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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短篇《焚舟纪》多以神话新葡萄京娱乐场下载:、民间故事、文学经典为蓝本,每一个故事都是属于黑夜的

  • 2020-02-16 18:43
  • 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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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卡特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巨人,被拉什迪、麦克尤恩、石黑一雄、阿特伍德等一众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

文学教授纳博科夫教诲我们说,评断一部作品是否优秀,要看读者的两块肩胛骨之间有没有“微微的震颤”,这震颤有个名目,叫“美感的喜乐”。按照这个标准,我在阅读《焚舟纪》之际,后背发紧、头顶发麻、拊掌捶拳、啸叫不已,说明这定然是、绝对是、不可能不是、一部旷世杰作。

这世界是一座丑恶的秘密暗牢,但在此处的垃圾之中,我将找到换我自由的钥匙。——《焚舟纪》

同样是废稿,删了怪可惜扔上来得了,法国女权运动略写了,主要是三节讲了四个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伍尔夫、波伏娃和凯特·米利特,以下为正文,配图无关:

        最近几十年来,电影批评理论(以及众多进步理论)领域最为重要的发展即是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两人理论的融合。更为确切地说应该是由二者理论派生出的思维模式:人们认识到社会革命与性的革命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互为要素。从马克思处我们发现了本世纪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无处不在的力量正带着巧妙地伪装四处为害,人们必须尽早揭示其所作所为。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创造的理论所释放的变革的力量)为此提供了多种有效的方式用以检视该意识形态传播、持续的方式。在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中,该意识形态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并持续。人们为自由而战,反抗各种压迫(不论是经济上的、法律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些斗争因反抗“父权”而具有了更多、更大的重要意义,因为父权先于并远远超越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通过精神分析的途径,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合力,它们具有同样的目标,即推翻以父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用以支持该意识形态或被其支持的机构与制度。

她的短篇《焚舟纪》多以神话、民间故事、文学经典为蓝本,文学女巫卡特以精神分析学原理透视和拆解这些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在旧世界的意识元件中植入女性主义观点,重装新世界的神话和传奇,构筑起与整个父权文化的神话和传说体系相抗衡的“神话重塑工程”,成为幻想文学和女性主义的伟大经典,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焚舟纪》让人忆及文学的美好年代,那时节,自由的长风主宰着一切,自由的文学无拘无束更兼无忧无虑。那时节,江湖郎中拉伯雷的笔底世界一派狂欢味道;穷官吏塞万提斯的笔下人物满怀奇情异想;剧院合伙人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填塞着逗人开怀的污言秽语——扮演仙后的男演员向台下粗汉抛着媚眼——对开本还没有“被经典”;还有,也是在那个美好时代,另一个大陆的《天方夜谭》刚刚结成集子,国王沉浸在山鲁佐德漫无边际的讲述中,哪怕荒诞不经,照样如痴如醉,惟其荒诞不经,方才如醉如痴。是的,在确立近现代小说的形状之前,特别是在建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之前,文学有着那么一段真力弥满、元气淋漓的大好时光。尽管19世纪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流,好在自由的一支也未断绝。雨果说:“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藤蔓卷须四面八方地伸展出去,结出不同的豆荚,新哥特的、唯美的、象征的、超现实的、荒诞的、魔幻的、科幻的、难以归类的、不可名状的,虽然许多体裁和题材被贬抑为文学的“亚种”,可是不羁的精神与想象终究保有一片天地。

当时在《焚舟纪》中看到这句话时,就不禁想到了这本书的原名《Burning Your Boats》,“渡河之后,烧掉你们的船”。字字散发着残酷的美感,仿佛是作家决绝之时留下的一把文字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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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模型,从而使得一些基本的前提在很多重要发面发生的屈折变化。人们无法确定拉康(在《银幕》杂志)所提出的模型是否最令人满意(andrew britton 的文章,《银幕的意识形态》,in Movie 26)。到现在为止,该理论模型看起来并不十分有效,它要么使人变得瘫痪,裹足不前,要么使人陷入新的学院派的保守主义当中——使用该理论者不仅无法收获成果,而且该理论将研究者锁在囚笼中,而非在街道上自由行走。我想要指出另外一个模型,该模型由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发展而出,并由盖德·霍洛维茨(Gad Horowitz)在其最近的一本名为《压抑》(repression,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给出了确定的公式化的表达:这是一个让我们将理论与我们对生活的思考、感悟以及具体操作的方式(理论化的银幕表达曾经与那些日常实践相去甚远)紧密结合的模型。这本书的副标题为“精神分析理论下基本的与超额的压抑:弗洛伊德、莱西(Wilhelm Reich)与马尔库塞”。有关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与超额压抑(surplus repression)的区分十分重要,因为它与政治斗争(political militancy)直接相关,并且对我们的文化产品具有暗示性意义(恐怖电影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些文化产品也意味着文化本身。霍洛维茨对与这一题目论述颇繁且逻辑缜密,但并不易懂;在此我大胆地将其简化而论。

有评论说安吉拉•卡特至少改变了好莱坞十分之一的产业形貌。此言非虚,新版《美女与野兽》不仅从情节和细节上表达着对卡特的致意,甚至片中女巫的扮演者正是纪录片《安吉拉•卡特》中卡特的扮演者。在整部《焚舟纪》里,惊才绝艳的文字和奇情耸动的故事铺展如同盛大的幻术,演绎着对于父权文化的四十二重“盗梦空间”。

读《焚舟纪》的感觉,有点像坐着过山车,经过一个神奇的莫比斯环,抵达了一个热闹空前的嘉年华。只听得女巫的魔法棒叮的一声,读者跟着叙述一路飞驰,闯入一个似曾相似却又似是而非的奇境。在这里,没有时间维度,空间蜷曲相叠,自由女神也喝多了,散发着疯癫气息。在这里,互文性无处不在,像无数组镜子参差互映,而戏仿又使这镜子带上了哈哈镜的曲度,产生啼笑皆非的效果。更为神奇的是,你向镜子伸出手去,未料穿过表面触到了本质,而你以为触到的是真,蓦然回首才发觉自己连同镜子不过是又一面镜子映出的幻像。这个女巫啊,不寻常。

在第一次听说安吉拉·卡特时就知道,在英国女作家的排名里,她是超过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存在。不知为何读《焚舟纪》的那晚有点失眠,望着窗外伸向城市深处的路灯,思索着这明明灭灭的灯火中,藏着多少属于黑夜的童话。

女生们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基本压抑是广泛存在的,必要的,且任何人无法逃脱的。它使我们从只会无意义的尖叫与抽搐的动物进化成具有群体协作功能的人类;随着我们思维与记忆的不断发展,这种压抑与我们对于满足感、自制力以及对他人认知的延迟有紧密关系。而超额压抑,则专门指某种特定的文化,人们早在婴儿时期便开始受到这种压抑的调节,从而使得在这一文化统御下的人们接受其预设的角色。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为例,即:基本压抑使得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能够自行指导自己的生活,同时与他人共存;超额压抑(如果确实有效的话)则使我们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的、以父权为核心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此请注意,即使我们生于工人或无产阶级,我们依然被归为“中产阶级”,因为这里的讨论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而非以生产资料所有情况为标准)。何谓“如果确实有效”:如果超额压抑并不起作用,其结果将是焦虑或革命,抑或两者均有;可能的情况是,革命在少数人中开展起来,而焦虑则属于更多人——这种情况不会令人吃惊。所有现在已知的社会形态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额压抑,只不过程度上千差万别,有的小到可以忽略,有的则达到势不可挡。很长时间以前,弗洛伊德就意识到人类文明是可以承受这种压抑所带来的负担,而霍洛维茨(在马尔库塞之后)则通过借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的理论得出了这一洞见:在人类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挫败、不满、焦虑、贪婪、占有欲、嫉妒以及神经质——这些正是精神分析理论所展示出的父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合逻辑产物。需要重点提及的是,人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以及用以结构这些“挑战”并刺激其形成的种种认知是为这样的社会体系量身定做的,但是这些挑战以及认知若要成为可能(或从本意上值得思考)则建立在这一社会体系的迅速瓦解。尽管这一社会体系坚实可靠,且不断压抑上述挑战,但其确实已土崩瓦解。对于自由的抗争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成为一种实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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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巫”安吉拉·卡特本姓斯达克,1940年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滨海城镇伊斯特本,为了躲避二战的战火,她在南约克郡乡村的外祖母身边度过童年,擅讲民间故事的外祖母对她的影响要到以后才见端倪。在伦敦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显示出文学天赋——就在2012年春天,她12岁至15岁之际发表于校刊上的三首诗和两篇散文重见天日,其中的一首提到“牛头怪”、“死亡的黑帆”、“阿蒙法老”、“太阳神祭司”,将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典故有趣地捻在一起,证明她已经具备改写经典的明确意识。顺便提一句,天才在13岁的时候已经达到成人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胖,非常胖,让人自卑的胖。她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控制自己的体重开始,在18岁那年的短短的六个月内,她成功减去38公斤,蜕变成一幅瘦削的模特骨架。这是厌食症的作用,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像拜伦勋爵那样厌恶食物。这段时间,她穿着夏奈尔风格的套装,高跟鞋,黑丝袜,她自嘲说“像个30岁的离婚妇人”。

每一个故事都是属于黑夜的,那些我们每次提起“哥特”时都会想到的元素:古堡与散发着血腥味的玫瑰,黑鸟与冰冷的月光,还有哀乐与蕾丝面纱下苍白的脸......文字编织的繁冗花纹中,包含着禁忌、原罪和百无一用的哀恸。

1、《女权辩护》与争取话语权力

        我们的文化提供了关于超额压抑的极端案例,人们便会疑问:对于异化劳动以及父权家庭来说,他们到底受到何种压抑?这里需要区分压抑(repression)与压迫(oppression)的概念区别,而且需要明确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从精神分析角度上说,压抑并不是有意识获得的(除非经过分析,或有人可以在梦中揭穿伪装)。诚然,当我们收到压迫时,我们可能也是无意识的,但有一点十分浅显:我们所受的压迫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可能会将压抑定义为完全来自内部的压迫(同时提醒自己这种压抑早在婴儿时期就已奠基),以此阐明二者的异同。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将其表述得更清楚:我们的社会结构要求压抑双性恋倾向,虽然精神分析指出双性恋是人类每一个体都保有的天然的遗产;同时,社会压迫同性恋者——很明显,两种情况并不相同,但又紧密相关。能逃离压抑的,也无法逃脱压迫。

《焚舟纪》(英) 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20岁那年,她嫁给化学教师保罗·卡特,这没有耽误她去布里斯托大学进修英国文学,她的主攻方向是中世纪文学,哥特传统显然给她留下了深刻烙印。她承认说:“尽管花了很久时间才了解为什么,但我一直都很喜欢爱伦·坡,还有霍夫曼——哥特故事,残忍的故事,奇异的故事,怖惧的故事,幻奇的叙事直接处理潜意识的意象——镜子,外化的自己,废弃的城堡,闹鬼的森林,禁忌的性欲对象。”于是,疯狂和死亡、破坏和罪过,是她早期作品的主题,贯穿于1960年代后期她连续发表的4部长篇小说里,它们分别是《影舞》(1966)、《魔幻玩具铺》(1967)、《数种知觉》(1968)和《英雄与恶徒》(1969)。这期间,她也不再是夏奈尔女郎,而成了红发朋克。她与丈夫的勃谿渐大,她曾经热衷于为丈夫烘烤甜点,只为了让对方增肥,失去对女性的吸引力,这“阴暗的马基雅维利诡计”并未挽回什么。1969年,凭借《数种知觉》获得的毛姆奖奖金,她逃离了家庭前往日本,她说:“我相信老毛姆会深感安慰。”旅居东京的两年,她成为一名激进分子,也借与一个日本男人的亲密关系重新审视女性问题。她与保罗的故事曲折映射于1971年发表的第五部小说《爱》里。1972年,二人离婚,“随便哪个傻瓜都看得出来,我前夫跟新妻子在一起快乐多了”。但因“安吉拉·卡特”的名字已经附着在这么多作品上,她保留了卡特这个姓氏。

在这部作品集中,包含着五部独立又杂糅千丝万缕关联的分册:《烟火》、《血染之室与其它故事》、《黑色维纳斯》、《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别册》。其中最为赞叹的应该是《烟火》与《血染之室与其它故事》,每一个诡谲的民间传说和童话的背后,都深藏着卡特内心有关女性、生命、欲望与爱的理解。

18世纪中,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在启蒙运动的号召下,一时间人们都变得崇尚理性、崇尚科学,现代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掀起了从封建皇权和神权的压迫下解放人的“主体性”的文化解放运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女性与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业劳动,但是薪资和地位相差悬殊,同时女性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处于缺席状态,启蒙运动中男性思想家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似乎并不包括对女性的解放。但女性的主体意识却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号召下逐渐觉醒,为争取政治经济地位的妇女运动也逐渐兴起。

        那么我们的文化所压抑的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性的能量,同时还一并压抑通过性的升华而可能产生的非性欲驱动的创造力——我们的文化确认性欲是创造力的源泉。在这一文化王国中,“理想的”居民应该是:其个人的性欲通过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模式而得到满足,而这种模式其目的在于繁殖未来的“理想居民”;同时,升华的性欲(或创造力)则通过既非创造性也非满足性的劳动来达成,这些劳动是社会赋予绝大多数人的宿命的枷锁。所谓“理想的”,换言之则是在性与智利方面的能量均降至最低的机器(automation)。而另一方面,这一术语本身是与该文化相矛盾的,并且逻辑上也无法说的通,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才会出现沮丧、焦虑以及神经质。

来到四月,春天乍暖还寒。气温频繁地做着气象界满30减15的活动,和空气中的雾霾、花粉、病毒一起引发人群中大面积的上呼吸道感染,人们开始讨论用口呼吸会导致嘴型外突。同样含混和沉闷的感觉似乎也笼罩着世界的意识层面。除去一个色情小说作者被判刑的消息引发零星的抗议,没有群情激昂的热点议题,甚至微博热搜上都没有瓜。日光和樱雪之下也只是拥挤着被嘲讽的大爷大妈。此时或许可以来重提一本旧书,一本我们爱过却未必懂得,而懂得便可赋能我们超越又重返现实,因而值得细细参详的魔法大书。

在1970年代后期和整个1980年代,卡特历任多所大学的驻校作家,包括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美国布朗大学、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和北爱尔兰的东英吉利大学。她精力旺盛,涉足多个领域,从1975年开始为英国政治周刊《新社会》定期撰稿,后来也在《卫报》、《独立报》和《新政治家》上发表评论。她对政治的态度很严肃,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上,她坚定地拥戴工党,左倾,以至于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1979年,她惊世骇俗的非虚构作品《萨德的女人》发表,提出“道德色情”的概念,构想一种服务于女人的色情作品,并肯定了萨德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从此以后,男人把她视为“女权主义者”,却颇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视她为“反女权主义者”或“伪女权主义者”,真是一笔糊涂账。

我看见肉体和镜子,但无法承认这个影像。我当下的立即反应是,感觉我们做出了不符合角色性格的行为。我为了配合这城市而假意穿上的花哨服饰背叛了我,让我来到一个房间,一张床和一个对自己的修正定义,这些全都不该出现在我的人生,至少不该出现在我看着自己演出的这个人生。——《焚舟纪》

1792年,作为早期自由主义代表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公认的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论著《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书中她大胆地挑战男性权威,认为在菲勒斯文化的伦理中,男性将其所认为的具有正面色彩的“理性”分配给自己,而给予女性带有负面色彩的“感性”,女性被排斥在美德之外,否认女性的道德主体性,建立起以男性为中心、为自我的表征体系和教育制度,对女性进行错误的表征,并据此对女性进行道德教育以约束其举止。玛丽认为女性愚昧而卑贱的原因正在于这种错误的教育和错误的表征。

        第二个需要压抑的是双性恋,这一术语既需要从字面意义上进行理解(即其可能的性取向以及性行为两方面)也需要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理解。对于那些持异性恋观点以及那些崇尚浪漫神话中“唯一真爱”的人来说,双性恋毫无疑问是明显且直接的挑衅。不论对与男性还是女性,同性恋冲动威胁着一些人固有的规范与准则——即将性作为繁殖手段并受到家庭的“理想化”情境的严格限制。从更广义的角度上看,这种看似无可辩驳的性的区分方式如一座“大厦”树立在我们面前,然而这座由中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搭建的大厦其生物学“地基”却经不起推敲,甚至引人生疑:关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社会规范,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定义,以及一整套关于施加压迫的男性或女性的神话机制,还有自婴儿其就开始施加在人身上的关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系统性压抑(比如蓝色代表男孩等),凡此种种最终将人类个体预设为特定的社会角色。

几个月里我一直在重读安吉拉•卡特的《焚舟纪》。称之为大书,一是体量,作为卡特的短篇全集,包含曾经出版过的《烟火》《黑色维纳斯》《染血之室》《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四个选集和此前未曾结集的六个短篇,总共四十二个短篇组成一本厚度可观的大书。但它更是价值意义上的大书。这四十二个故事的合集正是卡特凭之蜚声世界,跻身二十世纪文学巨擘之列的“神话重塑工程”的主要载体。

卡特的作品以“禁忌”主题而著名,色情、恋物、强奸、乱伦、残杀、雌雄同体,即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底色中也足够抢眼。好在,作品里惊世骇俗,生活里却波澜不兴。1977年,她和马克·派尔斯结婚,1983年两人的孩子亚历山大诞生。他们的家洋溢着一片狂欢节的气氛,墙纸上盛开着紫罗兰和金盏花,搭配猩红色的油漆,起居室房顶上吊着风筝,书籍乱糟糟地堆在椅子上,鸟儿出了笼子在室内飞来飞去,朋友们潮水般地来赴晚宴。在为数不多的照片上,能看到卡特素面朝天,鲜红的发色不见了,代之以一头蓬乱的女巫气质的灰发,很多时候她的头发上还缠着一条丝带,有点突兀地打着个蝴蝶结,非常波西米亚,十分与众不同。作家萨缪尔·拉什迪感慨于她的八卦、毒舌、戏谑和大笑,他说:“我所认识的安吉拉·卡特是最满口粗话、毫无宗教情操、高高兴兴不信神的女人。”

有关于女性觉醒的诘问,一直存在于卡特的字里行间。我们应该怎样活过,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这段属于日本的记忆里,她化作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流亡成为她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她觉醒的一部分。

玛丽强调女性的道德主体性,在现代主义崇尚理性的浪潮中,她认为女性也可以凭借努力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由此她展开了对男性表征女性的激烈反抗和对女性觉醒的呼吁。她认为当时的女性只能通过婚姻进行“合法卖淫”,以依赖屈从于一个男人为唯一手段,才能得到男人庇护下的“幸福”和男人所界定的女人的“价值”。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玛丽认为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不分性别的美德,理性是人类所共有的,但当时的女性美德和气质实际是人为界定的,美德应该是运用自身理性的结果,而男性所界定的“女性美德”只是其压迫、奴役女性和维护男权统治的工具。

        第三,对于女性的性的或创造力上的严重压抑;我们的文化将女性定义为被动的、附属的和依赖性的角色。很显然,对于压抑双性恋的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是从文化层面否认女性具有男性的特质:活跃的、具攻击性的、坚持己见的、有组织权力的,以及创造性。

所谓“神话重塑工程”,是指卡特的短篇大多以神话、传说、文学经典和宗教故事为蓝本。她擅长以精神分析学原理透视和拆解这些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在其中注入女性主义的梦想,以旧世界的元件重装一个新故事。在这些短篇里,惊才绝艳的文字和奇情耸动的故事铺展如同盛大的幻术,初读之下令人迷醉;然而重读你会发现每个故事都被暗中施上了女性主义的魔法。卡特曾说作为女性主义者她不可能就那么走到街上去喊出观点,她需要故事的载体来表达。她的每一个读者都是表达的接力者,是文学幻术改变世界的参与者。这就是卡特创作的女性主义出发点。

卡特的丰产足以让其他作家嫉妒,除了前面提到的五部长篇,还有另外四部,即《霍夫曼博士的欲望机器》(1972)、《新夏娃的激情》(1977)、《马戏团之夜》(1984)和《明智的孩子》(1991)。除此以外,她还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诗集,三部戏剧作品,五部童书,四部论文集,又编选了三部童话集,翻译了两部童话集,另有两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五部作品被改编为广播剧,文体繁杂,题材多样,数量众多。尽管如此,她并不属于英国文学界的主流圈子,由于她的反传统,屡屡遭受文坛保守势力的苛责甚至无视。她在1974年便说过,知识界似乎并不欣赏她的风格和作品。1983年,她担任布克奖评委,得奖者并不认识她,在颁奖仪式上令她尴尬地问道:“请问您是谁?”没错,她也参加作家们的午餐会,也上过电视节目,也被忠诚的粉丝所拥戴,但她就是“不红”。

在某些写作的禁忌领域,卡特发挥了女性最大的灵感。恋童、性虐、乱伦、兽交,文学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人性发挥到最大的潜能,“性”成为了要为女性服务的工具,成为了发泄伪善的出口,当你在现实中迷失时,就需要更疯狂更接近于人性的东西将自己唤醒。

因此摆脱一切菲勒斯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道德束缚和错误表征、争取女性摆脱男性而能真正实现独立,进而追求内在精神层次的提高与充实,实现男女平等的权利与地位,是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初这一女性主义运动第一阶段里女性主义者的主要诉求,而对男性错误表征的发现和批判,与女性开始追求独立与理性的自我表征,也成为这一时期女性主义批评所主要关注的领域。

        第四,也是最为基本的一点,对儿童的性的压抑。我们将儿童的成长分为婴儿期、性潜伏期、性成熟期以及青少年期。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将从收到压抑逐步趋向受压迫,从否认婴儿天生即是具有性欲的个体,到婚前被禁止表达性欲。

虽然在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看来,单是文体就足以使她侧身于文学巨人之列,但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天才和女性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写作,才令卡特获得了不朽声名和超出文坛之外的广泛影响力。有评论称她的神话重塑工程改变了好莱坞十分之一产业的形貌。此言非虚。新版《美女与野兽》不仅从各种细节和拍法上表达着对卡特的致意,甚至片中扮演女巫的演员也正是纪录片《安吉拉•卡特》中卡特的扮演者。一样东西足够强大便会对很多东西产生间接的影响。珍妮特•温特森在纪录片中如是评说。

颇为戏剧性的是,英年早逝改变了这一切。1991年,卡特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她烦恼、愤怒,之后坦然接受了事实,并为自己恰好在患病前购买了巨额保险而沾沾自喜。她井井有条地处理自己的财产,整理好断续记了三十年的日记(带有不错的色粉手绘),甚至详细安排好了自己的葬礼——谁要参加、放什么音乐、大家要朗读什么作品,无一遗漏。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苏珊娜·克拉普回忆说,1992年1月前去探望卧病在床的安吉拉时,她保持着一贯的乐观精神,“急切地渴望听到聚会上和文学圈的八卦”,那一次,她头上的缎带是粉色的。

一切我们缄默不言的黑暗,那些隐藏在逼仄角落的猎奇故事,都被她血淋淋地记录下来,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都是我们自身深处真实的一部分。

2、伍尔夫与女性创作

        上述诸形式的压抑,从某种形式上来说对与文明的存在(即人性的发展)并非必要(换句话说即都不是基础性的法则)。诚然,这些压抑是人类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它们阻碍人类发挥其潜能。这些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特定的、带有超额压抑的文明所需要的结果。

不知道《焚舟纪》这个身后集的取名者的确切意指,但焚舟这样表达孤注之勇的词汇确实很适合一个恃才放旷不妥协的卡特,适合她机智而全面地突破边界,改换父权神话的驱动,为寻求女性的公平与自由而造梦的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创作。

1992年2月16日,卡特病逝。《卫报》的讣告褒扬说:“她反对狭隘。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拉什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悼文《安吉拉·卡特:一位善良的女巫,一个亲爱的朋友》,“很多作家都清楚她是真正罕有的人物,她是真正的独一,这个行星上再也不会有任何能与她相像的东西了。”她逝世后三天内,所有书籍抢购一空,随后她的声名扶摇直上。1996年,伦敦一条新的街道被命名为“安吉拉·卡特巷”。不出十年,卡特已经成为英国大学校园里拥有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百分之八十的新型大学讲授她的作品,使得文学系的小讲师们多了一个“卡特研究”的新饭碗。时至今日,在英国女作家的排名里,她超出了弗吉尼亚·伍尔芙。是啊,简·奥斯丁没有她勇敢,玛丽·雪莱没有她多产,勃朗特姐妹没有她俏皮,弗吉尼亚·伍尔芙不够轻松,多丽丝·莱辛太正经,没有谁比她更“坏”。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那些仪式足以让死去的大地复活。你沿着我的手臂印下的吻就像曳光弹。我迷失,你流动。你的肉体定义我,我变成你的创造物,我是你肉体的倒影。——《焚舟纪》

女性创作意味着女性在进行自我表达,能够相对脱离男性的审美视角和道德约束,以自我的姿态表征自我。西方文学史上鲜有女性的身影,女性始终是被男人刻画的对象,成为“家中的天使”是男权社会对符合女性规范的赞美和愿景。一般追溯女性创作都会提到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等人,实际就已经是到了18世纪女性主体意识萌发的阶段了。

        与压抑理论紧密相关的是另一个概念——“他者”,这是精神分析理论所重点揭示的概念。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既无法认知也无法接受这一概念,但却必须应对(正如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所示的那样)。它可以拒绝接受并想法设法清除”他者“,或者则认定“他者”的无害,不断吸收并将其转变为无害的”他者“的复制品。关于”他者“的概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不同层面进行理论化的解释。其精神分析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他者“不仅在文化或自我的外表施加其作用,而且它作为自我被压抑(但非被摧毁)的部分被投射在自我的外部,从而使之被自我所憎恨并脱离关系。一个生动的例子(该例子启发了很多古典的西方人士)是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定居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清教徒们否认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印第安人不仅是野蛮人,而且当他们是魔鬼或是魔鬼的后人。对于清教徒来说,魔鬼与性紧密相关,因此他们认为印第安人也同样是滥交的,是一群脱了缰的、力比多驱动的野兽。在这种观点的作用下,印第安人与清教徒之间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且极端的有关自我受到压抑而将其投射给“他者”的案例,通过这样的方法,自我可以破坏、抛弃并消灭(如果可能的话)这种压抑。压抑使得自我无法做出“健康的”选择:完全认知并接受“他者”生存与自治的权利。

下面我想结合对具体篇目的文本分析和文论观点来介绍卡特的女性主义写作,期待更多读者也能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透视到奇幻故事华美羽衣下隐现的精绝骨架,幻术会因之更加神奇和逼真,映照现实,令人如彻如悟,梦或成真。

在中国大陆,“Angela Carter”原本只在英文系里鼎鼎大名,不仅有大陆学者用英文写成的研究专著,还有相当数量的硕士论文。在中国台湾,“安洁拉·卡特”八年前开始流行,颠倒了一众书生。至于“安吉拉·卡特”这个中文译名的走红,南京大学出版社功莫大焉,从2009年开始,陆续推出《明智的孩子》、《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卷起了一阵小小的“卡特旋风”。而2012年出版的《焚舟纪》,收录了她五部四十二篇短篇小说,势必将使旋风向台风发展。

情爱才是最大的虚妄,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它最接近于死亡。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将前一年自己在女子学院进行的以“妇女与小说”为题的演讲的两篇稿子合为一文发表,后经修改和扩充写就了《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一书。伍尔芙认为500英镑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只是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女性的自我表征仍旧急需摆脱男权社会惯性一般顽固霸占在女性头脑中的思想,这是女性进行写作的最大困难。虽然女性创作已经萌发,但是仍旧没有多少女性创作的社会空间和内外部条件,女性被拒绝在大学图书馆之外,而学术和文学等作品中关于女性的表征仍旧在男性的主宰之下充斥着对性别的歧视。在17世纪中后期,“女性创作在这一时期被大多数女性视为疯癫之举,甚至颇有文学天赋的女性也避之不及,认为写作是可笑之事”,直到18世纪之后涌现的一批中产阶级女性的创作开始以屈服的姿态进行抗争,她们隐藏身份、学习攀附男性的知识经验和表征方式,强烈的叙事和自我表征欲望使女性采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在文字中潜在地反抗。

        关于“他者”形象还有其他的分析:其在文化内部的运作,与压抑和压迫的关系,尤其在它用于应对以下“角色”时:

是故事,而不是小说

理解卡特的三个关键词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卡特式文体。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指卡特在写作技巧上使用了戏仿、挪用、暗指、拼贴、元叙事等方式,将互文性发挥到极致。在《焚舟纪》中,她将传统童话、民间故事、名著名剧、经典电影、乃至历史人物与事件,包罗万象式地取为己用,借人物,借情节,借语言,借典故,借意象,佛如打碎成百上千个万花筒、再用那些碎片拼成了自己的奇境,流光溢彩,妙不可言。以她的经典短篇小说《染血之室》而言,有对《蓝胡子》的戏仿,有对萨德作品的致意,有对《蝴蝶梦》的暗指,有大量哥特小说元素的拼贴。《染血之室》属于卡特有名的“女性主义童话改写工程”,在这个工程里,《师先生的恋曲》和《老虎新娘》是对《美女与野兽》的改写,《雪孩》是对《白雪公主》的改写,《爱之宅的女主人》是对《睡美人》的改写,《扫灰娘》是对《灰姑娘》的改写,《与狼为伴》和《狼人》是对《小红帽》的改写。在接受约翰·海芬顿采访时,她曾经说过:“我总是使用大量的引用,因为我通常把西欧的一切视为巨大的废品场,在那儿,你能够汇集各种各样的新素材,进行拼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如果你想以安吉拉·卡特的风格来再现她的作品之诞生,那么你需要召集一整个戏班的神人之幽灵围拢在她的打字机旁随侍。王尔德必须在场,爱伦·坡也要来,还有博兰姆·斯托克、佩罗、玛丽·雪莱、甚至麦卡勒斯,以及一群热爱蜚短流长的鸹噪老太。”事实上,卡特对世界文学遗产的熟悉程度远超阿特伍德的想象,所以这个名单还应长长地铺展下去。与其它贴着后现代标签的作品不同,卡特的后现代不是故作高深的、难以卒读的、解构到了一地碎片程度的后现代,悬念、冲突、情绪渲染、异国风情、一点小情色、甚至纵情随意的插曲,都使作品自身维持着高度的可读性。女巫藏起细密针脚,只让人惊叹于她那百衲被的天衣无缝。

在卡特的文字中,“禁欲”和“纵欲”是重要的两部分,“爱”就像投入“禁欲”之中的石子,足以颠覆一切长久以来的平静。在《血染之室与其它故事》里,那些古老的传说中,欲望是柴,爱是足以燎原的火。

伍尔芙认为女性要摆脱男性话语对其头脑中的影响,客观地进行自我表征,就必须创造一种超越性别而适用于两性叙述的语言,必须具备一种反叛传统观念下本质主义的、克服伴随生理性别偏见的创作意识,发现人的头脑中其实应该是同时具备两性共有的性格特征,即“双性同体”。“任何一个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在伍尔夫看来 ,女性创作中穿越时空的运用以及重建女性自我 、和谐地利用头脑里男女双性的特质, 忠实地面对作为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 完整而自由地展现女性独特的创造力, 这些均被视为女性作家实现其女性价值的前提与保证”,可见伍尔芙所期待的实际是一种能够回避两种性别之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而能够超越性别达成一种平衡的话语方式。

1.       他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一个合逻辑且及恰当的论断是,人类的所有关系都被定义为权力的、统治的、占有的以及操纵的——即是物权原则的延伸性体现。由于女性被摆在了附属的以及依赖的位置,上述的文化核心关系不仅显得尤为正确,而且能够解释下述论断:婚姻被定义为双方之间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是关于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依赖关系(既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情感层面)的互换。理论上说,同性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大几率规避这种荼毒,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同性恋关系结果还是依赖于上述异性恋的发展模式。对于“他者”的认同,对于伙伴的自治权,及其自由与独立生存的权力被视为对所有权或依赖关系的威胁,因此将予以否认。

在《烟火》的后记中,安吉拉·卡特强调自己写的是故事,不是短篇小说,来区别于当时英国文坛流行的现实主义写作。

所谓女性主义,是指卡特作品的主题贯穿着女性解放的意识,这是她的作品深具颠覆性的深层原因。在她看来,阻碍妇女取得完全解放的,并不仅仅是男性的偏见,女性自身的认识误区也难辞其咎。她颠覆了传统而刻板的女性角色——落难的公主、自我牺牲的圣母、软弱善良而又糊涂的女孩,在她笔下出现了一批智慧而强悍的女武神一般的女人,她们勇于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甚至显示出某种兽性。按照卡特的见解:“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自由的女人会变成怪兽。”同样,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一个自由的女人也不妨以扮演怪兽来成就自身。《紫女士之爱》中的玩偶获得生命之后,直接向妓院走去,她喜欢如此使用自己的身体,看似怪异,又有何干?《染血之室》中最后解救了女主人公的,并非什么白马王子或警察,而是她持枪策马的母亲,如此威猛的母亲形象在文学史上的确珍罕。《黑色维纳斯》把锋芒指向大诗人波德莱尔,安排她的情妇让娜以“杜瓦太太”的名义获得完满结局,不仅在故乡加勒比海过上了体面生活,还一直向男性殖民者传播着“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纯正的波德莱尔梅毒”,谑近乎虐。

比如《爱之宅的女主人》中被黑夜诅咒的吸血鬼女爵,日复一日地用塔罗占卜着即将来到她城堡的猎物们属于死亡的命运,啃噬着那些另自己厌倦的食物,直到命运让她抽中了“恋人”牌,直到那个年轻的军官叩动她的城堡,她便知道自己丧失了猎捕的能力,最后她毁灭于那个黎明,从数以万计的时间中解脱出来,留下一朵沾染着爱与死亡气息的玫瑰。最好的爱也大抵就是如此了。

为了摆脱遗留在女性头脑中父权社会文化霸权的影响,歌颂“女性特质”,彻底摧毁菲勒斯中心文化的表征系统和话语方式,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初转而开始关注女性如何发觉并主动排斥男性话语霸权,并在批评和创作实践中寻求一种女性能够相对独立表征的语言和文化空间。

2.       女人。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权力、金钱、法律以及社会机制均由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父权所把控,作为“他者”的女人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的形象是全然有男性创造并把控的,其自治权和独立权是被否认的;男性将其内部的、被压抑的女性特质投射于女人身上,从而将其作为弱点而抛弃之(称男性“不够男人”或“像个女人”,对男性来说是莫大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