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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出版商欲翻译土耳其图书者,《民族文学》汉文版于1981年创刊

  • 2020-03-25 04:29
  • 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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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能以此象征世界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关系。即使藏宝之地就在自己的家园,但旅程也是如此必要,唯此我们才更能清晰地认识自身和家园的价值,才能候鸟般获得返程中的重生,并开拓未来美妙的可能性。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蒙古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积极与“一带一路”上的多国作家联络,始终注重对外文学交流,与朝鲜、韩国、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坛均有往来互动,在对外交流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推介《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发表的《咳嗽天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向南还是向东》等作品参评韩国“金狮文学奖”并获奖,并收录于由韩国语言文化振兴院公开出版发行的《亚洲优秀小说选》中。此外,我们还每年策划做一期“韩国文学作品专辑”、“蒙古国作品专辑”和“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专辑”,介绍这几个国家最新的文学创作情况。

与当代蒙古族文学创作

帕慕克的非虚构作品中,我很是看重那本《伊斯坦布尔》,尽管对那个城市知之甚少,却并不妨碍我沉浸在帕慕克的温情回忆里,在那个充满帝国斜阳一样忧伤的废墟之城中,幽灵般的来回游荡。我很喜欢中文版中把土耳其语的“忧伤”翻译为“呼愁”。忧伤是现代性的廉价,只有“呼愁”才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记忆中的灵韵之光,是这座城市的真正灵魂。这种“呼愁”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衰败后,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忧伤;是一种历史逐渐隐去,记忆散成碎片,失落的忧伤;是一种在历史的废墟之上,感受到失去一切痛苦的忧伤。而帕慕克在另一本非虚构性质的作品《别样的色彩》中并没有沉浸在这种挽歌式的缅怀中继续书写那种废墟的忧伤,相反,“废墟会引起我们如是的忧伤,最后打开忘却之路,使他人可以在此编织新的梦幻”。

所有的作家、所有的创造者都是国民的宝贝,哪怕是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作家,对他们的宽容终会得到回报。

但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说,我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阅读上基本是空白,却也让我越加体会出地域、故乡、传统、民族等等,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越是在趋同的文化环境、同质化的写作风格里,找到那一点点不同,就变得越发重要。风格独特的作家,秘密而迥异的生物学配方,可能来自个人与众不同的隐秘经历,也可能来自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细腻体会。

《民族文学》5种文版实时翻译推介全国各民族作家最新的创作成果,为广大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读者“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近两年来,一些以发表原创作品为主的母语文学期刊也纷纷效仿,陆续开设相关翻译栏目,将汉文作品翻译成民文,推介给读者。

凶神恶煞嫁祸转灾本性却相同。

在一个满是碎片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小说家,通过虚构与想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似乎是作家存在的唯一合法性诉求。帕慕克在这本由生活的点滴想法和片段构成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发现真理的“存在时刻”:用言语看待世界,用写作诠释人生。

去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当天的演讲中,帕慕克当着台下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的面,再度为本国作家一个世纪来的悲剧命运鸣冤叫屈。他说,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这种种做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虽然肯定了本国近年来的进步,但他警告听众:“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我读书缺乏体系,盲区甚多,尤其中国文化传统这块,基本空白。我的兴趣集中在翻译文学领域,那就是我在文化意义上的源头和故乡———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消化道始终被异域食物填充而获得了适应性的营养。这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遗憾又沮丧,因为在先天性的背叛里,我终将无法忠诚。就像我不懂笔墨纸砚,书法上连基础的判断力都没有,写不出一个漂亮的签名,我的电脑字体也散发不出风雅的毛笔味儿。我对布克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获奖书籍,有着稍后但约等于同步的追踪,在阅读视野上似乎是全球化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却无知得令人尴尬。

以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形式办刊,是《民族文学》民文版的一大特色。我们不但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海外,也重视将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少数民族读者。自2014年刊物开创“世界眼光”栏目以来,共发表了海明威、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米沃什、门罗、帕慕克等几十位外国作家的几十种各类作品,成为少数民族地区读者了解世界文学的重要窗口。

新中国成立之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作家们与共和国的文学同步发展。而且,各民族的母语文学作家们在思想认识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创作方面除了向其他兄弟民族学习,向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学习之外,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创作方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尤其要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创作中贯穿了党的政策和国家精神,成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核心部分,也成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拓展和丰富,除了本民族文化内核、多元文化视野之外还有了来之不易的家国情怀。而且,进入新时代之后,蒙古族许多母语写作的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更是上了新的台阶,超越民族和族群的狭隘思想,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使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思想认识和创作境界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

帕慕克在《别样的色彩》中提到了很多对自己的写作之路有所影响的作家,并且在其中进行了区分。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托马斯·曼等这样的作家虽然对自己的写作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阅读和写作视野的拓展,他们开始退居幕后,成为了传统的经典序列;而那些现代派小说家,比如福克纳、伍尔夫、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他们代表了新的文学谱系,构成了新的伟大的文学序列。阅读前者的时候,那些伟大的作家带我们回到过去的世界,激发起我们初读经典之时的伟大渴望;而如果你喜欢后者序列的某个作家,“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我们心头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为什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引导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并不是说最新的总能战胜旧的,而是小说艺术的本性使然。随着十九世纪小说艺术的式微,世界开始失去了整体的意义,变成了很多碎片,我们拥有的只有更多的碎片。小说是一种个体的伦理叙事,小说的意义开始不确定,文本再也不是那个混然的圆,只有在不断的阅读中,在具体的语境我们才能在能指的快速流动中抓住所指的瞬间——“一种短暂的、偶然的、稍纵即逝的瞬间”。

30年前,如果你走入世界任何地方的书店,能够找到的土耳其文学作品皆屈指可数。那时,只有寥寥几位土耳其经典作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纳泽姆·希克马特、亚沙尔·凯末尔、阿齐兹·内欣和奥尔罕·凯末尔。他们就如同中国的曹雪芹和鲁迅,承担着向世界展示本国文学的重任,但其作品现代性的缺失,让外国读者很难从中看到当代的、真实的土耳其。

也许,什么时候,没有那么在意界限的时候,写作者的辽阔世界才能真正被打开。

《民族文学》民文版是双月刊,亦是选刊,创刊伊始我们以翻译《民族文学》汉文版作家的作品为主,2012年始每期发表3篇母语作品,为以母语创作的作家开辟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民族文学》开设母语佳作栏目,积极发现和推出母语作品,支持老作家、培养新作家,对培养母语作家、促进母语文学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蒙古族母语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内涵和外延的缩影。

按照帕慕克的说法,《别样的色彩》是在1999年同名散文集的框架上发展而来,这个2007的英文版本经过了重新的修订和增减,将一系列自传性的思绪和片段连贯起来,就成了这本“谈谈伊斯坦布尔、或者聊聊我喜欢的书、作家以及绘画作品”的书。相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这本书显得杂乱无序,各种碎片似的文字,容易误导读者陷入一种茫然的思绪。但是对帕慕克来说,他喜欢这样这样碎片式的自由书写。也许,长篇小说写多了,作家都喜欢换换口味,写随笔,时评,评论性的文字。也正是因为这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释放出作家的许多面向,发掘出很多别样的文字。坦白说,这本书中收录的文字质量良莠不齐,很多文字应景的程度很高,生硬的抒情,散漫的思绪,随意的涂鸦,书写下来的文字乏善可陈,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也一连串感叹看来诺奖得主也不能免俗,免不了给某些杂志写一些俗烂的文字。但凭心而论,书中收录的大部分文字,尤其那些关于作家的评论,阅读的谱系的梳理,关于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废墟之城的记忆,回忆父亲的文字等等都让人觉得“书有所值”。

然而近几年,这一局面大为改观。整个世界对土耳其文学的兴趣有了极大增长,尤其是2006年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2008年土耳其受邀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之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土耳其的《星期日时代报》6月7日刊出长文,以评述加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商访谈的形式,分析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因。 国家资助外译

比如我们读帕慕克的小说。帕慕克移居西方,作品却具有古老东方的历史,保持着民族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既融合他对东西方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理解,又不丧失个人标记。乡愁和民族传统不简单体现于表面的地理意义的差别,而是被作家蓄意保留的心理时差。

在翻译家的选择和使用上,5种文版目前联系着国内水准极高的文学翻译、审读队伍和母语作家。我们用高稿酬邀请获得“骏马奖”的翻译家和名校的知名教授参与各文版的翻译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岗龙教授把《老人与海》直接从英语翻译成蒙古语,深受读者欢迎。

母语文学的冰山和高峰

这种“影响的焦虑”对每个作家都颇有影响,你的传统,你的地域,你的语境,你的根源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你的思考和写作的方式。帕慕克在谈论另一位诺奖获得者略萨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文学叙事。如果说确实有一种远离西方和欧洲中心的第三世界叙事的存在,绝不是体现在第三世界的“他者镜像”中,绝不是体现在贫穷、动乱、暴力、异域情调上,而是“体现在作家意识到,他的作品多少远离了中心,并在作品里反映了这种距离”,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作家有着从世界文学中心被流放出来的感觉”。即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你的语言,你的肤色,你的思想都是第三世界的,就算你去了西方,站在了世界的中心,你仍然意识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存留在你的内心中,把你和那个中心区分开来,这就是那种永远的流放者,精神上的“局外人”意识。某种程度上说,在土耳其政府对其提出控告之时,帕慕克已经成了奈保尔和纳博科夫的同类:远离世界中心的无根性是他们唯一的共性。

文章说,土耳其自身拥有融入世界的动力。该国近年来积极谋求加入欧盟,以及伊斯坦布尔被选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既增加了外界对它的兴趣,也大大提振了该国文艺界面向世界的信心。土耳其文化、艺术和文学推介会的创立,更起到关键作用。该会隶属于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自2005年以来,已促成了近600种本国出版物之不同外语语种的翻译与出版,令全世界读者有机会阅读约150位土耳其作家的作品。过去四年,在该项目资助下的外译作品数,就高达土耳其历史上全部外译图书的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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