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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

  • 2020-02-05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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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帕西来说,达斯夫人的意图和这番话让他不知所措,他不能提供给她治疗的方法,他不是医生,没有这个能力,他只能像往常一般,成为他人痛苦与秘密的倾听者、旁观者。对达斯夫人来说,秘密的重量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自己难以承受,他人也无法分担,她不得不面对这种倾诉与回应之间的落差。

《低地》 [美]裘帕·拉希莉 著 吴冰青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译者: 在你的长篇小说里,多次出现了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理。这位作家不仅赋予了小说主人公他的名字,且又如此深受主人公父亲的仰慕。你在小说里讲到了作家的“分裂的灵魂”,他的生平经历,他异常的死亡方式,等等。你的写作是否受作家果戈理特别的影响?你喜欢他的作品吗?

因在运动中秘密杀害一名警察,藏身于低地旁的乌达安被逮捕并遭枪决。得知弟弟死讯的苏巴什匆匆回国,为了帮助不被家人接纳的高丽及其腹中的孩子,苏巴什以结婚的形式带高丽离开了印度,前往美国。高丽在美国顺利地生下女儿贝拉,然而她和苏巴什的婚姻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死去的乌达安始终是他们之间挥之不去的幽灵,她无法爱上苏巴什,也无法面对这种错位婚姻中的自我。

裘帕·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内,就勾勒出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兄弟俩背道而驰的人生选择、高丽的独立性,都为后文的叙事埋下了伏笔。相比《同名人》大量繁复、细致的“互文”,《低地》显得更为克制。后者不论叙事语言还是场景、细节的描写,都比《同名人》有了长足的长进。这次,没有巨细靡遗的心理呈现,也没有对人物身处的环境作细描。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对冷静、客观的语调细细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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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莉是一位擅长以心理摹写和隐喻来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运的作家。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划分,强调前者是小说家围绕某个单独的概念的创造,而后者则变化莫测。《低地》中的弟弟乌达安无疑是典型的“扁形人物”,他果敢、勇猛、充满激情,以革命者自居,但故事开篇不久,这位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革命家就在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牺牲。原本给人以扁平印象的哥哥苏巴什因之成长为“圆形人物”,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弟弟未竟的事业,以普通人的身份投身于一场更为隐蔽、漫长的日常革命中。如福斯特所言:“小说家运用‘圆形人物’——有时单独运用他们,在更多的场合里,是把他们和‘扁形人物’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和小说里别的那些‘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可以说,英雄也是苏巴什的另一张脸孔,只是这被隐藏的脸孔,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检验。

拉希莉: 我很推崇他的作品,非常敬仰他。但他的写作手法和我的不太一样,在写作方面他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影响过我。他的作品文字嘲讽,人物荒诞,而我的基本不这样。我喜欢他的《外套》,不亚于《同名人》里的艾修克的程度。我喜欢他的写作,但我没有追随他。我认为每个我所推崇的作家都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给予我某种启发。

《低地》是裘帕·拉希莉继《同名人》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一对印度兄弟乌达安与苏巴什家族上下四代人的人生展开,时间背景集中于1960年代至现在,地域横跨印度和美国。弟弟乌达安和年纪相仿的哥哥苏巴什成长于加尔各答的一片低地旁。每到雨季,低地蓄满雨水,就会覆盖一层密密匝匝的水葫芦。哥哥苏巴什性格谨慎而安静,乌达安则大胆、热情、叛逆。大学毕业后,哥哥苏巴什前往美国读书深造,弟弟乌达安怀抱一腔热情投入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并与心爱的女人高丽结婚。

这也导致乌达安被警察拘捕,乌达安的父亲、母亲,还有新婚的妻子高丽,亲眼目睹子弹打穿乌达安的身体。乌达安因此成为这场革命的牺牲品:“那血不仅仅属于警察,也成了乌达安的一部分。以至于当警察躺在巷子里死去的时候,他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开始消退,不可逆转。”得知弟弟被杀害的消息,已在美国求学的哥哥苏巴什不得不返回加尔各答,最后以婚姻的方式,保护了高丽,将怀有身孕的她带到美国。

小说结尾,男孩没有再找保姆。森夫人曾倾诉给他的感受,他要在往后的日子里从自己身上知晓。

基于这一洞察,拉希莉选择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作为小说的起点。其时,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殖民记忆笼罩着整个印度,而故事的两位主角——沉稳的哥哥苏巴什和热情的弟弟乌达安,分别代表那个时代印度青年精英的两张脸孔:流散者和革命者。然而,拉希莉并不力图开掘宏大的现实主义历史题材,而是以优雅、精准而又饱含感情的笔调穿越蒙尘往事,最终聚焦于当代人脆弱的内心结构。就像深渊里涌出风,动荡的时代将召唤出创造性的心灵,历史的烟尘会让漂泊的灵魂显影。

译者: 在你的小说中,“美国梦”是移民们的唯一目的还是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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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历史漩涡中的兄弟俩苏巴什和乌达安自幼生活在贫困、肮脏的“低地”,面对革命的发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异的态度:弟弟乌达安向往革命,对托利俱乐部(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对革命的向往,对反抗剥削制度、推翻统治阶级、建立一个平等公正社会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方可得到解释;与此相对,苏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务实,对乌达安的行为,充满了困惑,最终他赴笈美国,远离了“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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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低地》拉希莉摆脱了移民作家的标签,她绝非以一己之身背负沉重的故土,而是和小说中的苏巴什一样,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寻找伟大风景的人。上世纪末,美籍印裔学者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旨在呼吁东方和西方打破对立的状态,实现相互包容、平等的交流,构建既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同时又能吸收异质文化,兼具多元文化特点的开放空间。拉希莉在小说开篇描绘的低地景观,无疑指向一处理想的“第三空间”:旱季,低地上有两处紧挨着却又独立的椭圆形池塘;雨季,水面上涨,原本独立的池塘汇成一片长满水葫芦的宽阔水域。低地,无疑是变幻的、流动的、杂糅的、藏污纳垢的;它是故事的起点,是出生地,是寄托乡愁、承载经验与记忆的地理风景;它也是故事的终点,年轻的乌达安葬身于此。而苏巴什直到晚年才意识到,他在异乡的罗德岛赞美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并非大海本身,而是那座跨越海湾的桥——桥的另一端通往低地。

拉希莉: 我想我没有把果戈理和毛舒米作为一个人的两个侧面来写。不,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两个不同的存在,两种不同的性格,对人生有着不同的态度。你说得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毛舒米成功地从根本上再塑造了自我;而果戈理尽管历经生活之中的不顺和落魄,挣扎着试图改变自我,他改名字的努力便是其中一例,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最终没有能够像毛舒米那样重新塑造自我。毛舒米看似脱胎换骨地改变了自己,但她其实是比果戈理更不愉快的人。

《低地》英文版的出版,距离拉希莉摘下普利策文学奖已经过去了13年,从时间上来看,拉希莉的确算不上一个高产的作家,然而她的文笔愈发简洁而克制,在人物的勾勒上愈发成熟和游刃有余。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契诃夫、曼斯菲尔德、威廉·特雷弗。拉希莉从不以上帝视角去注视和评判她笔下的人物,而是通过不同的角度,给每个人物以自我表达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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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疾病的人》也是裘帕·拉希莉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2000年,她凭借这部短篇集成为普利策文学奖迄今最年轻的得主,短篇集包括的九篇故事里,有写第二代移民的婚姻和恋情的,《停电时分》《性感》《福佑之宅》;有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代移民刚到美国的景况的,《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据说来源于裘帕·拉希莉父亲的经历;《真正的门房》和《比比·哈尔达的治疗》是两篇写契诃夫式小市民的,前者写孟加拉难民布梨大妈在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当门卫谋生,最后被对自我不满的居民们拿来泄气,赶上街头。后者讲无父无母、身患顽疾的单身女如何在周围人自吹自擂的善良和一次突如其来的暴力中被迫成为母亲的。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起,奈保尔、拉什迪等印裔流散作家就凭借一系列探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的作品大放异彩,成为英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作为来自地缘和文化意义上“低地”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如同壮阔而有力的恒河水,一次次地冲击着大西洋两岸英语文学的顽固堤坝。其时,后殖民思潮方兴未艾,他们的创作无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殖民意识乃至后现代思考。但拉希莉不同于这些父辈作家。她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亲人迁居美国罗德岛,是标准的二代移民。印度之于她,不再是承载着鲜活、具体的生命实感经验的故土,而是一处近乎想象性的存在,是她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她在回应少数族裔、性别、阶级等父辈作家关注的话题时,也表现出一位世界主义者的自觉——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上述议题已悄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以更为复杂、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

拉希莉: 是。不过那些故事不是我编的,是我拷贝的。我那时读了许多探险小说,讲女孩逃离家庭,或者被送进寄宿学校的故事。那时不是创作,而是模仿。

2006年拉希莉的作品《疾病解说者》和《同名人》首次在中国出版,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裘帕·拉希莉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这也许与拉希莉笔下人物的身份和她作品的主题有关。然而抛却“移民文学”的理论框架,拉希莉以优雅从容的笔触勾勒的,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日常,是在时光加速流逝的今天,当代人越来越频繁遭逢的漂泊与迷茫。

但遗憾的是,时间笔直向前,发生过的永远无法更改。这也使得《低地》在探讨命运、家庭关系的同时有了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这是小说内含的叙事线索,时间为这部小说织就了一张“巨网”:《低地》八个篇章的叙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视角的转换,叙事人利用小说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视角推动情节,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因此,不同的时间、故事片段、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构成了巨型的时间迷宫,只有读到最后,我们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这是《低地》更为成熟之处,没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叙事指向,它所营造的“迷宫”和悬念,吸引读者一路追逐,并最终抵至故事的核心。

兄弟二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乌达安被枪决,苏巴什回到印度后,带着高丽前往美国。苏巴什的这一选择可以看作是《海玛和卡西克》里,卡西克重逢后对海玛的态度。唯有在高丽比肩弟弟的学识和对革命的热衷上,苏巴什才可以找到弟弟残留的影子。

《低地》(lowland)是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早在2000年,33岁的拉希莉就凭借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将普利策小说奖、欧·亨利小说奖、全美最佳小说奖、国际笔会海明威奖等短篇小说奖等荣誉一并收入囊中,并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她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低地》出版后,裘帕·拉希莉的名字甚至和艾丽丝·门罗等一批代表当代英语小说最高水准的大师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媒体亦不无亲昵地称拉希莉为“一位杰出的美国作家”。这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足以一窥美国文坛的态度:如果21世纪英语文学存在一个伟大传统,那么拉希莉很可能成为这一传统的贡献者之一;如果21世纪的英语文学史是一部星光闪耀的历史,那么拉希莉即将被纳入这片星河。

拉希莉: 我不想在此对包办婚姻妄加评论,我只是陈述事实。包办婚姻在现代印度社会里依然是相当普遍地延续着,是习惯。如果回避不写,那是不真实也不忠实于生活的,因为这构成我笔下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写的时候,我对这两种婚姻都持同样的态度。包办婚姻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其他婚姻方式也可能导致相同的结局。

《同名人》是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家庭来到美国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灵历程。小说主人公果戈理的父亲艾修克年轻时遭遇一场火车脱轨事故,因为一本《果戈理小说集》而幸免于难。因感念果戈理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他给儿子起名“果戈理”。然而这却成了果戈理许多年都想要逃脱的一个枷锁。通过姓名这个线索,《同名人》讲述了在细流无声的日子里,两代人的爱与孤独,也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寻找与错失。

2000年,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凭借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得主,此后,她的名字就和后殖民、族裔文学、移民文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2003年,裘帕·拉希莉首部长篇《同名人》出版(同名电影2006年上映)。沉寂十年以后,第二部长篇《低地》(2013)问世,旋即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英国曼布克奖。

对于《解说疾病的人》里的第一代移民来说,故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旧留有一个难以撼动的位置。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短篇集《不适之地》里,裘帕·拉希莉将目光回拢到像自己一样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长在异国,比起父辈,故土在记忆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残留的旧习和远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访,他们需要迫切面对的,是内心不够坚实的故土情结和一个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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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莉: 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小说是自传性的。果戈理是我的虚构,果戈理的人生也是我的虚构。我的创作是基于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果戈理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的言行举止都是我文学创作所赋予的,我并没有与我的小说主人公分享他的经历。当然主人公在这个国家出生成长的时代与我的相似;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也与我的相似。

《解说疾病的人》获奖后,拉希莉几乎成为了英美各项文学大奖榜单上的常客,她还摘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并多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以及《纽约时报》好书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甚至把她列为自己夏日书单上的作家。2007年,根据《同名人》改编的电影上映,收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低地》甫一出版便入围2013年布克奖短名单、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百利女性小说奖短名单作品;并成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芝加哥论坛报》《旧金山纪事报》《今日美国报》、Goodreads、科克斯书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年度最佳图书。

从移民/族裔文学的范畴看,她和“英国移民三雄”(奈保尔、鲁西迪、石黑一雄)等属于同道;如果将书写语言(英文)和创作语境视为最大公约数,又可以将她和哈金、李翊云等归入美国移民文学的谱系。然而,无论我们以何种标签将裘帕·拉希莉归之麾下,都难免犯错。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对文学有着清醒认识的小说家,她不断地“穿越边界”,在叙述“低地”的同时,也构筑起了一块文学“高地”。

与那篇《解说疾病的人》类似,《森夫人》也是一篇关于旁观者的小说。单身母亲把儿子艾略特托付给来自印度的森夫人,男孩得以走进这对异国夫妇的家门,他目睹森夫人用一条从印度带来的刀片把食材收拾得干净利落,看上去勤快又能干。他也听森夫人拿着信件讲印度的亲人,抱怨待在美国郊区多么孤寂。

苏巴什有一颗富有创造性的心灵,终其一生,他都在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的职业——海洋环境学家,也是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寻伟大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之于他,绝非亟待改造的对象,而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栖居之所。初到美国时,他曾由衷地赞美罗德岛的海湾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也正是在这片海湾,苏巴什偶遇了拨动他心弦的美国女人。然而,随着恋情无疾而终,苏巴什猛然意识到,眼前的风景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完美,甚至美国情人留给他的分手礼物“望远镜”也成为充满隐喻的道具——暗示着年轻的苏巴什不过是国境之上的过路客、风景之外的旁观者,暗示着他与这处风景并没有建立有情的联结,只能藉由冰冷的工具与它建立关系。然而,这段令人心碎的短暂恋情,不过是苏巴什异国生活的序曲,真正的困境在弟弟去世后才逐一降临:为了保护弟弟的遗孀高丽,他必须反抗父母;为了带弟弟的妻女逃离印度,他不得不开始一段草率的婚姻……成年后的苏巴什一再受困于种种错位的关系,却又从未放弃对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责任。每每濒临绝望,苏巴什都会求助于他心中最美丽的风景——大海。一望无际的海面,是流动的象征,更是生命力和抗争力的象征。

译者: 除了《同名人》以外,在《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和《森太太》两个短篇小说里,我都可以感觉到你的这种创作意图。

最终,高丽遵从内心,抛下女儿和苏巴什,孤身一人前往加州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的选择给女儿贝拉和苏巴什的一生都投下了无法逃脱的阴影……而远在大洋另一端的加尔各答,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比卓利每天都会来到低地,捡拾积水的低地里散布的垃圾,她固执地不许任何人玷污关于儿子的记忆。在小说结尾处,我们才得知,高丽一直隐藏着一个关于乌达安的秘密,正是这个秘密让她一直处于对乌达安和苏巴什的复杂情绪之中,终其一生,她也没能与自己、与所有人达成和解。

对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说中不仅仅是革命暴力的发生地,也是乌达安被逮捕的地方。当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就会从高处流向低处,这是对低地作为表层的地理空间的意义,而延伸开来,低地还是一个叙事的装置,读《低地》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叙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样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运最后走向如何,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比如高丽,故事的结尾,她最后回到了加尔各答,回到了低地,试图寻回过去。小说里很多人的命运都从这里出发,而叙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终都会归结到低地。因此,“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个叙事的装置,一个地缘政治空间,一种历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远离印度,却时刻心系着那片热土。通过对时间的追寻和重构,借助《同名人》和《低地》这两部小说,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奥德赛之旅。

这些习惯跟随美式房屋里的美式家居,等待着自己的主人: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印度夫妇,丈夫高学历,在大学供职;妻子留守家中,从厨房到卧室,奔走在丈夫和孩子之间。他们默许东方式的家庭关系在更独立、更开放的异国扎根、生长,共同庇护的习惯和身份改变、流失,直到病症显露,在慌乱和矜持中,又被匆匆掩盖,以便这种努力维持的家庭生活能够继续。

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对于一个圆形人物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圆形人物往往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预料。”苏巴什的每一次挫折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频繁的漂泊与迷茫、无常的命运与变动,构成了当代日常,苏巴什那颗饱经创伤的心无疑是典型的当代心灵。但拉希莉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展示伤痕的命运标本,《低地》的八个章节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叙述视角透视一个家族四代人横跨印度与美国的命运起伏。这种精妙的叙述结构,使得整部小说犹如有着完美切工的钻石,每一个角度都能映照出人物内心令人惊叹的火彩。以至于小说的最后,当我们再一次凝视苏巴什千疮百孔的心,曾经的创痕都成为了心上的花纹。

拉希莉: 我小时候害羞,不太合群,一个人悄悄躲着看小书。我当时只有七岁,写了一个称为“小说”的东西,讲一个女孩离家出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