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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的写作与所有作家都不同,它是不会停住的

  • 2020-02-08 18:17
  • 文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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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塞萨尔·艾拉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狂热的独裁统治支持者,几乎从不过问和关心家庭。从小就具备着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想象力与早熟的心智的艾拉,并无自觉地对自己进行着博杂的艺术教育:在家乡小镇,他看了两千多部商业电影——大部分都是侦探片、西部片、科幻片之类的B级电影;看了上百本仅在超市出售的英语畅销低俗小说(后来他甚至将它们全都译成西班牙文卖给了一个地下书商);家离首都不远,他每天都进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借一到两本书,很快地读完。 他的阅读鱼龙混杂,无所不包。他雄心勃勃,立志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艾拉说,我读书的趣味也在逐渐改变。一开始,我喜欢读儿童读物。后来,到了十四五岁,我发现了真正的文艺图书,讲艺术的图书,还发现了博尔赫斯的作品,从此看起书来就变得非常挑剔了。我非常感谢阅读,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时候,我胆小又近视,只好藏到书堆里,天长日久成了习惯,结果成了写书人,写出书来,再让别人藏进去。”

记者问艾拉是否阅读过《堂吉诃德》,他的回答引出了一段大学时的读书经历,也值得说给读者听一听:“我曾多次阅读《堂吉诃德》,真是眼花缭乱,那是在大学期间,可以说是《堂吉诃德》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世界。我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系念书,大学毕业时,一位非常赏识我的老师派我去语言文学研究所做关于《堂吉诃德》的研究,选定的研究题目是《论作为对话体小说的〈堂吉诃德〉》。我开始读书,做笔记,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虽然有了工作,收入也不错,却总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做不出什么成果。经过努力,我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研究员,成为一名文学史专家,但是我宁愿选择放弃学术研究,去书写自己的作品。我也不适合教书,口才不行。”

《云中记》,阿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

2019年5月

原标题:幻想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他觉得很孤独 | 专访艾拉 如今,随着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萨雷斯、普伊格等作家的逝去,塞萨尔·艾拉成为经历过“文学大爆炸”时代为数不多仍在写作的人。作为一名即兴风格的作家,艾拉年轻时写得很快,每天...

并且,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几乎向来不接受国内的采访,仅专注于写作这一件事,如他所说:“要写出好文章并不难,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下决心写作绝非易事,因为写作拼的是生命。”

艾拉的作品日渐受到欧美各国评论界和读书人的关注。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经预言:2020年艾拉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几年来,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围名单中,艾拉的声望也逐渐提升,阿根廷国内很多人也希望除球星梅西之外,再来一个文学明星。对此,艾拉的态度是:“对我来说,这毫无意义,一旦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学奖项,就会变成公众人物,这可是个大麻烦,因为会失去眼下默默无闻的地位;那样一来,如果出门骑自行车,就会有人指指点点……不不不,太可怕了。我还是尽量保持现在的状态吧,我连电视都还没上过呢。不是因为我犯了法或者干了坏事要隐姓埋名,而是我想继续低调地做好事呀。”

凸凹

中国古代的职官,历代建置不同,其间因袭变革、增加减少,情况十分复杂,有“不学懂不得,学了记不得”之说。不过若要走进古代世界,读懂中国历史,职官制度则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哪怕仅凭这一部小说集,我们也可以认为,在二十世纪那为数众多且风格多变的拉美著名作家群里,艾拉是绝无仅有的异类。他很清楚,任何革新派的道路总是坎坷的,是注定要随时面对种种质疑与拒斥的。因为革新派不能像传统艺术那样“只需要取悦现有的听众”,“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出现在还不存在的听众群体,就像是从血液中提取一个红细胞,再用爱和耐心细心培养,然后接着培养下一个细胞,直到将它们打造成一颗心脏,随后是其他器官、骨骼、肌肉、皮肤和毛发,最后用铁砧和小锤子制造出精巧的耳蜗……”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并不在乎其作品能否被广泛地接受,令他无法忍受的只有任何意义上的模式化取向和取悦读者的企图,因为在其漫长而又旺盛的创作历程中他始终坚信:“只有无法重复的东西才是生命。”

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风土人情时期代表作

而到了21世纪,艾拉的题材选取转向了“艺术”,“艺术”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源泉之一。艾拉通过笔下的人物,对某样艺术品作出判断和评论,进而引申到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关注。比如在《巴拉莫》(Varamo)中,作者让人物出来发表意见,批评专业写作现象,主张自由快速书写,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艾拉的艺术追求是打破文学、美术、音乐、魔术、舞蹈等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文学家、画家、作曲家、魔术师、舞蹈演员齐聚一堂,各抒己见,旨在打破森严壁垒,支持新艺术家即兴发挥。

《息壤》,盛可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

[阿根廷] 塞萨尔·艾拉 著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塞萨尔·艾拉,“一路飞奔式写作”

1949年,塞萨尔·艾拉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普林格莱斯上校镇。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更是个狂热的庇隆主义者,坚决支持庇隆总统的独裁统治,是个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艾拉从小就对父亲的不关心家务表示不满,只能依赖母亲的呵护。他是独生子,母亲对他百般宠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不爱说话,只喜欢读书。由于家离首都不远,他经常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对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等人文科学类的图书都有广泛涉猎,他雄心勃勃,想要当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进入青年时期,在大学里,他广泛接触了欧美先锋派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阿根廷文坛上的博尔赫斯、罗贝托·阿尔特和曼努埃尔·普伊格,法裔美籍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对超现实主义有重要影响的雷蒙·鲁塞尔以及美国先锋派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约翰·凯奇,对他后来的创作都有重大影响。

《息壤》以人物“故事包”码砌与穿插为结构叙序,用微创乃至内视镜般的手术技法,耐心、深入和精准地探讨了城乡衍变的大时代潮流中的女性及生育问题。小说探讨的问题覆盖了整个城乡,其普遍的、典型的、发人深省与疼痛的现实性,对子宫的信仰、保卫与放弃,呈现了一幅中国生育息壤情状田野考察报告画卷。盛可以这位70后女作者不无女权思想倾向的大胆剖析与发声,对笔下素材尤其幽微人性的复杂多变的存在,细细缝缀成一座密不透风的城堡,其才情与功夫令人惊叹。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战争的百科全书,全方面了解冷兵器时代的古人如何作战。全书浓缩三千年史料于一书,通过旗鼓、侦察、行军、阵法等主题讲透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

对上帝来说,语言比语法老师眼中的更复杂,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所有语种,包括现存的和可能存在的。

70岁的塞萨尔·艾拉从开始创作起,一直相当高产,目前已出版有近100部小说、短篇集和散文集,译介过大量文学作品,在西语文学界饱受赞誉。面对众人对他得诺奖的预言,他这么说:“对我来说,这毫无意义,一旦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学奖项,就会变成公共人物,这可是个大麻烦,因为会失去眼下默默无闻的地位;那样一来,如果出门骑自行车,就会有人指指点点……不不不,太可怕了。我还是尽量保持现在的状态吧,我连电视都还没上过呢。不是因为我犯了法或者干坏事要隐姓埋名,而是我想继续低调地做好事呀。”

从1975年到2017年间,艾拉创作了80多部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高产作家。如果从创作题材上分类,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艾拉的创作题材主要取自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风土人情,90年代的题材是“我”,2000年至今的主要题材是“艺术”。

《人生海海》,麦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

在这本生死攸关的暗黑回忆录中,默尔金回顾了自己与抑郁症对抗一生的故事。她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治愈抑郁症的每一种尝试,以及每种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她无所畏惧地坦露了童年时期爱的缺失、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这些都对自身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影响。

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有办法知道,在这永恒的空间里,从何时开始产生了这个习俗,不过即便如此,它也已经成为了宇宙漫长年岁里的头等大事。等待这场茶话会就像等着死亡一般,看似永不会到来,但实际上它总会如期而到。

同一时期的另一部作品《野兔》,故事发生在19世纪,英国人克拉克到潘帕斯草原寻找传说中一种会飞的野兔,陪伴他的有一个少言寡语的高乔人向导、一个活泼可爱的画师、一匹神奇的骏马。他们到达印第安马普切人的地界不久,酋长却神秘失踪。克拉克肩负寻找野兔和酋长的重任,却一步步走进更为离奇的谜团中。足以改变他们生命轨迹的秘密与往事将在这趟旅程中逐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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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一幅幅陌生的异域场景,太多,多得仿佛每一个字都是。18世纪,通过“客者”法国工程师杜瓦尔的眼睛,我们看见一列押运男女俘虏的军车马队,在中尉的统帅下,行进在一望无涯的潘帕斯大草原上。途中,杜瓦尔看上了一位带着婴儿的女俘。进入到第二篇章后,爱玛出现了,杜瓦尔不见了,直到全书结束都没现身。因为婴儿这一具象的牵带,我们有理由把女俘认作了爱玛。《女俘爱玛》就这样开篇了自己的故事。我们跟着被他者指认为博尔赫斯继承人的艾拉的奇诡想象,被女俘爱玛解下的绳索套着,一条路走到黑,又走到亮。全书由几个相对独立又互有勾连的板块构成。女俘进入书名,仿佛是作者跟我们玩的一个黑色幽默,因为从第二篇章开始,直到全书结束,女俘的自由程度完全达到了让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人汗颜的程度。而爱玛的自由,恰恰等于作者的书写自由。谢谢艾拉,他的这部成名作给出了我们需要和不需要的宽爱、残暴、智慧、愚昧、自由和不自由。

《古人的称谓》是一本拓荒之作,填补了该领域的长期空白。本书从姓氏、名字、自称、他称、尊称、谦称,到帝王、少数民族的各类称谓,都做了详细的研究,文字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作者:塞萨尔·艾拉

译者赵德明在《野兔》的序言中写道,“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冲突处理成了‘家族大团圆’,把大草原描写成美丽、富饶、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这些看法与19世纪的大作家、阿根廷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对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萨米恩托的巨著《文明与野蛮》中观点是:“印第安人是‘野蛮因素’,阻挠了社会进步和国内的经济发展。”艾拉直言,印第安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是个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应该向他们学习。

大草原题材的主要代表是发表于1981年,也是艾拉的成名作《女俘爱玛》。从选材的角度来说,《女俘爱玛》与19世纪阿根廷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长诗《女俘》是唱反调的,是反传统的“女俘”形象的。长诗《女俘》的主人公是个被凌辱、被欺压、被伤害的女性,而艾拉笔下的女俘却是个在困境中努力奋斗的女子。她克服了种种生活中的困难,与军人友好共处,善待印第安人,与要塞的上校结为好友,赢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终成功地创办了一个养鸡场。作者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励志创业的模范典型。艾拉在另外一部小说《野兔》里,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冲突处理成了“家族大团圆”,把大草原描写成美丽、富饶、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这些看法与19世纪的大作家、阿根廷总统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对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萨米恩托在他的巨著《文明与野蛮》中提出:印第安人是“野蛮因素”,阻挠了社会进步和国内的经济发展。艾拉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印第安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是个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应该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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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默尔金坦然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世界的不完整,向着更深的孤独自我探寻,在更宽广的世界中追问为何“幸福”。

艾拉:我接受那种批评,因为它说得很正确。我生活在由书籍、绘画和音乐组成的象牙塔中,并赞同乔伊斯的那句格言,“历史是我试图唤醒的噩梦”。即便如此,我所写的内容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历史。毕竟,象牙塔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塞萨尔·艾拉被称为博尔赫斯的继承人,博尔赫斯的写作让艾拉直接受益。构思的“智慧”、手法的“新奇”、叙述的“怪异”、故事的“碎片化”……历史、现实、文学、哲学之间的界限被打通,在这些神秘而梦幻的世界中,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常能找到一条可以穿梭往来的通道,从中读者能收获神奇的阅读体验。美国摇滚女诗人、画家、艺术家帕蒂·史密斯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写道,“读完艾拉后,我往往不记得任何东西,就像大梦初醒时,惊觉梦中那些繁复的电影画面消失了。”西班牙《《国家报》评价:“你真的应该到阿根廷南部去寻找那位当今西班牙语文学界最具创新精神、最令人感到兴奋与震撼,也是最具颠覆性的作家:塞萨尔•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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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

艾拉:出版的一定是由我亲自写下的最后一个版本,不会有任何出版商的干扰。我担心我的文章太特殊了,任何编辑都没资格对它做些什么。此外,在阿根廷,我们没有那种美国式的“编辑”传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文学看作商业的动机。

阿根廷文坛的博尔赫斯、罗贝托·阿尔特和曼努埃尔·普伊格,法裔美籍艺术家马赛尔·杜尚、雷蒙·鲁塞尔以及美国先锋派艺术家约翰·肯奇都对他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艾拉的小说想象力天马行空,极尽狂野、迷幻与创新,回溯源泉,都是诸多先锋大师的身影。 塞萨尔·艾拉的写作方式又极为可贵——它缓慢、严肃、精细——仍保持着一种典型的、福楼拜式的纯文学写作。他每天在咖啡馆里也许只写几个字,或者几十个字,最多不超过几百个字。而且他的写作与所有作家都不同:他从不修改。他甚至给自己这种写法取了个名字:“一路飞奔式写作”。他即兴发挥,凭借惊人的直觉与过人的胆识,早就飞奔到了无人之境。艾拉在小说 《艾拉医生的神奇疗法》中对自己的写作有如此描述:“写作收纳一切,或者说写作就是由痕迹构成的……究其本源,写作的纪律是:控制在写作本身这件事上,保持沉稳、周期性和时间份额。这是安抚焦虑的唯一方式……”多年以来,艾拉医生养成了在咖啡馆写作的习惯……习惯的力量,加上不同的实际需求,让他到了一种不坐在某家热情的咖啡馆桌前就写不出一行字的程度。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艾拉个性很强,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个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更是如此: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绝对不做社会、道义方面的承诺。针对尼加拉瓜著名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强调的“面对社会现实不肯睁开眼睛的作家,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职业”的观点,艾拉明确表态:“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不认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职业。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家一定要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做出承诺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可能是为了拿到文学奖吧。国内有些朋友总是劝我,稍稍努力一下,争取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稍稍努力一下’,就是要我开口谈谈人权,谈谈民主。我可不想说这个。我宁肯生活在象牙塔里,跟自己的图书、诗歌和艺术在一起。我认为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当然感兴趣,但感兴趣的方式非常普通。我生来如此,有些东西我就是不感兴趣。很多人喜欢政治和足球,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几乎没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过错。喜欢和不喜欢,互相弥补而已。”艾拉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现在方方面面。在阿根廷,公民投票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艾拉却不在乎;他也去投票站,但是投弃权票,因为他不相信候选人的口头承诺。但是,在他热爱的文学艺术领域,他却是忠贞不渝的。年轻时他也很喜欢美术,但是开始写作之后,他就下决心要写出好作品来。他坚信写作这个行当全靠时间和实践,创作的道路只能自己走,别人的建议只是参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如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式写作,往往有害无益。他这样说,是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的。他说:“社会得以幸存,是因为有误会。以文学为例,作家写的东西,他心里明明白白,到了读者手里却产生了误会,难以被人理解。文学的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因为简单的理解可能就是传达一个信息(今天有雨,明天放晴),而文学远远超出了传达信息的功能,这超出的部分就在作家的明明白白和读者的误会之间。我经常想到我自己就是个读者,这个读者身份让我严格控制自己写的东西。”

《月落荒寺》以执教于北京某大学、因四处讲国学课而跻身中产阶级的林宜生教授与他的飘忽不定的神秘女友楚云为主脉,叙与了他们与他们同阶层的朋友圈之间的交集、友情、疑惑、纠葛和似是而非的存在悖论。这个小型的知识分子朋友圈及其外延,涵盖了哲学家、音乐家、官员、商人、科学家乃至黑社会头目等当代现实人众的生存、追求、情事、苦乐与迷惘。《月落荒寺》书名来自德彪西名曲。因为作者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释放,全书漫漶着一种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哲思气氛,但事实上学问一点也不能让世事洞明,非但不能,在拜金主义和权欲至上的蒸笼里,反而让人陷入更加幽晦的人性拐角和人为何活着的死胡同。而恰恰是楚云和辉哥这两个边缘人的出入、行止,为我们的存在困境给出了闪现着良善、美好的人性桅灯——哪怕这桅灯让“精英”林宜生们自惭形秽。

本书是于坚深度解秘“巴黎之所以独一无二”的哲思之文的集合。于坚通过自己二十余年对巴黎的多次造访、沉思熔铸成63段巴黎絮语,并从数千张图片中精选出163张精彩街拍,图文并茂地呈现巴黎这个词的璀璨、深邃和伟大。

艾拉:诗集都很薄。而诗歌就是文学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娱乐,不是劝诫,也不是韵律。我的目标是写一篇能够让人们像阅读诗歌那样去阅读的叙事性的文章。那种文学性很低的长篇,举个例子,你只要走进一家书店,看到那些浩如烟海的畅销书,就会知道那里面压根没有一丝文学的痕迹。当然也会有例外:《魔山》《战争与和平》《白鲸》《追忆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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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和欣赏习惯,主张独创性、反叛性、不可重复性等原则。先锋作家创造了新小说的概念、叙述方法和新的话语规范,尤其是对语法规则和逻辑性进行“颠覆”和“解构”。在思想内容方面,先锋派作家讲究直面人生,追求片面的深刻性,探求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作者的觉醒意识和身处边缘的孤独感。这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艾拉作品中多有印迹,其中马塞尔·杜尚的“观念艺术”理论对艾拉的影响尤其明显。杜尚认为,艺术品的本质在于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是艺术的主体,文字、摄影、文件、表格、地图、电影和录影带,加上观众的心智参与,都是观念的表现形式。他还坚持认为,艺术价值在于“创意”(ideacreativa),而不在于展出的物品是否具有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瓷质的小便池上贴了一个“泉”字,送到展览会上要求展出,被组委会愤怒地拒绝了。他们不懂得“泉”字背后的“创意”所在,这个字却改变了人们通常的审美视角。杜尚的“观念艺术”是反理性的,是反对传统审美观念的。他尖酸刻薄地质问:外在美是真美吗?这让我们联想到,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是真的新衣吗?杜尚极端的批判精神摧毁了种种传统的艺术观念,为新艺术流派的诞生解除了精神枷锁。艾拉的文学创作深受他的影响。

《月落荒寺》,格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陈芳芳 译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从选材的角度来说,《女俘爱玛》与19世纪阿根廷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长诗《女俘》是唱反调的,是反传统的“女俘”形象的。长诗《女俘》的主人公是个被凌辱、被欺压、被伤害的女性,而艾拉笔下的女俘却是个在困境中努力奋斗的女子。她克服了种种生活中的困难,与军人友好共处,善待印第安人,与要塞的上校结为好友,赢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终成功地创办了一个养鸡场。作者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励志创业的模范典型。

翻译了几部阿根廷当代作家塞萨尔·艾拉的小说,阅读了一些关于他的生平、创作经历、作品评论和分析的西班牙语资料,感觉有些想法应该提供给我们的读者,希望能够帮助中文读者理解他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和题材的选取。

《女俘爱玛》,﹝阿根廷﹞塞萨尔•艾拉著,赵德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另外,我们从全世界精选25个肉食胜地,深挖出42种肉类食材,全方位为你呈现一个趣味横生的肉食世界。

支撑作者完成其创作的,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非凡的想象力。最能体现作者想象力的,当属《千滴油彩》和《在咖啡厅中》。在前者中,他异想天开地让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作为起点,而主角竟是构成画面的千滴油彩!它们以其超能量穿透了保护罩,散去了世界各地,并拥有了各自奇特的旅程与命运。每滴油彩的经历都像是好莱坞历险片里的片断,充满了日常世界里的戏剧性的喜怒哀乐和得失成败。而在意犹未尽的结尾,当读者意识到,即便是最漫无边际的想象也会有终结的时候,却又被作者那结尾的句子意外击中:“但是那些游走于现实与幻想的边界的油彩们……依然在现实这一边,无法摆脱这悲伤。”

艾拉的创作分为几个时段,每一个时段都关注不同的母题。70年代到整个80年代,他的创作题材主要取自祖国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风土人情,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81年出版的小说《女俘爱玛》,这本书被视为艾拉的经典成名作。“潘帕斯”源于印第安丘克亚语,意为“没有树木的大草原”,占地75万平方公里,在草原居住的人是高卓人,他们是早期来到这里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后代。《女俘爱玛》故事讲述怀抱婴儿的爱玛被押往阿根廷蛮荒的边陲,浮萍一般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途中她见到了各色荒诞而有趣的人物:一个想要自己印刷纸币建立货币王国的军官,一个沉迷于享乐的印第安王子,一位神秘的卡特里尔王妃……一年又一年,爱玛带着孩子在陌生的土地上游走,最终又将如何找回生活的希望?

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延续和发展了先锋派的冲击力。从艾拉90年代的创作来看,他的确接受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中的某些观点,例如坚持反传统的精神,坚持文学创作的不确定性,坚持写作手法的多样性、多元性和语言上的试验,讲究作品形式的光怪陆离,进一步打破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消除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边界,追求作品主体的零散化和故事情节的碎片化。

用有悖于正常人思维的傻子,和迥异于成年人思维的儿童作主角,来进行谶语一样的叙述,应该是阿来藏族题材小说的一种常见归向。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依然因袭了其“神性写作”的强硬而鲜明的传统。写汶川地震的即时性小说很多,一般就写两件事:救死扶伤和灾后重建。阿来不凑这个热闹,事隔十年,经充分冷静和沉淀,并寻到了切入点后,才开始动笔。这个切入点直接就是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座不需灾后重建、注定会消亡的藏族村庄“云中村”。幸存的云中村村民异地搬迁至安置点四年多后,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阿巴只身一人却返回了山村,并最终在几个月后与滑坡变成泥石流的山村一起消失。阿巴说活人有政府管,他作为祭师,必须去祀礼神山、安顿亡灵鬼魂。小说的人物很少,主角就三位,阿巴,阿巴的外甥、乡长仁钦,送食物上山的云丹,还有鹿、马、各种鸟、各种植物,也是主角。最深情、最动人心魄的植物是阿巴妹妹寄魂的鸢尾花。小说以时间为主轴,有一个反复穿插编织的结构,和细密关风的文本。阿来在用啰唆呈现清晰、用简单还原深邃、用非物质书写物质、用欢乐顶替悲伤的反常创作线路中,把自己的小说艺术提拉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为灾难文学的创作立起了一座标塔。

[阿根廷] 塞萨尔·艾拉 著

「主题」B04 | 博尔赫斯与科塔萨尔:阿根廷文学的两座高峰

近几年来,在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围名单中,有一位阿根廷作家的声望逐渐提升。阿根廷国内很多人也希望除了球星梅西以外,再来这么一位文学巨星。他已被广泛视为继博尔赫斯之后,拉丁美洲最奇特、最具独创性的小说家之一。《2666》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曾如此称赞他:“他是当代极少数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一旦你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便不会想停下来。” 他就是塞萨尔·艾拉。金秋十月,文景联合楚尘文化共同出品两部艾拉的著作:经典成名作《女俘艾玛》、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的奇诡之作《野兔》。

最近十几年,塞萨尔·艾拉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在欧美文坛日益受到重视。早在21世纪初,拉美著名作家、《2666》的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就说过:“艾拉是西语文坛上为数不多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面对赞誉和批评,艾拉都处之泰然。2018年4月25日曾有记者问他:“您总是能从日常琐事里找到快乐吗?”他回答说:“是的,这正是因为我的写作理想就是每天都追求变化。快乐就在于此,就在于做些天天有新意、不同的事情。我不担心将来某一天没了发现新意的能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写完一部作品之后的大脑空白期。但是,第二天我总会冒出新想法。从天而降的新主意、新点子。谁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看书,也许是道听途说产生的联想。因此可以肯定,新东西总会有的。让我产生联想的主要来源是阅读。我认为作家的营养来自我们自身的第二人格、来自读书的秘密‘超人’。想法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电视节目啊,生活琐事啊,随便一次谈话啊。但是,通过读书可以看到别的方面,会刺激我们继续写下去。我非常感谢阅读,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时候,我胆小又近视,只好藏到书堆里,天长日久成了习惯,结果成了写书人,写出书来,再让别人藏进去。”

“上校”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注定会让《人生海海》这部作品在长篇小说的汪洋中沉下去又浮出来。上校蒋正南是“我”父亲的铁哥们,他们在一个村子长大,一起学木工做木匠。后来,上校当了国民党的兵成了一名技艺超群的外科军医。他抗战期间深入日军巢穴刺探情报,救过共产党大官的命,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加入解放军,又上抗美援朝战场立过功。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受过日本特务的屈辱。有过无数女人的繁侈,和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这些故事,在老保长、林阿姨、爷爷、父亲的讲述里,以及后来“我”的亲见中,时空错乱地、碎片式地斜插进“我”的感官,并在“我”的感官反应堆中还原出上校离奇的一世。爱猫如爱己的上校,在磨难、耻刑、误会、背叛、谎言等对他的一刀一刀的凌迟中,始终保持着爱人类、爱生活、爱家国的仁善,谦卑熬煮骄傲,骄傲熬煮谦卑,永不言悔。但捂着内伤尊严地活着,是他的底线,破了这个底线,他的世界立马崩盘。由是可以认为,《人生海海》是对人性底线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地雕刻与歌唱。该书的问世,宣告密码小说专家麦家的乡土叙事依然有游刃有余的上佳表现。

赵德明 译

艾拉: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少怀疑自己而且几乎不会去修改。但现在,我会反反复复写上十遍,却从来没有对作品满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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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艾拉30多年来的文学创作,他十分在意写作手法的艺术创新。不错,他的确深受国内外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更注重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原创构思讲究“智慧”,写作手法讲究“新奇”,叙述话语讲究“怪异”,整个故事情节安排要“碎片化”。艾拉的这些表现在阿根廷当代文学的大合唱中属于“不和谐音”。尤其是他遵循前辈博尔赫斯的教导,追求文学创作的世界性倾向。比如他的《小和尚》和《一部中国小说》,把小说的舞台搬到了韩国、中国、巴拿马、委内瑞拉,甚至包括欧洲和非洲国家。艾拉上述表现的理论基础是超现实主义。艾拉承认,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例如表现惊奇、怪异、矛盾、荒谬、梦幻……驾驭意象,改变日常生活的现实感觉等)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影响。但这仅仅是“影响”,是早期创作的表现。到了2016年,评论家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问他与先锋派文学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先锋派的外壳,我更喜欢传统小说。我刻意追求创作新东西,其实骨子里,我喜欢老东西。如果有人非要说我是先锋派作家,那只能说明我喜欢写一些荒唐、怪诞的故事,因为我不喜欢老东西里的装腔作势,我要借助艺术手段打假。”他坚信文学高于其他艺术门类,因为文学有自己的秘诀,可以囊括别的艺术门类,反之则不可能。

——博尔赫斯

访谈

进入90年代,艾拉的创作题材转向“我”,也就是“我”成为塑造的对象。“我”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处于中心地位。艾拉用自传的内容和形式来表现小说故事的真实性,但是其中有很多虚构成分,实际上是真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但是,作品的基础仍然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弹子游戏》和《晚餐》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两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我”的切身经历,前者是“我”去华人超市购物发生的故事,后者是“我”与一位脾气怪异的朋友共进晚餐的故事。作品中发生的怪人怪事显然都是虚构的,但是与真实的场景融会在一起,产生了十分逼真的艺术效果。

周恺长篇处女作《苔》一经出版,便得到学界评论家的关注,获得做書、界面文化等多家权威媒体年度好书奖。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某些批评家的指责——他们会认为你们的大多数作品中,欠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关怀。

在阿根廷国内,对艾拉影响最大的人物当属博尔赫斯。这位阿根廷文学大师的写作特点很多,让艾拉直接受益的有:博尔赫斯打破了小说、散文、诗歌三者之间的界限;他的散文像小说,小说像诗歌,诗歌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作者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思想,是有创意的“点子”。三位一体,独一无二,旨在表现“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例如短篇小说《阿莱夫》中就汇集了诸多主题:梦幻、迷宫、图书馆、虚构的作家、作品、宗教信仰、神祇等题目,有故事,有哲理,有散文诗,多种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在类似《阿莱夫》这样的小说中,作者采用了时间和空间的轮回与停顿、梦境和现实的转换、幻想和真实之间的界限自然连同、死亡和生命共时、象征和符号之间神秘的暗示等手法,把历史、现实、文学、哲学(尤其是不可知论和神秘的宿命论)之间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们之间的疆界,创造出一个神秘、梦幻的虚构世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找到一条可以穿梭往来的通道,让读者获得神奇的阅读感受。

2019年,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书情」B11 | 《内阁办公厅》等六本

“继续做好事”包括写散文。2017年11月19日,文学评论家霍尔赫·卡里翁发表了《塞萨尔·艾拉:优秀的小说家还是杰出的散文家?》一文。他介绍说:“塞萨尔·艾拉有一本散文集,其中有许多精彩段落,比如他说‘要写出好文章,是可以学习的;但是,下决心写作绝非易事,因为写作拼的是生命’。这类关于写作和艺术的看法收在他的散文集《各种思想的延续》中,多数文章都谈及当代文艺问题。他坚决捍卫浸透作家每个细胞的纯文学,态度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很容易在艾拉身上看到后现代主义和新先锋派文学的影子,但是他还有少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他的散文的确反映出他是个浪漫主义作家,很像是墨西哥大作家、伟大诗人帕斯在《污泥的儿女们》中刻画出的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延续者的形象。近年来,他的散文创作转向论述他的创作经验和小说叙事理论,集中收在《各种思想的延续》《论当代艺术》和《论遁词》中。”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艾拉的散文篇篇优秀,而小说则参差不齐,原因是小说是他创作的实验室,有探索的性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具有随机性。而他的散文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反思创作经验教训的结果,针对性很强,篇篇打中靶心。因此,他的散文胜过小说。”看来还需要把他精彩的散文引进到我国来啊。最后,我从译者的角度说三句话:一是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是理解艾拉,尊重艾拉;三是是否借鉴艾拉,应该根据每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何况借鉴终归是借鉴,没人能代替自己的双脚走路。

中国国家的产生,开始于夏代,而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才出现的,所以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是从夏代开始。

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

他还对记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书的趣味也在逐渐改变。一开始,我喜欢读儿童读物,连环画、动漫故事、历险记、海盗传奇都是我的最爱。我还记得十一二岁时阅读的海盗传奇,作者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多达21卷。后来,到了十四五岁,我发现了真正的文艺图书,讲艺术的图书,还发现了博尔赫斯的作品,从此看起书来就变得非常挑剔了。”记者请艾拉说一说对图像小说的看法。他说:“我深入过图像小说的世界。如今,我不喜欢新的图像小说,可我儿子是画家,专门为美国出版图像小说的出版社工作。我问儿子为什么总是画僵尸还魂、外星人登陆、海盗抢劫、纳粹入侵,这些东西分分合合,没有新花样,毫无创意可言。我儿子成了图像小说的雇佣军。有人建议,让我儿子为我的作品画漫画,可是我不感兴趣。我一批评儿子的东西没有创意,他就说,您可以为我写一个有创意的脚本啊。我不愿意写脚本,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2019年5月

其实,对于其写作方式的危险性,艾拉心知肚明。但他并不惮于将它推向极致。他这样做是要探讨更为本质的东西。在那篇《无穷大》里,他就把少年时代跟一位伙伴玩的数字比大游戏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那游戏其实是简单的,有着小孩子才能接受的单调。而在成人眼里,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持续都是乏味的。甚至在阅读中会觉得,无论作者如何运用奇思异想,都不能让它摆脱那乏味的本质。对于小孩子,“数字就是数字,没有其他意思”。而对成年人来说,数字可以意味着各种事物,但“没有意思”则永远是最可怕的问题。当读者陷入莫名的厌倦时,其实应该明白,这厌倦并非来自小说本身,而是来自日常生活深处的无聊状态。

在中国,猪难逃被吃掉的命运,我们深入到活色生香的菜市场,去跟新时代的肉铺女老板聊聊如何正确地吃掉一头猪。 你知道吗?中国人在吃猪之前,羊肉才是肉食界的扛把子,草原上桀骜不驯的羊羔配合酒的辛烈,让雍正皇帝二十年念念不忘。牛肉在古代,是梁山好汉的最爱,也是最具男子力的食物。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德州,没有一直鸭能活着游出南京,这里有一场吃肉界的家禽普查。

渐渐地,当你觉得猴子们那充满盲目性和破坏力的行为或多或少有点像对当下人类社会的隐喻时,作者随即就颠覆了你的想象与猜测——接下来出场的,不再是猴子,而是“次原子粒子”,一种比原子更小的微粒,它能自由地穿过宇宙里的一切存在而不受阻碍。随后你不免要想,在猴子、上帝与微粒之间,作者到底埋设了什么关系呢?直到最后你才会发现,作者为这篇超乎想象的奇特小说所设置的视角,既非猴子的,也非上帝的,更不是微粒的,而是人的。通常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小说,都会试图建立某种逻辑关系和意义,否则就无法实现理解。而在这篇小说里,当读者被那信马由缰的言说不断引诱,并企图将没什么头绪的小说拉回到合乎逻辑思维的判断里时,却忽然发现,作者真正关注的只是“上帝的秘密”——上帝本无秘密,可是因为有了那个微粒,就有了秘密。而正是这个秘密,以及承载它的那个微粒,为上帝的茶话会以及只邀请猴子出席这件事构建起神秘而又诡异的关系。因为那个微粒的存在,使得整个宇宙里的任何存在都有了本质的关系。那么,它是什么呢?

周恺 著

只有无法重复的东西才是生命

一部深度解析小津安二郎电影人生的评传,一本关于日本市井风味的美食随笔。作者以“餐桌”为视角,通览小津留存于世的37部影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之路就是一部日本近代电影史。

在小说集《上帝的茶话会》里,艾拉在同名小说开篇如是写到。要是你被这段文字触动,并以为他要写的是寓言故事,或是其当代变体,那就错了。可以先告诉你的是,文学史里的多数小说模式与构思逻辑,在这里可能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