地》在探讨命运、家庭关系的同时有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这是小说内含的叙事线索,时间为这部小说织就了一张“巨网”:《低地》八个篇章的叙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视角的转换,叙事人利用小说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视角推动情节,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因此,不同的时间、故事片段、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构成了巨型的时间迷宫,只有读到最后,我们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这是《低地》更为成熟之处,没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叙事指向,它所营造的“迷宫”和悬念,吸引读者一路追逐,并最终抵至故事的核心。

——裘帕·拉希莉访谈

《低地》 [美]裘帕·拉希莉 著 吴冰青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不是说这个。你还有份工作,做译解。

裘帕·拉希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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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莉: 哈金是我的朋友。我读过他的《等待》。我很敬仰并喜欢他的创作。这部作品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几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的一部。是高手之作,很有力度。他勤奋努力,又才情恣肆。他具有了这两种优点,这样的作家,当今文坛上并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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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完美地实现了这种状态,那么她的长篇则开始偏离这种状态。无论是2003年的《同名人》,还是耗时多年,在2012年写成的《低地》,都有一种自然之物被精心修饰过的观感。《同名人》里,第二代移民果戈理从父亲钟爱的俄国作家那里继承了这个名字。《低地》开场,一对印度兄弟穿行过家门口的那片低地,多年后,他们共同拥有过的妻子从美国返回低地。短篇里难以诉说的病症以更加具象、附带命运感的样貌出现在长篇里。而裘帕·拉希莉从果戈理的父亲写到果戈理的女儿,写《低地》里印美两地四代人的生活历变,复杂的代际关系背后,大概也有她尝试在跳出距离之外的记录和观察,厘清病症的意图。

从《同名人》到《低地》,也许和印裔美国作家的身份有关,拉希莉关注的主题始终是移民者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艰难又孤独的自处,他们携带着东方文化的记忆,在美国培育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在漂泊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又在寻找中一次次与答案擦身而过。然而,拉希莉要表达的并不局限于移民问题的框架。一如《同名人》中一直固执地拒绝着自己姓名的男孩“果戈理”,在《低地》中,无论是高丽,还是高丽的女儿贝拉,她们错愕于人生所遭逢的一连串误差与偶然,但却在经年的逃离之后,发现自己身处的依然是一片不适之地。

《同名人》的叙事起于1968年。

拉希莉: 是。是由于她的性格、她的处境、她的环境……那些内在的力量推着她。她是不自觉的。

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对于一个圆形人物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圆形人物往往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预料。”苏巴什的每一次挫折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频繁的漂泊与迷茫、无常的命运与变动,构成了当代日常,苏巴什那颗饱经创伤的心无疑是典型的当代心灵。但拉希莉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展示伤痕的命运标本,《低地》的八个章节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叙述视角透视一个家族四代人横跨印度与美国的命运起伏。这种精妙的叙述结构,使得整部小说犹如有着完美切工的钻石,每一个角度都能映照出人物内心令人惊叹的火彩。以至于小说的最后,当我们再一次凝视苏巴什千疮百孔的心,曾经的创痕都成为了心上的花纹。

在同名短篇《不适之地》里,女儿露拉在母亲死后,纠结于自己和父亲间冷漠的关系,这段关系的疏远多少也暗含着露拉与故土的距离,父亲即是故土;《纯属好意》里,姐姐苏妲勤奋好学,最后离开父母远嫁伦敦,弟弟拉霍尔违背父母意愿,沦为一名酗酒者、失败者。姐弟两人都在不同层面上割断了与父母的联系,姐姐是距离上,弟弟是精神上。

《解说疾病的人》获奖后,拉希莉几乎成为了英美各项文学大奖榜单上的常客,她还摘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并多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以及《纽约时报》好书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甚至把她列为自己夏日书单上的作家。2007年,根据《同名人》改编的电影上映,收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低地》甫一出版便入围2013年布克奖短名单、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百利女性小说奖短名单作品;并成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芝加哥论坛报》《旧金山纪事报》《今日美国报》、Goodreads、科克斯书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年度最佳图书。

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隐藏在《同名人》和《低地》存在的延续性:命运的轮回和重演。高丽对叔本华和尼采的循环时间异常着迷,“在英语里,过去的是单边的;而在孟加拉语里,昨天对应的单词,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语中,你需要一个形容词,或者依靠动词的时态,来区分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那里。上帝是永恒的,但时间被人格化为死亡之神。”对高丽而言,她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重置时间,遗忘过去的努力,“有了孩子,时间就会重置。我们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拉希莉: 是的。我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我长在一个印度家庭,讲印度话,吃印度饭,我所接受的印度文化环境只此而已。说到印度文学、音乐、其他广泛的艺术形式,它们于我,还是十分生疏的,它们不像西方艺术那样是我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所以影响我更多的还是西方艺术。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起,奈保尔、拉什迪等印裔流散作家就凭借一系列探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的作品大放异彩,成为英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作为来自地缘和文化意义上“低地”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如同壮阔而有力的恒河水,一次次地冲击着大西洋两岸英语文学的顽固堤坝。其时,后殖民思潮方兴未艾,他们的创作无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殖民意识乃至后现代思考。但拉希莉不同于这些父辈作家。她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亲人迁居美国罗德岛,是标准的二代移民。印度之于她,不再是承载着鲜活、具体的生命实感经验的故土,而是一处近乎想象性的存在,是她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她在回应少数族裔、性别、阶级等父辈作家关注的话题时,也表现出一位世界主义者的自觉——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上述议题已悄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以更为复杂、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

《解说疾病的人》也是裘帕·拉希莉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2000年,她凭借这部短篇集成为普利策文学奖迄今最年轻的得主,短篇集包括的九篇故事里,有写第二代移民的婚姻和恋情的,《停电时分》《性感》《福佑之宅》;有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代移民刚到美国的景况的,《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据说来源于裘帕·拉希莉父亲的经历;《真正的门房》和《比比·哈尔达的治疗》是两篇写契诃夫式小市民的,前者写孟加拉难民布梨大妈在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当门卫谋生,最后被对自我不满的居民们拿来泄气,赶上街头。后者讲无父无母、身患顽疾的单身女如何在周围人自吹自擂的善良和一次突如其来的暴力中被迫成为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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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地》中,无论是高丽、苏巴什,还是高丽的女儿贝拉,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在扭结、错位的状态:乌达安虽然死了,但他的幽灵无处不在;苏巴什渴望和高丽重组家庭,但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乌达安的“替代品”;而高丽在丈夫死后,囿于精神和心灵的创伤,一直无法坦然接受新的婚姻。她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乌达安死去的1971年(也即纳萨尔巴里运动被镇压的那年):“她是她的罪行唯一的原告,唯一的守护者。由乌达安保护,被调查员忽视,让苏巴什带走。正是在遗忘的行为中被判刑,因释放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在乌达安死后,高丽意识到自己是他的共谋,然而,乌达安却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她,使她免于灾难。时过境迁,即便换了新环境,高丽仍旧无法释怀。她对哲学的热爱,对独立生活的渴望,最终使她抛弃了家庭,在完成博士学业后,独自前往加州生活,从此杳无音讯——给女儿贝拉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精神伤害。

译者: 能不能谈谈你未来的写作计划?你会继续着力于印度文化和移民经历的创作,还是有其他考虑?

拉希莉是一位擅长以心理摹写和隐喻来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运的作家。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划分,强调前者是小说家围绕某个单独的概念的创造,而后者则变化莫测。《低地》中的弟弟乌达安无疑是典型的“扁形人物”,他果敢、勇猛、充满激情,以革命者自居,但故事开篇不久,这位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革命家就在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牺牲。原本给人以扁平印象的哥哥苏巴什因之成长为“圆形人物”,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弟弟未竟的事业,以普通人的身份投身于一场更为隐蔽、漫长的日常革命中。如福斯特所言:“小说家运用‘圆形人物’——有时单独运用他们,在更多的场合里,是把他们和‘扁形人物’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和小说里别的那些‘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可以说,英雄也是苏巴什的另一张脸孔,只是这被隐藏的脸孔,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检验。

在小说后段,裘帕·拉希莉写森先生突然要带森夫人和男孩去海边,森夫人特地穿上红莎丽,森先生要给森夫人买冬衣,表现出小说里从未有过的关心,男孩跟着这对夫妇买鱼、吃点心、在海滩上一起拍照。森夫人不再消沉,夫妇之间变得恩爱,男孩得以回到那种健全的家庭环境,在这个场景里,乏味的生活短暂回避,角色们第一次能共享快乐和自由,仿佛正经历出逃。

《低地》英文版的出版,距离拉希莉摘下普利策文学奖已经过去了13年,从时间上来看,拉希莉的确算不上一个高产的作家,然而她的文笔愈发简洁而克制,在人物的勾勒上愈发成熟和游刃有余。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契诃夫、曼斯菲尔德、威廉·特雷弗。拉希莉从不以上帝视角去注视和评判她笔下的人物,而是通过不同的角度,给每个人物以自我表达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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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你多大时开始初试文笔?记得写了什么?

基于这一洞察,拉希莉选择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作为小说的起点。其时,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殖民记忆笼罩着整个印度,而故事的两位主角——沉稳的哥哥苏巴什和热情的弟弟乌达安,分别代表那个时代印度青年精英的两张脸孔:流散者和革命者。然而,拉希莉并不力图开掘宏大的现实主义历史题材,而是以优雅、精准而又饱含感情的笔调穿越蒙尘往事,最终聚焦于当代人脆弱的内心结构。就像深渊里涌出风,动荡的时代将召唤出创造性的心灵,历史的烟尘会让漂泊的灵魂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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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是裘帕·拉希莉继《同名人》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一对印度兄弟乌达安与苏巴什家族上下四代人的人生展开,时间背景集中于1960年代至现在,地域横跨印度和美国。弟弟乌达安和年纪相仿的哥哥苏巴什成长于加尔各答的一片低地旁。每到雨季,低地蓄满雨水,就会覆盖一层密密匝匝的水葫芦。哥哥苏巴什性格谨慎而安静,乌达安则大胆、热情、叛逆。大学毕业后,哥哥苏巴什前往美国读书深造,弟弟乌达安怀抱一腔热情投入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并与心爱的女人高丽结婚。

从移民/族裔文学的范畴看,她和“英国移民三雄”(奈保尔、鲁西迪、石黑一雄)等属于同道;如果将书写语言(英文)和创作语境视为最大公约数,又可以将她和哈金、李翊云等归入美国移民文学的谱系。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标签将裘帕·拉希莉归之麾下,都难免犯错。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对文学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她不断地“穿越边界”,在叙述“低地”的同时,也构筑起了一块文学“高地”。

译者: 你觉得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所面临的困境是否相同?你在作品里是如何分别来描述的呢?

通过《低地》拉希莉摆脱了移民作家的标签,她绝非以一己之身背负沉重的故土,而是和小说中的苏巴什一样,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寻找伟大风景的人。上世纪末,美籍印裔学者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旨在呼吁东方和西方打破对立的状态,实现相互包容、平等的交流,构建既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同时又能吸收异质文化,兼具多元文化特点的开放空间。拉希莉在小说开篇描绘的低地景观,无疑指向一处理想的“第三空间”:旱季,低地上有两处紧挨着却又独立的椭圆形池塘;雨季,水面上涨,原本独立的池塘汇成一片长满水葫芦的宽阔水域。低地,无疑是变幻的、流动的、杂糅的、藏污纳垢的;它是故事的起点,是出生地,是寄托乡愁、承载经验与记忆的地理风景;它也是故事的终点,年轻的乌达安葬身于此。而苏巴什直到晚年才意识到,他在异乡的罗德岛赞美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并非大海本身,而是那座跨越海湾的桥——桥的另一端通往低地。

而对高丽来说,她对乌达安怀有无法遗忘的爱,乌达安死后,她也清楚自己寄人篱下不会有未来。但如果跟随苏巴什,她就有了创造新生活的可能,只是她的新生活里,永远都不会有苏巴什的位置。裘帕·拉希莉将这一角色置入到情感与现实上都无法回避的困境,这种困境之下不只有高丽,还有为了缅怀弟弟放弃情感自由的苏巴什,又或许在高丽和苏巴什背后,站着更多来自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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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丽随着苏巴什抵达美国开始新生活时,这部小说才真正拉开序幕。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发生后掀起的滔天巨浪,即所谓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言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革命观念仍然给一些人施了催眠术。但真正的问题出现于‘革命后一天’。那时,世俗世界将再次闯入意识领域,面对难以驾驭的由物质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将权力传给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观念。”渺小卑微的个体如何应对革命的创伤?这才是裘帕·拉希莉所聚焦和思索的问题。

译者: 刚读了你新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小说《一个天,一个地》,很感动。请你谈谈创作的感想。

《低地》(lowland)是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早在2000年,33岁的拉希莉就凭借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将普利策小说奖、欧·亨利小说奖、全美最佳小说奖、国际笔会海明威奖等短篇小说奖等荣誉一并收入囊中,并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她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低地》出版后,裘帕·拉希莉的名字甚至和艾丽丝·门罗等一批代表当代英语小说最高水准的大师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媒体亦不无亲昵地称拉希莉为“一位杰出的美国作家”。这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足以一窥美国文坛的态度:如果21世纪英语文学存在一个伟大传统,那么拉希莉很可能成为这一传统的贡献者之一;如果21世纪的英语文学史是一部星光闪耀的历史,那么拉希莉即将被纳入这片星河。

对于《解说疾病的人》里的第一代移民来说,故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旧留有一个难以撼动的位置。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短篇集《不适之地》里,裘帕·拉希莉将目光回拢到像自己一样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长在异国,比起父辈,故土在记忆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残留的旧习和远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访,他们需要迫切面对的,是内心不够坚实的故土情结和一个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因在运动中秘密杀害一名警察,藏身于低地旁的乌达安被逮捕并遭枪决。得知弟弟死讯的苏巴什匆匆回国,为了帮助不被家人接纳的高丽及其腹中的孩子,苏巴什以结婚的形式带高丽离开了印度,前往美国。高丽在美国顺利地生下女儿贝拉,然而她和苏巴什的婚姻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死去的乌达安始终是他们之间挥之不去的幽灵,她无法爱上苏巴什,也无法面对这种错位婚姻中的自我。

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兄弟俩苏巴什和乌达安自幼生活在贫困、肮脏的“低地”,面对革命的发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异的态度:弟弟乌达安向往革命,对托利俱乐部(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对革命的向往,对反抗剥削制度、推翻统治阶级、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社会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方可得到解释;与此相对,苏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务实,对乌达安的行为,充满了困惑,最终他赴笈美国,远离了“低地”。

拉希莉: 不幸的是还没有。

苏巴什有一颗富有创造性的心灵,终其一生,他都在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的职业——海洋环境学家,也是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寻伟大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之于他,绝非亟待改造的对象,而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栖居之所。初到美国时,他曾由衷地赞美罗德岛的海湾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也正是在这片海湾,苏巴什偶遇了拨动他心弦的美国女人。然而,随着恋情无疾而终,苏巴什猛然意识到,眼前的风景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完美,甚至美国情人留给他的分手礼物“望远镜”也成为充满隐喻的道具——暗示着年轻的苏巴什不过是国境之上的过路客、风景之外的旁观者,暗示着他与这处风景并没有建立有情的联结,只能藉由冰冷的工具与它建立关系。然而,这段令人心碎的短暂恋情,不过是苏巴什异国生活的序曲,真正的困境在弟弟去世后才逐一降临:为了保护弟弟的遗孀高丽,他必须反抗父母;为了带弟弟的妻女逃离印度,他不得不开始一段草率的婚姻……成年后的苏巴什一再受困于种种错位的关系,却又从未放弃对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责任。每每濒临绝望,苏巴什都会求助于他心中最美丽的风景——大海。一望无际的海面,是流动的象征,更是生命力和抗争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