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内容

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到作家书店,想要成为一位好的读者

  • 2020-02-16 18:43
  • 文学背景
  • Views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于今年5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却是在关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迹地进行虚构。”这句话被叶沙单独挑出来,她认为该书中对于男女作家的书写重点是有偏向的。在《文字传奇》中的9位作家里,有3位是女性,分别是杜拉斯、萨冈、波伏瓦。对于这一话题,孙甘露表示:“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他以杜拉斯和萨特为例,杜拉斯是传奇女作家,她的创作是基于人生经历之上的虚构,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经历,《广场》《卡车》都是如此。正如袁筱一在书中从杜拉斯的一份作者说明谈起,“没有上帝一般的母亲、没有老师、没有分寸,没有限度,无论是痛苦——她到处都觉着痛苦——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爱情。”她认为杜拉斯不仅要向命运提出问题,还要书写自己的命运。因此她的一生,是她通过写作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在这一层面上,袁筱一认为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她只是一个写爱情故事的女性写作者。“其实杜拉斯不是,杜拉斯不仅带来了语言上的革命,也带来了所谓文学语言的革命,她的文字生涯是一幅有关生命的文字游戏的壮观场景。”

图说:《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新书分享会官方图

摘要:“我还是无条件地信仰语词,语词的决定性,语词的力量。纵使十年间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一点点初心终究没变”。

7月20日,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2008年,翻译家、作家袁筱一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现代”,精选了二十世纪以后的九位法国作家,在高校里开了一门“法国现代文学”公选课,以“私人选择”的角度跟同学们讲述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他们是如何开启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字显示出它炫目的力量,从而延续了法兰西文学的神话。后来课程的讲稿整理出版,便有了《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十年后,这本书得以再版。7月20日,袁筱一携再版新书《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到作家书店,与作家孙甘露、主持人叶沙一起,与读者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对于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包括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们,法国小说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比如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等等。仅从小说的样式上说,十九世纪小说的样式非常清楚,要素也很清楚,比如十九世纪的小说非常讲究情节跌宕,而二十世纪的小说,把很多的要素都废除了,其中就有情节,如果指望在罗布-格里耶小说当中读到所谓的有用的细节,读者可能要失望了。

对于“困难”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袁筱一说,文学是没有办法要求的,阅读也是没有办法要求的,“这本书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走近这些困难的作者的机会,而读者完全有权利表达喜欢或不喜欢”。至于对她个人而言,“阅读的重要乐趣之一,是慢慢发现并非一见钟情的文本的好,作者经意或不经意的安排,刻意或不刻意的语词。”

而作为读者,我们该怎样走近这些像“魔法师”一样的文学家?怎样阅读如“迷宫”一般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

虽然在书中,她围绕爱情解读几位女作家,但袁筱一也认为除爱情之外,在女作家身上,或许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与书写。通过大量的比较阅读,她发觉女性写作者的不同在于: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从个人经验出发,她们的眼光放置到社会和世界之上。换言之,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从普遍出发,抵达自我。

袁筱一谈到,二十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的读者,更多的区别可能在于——“以前,我们认为,想象力是大于现实生活的,是在现实生活之上的提炼和升华,而到了二十世纪和现在,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是大于想象力的。”(新民晚报记者 徐翌晟)

图片 1

“除了热爱,就是热爱。到后来想到了出版,包括今天的再版,都是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当时的这份激情。”

袁筱一在《再版序》中写道:“十年里,喜欢或许已经不再是‘消费文学’的一种方式。”但《文字传奇》再版之际,她“害怕把文字中流露出的当年的情绪改没”,于是尽量将当初的认识、立场和心境保留了下来,尽管有些认识现在看来虽然很幼稚,有些情绪也已经成了成熟的伤痕。“这种情绪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在文学当中读到人的存在和自己存在时可能有的一种欣喜或悲伤,年轻而鲜活。放到现在是不会有的,它是一种很毛糙但很真实的状态。”袁筱一谈及十年后再版时的心境时说道。新书中修改最大的是萨特和加缪两章,前者修改了初版关于萨特生平的那段文字,后者则因为喜欢反复阅读后,“无法容忍十年前的某些过于截然的判断”。

袁筱一的这本书,也许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走近这些困难的作者的机会。

在《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再版序言中,袁筱一写道,“我还是无条件地信仰语词,语词的决定性,语词的力量。纵使十年间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一点点初心终究没变”。也正因如此,再版修订时仍然保持了当初的认识、立场和心境,只对萨特与加缪两章做了比较大幅度的修改——萨特是重新了初版时涉嫌“自我抄袭”的关于生平的那段文字,而加缪是因为喜欢,这十年来一直在反复阅读,已经无法容忍十年前下的某些过于截然的判断。“归根结底,文字的来源处,还是奋不顾身的爱啊。”

袁筱一回应道,虽然虚构是写作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同的虚构方式还是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以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为例,这部作品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画像,这幅画像非常真实,真实到甚至可以代入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正是因为“代入问题”,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

对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的观点,孙甘露笑言袁筱一可能是在对比阅读中写下的这句话,它严格的表述应是“写作既是在虚构中推出自己,也是退出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比如对比杜拉斯,萨特的小说中生活经验肯定是存在的,但读者很难看到他个人经历的影子。“像《恶心》这部作品,即使他写的是个人经验,但经过高度抽象化后,呈现的时候个人经验并不会凸显在最重要的部分。”孙甘露说。虚构是作家写作的重要要素之一,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虚构这种写作方式的本质理解仍然存在差异。袁筱一回应道:“不同的虚构方式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以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为例,这部作品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这幅画像非常真实,因为过于真实,而产生了‘代入问题’,使得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袁筱一微笑着点出自己在写作时的些许立场:“男作家里,我对加缪或者对罗兰·巴特有微微仰视,讲到萨特,不自觉流露出的立场会有一点小小的调侃和微词,可能暴露了我的一点性别意识。”在她眼中,萨特自幼出身望族,在亨利四世高中上学,大学就读巴黎高师,文字传递出来的是学院的气息,“作为知识介入社会的代表,他渴望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别人,他的想象很难超越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边界。”而加缪的书写跨度更大,“比萨特沉默一百倍,却也热情一百倍”。

图片 2

周六下午的作家书店,台上人摇着扇子,台下有拿纸笔奋笔疾书者,也有人敲击着手提电脑,这一场景仿佛置身于大学里的热门课堂——“教室”最后,还有没有成功抢到座位的“学生”全程站着旁听。这个课堂的主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法语翻译家袁筱一,在《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再版之际,这堂中断10年的法国经典文学课又开张了。

“19世纪小说是非常清楚的,很讲究情节。比如《巴黎圣母院》不会无端出现一个细节,一定之前埋下过伏笔。19世纪小说也很讲究人物,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人物都极其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大家说到雨果笔下的小说人物,脑海中马上能出来。还有诸如 ‘真善美’这样的主题,也是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关键要素。”

来源: 文学报

袁筱一认为,在阅读现代经典小说时,想要成为一位好的读者,就需要能够深陷小说世界,成为“自我放弃”的人,在阅读时,不自己做主,随着文字的牵引,在作品的风景里去发现寓言世界的美,如同把自己交给一个充满力量的人,如此,你会发现,文字的力量在某些时刻的确会超越现实的力量。

在袁筱一看来,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完全颠覆了十九世纪文学的任务——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到了二十世纪和新世纪,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已经大于小说的想象力。“举一个不那么抽象的例子,我在2017年译过一部小说《温柔之歌》,作者非常年轻,只写了两部小说,两部小说都取材于真实社会事件。《温柔之歌》的灵感是她看到美国报纸刊登了保姆杀死雇主家孩子的事件,但小说不是对原有社会事件的再描摹。《温柔之歌》获得2017年龚古尔文学奖,中国的出版机构很快引进,我在2018年5月完成翻译,就在出版过程中,我们的身边发生了杭州保姆纵火事件。究竟是文本模仿生活还是生活模仿文本?想象力没有抵达的地方,往往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其中牵涉到文学的任务。二十世纪的法国作家普遍认为,写作的任务不再只是在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描述、总结、提升或者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当然,不同的作家意识到文学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对于现实的描摹,不再是文学唯一的任务。”

“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孙甘露举例杜拉斯和萨特。杜拉斯是一位传奇女作家、导演,她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生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的经历,包括后面写的《广场》、《卡车》,为电影创作的剧本都是如此。”

之所以选择这九位作家,除却私人喜好的因素,授课的时间、解读作家的难度、文体等因素也是选择的标准。在袁筱一看来,“他们或许不能代表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且只能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小部分。选择他们首先出于一条稍显‘愚蠢’的标准: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萨特时代。从萨特开始,其他作家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或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这本书的选择集中于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作家。”她认为经典化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反复阅读、批评构成的,经典远非一成不变的定论。她在现场坦言书中涉及的几乎都是小说家,没有戏剧和诗歌的位置。因对这两个领域了解不深,如果要涉及,对于当时自己的授课,将会非常艰难。这一点正好回应了有读者提问为何普鲁斯特等大文豪未能入选的原因,毕竟“一个学期一门课完全讲普鲁斯特,可能也讲不完”。

我们在阅读现代经典小说时,想要寻找的是什么?我们怎样才不会感到失望?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法语翻译家、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袁筱一在其新书《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中这样说到,“‘迷宫’一般的现代经典小说,可能作为一个单纯的阅读者而言,最大的乐趣在于迷失。”上周六的作家书店二楼,读者的热情比窗外的暑气更热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袁筱一、叶沙的新书分享会吸引了许多读者,哪怕整整两个小时都站着也要听台上的三位对于现代小说的解读。

图片 3

袁筱一说,作为那个时代“知识介入”的代表,萨特仍然相信知识分子或者说精神力量可以引领世界、改造世界。“而女性写作者则不同,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从个人经验出发,她们的眼光仍是社会和世界的。人们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她只是一位爱情故事的写作者,但她其实关注一切社会现象,她的作品关注战争、贫穷、贫富差距、殖民地问题等等,她是无所不包的。”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一书中,袁筱一通过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为我们揭示了精神生活所具有的特殊复杂的特性,以及文学作为一种技艺如何令我们在繁杂的生活中平静下来。他们突破性地继承了法国小说的传统,也用自己的方式完美地诠释着福楼拜、普鲁斯特和纪德所奠定的现代法国小说传统。他们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所谓萨特的时代。他们,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

图片 4

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所谓萨特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文字显示出炫目的力量,它在延续一种以性感对抗死感的法兰西文学神话。他们,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

图片 5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是袁筱一在华师大开设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的讲稿,但在2008年书稿出版后,这门课就没有再开过。10年过去,书中涉及到的9位小说家已有了很大变化。罗布-格里耶去世了,萨特、波伏瓦之后,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都陆续迎来了百年诞辰,只有两位最年轻的昆德兰和勒克莱齐奥还在写——就在书稿出版不久,勒克莱齐奥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曾经“私下的喜欢”变成了热门研究课题,袁筱一感慨,喜欢,还是不是“消费”文学的一种方式?

换言之,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从普遍出发,抵达自我。袁筱一说:“两相比较之下,我说了那句话。所谓的推出自己,就是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唯一对的、可行的,是可以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或许也是男人极端自恋的呈现。”

孙甘露认为,文学的好坏与好不好读,并不相干。“实际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有影响的,这才是好的文学,可能是困难的,可能是不太好读的,并不是作者故意写得不好,显示自己多么了不起,为难读者,而是克服在这个时代当中所遭遇到的精神问题。”

“虽然我写了这本书,虽然在上课时选择了新小说的代表罗布-格里耶,但如果要我给读者一点建议,那就是,阅读是个人的事情,你读不懂、不喜欢可以不读,可能十年后再读,突然对其中某一点产生了兴趣。”袁筱一说,“现代”本身是非常模糊的概念,现代和先锋永远在不断翻新,先锋总是瞄准前面的目标,当它一旦瞄准前面、打倒前面,就在打倒前人的那一瞬,它本身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比如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等。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最早一批作家也更多受惠于十九世纪达到高峰的法国文学。仅从小说样式上说,十九世纪小说的样式非常清楚,要素也很清楚,讲究情节的跌宕。读《巴黎圣母院》,你会看到前后的伏笔,绝不会无端写一个细节。所谓主题也非常重要,比如真善美、人性的至纯至善等等,还有人物极其具有代表性。而二十世纪的小说呢?你很难回忆出它们的人物是什么样的,小说里的人物不具有典型性,甚至不再有身份,情节、作者个人的代入等等都被废除了。从文学史角度总结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很多研究者认为,用一个词加以描述就是‘困难’,也就是不好读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