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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波拉尼奥所传递的文学状态,翻译波拉尼奥的作品比翻译马尔克斯要稍容易一些

  • 2020-04-15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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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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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带一本书来2012,《2666》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在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并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以一本书的名义相聚,他们交谈,并为交谈中所产生的火花兴奋不已,他们试图在某个文学的分枝上徒步,并因有所前进而欢呼雀跃,那一刻,窗外的冬天可以退得远远的,连生活本身都只沦为背景。 也许是因为它的魔幻性,或者文学之外的某种力量,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使以上一切得以发生。2011年年底,作家余华、电影批评家戴锦华、独立戏剧制作人牟森、诗人胡续冬、西语翻译界前辈赵德明、书评人止庵等人在同一个下午出现在智利大使馆,以各自的阅读体验和批评,向波拉尼奥致敬,而在“带一本书去往2012”的可能性面前,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2666》。 更为巧合的是,眼前的这一幕似乎就是波拉尼奥《2666》第一章某个段落的再现,也正是这一章,揭开了这本魔幻而浩瀚的小说中几个文学评论家的漫长历险,而他们历险的前奏,恰恰开始于一次以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为名的聚会。在戏剧制作人牟森的“气象学结构”的思维里,这四个文学批评家便是追赶龙卷风的气象学家,他们要找到风暴中心,而神秘作家则引着他们上路。 文学之中的文学 翻译这本厚达872页、从内容而言营造出多个层级世界的小说并非易事,北大西语系教授赵德明先生说,他把翻译这本书当成一个博士后工程来做。作为曾最早将诺贝尔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译介到中国的西语专家,赵德明坦言多年后与波拉尼奥的相遇无疑是另一次“神奇的体验”。“这本书信息含量太大,历史、军事、心理、犯罪、海洋等等无不涉猎,中间甚至穿插一段对于遥远中国的描摹,简直是奇思狂想,但同时又如此冰冷。” 感谢自己曾经的智利留学经历,赵德明才没有被淹没在波拉尼奥的狂想海洋中。也正是翻译过程中对于波拉尼奥一生的探索,令赵德明发现,有那么几个坎一直萦绕在波拉尼奥的笔尖,而这几个坎,成为最终联系波拉尼奥与文学的最坚固脐带:“一是1973年,阿连德总统的合法政府被武装推翻,一批文学青年逃离;二是1968年墨西哥广场对学生的镇压;三是苏联解体,那种不知道该上哪去的迷茫。”在赵德明看来,波拉尼奥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通过文学来纾解他们从时代那里受到的伤害,“他们甚至已经超越了文学”。来自文学的投射,也体现在《2666》的很多细节里,它显示的并不是文学范畴的问题,也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永恒的问题。它给出的信息太多了,但是给出的信息也太少了,因为它只是一双眼睛,正如一切都将走向“生活在当代之艰难”这个议题。 正是这种无意而为的隐秘前瞻性,令《2666》神奇地具备互联网时代的超链接性。“你看《2666》里在描写墨西哥黑帮、在描写人们面对暴力时候的态度,就可以感觉人与人之间,那样一种戒备、防范、冷漠,这就是它的全球性。” 世界的公民 “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范围内被谈论最多的西班牙语小说不是《百年孤独》,而是《2666》。”作家余华见证了这一点,2008年他去法国宣传《兄弟》,书店里放着的唯一比《兄弟》还厚的就是《2666》,2009年再去美国,书店里看到的还是《2666》。“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你只要问《2666》是什么书,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告诉你,甚至告诉你它的故事是什么。” 但尽管如此,余华并不同意把《2666》和《百年孤独》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波拉尼奥完全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是到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扎根的人”,但马尔克斯还是一个小镇居民。“而且我一直不太同意哪本书超越了哪本书,或者哪个作家超越了哪个作家。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此它像森林一样,波拉尼奥是一棵大树,马尔克斯也是一棵大树,树和树之间不存在超越,文学之间则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作品和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波拉尼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以后,可能会唤醒一些非西班牙裔的知识分子重新对马尔克斯和早一辈的拉美作家感兴趣。” 如此说来,波拉尼奥也许应该感谢马尔克斯,“如果没有他们那一代人,拉美文学恐怕直到今天也难出头。”但另一个事实是,波拉尼奥所面对的世界,早已不是马尔克斯的世界。 生命的状态 毫无疑问,《2666》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波拉尼奥本人的多层次性。诗人胡续冬将波拉尼奥视为“一生苦闷的青年”,“但他和我们理解的愤青不一样,虽然在骂,但是他的‘活儿’很过关,他的‘愤’和他的‘活儿’是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的。” 胡续冬将波拉尼奥的小说总结为“文学之中的文学”,那是因为“他在一个小说里面能够层层嵌套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而我们同时不能忘记的还有,波拉尼奥其实还是个诗人。“真正的诗人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他说他的写作一定要像游击队员一样,一定要像不明飞行物一样,要像终身监禁的犯人的眼睛里游离不定的眼神一样,其实他的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假人,这个人是他的名字的转化,比如波拉尼奥转化成的阿图罗·贝拉诺。” 或者,在电影批评家、北大教授戴锦华《2666》的阅读中,波拉尼奥成为阿琴波尔迪,“尤其是我们以评论家的身份在这里时,就很像第一部分当中那些有点滑稽、苍白的,甚至有某种伪善、脆弱的当代知识分子,至少我们在他的镜子里照见了自己——我们还有救。” 也正因此,对于戴锦华而言,阅读《2666》几乎是全新的文学感受,“它言说出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的人们——没有那么心甘情愿的加入成功者,加入角逐成功道路当中——仍然带有梦想的人民,而这种梦想却没有严肃的合法性。” 准确地说,这是波拉尼奥所传递的文学状态,而它和格瓦拉的在路上不一样,后者是周而复始的,而波拉尼奥的旅途是徘徊的,是一个没有路标的行程,是不到达那里。“我像是被突然打了一巴掌,得以看清这一生命的状态。”戴锦华说。

一位译者

主持人:傅小平(本报记者)对话者:赵德明(翻译家)

波拉尼奥想象中的诗人,应该像他的好友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一样,在饭馆的餐巾纸上、公寓的墙上写诗,全世界漂泊,在欧洲、耶路撒冷、以色列留下脚步,最后因车祸死在祖国的街道上。他把他写进小说和诗歌。最终,他自己没有成为彻底的“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结婚、生子、“沦落”为一个小说家,50岁在等待肝移植中死去。

波拉尼奥式的RPG看似属于前者,其实是后者。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支线,有时你经过这些支线时,并不知道这条线在整个故事里起什么样的作用。等你把游戏打通关了,可能发现还有很多情节和支线你并不知道,还在等你去重新探索,所以这个游戏你还得玩很多遍,甚至是换一个角色。读波拉尼奥的小说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妨把波拉尼奥的作品多读几遍,把其中的一个NPC(Non-Player-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色)当作故事主角,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和感受。

陈晓维家的鲁迅手办,羡煞弹幕众人

赵德明:那是当然。我们的问题在于,只是忙着上课,搞翻译、研究,却从未想过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整个拉美文化,包括不同流派作家的定位,这一代与那一代之间的传承关系,等等。很有必要把其中的历史因素,基本特征搞搞清楚。我在翻译略萨作品的过程中,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拉美那么多作家里面,为什么略萨能脱颖而出?我的感觉是,这与他到了欧洲,在创作上受到启发、另辟蹊径很有关系。拉美文学里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本书被翻译成英语以后,在国外打响了,影响也扩大了,但这书还得回到本土去接受检验。也就是说,墙里开花墙外香了,但到底香不香,还得让墙里的读者闻闻看看。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有没有深入思考过?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据我所知,至少在西语领域,光靠文学翻译能养家糊口的人恐怕没有。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而且也许短时间内并不能改观。但我希望年轻一代译者们,还是能够得到和我们付出的劳动相对称、相适应的报酬。这个东西,喜欢就是喜欢,热爱是强求不来的。虽然我是做文学的,但我也不会去强求我的学生热爱文学,不过作为一个读者去欣赏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作为一个读者,遇到好东西忍不住要分享,那可能就一步步走向“不归路”了,就像我这样。我最初是出于分享的冲动,比如有朋友不会西语,但是你希望他能读到,这可能就是我做翻译的初心。

女人的时装,挂露珠的丁香花,山谷的歌声。

傅小平:不能否认的是,略萨获诺奖后,以马尔克斯的说法,两个人总算“打了个平手”,但要说对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影响,略萨还是不如马尔克斯。

1995年,范晔去了地坛公园的高考咨询会。他到北大各个摊子前转,最后看到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大旗就去咨询。当时问的是法语系。“那个回答我的老爷爷貌不惊人,问我为什么要考法语?为什么不来学西班牙语,拉美文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后来,范晔才知道他是著名翻译家赵振江。范晔豁然开朗,而这位让他“有柳暗花明的感觉”的赵振江成了他之后的老师,直到博士毕业。

范晔:是非常地不可观。我也不敢说有什么期待,也并没有什么资格谈期待。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给文学译者一个相对体面的、有尊严的报酬。现在翻译一本书,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拿了多少稿费。

“书本身是一个故事,写书的人身上又有个故事,书的流转又是一个故事。”有的人想让书籍突破固有的循环,去到意想不到的地方。上海一对80后夫妻lulu和蜗牛,一直尝试以好玩的方式勾起人们对书的乐趣。

赵德明:略萨的创作,不同于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特色。但要说总体实力,略萨远胜于马尔克斯。你看,略萨的创作涉及面要宽得多,小说以外,什么剧本、散文随笔、评论、政论杂文都写过,还导演过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还有一个,略萨和波拉尼奥的写作也比马尔克斯开阔,《百年孤独》就写了马贡多这么一个地方,它当然是了不起的小说,结合了神话、传奇、历史、现实,但它毕竟受限于地域。我们看这部小说,会感慨有一个这么神奇的故事,但马贡多原型阿拉卡塔卡的人没觉得这些事有什么神奇。马尔克斯写来写去也没有超越地域性,而且《百年孤独》出版后,他的创作是向下走的,他比略萨大八岁,但他创作的后劲,没有略萨足。略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如果把他的创作分三个时期,他每个时期都有代表作。早期的有《城市与狗》,中期是 《世界末日之战》,晚期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对于很多不了解拉美文学的中国读者而言,拉美文学就是“魔幻现实”的代言词,范晔却认为:“拉美文学不是铁板一块,它很难界定,很难说有统一的特质。两部西语文学之间的差别,可能大于它和另一部英语文学的差别。”

博尔赫斯“失明的智者”(Sabio Ciego)的形象,在范晔看来是带有隐喻的选择性失明者——不去看一切社会的现实。波拉尼奥是第二代“文化英雄”形象,是中国文艺青年的新偶像:最浪漫的绝望者,最成功的失败者,最受欢迎的边缘人。他给读者们带来了一些拉美文学爆炸之后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拉美文学新的一面。

作者:小圆

赵德明:实际上,玻利瓦尔是要在拉美国家军事独立的基础上搞一个串联,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它就形成了拉美的革命意识。那么,当时整个拉美地区就分东西南北几个方块,这些方块在独立运动中联合起来搞独立,建立了各自的独立共和国。但在这些共和国里掌权的主要是地方实力派,他们建国以后就淡化了独立运动时已经开发出来的独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丁美洲意识可以说是对独立运动分散后的一个反思。在文学界,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964年,各国的作家会聚在智利召开了一次拉丁美洲作家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大家达成了团结协作的共识,也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考虑。但拉美作家真正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创作实力,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不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是在更晚的时期,并且还是在欧洲。比如略萨,他就是在法国图书馆查资料时,才了解到原来拉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包括像阿斯图里亚斯这样的作家,都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

从那时往前推三年,在西班牙南部的小城格拉纳达——西班牙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故乡,范晔在一间与阿尔罕布拉宫对望的阁楼里,翻译了《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记者:徐悦东 实习生:梁雨如

“编辑这个行业,时间和质量是成正比的”,除了要不遗余力挖掘好书,干坐冷板凳,还要有敏锐的眼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十八年的俞国林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发现了郑天挺西南联大的日记摘选,经确认确实有几十本日记的存在。

傅小平: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波拉尼奥的创作,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这种观念已经彻底过时了?

之后,在翻译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的过程中,范晔逐渐理解了为什么科塔萨尔对于革命怀有孩子般的天真。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一边,声援社会主义古巴和尼加拉瓜桑地诺的解放战线。在短篇小说《会合》中,他将极富诗情的意识流主人公设定为几度濒临绝境的切·格瓦拉,并在现实中为切·格瓦拉的过世痛苦异常。有人质疑他那本实验色彩浓重的技术流小说《跳房子》对革命大业有何用,但科塔萨尔坚信,革命文学不一定非要直接颂扬革命、反映现实深刻的苦难。因此,在他晚年成书的《曼努埃尔之书》里,他写革命者在开始革命之前,用宝贵的时间参观朋友养的蘑菇。

新京报:现在西语文学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中国读者对许多西语作家都非常熟悉,比如马尔克斯、聂鲁达等。我们这次聊到的是波拉尼奥,你翻译他的作品的时候,这个作家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范晔

傅小平:你看啊,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华裔作家,据我所知,他们在国外很少交流,更不用说他们还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国外做什么深入的交流了。所以,只能说,拉美作家群体是一种很奇特的景观,也因为奇特更值得说一说。

自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作品引入中国,在国内掀起了“马尔克斯热”。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马尔克斯的一系列作品未经授权即被我国多家出版社擅自出版,使得作家放下狠话:“死后150年都不许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范晔此次翻译的《百年孤独》,正是首次由马尔克斯正式授权的中译本。

《未知大学》,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译者:范晔、杨玲,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与传统决裂,成为一种传统,作为文化基因在一代又一代拉美作家身上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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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的波拉尼奥的特点,比如他是一个“21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但他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而是真正能把诗歌当作人生来活的人。今天我们说的“诗和远方”里,这个“诗”可能是装饰性的作用,在物质条件充裕之后需要诗歌来装点,但是对波拉尼奥来说可能不是这样,诗歌和文学是他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可能对很多文学青年来说是一个吸引人之处,包括他的小说作品几乎主人公都是诗人,这一点也挺独特的。

日记手稿

马尔克斯在小说创作上有自己的特色,但总体实力要逊于略萨。略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在他写作的三个时期都有代表作。早期有《城市与狗》,中期是《世界末日之战》,晚期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文学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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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傅小平:这一路谈下来,感觉听你上了一堂拉美文学的大课。你从奥内蒂谈到马尔克斯、略萨,然后是波拉尼奥、安布埃罗。再然后呢,在我们感觉里,拉美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了,所以想听听你对拉美年轻一代作家有什么感观和判断?

在翻译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的过程中,范晔特地加了很多注释。注释中出现的名字存在于文学史的角落,有的是同性恋、精神病院诗人,有的莫名其妙消失不见。范晔说:“我希望波拉尼奥在诗歌中提到的人也能在世间留下一个名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语文学是一幅巨大的拼图,需要几代人努力把拼图补全,渐渐呈现出全貌。后来被发现或尚未被发现的人物和作品,有助于我们回望此前的图景,从而更了解西语文学”。

范晔不止一次用游戏里的术语来形容波拉尼奥的作品,郝邵文将其视为范晔提出来的一个有趣的理论:RPG(Role Playing Game/角色扮演)游戏可以粗略分为两大潮流:一类是日系RPG,往往跟着一条主线走到底,支线选择和任务也是存在的,但是一般不会影响主线叙事;另一类是沙盘式的欧美系RPG,游戏主线只是个引子,玩家置身于一个遍布地下城和怪物的架空世界,面前是自由的成长选择和开放的冒险环境。前者给你一个故事,而后者给你整个世界。

从1979年开始,这家书店从书摊起步走过了40个年头,2003年吴雅慧从父亲手上接下了这家旧书店。从小她就泡在书堆里,用书交朋友。

傅小平:谈到这里,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我们无论是谈略萨,还是谈波拉尼奥,都会搭上马尔克斯,似乎他的创作,是一个必要的参照系,其他拉美作家的作品,都得拿到这个参照系上做个比较才能见出高低。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范晔翻译了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La Universidad Desconocida),对他来说,翻译波拉尼奥的作品比翻译马尔克斯要稍容易一些,因为翻译诗集时范晔正在西班牙,和波拉尼奥这个“自愿的流亡者”一样,都是异乡人。范晔笑侃他是在“借着波拉尼奥的酒杯喝自己的酒”,“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某种心态上的对应,也就成了自己翻译的动力。通过翻译波拉尼奥的作品,范晔读到很多其他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若不是借此机缘,可能无法接触到。

200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独立翻译的作品科塔萨尔《万火归一》。2010年范晔收到了一封邀请翻译百年孤独的邮件,他犹豫过,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个很难抗拒的机会。

傅小平:你刚才说到要有整体感,又来一个与传统决裂,不是有些矛盾吗?

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之一、“27年一代”的代表人物。

新京报:你翻译了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这本书里诗歌的部分不管是标点、内容、排版,还是装潢都不走寻常路,甚至还包括诗人的手绘符号,所以有不少读者读完之后觉得不知所云。作为译者,你认为该如何去欣赏这部作品?

“让译书成为买书的借口”,对范晔而言,文学翻译是一种艰难的快乐,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快乐。西语文学是一块巨大而美丽的拼图,他想连同几代译者一起,努力去补全这块拼图。

赵德明:不矛盾啊。文学这个东西,说白了,要继承传统,就必须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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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为纪念世界读书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了名为《波拉尼奥与视听文化》的圆桌会议,范晔和郝邵文(Javier Fernández)作为嘉宾参与会谈。范晔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也是知名的西语文学译者,他的翻译作品中最着名的要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传世经典《百年孤独》。郝邵文现任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顾问,也是教授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大学教师、漫画小说作者。2014年,郝邵文于巴塞罗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波拉尼奥和美国文学的关系。

“你洗手了没”

傅小平:是不是说,这样一种语言也对拉丁美洲意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以古巴革命胜利为契机,国内高校的西班牙语系应运而生。成立之初,国内译介的作品大多属于革命文学的范畴,体现拉美人民的反帝斗争,政治色彩浓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迫切地想走向世界。适逢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拉美文学得了诺贝尔奖,促成国内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80年代初,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讨会成立,此后初步形成系统的西语文学译介。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

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

赵德明:首先我想说,拉美不只有文学,还有音乐、舞蹈和足球,这些都没很大的起起落落,都有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在拉美很普遍,很多小孩从小就开始摆弄,那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爱好,我有一次去西班牙南方城市,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和我踢足球,他们该抢球就抢,到了门前就怒射,根本没把我当奔六十的人,你进入到那种氛围里,就觉得一切都很自然。我再举个例子,拉美很多国家都有诗歌节,这都形成了一个惯例,而且这样的诗歌节,有一定的资金保障,它鼓励大家来写东西,参加征文比赛,它是真正深入到民间的。有一次,我参加完巴西的国际诗歌节,到西班牙北部一个城市,有人说要介绍我认识本地著名的民间诗人,就带我去一个农贸市场,我见到一个中年妇女。她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她的诗集送给我,我回来翻翻,觉得诗歌写得很有味道,这就是好现象。

那年,范晔进入北大就读西班牙语。当时的北大民主楼里汇集了法语、德语、西语几个语种,法语系和德语系可追溯到京师同文馆时期,和北大的历史并驾齐驱。而西班牙语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成立,底子略显薄弱。

范晔:是的。实际上波拉尼奥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打破了我们常见的对抒情诗比较狭窄的定义。我们觉得抒情诗应该是很优美的,意象美、情感细腻。但波拉尼奥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他让我们看到诗歌的定义并不是那样狭小的、优美的模样,也可以是别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这是“大颗粒”的诗歌,一种更加粗糙的东西。他的诗里面有一些口语化的、叙事性很强的东西,看起来甚至不像诗。

范晔

赵德明:可以这么说吧,这中间有个从开始到慢慢形成的过程。我们知道,拉美国家,像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到了十九世纪中下叶,才陆续告别了殖民地。这之后,拉美国家进入了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并在二十世纪初走向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阿根廷就一度是世界上的首富。我们看看博尔赫斯就明白了,他1899年出生,到了1914年的时候,他那个做医生的父亲,可以带着全家长期住在瑞士,也就是说一个医生的收入,就足以让他一家长期在很富裕的瑞士生活,可想而知,那时,阿根廷的国民生活水平在当时全世界上是最高的。应该说,拉美国家经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以后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文学界就有一个思考,我们在经济上步入正轨了,现在又是政体上独立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在文化上如何?这样的要求自然就来了,这个时候,拉美开始出现以乡土地区为开端,走向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特征,他们也向欧洲学习。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智利作家加纳一样。再后来,到了 1960年,也就是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一个有标志性的年份,小小的古巴赶走了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政权,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离美国又那么近。这很了不起啊。所以,拉美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非常崇拜卡斯特罗,把古巴革命看成是解决拉美出路的榜样。古巴开了个头,就是说大家要团结起来,拉美国家都要有一个整体感,有了这个整体感,才有了后来的文学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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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

历经种种周折,他多次拜访先生的儿子和家人,前后花了13年,经过七八遍校对,终于在2018年出版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套书从1938年到1946年,几乎贯穿整个西南联大时期,不仅是一本郑天挺的个人日记,更是一部全面的西南联大史。

赵德明:我考察过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古巴等拉美国家,我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很多的民间文化工作室、文学创作室。有很多地方都实行会员制,邀请一些小有名气的作家来开讲座。会员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一般是一年为期。参加的人各种各样,有白领、教师、家庭主妇、技师等等。他们一起参与文学欣赏,文学讨论,很是活泼。这样的工作室很普遍,并不是什么时髦时尚的东西。这方面拉美、美洲其实是有传统的,西班牙从十八世纪开始,就盛行文艺沙龙。美国是赞助性的,作家到一个地方来写作,那里提供吃住,从这些地方走出来的作家也不少。所以文学创作有一个很好的民间基础。拉美文学里还保留了民间传唱的传统,像阿根廷的《马丁·菲耶罗》,一直传唱至今。实际上,我们也有民间文学的传统,不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赵树理、老舍、孙犁等作家还深入到群众中去,但这个传统没有很好继承下去。

身体里无法剔除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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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

赵德明:我刚才也说到,拉美国家之间也有封闭、隔离的现象,但即使是军事独裁也挡不住他们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语言的统一性,在拉美整个历史行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拉美作家一般都能讲西班牙语,还有些当地的土语他们也能懂,所以,一个智利的作家要跑到阿根廷去,也不存在什么语言障碍。这一点跟亚洲的情况不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让他们在思维方式上能找到更多共同点,有了分歧的时候也比较能达成共识。拉美还有一个足球,像那个美洲杯,我基本上每一场都看,所以不仅仅是文化,还有足球这样的东西,把拉美不同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拉美国家还搞了一个南共体,形成一体对外的共识。所以研究拉美文化、文学,既要注意到个别地区的地区性和具体作家的个性,又要注意到他们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如果切割开来看,你就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互相否定的情况,你就很难对他们有真正的理解。

诗人的迟缓

波拉尼奥是“新一代的文化英雄”

书籍一下子出现,崭新,还有些湿润,

赵德明:略萨有自己的生命激情,也有他的一些外部条件。比如,他曾在电台、报社兼职,为了赚钱,他还在法新社西班牙语部做过记者。所以,他对新闻界不陌生,在报纸开专栏,写起来也是得心应手。他有文字功夫,又有职业的敏感,能快速捕捉社会热点,他的写作总是能把新闻与文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你再看看,马尔克斯也是记者出身。其实我在一次演讲中也讲过这个问题。拉美一些作家,本身就精通多种文化,而且懂多种语言,他们学习的劲头很足,几乎什么都学。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是拿一块敲门砖敲一个职业。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没那么多元。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课的时候,我让台下会英语的举手,你可以想到是怎么个情况了,更何况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知识也曾经是断裂的。拉美的作家不是这样,他们很多也不只是坐在书斋里写作,而是到处游走,敢于走遍世界,走到世界的尽头。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啊,即使到“80后”那里,还是有“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这不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当然,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变了,现在有条件啦。过去那个年代,人口流动也没那么方便。所以,要当世界公民也得具备一定的条件,是不是?

波拉尼奥曾说,自己如果不写作,可能会活得更健康。“但他做不到。没有文学和写作,他也不是波拉尼奥。”生于1953年的波拉尼奥,映射出一代拉美文学青年的成长。和“拉美文学爆炸”的一代类似,他们对于古巴革命抱有期许和热情,却在现实中听见“一扇又一扇门关上的声音”。然而,青年时代梦想的幻灭没有让波拉尼奥离开,而是用写作的方式,“给失败的一代写一封情书、一首挽歌”。这就是为什么范晔接下了波拉尼奥诗集的翻译工作,他读到了那些诗背后的哀伤:“一群人怀抱同样的理想一同赶路,人越走越少,有的走上了别的路,有的突然就倒下了,而他,还在走。”

新京报:你提到过拉美文学的译介其实是有大片空白的,不管是在文学爆炸之前还是之后的作品。那么,你对新一代的译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翻译首先特别难,就像你微博里也写到过“译到昏厥”之类的感想;其次文学翻译的收入又不是那么可观。

译者: 范晔

傅小平:刚才我在想,如今不流行说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嘛,作家有世界意识,也该是写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了,但话是这么说,真正做到有世界意识并不是容易的事,即使你人已经站在了世界的中心,也不见得你就有这种意识了,况且很多作家未必有略萨那样的条件。

在范晔看来,这些表面上的调侃,“其实是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解毒剂’,它避免一些事情因为单向度的反对,走向理想的反面”。由于共享西班牙语的传统以及后哥伦布时代的“丰饶苦难”,拉美作家之间有着令范晔歆羡的近乎亲情的情感联络。对他们而言,文学创作并非纯审美、纯艺术的活动,而是与政治、拉美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使命。

波拉尼奥

俞国林讲述郑天挺日记细节

傅小平:这倒是提醒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恐怕只是孤立地看拉美文学现象,要真正理解拉美文学,不仅要把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还要放到世界文学,至少是欧美文学的背景下来打量。

在诗人洛尔迦和罗萨莱斯的故乡格拉纳达,范晔感受到了时间的迟缓,人们迟迟赴约,迟迟离去,一切都指向效率和功利的反面,速度全部集中在弗拉明戈舞者的足尖。这恰恰是他所欣赏的西语文学的特质:用出人意表的想象,在现实之外开辟出另一种荒诞而惊奇的可能性。

范晔:我只翻译了他的一部诗集,可能其他老师翻译了更多他的作品,他主要还是一个小说家。可能我个人和波拉尼奥之间有一些缘分吧。如果说我们性情相投的话,可能会有些夸张,但他的作品确实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感动和其他作家不能带给我的东西。

多数时候使用电子版,偶尔使用被翻脱页的《百年孤独》原著

傅小平: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传统中断了?

2014年4月17日下午2点,范晔坐在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广场的长椅上发呆。作为马尔克斯授权的中文版《百年孤独》的译者,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太真实。“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被讲述的日子”,他默念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的话,祭奠这位在墨西哥圣安赫尔区家中去世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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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林讲述郑天挺日记细节

赵德明:要说有什么启发,就是形成团结协作的氛围。比如说,拉美特别重要的五六位作家,他们之间有竞争关系,他们所属的国家都不一样,也不是笼统的一个“拉美”就可以概括的,西班牙人、秘鲁人、智利人、阿根廷人、巴西人,还有墨西哥人,那差别大着呢,具体到各个作家,他们的性格脾气也肯定非常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能坐下来保持良好的交流,并且互相支持。即使是后来发生矛盾,有了间隙。等到对方取得了成就,他们依然能捐弃前嫌,表示祝贺。举个例子,帕斯与马尔克斯政见不合,但马尔克斯获诺奖后,帕斯就发电祝贺,祝贺词也不是什么外交辞令,而是由衷的,并且写得很长。等到后来,帕斯获了诺奖,马尔克斯也给他发电祝贺。2010年略萨获奖的时候,他有一个答谢词,里面就写到他获奖是诺贝尔文学奖对拉美文学和西班牙语文学作品的承认。他这么说,是因为这种语言造就了他,包括其他一些拉美作家。

西语界前辈为译介和传播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时至今日,同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前者就热闹得多。“西语文学整体上仍处边缘,当然我也没指望它能成为热点,因为文学传播靠的不是外表的花团锦簇”,见证了拉美文学在中国近二十年译介、传播的范晔说。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波拉尼奥的作品是在一家书店,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送一个杯子,杯子上有只小狗我很喜欢,所以当时就为了凑单买了一本他的书,读了之后发现还蛮喜欢的。”范晔这样介绍他与罗贝托·波拉尼奥作品的“初次相遇”。

编辑:郑周明

傅小平:是这样,那在你看来,这对我们作家的创作有什么启示?

缓慢、荒谬、非常态、戏剧意味,这些西语文学中不时闪现的特质,深深吸引了范晔。在著作《诗人的迟缓》中,他多次向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致敬。初读科塔萨尔时,还在北京大学读西语系本科的范晔并不能完全读懂,却为“克罗诺皮奥式的想象”着迷。科塔萨尔在《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中创造了一种叫做克罗诺皮奥的小生灵,绿色、湿润、具有孩子气,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视作艺术家的缩影。在范晔看来,正是克罗诺皮奥让他感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

我认为读者觉得不知所云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的诗和他的其他作品有一些很强的互文关系,如果没读过他的其他作品,一上来就读诗可能会有点门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诗和我们对抒情诗的预期不大一样。所以我翻译的时候也希望故意做成更加粗糙的、“大颗粒”的诗歌,或者“反抒情”的诗歌。“反诗歌”的概念是智利诗人帕拉(Nicanor Parra)提出来的,“反诗歌”有意将诗歌进行口语化、讽刺和幽默化,跟传统诗歌有一定差别。其实这也不算是非常新奇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不过我觉得这是好事,不管阅读诗歌还是别的文学作品,眼界扩大一些不是坏处。

比华语文学更难做的是原创文学,画面里,朱岳和几位“野生作者”们聊着天,可是大家又都是话不多的“内向世代”。朱岳靠着不遗余力发掘有潜力的新作品来支撑他的信念:“他相信文学的未来,不会是鲁尔福笔下铁板一样的土地,而将是一块肥沃丰饶的土地。”

赵德明:各种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急急忙忙搞经济。但我们要知道,无论哪个民族都少不了文化。拉美国家的俱乐部搞会员制,都带有一定商业化,后来成了规模,这帮了文学的忙。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扩大了文学的群众基础啊。尤其是让孩子们在成长时就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学氛围,而且是没什么功利性的,那就好了。其实,民间能找到很好的文学的元素,但需要升华,需要艺术的加工。我们发现原生态的东西后,没能很好去加以提炼、提升,是有些可惜的。

范晔浸润着诗意的文字里流淌着他对拉美文学传统的思考和独特情感。而他和西语文学的渊源也折射出西语文学在中国六十多年的传播历程。

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2003),智利诗人、小说家

在俞国林眼中,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当他们为人们铺设出一条条思想的小径时,这便是编辑的高光时刻。

傅小平:你说的这个角度,很有启发性。

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自称为“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象寄”是翻译的古称,“仓皇”是因为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总难圆满,尽管倾注心力,却依然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他引用《西方经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话来自白,写作也好,阅读和翻译也罢,都是“与自己的孤独相处的艺术”。

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实习生/梁雨如

即使书页被撕扯,

赵德明:我们对拉美文学的接受,和拉美文学界的看法有所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正好被《百年孤独》的神话、魔幻吸引住了,所以影响就大了,但我们不能说,拉美文学就是马尔克斯。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特别认同魔幻现实主义,但拉美文学界并没有觉得那就是最好的,他们还有社会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各种流派各领风骚,谈不上哪个是主流。而且,你别看现在《2666》红了,那波拉尼奥也只代表一种情绪,不是全部情绪。拉美一代又一代作家,情绪、立场都各有变化。所以,要我说,我们只推崇《百年孤独》,只认马尔克斯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学者,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

波拉尼奥的作品,就像沙盘式的角色扮演游戏

范晔说他第一次去哥伦比亚,正好赶上马尔克斯去世,冥冥之中,自有使命。他引用了《百年孤独》里的“我来是为了国王的葬礼”一句来回忆自己翻译这本书的迷人时刻。

略萨总体实力胜过马尔克斯,他的创作涉及面宽,更为开阔,也更有后劲

拉美文学在中国

在拉美的文学爆炸之后,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拉美作家像波拉尼奥这样引起大众的关注。范晔用“文化英雄”来概括波拉尼奥在中国的成功: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上一代拉美文学中的文化英雄应该是博尔赫斯,因为他几乎被塑造成了远离一切社会现实,完全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文学圣徒”的角色。

“我瞅瞅”

傅小平:没错,你说到“真正深入到民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如果说翻译科塔萨尔让范晔发现了很多隐秘的读者和他一样共享克罗诺皮奥这一“秘密社团”,那么译介波拉尼奥的诗集,则让他视文学为一种在生命中享有特殊地位、无法从身体里剔除的病。

第二集的主题是《二手书的奇幻漂流》,摄制组来到了中国台湾,走进了一家名为旧香居的二手书店。

拉美一些作品的影响超过了 《百年孤独》,我们所知有限,只是译介没有跟上

最后,《寂寞的游戏》凭借其自身的魅力大放异彩,当年入围了众多好书榜。除了《寂寞的游戏》,朱岳致力于让更多的华文文学成为可供大众阅读的实体书,比如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中国台湾作家黄国峻和童伟格等。他怀抱着一种理想主义,希望纯文学能在书海搏杀中突围而出,用朱岳的话说:“十万人里找出一个人来看这本书,我们就能活下去。”

这么说吧,博尔赫斯是祖宗辈,富恩特斯算是属于爷爷辈,到了波拉尼奥们,就属于父辈了,再后来,拉美“80后”“90后”这些青年作家又是新的一辈了。这几代人的写作,他们之间就有一种自然的承接和反承接的关系。略萨也向博尔赫斯学习啊,学好之后,他另辟蹊径了。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叫与传统决裂。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传递。就是说,我要向父辈学习,但学完以后我不跟着你,我走我自己的路。拉美文化基因里的这种特质,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