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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那是俄罗斯文化开放并不断综合的时代

  • 2020-04-10 11:19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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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传》的翻译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认为对你这一代知识分子有怎样特别的意义?

今年2月,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奥库扎瓦传》,这是该社的“杰出人物传记”系列丛书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本较为详细而完备的奥库扎瓦传记。俄罗斯作家、著名的弹唱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俄的“自编歌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传记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是俄罗斯当代最活跃、最多面、最丰产的作家之一,他最先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25岁时即出版诗集《独立宣言·子夜电车》;后来转入小说创作,至今已出版多部小说、诗集、随笔和童话。2006年,他的小说《疏散员》获“大学生布克奖”和“斯特鲁加茨兄弟奖”;同年,他的人物传记《帕斯捷尔纳克传》获得“国家畅销书奖”和“大书奖”。贝科夫对政治、历史题材和“同辈中非正式的精神领袖感兴趣”。显然,在他眼中,帕斯捷尔纳克、奥库扎瓦以及下一个传主马雅可夫斯基都属于“非正式的精神领袖”,而这些人都“与20世纪俄罗斯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 为了创作《奥库扎瓦传》,贝科夫花费了4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从奥库扎瓦的亲人和密友那里得到的作者的手稿和一些鲜见的照片。《奥库扎瓦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介绍了奥库扎瓦的家庭及其幼年时的情况,涉及奥库扎瓦父亲的党务工作、父亲与斯大林的争执、亲人受迫害、以及奥库扎瓦作为志愿兵直接从中学走上战场等情节。总的来说,贝科夫在这部分发挥了作为小说家的专长,写得声情并茂。后一部分着重讲述了奥库扎瓦的艺术道路,如何创作、如何加入苏联作协、赫鲁晓夫的“关心”、如何成名、发表权的被禁与解禁、俄罗斯解体后的个人观点等。此外,作者还比较分析了奥库扎瓦与大诗人勃洛克、布罗茨基以及与其他弹唱诗人的异同点,从中揭示出奥库扎瓦诗歌创作的特点及艺术成就。 如果贝科夫懂汉语,他大抵是不愿我们将奥库扎瓦称为“弹唱诗人”的。他在第二部分开篇指出,所谓“бард”、“скальд”的概念“完全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奥库扎瓦是唱“自编歌曲”的诗人,在5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自编自唱,但他们“写出来了,却没有严肃对待”,而奥库扎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证明这也可以成为艺术的人,最终,他的歌曲成了20世纪下半叶真正的俄罗斯民歌。 贝科夫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谈到创作该书时的困难,“你什么也加不进去,这是一个‘环形的’、封闭的现象”。他认为奥库扎瓦“是上帝和谐的直接传播者”,而这样的和谐是不可诠释的。因此,想从他的诗歌中“寻找什么文学规律性和影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尽管如此,贝科夫还是尝试着进行了诠释。贝科夫认为奥库扎瓦具有多元性与独创性,他既是民歌创作者,又是浪漫主义者、象征主义者、未来派,他不只承袭一种传统,而是将各种传统兼收并蓄,有机融合,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歌不管是战争主题还是爱情主题,都很容易引起共鸣,使人产生愉悦感,也许这就是他受欢迎的一大理由。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奥库扎瓦的歌,有些人甚至讨厌它,但贝科夫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至少知道讨厌什么,因何大怒”,这就使得个人声音从集体话语中解放了出来。若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状,就不得不说这也是奥库扎瓦的一大贡献。 奥库扎瓦有许多老师,比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贝科夫认为,奥库扎瓦与勃洛克最为相像。比如,勃洛克绝大部分抒情诗都用第一人称来写,“他不带面具”,这与奥库扎瓦很像。奥库扎瓦的抒情主人公基本上都是“我”,但他这个“我”具有普遍性。勃洛克与奥库扎瓦能够使读者感到他们就是他们本人,而这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缩小了诗人与听众之间的距离。此外,贝科夫认为奥库扎瓦与勃洛克在语言上也比较相像,因为他们的用语都有象征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在序言里,贝科夫就表明他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与指责的准备。批评家们也很“配合”,他们在肯定传记的出版意义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出其不足之处。该书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作者将奥库扎瓦与勃洛克相提并论。诗人叶甫盖尼·列辛反对贝科夫把奥库扎瓦当作勃洛克“转世”,他认为奥库扎瓦的诗歌使人愉悦,却不能发人深思。诗人瓦列里·舒宾斯基觉得把“闲适-浪漫的、人性的奥库扎瓦”与“神秘的、毁灭性的、追寻深渊的勃洛克”相比是可笑的。此外,也有人认为该书叙多论少,显得分量不足。尽管如此,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总体评价还是不错的,列辛就认为“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比贝科夫更好是件很困难的事”。 《奥库扎瓦传》的出版具有众多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同时,也思考并分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性——他们的坚强与软弱、成就与过错,呈现了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真实面貌。贝科夫在序言中谈到奥库扎瓦的坎坷命运时说:一切都还温热,也未必会冷却,如果那样的话,历史将重演。因此,阅读《奥库扎瓦传》,我们似乎就是在触摸余热尚存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乃至俄罗斯的整个历史。

新京报:因意识形态、历史、地理等原因,俄罗斯文学一度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情形已变,联系逐渐减弱。这种改变,有人认为是俄罗斯文学在中国衰落了,也有人认为是“正常化”了,你怎么看?

,虽然少了一两个人,但不足以影响我的整体图画。总体来说,我所选诗人在其所属流派中要有代表性,每个诗人所选的诗歌作品也要有代表性。

一部传记译著的获奖实属意外,译者水平有限,见识短浅,唯有怀着欣喜与不安,向每一位朋友表示感谢!此外,本年度原创文学作品当中,不乏错失机缘的杰作。但它们不可能从阅读中淡出,而是各自存在;得益于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才更有理由“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任晓雯 作家,其小说描写对象多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主要作品有《她们》《阳台上》《好人宋没用》等。

随着时代变迁,“白银时代”一词不仅被广泛接受,且被泛化使用,同一时期的文学、绘画、音乐,乃至哲学和思想均被冠以“白银时代”的称谓,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也被后人视为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化变革的序幕而被研究。

这一年 与帕氏的相遇如同吉兆

对于当前俄语作品的译介情况,我个人也有某些未免短浅的意见。譬如公版图书的扎堆重译,未见得“刷新”那些公认重要译本的语言面貌,却有可能遮蔽现有译介工作的丰富程度,使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印象停留于若干经典之作,也可能使翻译批评失去客观公正的尺度。众所周知,力主重译的最着名人士是鲁迅先生,其本意在于“击退乱译”,提高翻译质量,反对“别人莫作非分之想”的独占。鲁迅先生当年的主张与现今的过度重译并非处在同一语境下。

新京报:“白银时代”这个概念被各个领域广泛使用,其涵盖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以现代主义流派为主。当时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蒲宁、库普林,可以被视为“白银时代”的一部分吗?

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定格于“幸福的人”。众所周知,他其实经历了诸多不幸,时代的压力和命运的波折,一齐落在他身上,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云:“猎狼犬的世纪扑落在我肩上。”帕氏的人生,与其说是以幸福为鹄的,倒不如说是以悲剧性作为自我认知的形式,由此实现人的幸福完满。此种悖论带有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福音书的双重印记——前者使他对一切人为强制所造成的灾变与悲剧保持静观,同时又对自然万物、对他所称的“生活-姐妹”怀着永不止息的挚爱;后者则赋予他使徒保罗般的品格,使他在患难中不失忍耐和盼望,不至于跌倒和羞耻,反而“在压迫下喜乐,在墓穴中欢庆”。离开悲剧性的映照,就无法理解帕斯捷尔纳克悲欣交集的一生。

任晓雯:我认为这两位伟大作家骨子里的不同,是由他们不同的信仰状态决定的。

“白银时代”这一文化极度繁荣时期得以出现,受到了哪些因素影响?三大现代主义流派有怎样的诗学主张,彼此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白银时代”各艺术门类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借《白银时代诗歌金库》出版的契机,我们就以上问题采访了译者郑体武,以较为详细地展现“白银时代”的整体面貌和特征。

致敬辞

在更大的秩序之中,安娜代表着人类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那条线索,则表现了一个人不断向上仰望的状态。列文经历了哥哥的死亡,儿子的出生,经历了爱情、婚姻、工作,他对一切具体事物的思考中,都包含了对生命本身的沉思。其实这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思考。我们在托尔斯泰稍后写作的思想随笔《忏悔录》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列文的问题,就是托尔斯泰的问题。《忏悔录》写了托尔斯泰对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思考。在一生之中,他忽而远离上帝,忽而想要抓住上帝,他的理性与那看不见的信仰互相角逐。《忏悔录》最后,托尔斯泰写自己悬空躺在深渊之上,保持仰望的姿势,这让他舒服,也让他安心。安娜往下堕落的状态,列文向上仰望的状态,构成了一个十字架,那是生命的整全状态。这里没有批判,也不是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都既是安娜,又是列文。正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言:“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本探讨人类道德秩序的巨着。

新京报:像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这些著名诗人,国内之前也有一些翻译。本书里的有些诗歌可能是第二次翻译,甚至第三次翻译。在翻译时,会与之前的翻译版本进行对比吗?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1957年,发表《日瓦戈医生》,并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被迫拒绝诺贝尔奖。

译者:余中先 余宁

从文学内部看,俄国诗歌发展到这一时期,遇到了表达危机。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关。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随后政府对革命民主力量进行反扑,社会进入压抑期,文学便需要寻求曲折隐晦的表达手段,象征主义的美学主张正符合了这一需要。再者,前人传统的表达方式已经走到极致,也要求革新。第三,象征主义在俄国也有本土土壤,可以追溯到丘特切夫。

■ 对话王嘎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俄语译者的年轻一代有断层,可能人数比老一代的俄语译者少一些,跟英语译者比也少一些,两者叠加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比如,我就不认为俄语译者比西语译者更不活跃,我想现在俄语的译者人数恐怕还是超过西语译者的。现在英语是话语霸权,英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作品,自然更受重视。西语文学在中国当下比较受欢迎,主要还是因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余波作用。仅就俄语文学的汉语译者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我觉得并不亚于其他语种的译者。

学界一般认为,阿克梅主义早期宣称的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一手的真实不一样,而是二手的真实。二手的真实从哪儿来?就是受法国巴那斯派的影响。巴那斯派喜欢写建筑、雕塑这一类艺术作品,这是二手材料。这类写作喜欢追求冷静、有分量、有触感的那样一种感觉。这是阿克梅主义。

《帕斯捷尔纳克传》 作者:德米特里·利沃维奇·贝科夫 译者:王嘎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这本厚度达1014页的帕氏传记,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打破了传记题材通常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夏天”的季节隐喻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这是一本抒情诗人写给抒情诗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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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白银时代”的诗歌和其他艺术类别,如绘画、音乐和戏剧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新京报·书评周刊》历来秉持专业精神,弘扬公共价值,故而我要将荣誉首先归于《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伟大主人公。他是“善与光的产儿”,他用隐喻、声音和形象的光束照映他所经历的大时代,营造出一个自足的“小宇宙”,康德意义上的优美感和崇高感充溢其间。他在艰辛历程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节日感,从芸芸众生到人间草木,均领受过他的祝福。有理由认为,年度文学奖乃是向帕斯捷尔纳克的致敬。欢迎他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

刘文飞:最近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我为他们编了一套“俄国诗人丛书”。在编辑前言中我写到,一个国家好的诗人也就是十多个(我指的不是中国,中国仅在唐朝就有上千位有名的诗人)。我还觉得,每个诗人即便他很伟大,好的诗也就五六十首。所以,我就选了十几个俄国诗人,每个人选出50首诗,用中俄文对照的方式排出来。我把原文摆上去,一是亮出我的一个态度,就是告诉别人,我是老老实实地从原文译出来的;二来我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来挑错,大家一起来完善译本。

郑体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出版有《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等专著,以及《俄国现代派诗选》《勃洛克诗选》等译著。

新京报:从2009年和人文社签约起,你在翻译这本大书的六年时间里,遇见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你觉得对中国读者介绍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何处?

刘文飞

作者:张进

王嘎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04年毕业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亚五国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主持或参与多部译著,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理想藏书》

当时,现代主义潮流兴起、发展于欧陆,其“推陈出新”

文学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倘若原作思想艺术足够丰富,译者能力足够强大,这种“半自由”的活动依然能够给人带来创作主体的存在感,正如帕斯捷尔纳克通过翻译《哈姆雷特》与《浮士德》所表现的那样。中国古人称翻译相当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所谓“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这个比喻妙极了!在我心目中,满涛先生、汝龙先生、焦菊隐先生以及无法在此一一罗列的前辈译家,正是这种翻转锦绣的行家里手,而他们各自在艰难条件下度过的“信达雅”的人生,无不堪称后代学人之楷模,对他们的褒扬,大概也是我所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当然,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短浅体会,并不具有代表性。

王嘎:关于翻译的难度,存在着许多悲观主义的论断,但对译者而言,翻译却又是近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创作。每一个俄罗斯文学译者,想必都会面对其他语种译者的共同难题,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所谓在自由与强制之间“戴着镣铐的舞蹈”等等。

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是欧洲或世界性的文学流派,但阿克梅主义不一样,别的国家没有叫阿克梅主义的,从名称上来看,它是俄罗斯独有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仅是俄国的现象,跟世界文化没有关联,实际上它受到法国巴那斯派的影响。在俄国国内,也受到象征派的影响。阿克梅派的多数成员早期都参加过象征主义流派的活动,甚至本身就是象征派中的一员,不过后来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脱离了象征派,自己拉起一干人马,树起了阿克梅主义的大旗。

王嘎:作为一名“七零后”,我对影响我成长的八十年代难以忘怀。这是一个理想升起又幻灭的年代,但理想主义的色彩挥之不去。多年以后,我有幸站到大学讲坛上。坦率地说,象牙塔内的浮躁状况让我深怀忧虑。我更愿意遵从自己的志趣读书为文。除了日常教学工作,我拒绝参与任何巧立名目的学术活动——“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某些科研项目的创立,固然是锦上添花,但更多却是一种强制性的诱惑,扭曲了学术的本来面目,因而当诱惑越强烈,越容易引发本能的反感和抵制。

译者:张猛

新京报:文化极度繁荣的“白银时代”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之所以可以出现,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帕斯捷尔纳克传》犹如一座诗学问题的迷宫,在繁复到几乎不留间隙的构架内,汇聚着极尽详细的生平记述、对作品的释读、对极端年代的剖析,由此呈现形象与现实、逻辑与幻想相结合的诗学特征,并使传主在非自由中追寻自由的独立人格得以感知。这些不仅围绕诗歌艺术,也触及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方面,在中国读者中间无疑是易于引发联想和共鸣的。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体武:如果把“白银时代”泛化成整个文学,他们当然是。甚至托尔斯泰属不属于这个时代,大家都在争论。在有些时候,比如在特别严谨的学术场合,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们归入“白银时代”。我写的文学史中,把这一段仍然称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在文学史的目录上称它为“白银时代”,而是在概述里提到这段时间有“白银时代”之称。不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跟现代主义互动,这时期的现实主义已经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当然,后来的现代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代人 理想升起又幻灭

2011年8月

郑体武:第一是因为男诗人的篇幅较大,要控制篇幅;第二是因为我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不多,我在另外一个选本上会有帕斯捷尔纳克。加之,帕斯捷尔纳克最重要的诗歌成就,是在“白银时代”之后。他早在1917年之前短暂地参加了未来主义运动,但很短暂,最后退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内翻译得比较充分,由于篇幅限制,放他的两三首诗也没多少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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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有人说,俄语译者在年轻一代中出现了代际断层,相较而言,如今的英语、西语译者更加活跃,在你看来原因有哪些?

俄国有“黄金时代”,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指的是整个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还有一种“黄金时代”,指的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诗歌的“黄金时代”指的就是“普希金时代”,时间大约有20年。但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只在学界内部使用,学界以外很少用。我们看到的学术界写的书,往往会用“普希金时代”或者“普希金及其周边”,或者“普希金诗人群”等。

答谢辞

帕斯捷尔纳克在当下的阅读价值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他是学哲学的,后来改写诗歌,因为他认为,通过诗歌更容易发现生活和大自然中的秘密。他果然发现了这种秘密,也就是人在面对生活和大自然时的敬畏和感动,欣悦和幸福,他想通过诗歌把这些情感传达给读者。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蛮值得中国的诗人、读者,甚至每个中国人借鉴吸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诗歌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组合隐喻。他的隐喻经常是组合性的,好几行诗构成一个隐喻,甚至一首诗就是一个隐喻,我还要更极端地说,他的整个创作,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最后一点是,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标准的俄国知识分子,他对时代、社会所具有的、所表达出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还没有过时,尤其是对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

比如勃洛克,早年是个神秘主义的象征主义者,他早期作品正是这样,但1905年前后他的写作风格发生变化,向现实主义靠拢。他始终在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有时象征主义的因素多,有时现实主义的因素多。

感谢所有这一切!

阿赫玛托娃画像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其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等大事为主题,被布罗茨基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巴赫金说过:“传记是一种馈赠,我将其视为人与人的互赠而接受它。”按照这个说法,《帕斯捷尔纳克传》既是传主对其诗歌同行贝科夫的惠赐,也是两位俄罗斯诗人对所有读者共同的馈赠。为此,我也要向贝科夫的厚重之作深表敬意。

俄语非虚构作品有待专业人士的发现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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