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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的运用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旧大陆东、西两边的生活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同的

  • 2020-02-11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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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香料都有一段神话,比如没药成了公主被杀时流下的眼泪,龙涎香是从深海泉水中喷出来的,乳香则是上帝的眼泪……这些神话遮蔽了香料的真实产地、生产过程、使用方法等,所以生意长期维持,且能卖出奢侈品的价格。

饮食、季节与阶级:欧亚大陆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发布时间:2017-06-27文章出处:“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作者:刘歆益点击率: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一个比人类学更古老的问题。 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分别从物质和意识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0世纪。在此之前,旧大陆被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区一分为二,存在着东、西两种颜色不同物质传统。古代中国推崇白色和绿色的‘玉’,西亚和欧洲崇拜蓝色的‘青金石’与黄金 。这个东、西物质形式与审美的隔离,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0世纪以后,这一格局被冶铜术的东传打破了。 另一位英国学者,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自公元前第3千纪以来,处于旧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开始拥有了相同的发展步伐。发生在西方的事,总能在东方找到映照。这种欧、亚趋同的脚步,在公元前8-3世纪达到了顶点。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原有的信仰传统。“怀疑主义”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与希腊几乎是同时起源的。“怀疑”将原本由魔法、权力、物质铰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质的现实生活和意识的精神世界。在更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个现象称为“历史的起源”。 刚刚提到的两位英国学者都于近年下世。他们给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不仅限于一时一地,长时段的决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会之外。 一定程度上,战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史”的关注,他们与对二十世纪本身的反思有关。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对世界另一端产生影响。而对战争的反思,使许多人站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上,从而强调另一种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有时候会是研究者生活经验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旧大陆不同地区联系开始于更古老的年代(农业技术形成之后不久),覆盖范围更广阔(囊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 1、食物全球化 很多新的证据都来源于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 我们的每一顿晚餐都是一部世界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来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来自北美,大麦、小麦、燕麦与鹰嘴豆来自中东,高粱来自非洲,葡萄与橄榄来自地中海,水稻原产于中国江南, 谷子、糜子起源于中国北方, 不一而足。这些食物的故事是上千年来人口和技术交流的结果,我们的味觉一次次地被重新“发明”。 两次长距离的食物交换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跨越大片陆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后,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原产于美洲的作物被引入旧大陆。于此同时,来自旧大陆的人口、食物和疾病传播到美洲。历史学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将这个过程描述成“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仍沉浸在“哥伦布交换”的结果之中。过去400年间,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东西方的此消彼长,都以新大陆的发现为起点。 更早的一次交换发生在史前时代。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小麦等“近东”作物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原产中国的粟和黍传至西欧,水稻种植的范围由东亚扩张至南亚和东南亚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现在印度,印度的瘤牛传播到中东。公元前1500年,小麦和黍(分别产于西亚和东亚)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时代农作物传播到广度,可见一斑。 在对地理范围的讨论之外,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时间轴: 首先移动的是农作物,随后是驯化动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新的饮食方式(例如东方的蒸煮传统和西方的面粉技术),之后是畜力牵引工具、冶金术、布匹、宝石,最后是丝绸、玻璃、香水与香料。这个时间表会当然会随着新的考古证据而发生改变。但似乎有看到这样一个线索:果腹的粮食移动的时间早于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动植物制品,农业制品早于手工业制品。也许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社会底层,农业生产者,不拥有太多物质的人 。 2、两个季节系统 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旧大陆东、西两边的生活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同的?讨论这个问题要接受一个基本前提:本来的差异很大。 本来的差异的确很大。欧亚大陆存在至少4个动植物驯化中心(西亚、中国、印度和北非)。以西亚和东亚为例:西亚人种植小麦、大麦、 燕麦、豌豆、鹰嘴豆、胡麻等作物,驯化了牛和羊,比较依赖动物制品;东亚人种植水稻、粟、黍、麻与大豆等,驯化了猪和鸡,比较依赖植物制品。与此相对,东、西饮食传统迥异。东方饮食的粒食-蒸煮系统对应着西方的粉食-烘烤的传统。这些差异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于农业本身。似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 前农业时代的,结构上的东、西差别。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季节性,西方的农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东方的农时是夏季的。我们可以把欧亚大陆按照降水的季节性分为三个区域,东边受夏季风影响的夏季种植区(包括中国东部和印度),西边受西风影响的冬季种植区,中间是本地蒸腾作用强,比较干旱的中亚地区。前两个区域在大约公元前9000-5000年间各自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系统、人口密集、定居生活。中亚地区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游牧经济、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这三个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旧大陆历史的一个基本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不迟于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 首先打破这个地理格局的是东、西方农作物传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中亚地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一个显着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东部,位于西天山西侧的的‘柏伽什’遗址。在这个游牧人群墓葬中,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与原产与东亚的黍出土于同一个地层。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1

16世纪到达美洲的旅行者曾惊讶于“新世界”居民在语言、饮食、社会习惯上与欧洲人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期来到亚洲的欧洲人,虽也感慨差异巨大,但毕竟没有两个世界之感。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千年里,旧大陆的不同地区已经通过贸易、移民、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联系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是一个比人类学更古老的问题。 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分别从物质和意识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0世纪。在此之前,旧大陆被帕米尔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区一分为二,存在着东、西两种颜色不同物质传统。古代中国推崇白色和绿色的‘玉’,西亚和欧洲崇拜蓝色的‘青金石’与黄金 。这个东、西物质形式与审美的隔离,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公元前20世纪以后,这一格局被冶铜术的东传打破了。 另一位英国学者,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则认为,自公元前第3千纪以来,处于旧大陆不同地区的社会开始拥有了相同的发展步伐。发生在西方的事,总能在东方找到映照。这种欧、亚趋同的脚步,在公元前8-3世纪达到了顶点。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原有的信仰传统。“怀疑主义”在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与希腊几乎是同时起源的。“怀疑”将原本由魔法、权力、物质铰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两个层次:物质的现实生活和意识的精神世界。在更早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这个现象称为“历史的起源”。 刚刚提到的两位英国学者都于近年下世。他们给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全球视野,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不仅限于一时一地,长时段的决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会之外。 一定程度上,战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全球史”的关注,他们与对二十世纪本身的反思有关。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对世界另一端产生影响。而对战争的反思,使许多人站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上,从而强调另一种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有时候会是研究者生活经验的延续。 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旧大陆不同地区联系开始于更古老的年代(农业技术形成之后不久),覆盖范围更广阔(囊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 1、食物全球化 很多新的证据都来源于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 我们的每一顿晚餐都是一部世界史。玉米、土豆、花生和辣椒来自中南美洲,葵花籽和南瓜来自北美,大麦、小麦、燕麦与鹰嘴豆来自中东,高粱来自非洲,葡萄与橄榄来自地中海,水稻原产于中国江南, 谷子、糜子起源于中国北方, 不一而足。这些食物的故事是上千年来人口和技术交流的结果,我们的味觉一次次地被重新“发明”。 两次长距离的食物交换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跨越大片陆地,第二次跨越海洋。1492年后,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原产于美洲的作物被引入旧大陆。于此同时,来自旧大陆的人口、食物和疾病传播到美洲。历史学家柯沃斯比(A. W. Crosby)将这个过程描述成“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很大程度上,我们至今仍沉浸在“哥伦布交换”的结果之中。过去400年间,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东西方的此消彼长,都以新大陆的发现为起点。 更早的一次交换发生在史前时代。始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 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起源于西亚的大麦、小麦等“近东”作物来到了中国东部地区,原产中国的粟和黍传至西欧,水稻种植的范围由东亚扩张至南亚和东南亚州。北非的高粱和珍珠粟出现在印度,印度的瘤牛传播到中东。公元前1500年,小麦和黍(分别产于西亚和东亚)的分布范围已经覆盖了整片欧亚大陆:东至太平洋、西到大西洋、北至欧洲各国和中亚山地,南到印度洋。史前时代农作物传播到广度,可见一斑。 在对地理范围的讨论之外,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时间轴: 首先移动的是农作物,随后是驯化动物、有致幻功能的植物、新的饮食方式(例如东方的蒸煮传统和西方的面粉技术),之后是畜力牵引工具、冶金术、布匹、宝石,最后是丝绸、玻璃、香水与香料。这个时间表会当然会随着新的考古证据而发生改变。但似乎有看到这样一个线索:果腹的粮食移动的时间早于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动植物制品,农业制品早于手工业制品。也许最初的推动力来自社会底层,农业生产者,不拥有太多物质的人 。 2、两个季节系统 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旧大陆东、西两边的生活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同的?讨论这个问题要接受一个基本前提:本来的差异很大。 本来的差异的确很大。欧亚大陆存在至少4个动植物驯化中心(西亚、中国、印度和北非)。以西亚和东亚为例:西亚人种植小麦、大麦、 燕麦、豌豆、鹰嘴豆、胡麻等作物,驯化了牛和羊,比较依赖动物制品;东亚人种植水稻、粟、黍、麻与大豆等,驯化了猪和鸡,比较依赖植物制品。与此相对,东、西饮食传统迥异。东方饮食的粒食-蒸煮系统对应着西方的粉食-烘烤的传统。这些差异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于农业本身。似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 前农业时代的,结构上的东、西差别。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季节性,西方的农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东方的农时是夏季的。我们可以把欧亚大陆按照降水的季节性分为三个区域,东边受夏季风影响的夏季种植区(包括中国东部和印度),西边受西风影响的冬季种植区,中间是本地蒸腾作用强,比较干旱的中亚地区。前两个区域在大约公元前9000-5000年间各自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系统、人口密集、定居生活。中亚地区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游牧经济、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这三个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旧大陆历史的一个基本地理格局,这个格局在不迟于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 首先打破这个地理格局的是东、西方农作物传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中亚地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前后。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哈萨克斯坦东部,位于西天山西侧的的‘柏伽什’遗址。在这个游牧人群墓葬中,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与原产与东亚的黍出土于同一个地层。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2西天山柏伽什遗址周边地貌 这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的东西交流的先声。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本的季节性边界被打破了。西亚的冬季作物出现在亚洲季风区,东亚的夏季作物被种植于中东以及地中海地区。仍以小麦和和黍为例,公元前2000年后,小麦出现于中国东部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于此同时,起源于中国的黍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考古遗存中。 一个直接结果是(同时发生在东、西方),原有的单季节耕种习惯转化成为多季节轮种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水管理技术,可被耕种土地扩大,以及可能的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度。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在此时间段,黄河 、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中海地区都产生了城市和更富等级的社会。发生在这些地区的现象也许不该被至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内讨论。它们的产生的背景是一个联系十分紧密的欧亚大陆。 3、谁是最初的推动力?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代早于文献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当时人对外来食品的态度。然而可以从后世对外来食物的记载中得到一些信息。1694年的马赛,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开来船只上装满了欧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给没有粮食的穷人。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穷人分发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面包。18世纪,大米、小米、荞麦和玉米这些外来物种被欧洲穷人作为充饥主食,富人们只吃小麦面包。在西非,玉米的最初推广是为了喂养黄金海岸的矿工。在爱尔兰,穷苦的农民首先种植土豆。故事总不脱离贫穷与饥饿这两条线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麦种植的技术已经传遍中原大地。然而,当时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原地区,人们只以粟与黍为食。只有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麦成为古人的主食。这与16世纪玉米引入中国的情况类似。富裕的江南地区拒绝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药等美洲作物首先在当时比较贫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广。 比较完整的关于饮食的记载出现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后的几百年间。在公元前8-3世纪的相关记载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一种强调富足、享乐、精致而多样的生活,另一种崇尚简朴、紧缩、对享乐主义持批判态度。杰克·古迪告诉我们这两种态度同时存在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 。一边是富人们在炫耀他们的奴隶、美好的生活、丰富而多样的美食 。另一边是对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过分消费 。 如果这两种态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的话,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结束于公元前20世纪过程的影响之下。地理学家Danny Dorling说:“当你看地图久了,你就会看见在一些线的一边,人们富裕、健康、活得长久;而线的另一边,人们贫困、多病、短命。就会开始接近本质的问题。”在旅行中,我常常想起这句话来。责编:韩翰

让香料显得奇特的因素之一,是它们令人联想到神秘而遥远的土地。生活在古代世界的早期地理学家,试图将最初的地图与世界的描述拼凑起来;对他们来说,香料往往标志出其知识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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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另一种更神秘的意义而言,香料确实被视为可消除尘世污秽的解药。人们认为香料是落入凡间的天堂碎片。在尘世的肮脏现实中,香料提供了焚烧香料,作为献给诸神的供品。香料也被用作涂敷死者的身体的防腐剂使他们能顺利进入来世。

加里·保罗·纳卜汉在《香料漂流记》中提到的香料包罗万象,有香草、熏香、树胶、果实、麝香与茶。这些东西有些具有神秘色彩,例如乳香与熏陆香,有些则是大家熟知且爱用的产品,例如孜然与巧克力,有些可能令人觉得惊讶,因为一般人通常不把这些东西当成香料,例如石榴、续随子、大马士革玫瑰,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在漫长历史中是需求很高的调味品、香料与药品。由于许多香料源自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无法在本地生产,因此必须依赖贸易。古代商路的名称往往来自这些珍贵商品商路,而所有的商路统称为“香料之路”。

好在,沙漠地带多单峰驼,易驯化,它们可携带60公斤的货物,每天在沙漠中走35公里(双峰驼被驯化要晚得多,但载重量、日行程比单峰驼增加了一倍)。它们将大葱、蒜、鹰嘴豆、乳香、丁香、麝香、孜然、没药、红花、小豆蔻等带往旧大陆各个角落。

然而,亚历山大水手也学会利用信风--所说细节是由名叫希帕罗斯(HIPPALOS)的希腊人弄清楚的,西南信风后来以他为名;于是,他们能越过阿拉伯市场,直接渡洋到印度西岸,无须通过阿拉伯和印度的中间商做买卖。罗马在公元前30年吞并埃及之后,商船得以直接开到红海上,船运量因而增加。奥古斯都大帝(EMEPEROR AUGUSTUS)下令攻击阿拉伯南部诸港,将主要的贸易城市亚丁(ADEN)夷为“一座村庄”---据某位观察者说。在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之下,罗马对于红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控制更为巩固。到了公元1世纪初期,每年有多达120艘罗马船只驶往印度,以购买黑胡椒、广木香和甘松香等香料,还有宝石、中国丝绸,以及将在罗马世界的许多竞技场上被屠杀的异国动物。印度洋是当时的全球商业中心,有史以来,欧洲人首度在蓬勃发展印度洋贸易网络中成为直接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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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乳香成了制作法老木乃伊的必备香料,认为它可以给灵魂以引导;在中国,乳香得到中医推崇,唐代宰相杨国忠为了炫耀,甚至用乳香和泥涂墙;全球三大宗教都将乳香视为神圣之物……

香料为什么吃香?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香料漂流记:孜然、骆驼、旅行商队的全球化之旅》 [美]加里·保罗·纳卜汉 著 天地出版社

香料的贸易地图--食物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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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作为第一次全球化肇始,表现是新大陆(指南北美洲)与旧大陆(亚洲、欧洲和非洲)出现了“植物大交换”,殖民地时期美洲普遍栽种作物有247种,从欧洲移植的达199种,可这些植物的原产地大多不在欧洲。它们从何而来?它们为何被带到美洲?

一本从食物角度来看历史的书:将历史看成一连串由食物导致、促成或影响的转变过程。古往今来,食物发生的作用不只是让人填饱肚子而已。在社会转变、社会组织、地缘政治竞争、工业发展、军事冲突和经济扩张等转化过程中,食物都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从史前时代至今,这些转化的故事构成了整部人类历史。

骆驼商队往北前进,把乳香送到希腊罗马的中介手上时,每单位的价格已翻涨了好几倍。在罗马帝国时期,运一次也门乳香的费用相当于地中海东部农民或工匠整年所得的5 倍。当然,运送时绝大部分的钱财都进了迈因人、纳巴泰人与腓尼基人的口袋。他们每年运送多达3000 吨的乳香,主要沿着三条运送道路送往巴比伦与地中海。正如丝路其实不只有一条路,乳香路同样也不只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