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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1-11 05:48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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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人物的中心意义指向是什么?《撒旦探戈》首先是一个关于人及其存在方式的故事,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是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他们作为独立个体“被抛”在世上,无着无落,以存在主义的方式面对惨淡的人生,这其实也是所有战后东欧人的缩影。在此基础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还讨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村子中几乎所有人都相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存在联系又存在隔膜,复杂性也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欺骗、谎言、自私、奉迎等诸多要素构成关系内核。在骗与被骗中,人性的缺点和矛盾暴露无遗。当然,从传记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角度说,这也并不是全部的小说中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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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和天使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我们将慢慢得知伊利米阿什是江湖骗子、暗藏的刑满释放犯和当局手下的告密者,是撒旦的化身,是暴君、谎言和伪善的同义词,但在村民眼中,他是具有超凡魅力的大魔法师,“能用牛粪盖出城堡”,是带头大哥和“绝望处境和绝望之人的牧羊人”。

也许,读完小说,我们心中依然有很多疑惑,但是,我想说,不要因此有任何遗憾,因为,沉默的远比公开的要多。

青年作家叶清河的新作《衣人》,是一篇寓言化的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许单的一套衣服变成了衣人并代替自己去上班的荒诞故事。可以说,颇有卡夫卡《变形记》的韵味。写实主义加寓言色彩,使得这篇小说既可读出很强的现实意义,又可探寻出诸多隐含的深刻寓意,它构成文本的多义性,并以文学陌生化手段,建构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论文网 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掌握了属于他的观察与叙述的独特视角,以及采用寓言化写作方式,写出了那些隐秘、饶有情趣、富于寓意的文字――有着对人性和生活真相的洞察,有�ο质岛拖附诘募锹加敕⑾郑�有对小说技术原理的掌握以及在实际操作中的创造性发挥,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释读的可能。从直观的层面可以解读为:作者以犀利的洞察力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真实场景――通过对他们琐屑、庸常的生活本相的还原,呈现了作者对一种真实的人生性状的关注与思考,以及他对当下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困境却越来越深的生态景观下的精神救赎之道的寻求。 小说在“人”和“衣人”中融入了部分荒诞和少量的喜剧,至始至终于平淡无奇的日常形式中表达出反常的内容,周篇弥漫着变异感,却又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许单就像机器般的工作,完全被家庭和公司困在牢笼里,没有自由,更谈不上自主。他渴望有充裕的时间,然当他看到衣人代替自己去上班,分担了自己的烦琐工作,也代替了自己有过的风光时,却又不知道如何自处……小说以近逼残酷的写真,勘探着现代人的生存本相,破译着人们的心灵变奏,透视着人性深处的精神困境――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人的尊严和本质力量的异化,生产的高度发展造成物质财富的丰富化和生活的孤独化,诉说了现代人自我价值与个性丧失的悲剧。这种想像的物化即小说结构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并不对称的象征,是对时下社会某些侧面的讽喻,是对人性本身某些部分的针砭。 由叙事的策略来说,好故事不等于就是好小说,要让一个好的故事能成为好的小说,隐喻可以是比较有用的手段。《衣人》具备极浓的哲学意味,文本中充满了隐喻。其实,我说的隐喻是个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寓言化的,也可以是象征性。换句话说,不管是寓言化写作,还是象征性写作,并不是要让人看不懂,恰恰相反,它的功能之一实际上就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并且在读者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从其所蕴涵的意义“隐喻”中得到一些思考。《衣人》中隐喻可以说几乎是无处不在。小说中关于制衣公司生产车间的描写,就是现代工业流水线生产的缩影。每一件衣服都是按照某个标准丝毫不差地生产出来的,要想找到独一无二的衣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终做出来的成品,每一件衣服都保证是同样的款式、色泽、重量。”龙经理的话一语中的――“流水线”导致了个性与差异的消失。也因此,读者就不难理解小说中女友晓君为什么会对“撞衫”心怀恐惧,而对设计出自己独有衣服充满渴望。小说压抑而冷漠的环境铺张开阴暗神秘的气氛,将这一切与真实的细节融为一体,便具有一种深长的讽刺意味。从而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掘进尺度,扩大了文字表现的可能性。 《衣人》在写实的同时融入了更多表现主义成分,独特的叙事对象和叙事方式,寓言化写作对隐喻、象征、荒诞等现代小说手法的巧妙汲取,使文本呈现出丰富的意蕴和内在张力,体现了作者的文体意识已更加自觉,或可视为作者在创作上步入成熟的一种标志。除一般寓言小说所具有的细节的真实、内容的哲理性和主题的象征性外,《衣人》还具有许多后现代主义特点。如:“此刻,许单也能够想象得到,公司的办公室里,人们正埋头在办公桌前,忙着报表、方案、通知、计划,就像齿轮一般,各自旋转又彼此咬合。”“许单看到,工人都埋首在针车和垒起的布片后面,甚至看不见他们的脸面了,只觉得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蜂巢,满耳都是嗡嗡嗡的劳作声。”作品中这两个关于写字楼职员和制衣厂工人工作场景的描写,不但完全是寓言性质的,而且也完全是幻想性的。“像齿轮一般,各自旋转又彼此咬合”“只觉得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蜂巢”,它深刻地表达出了工业化进程中人与人的距离感,精神上因为面临过或面临着种种压力而高度紧张,灵魂深处对事物、环境的怀疑与安全感的缺失。 从小说结构角度看,作者刻意使用不符合逻辑和常识的夸张表现方式,从而达到讽刺或隐喻的效果。它的醉翁之意并不在酒,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文本本身中所描写的故事或人物,而是别有意图。这种看似充满乐趣的叙事,实际也存在风险。因为它想要通过一个故事或一个场景表达另外一重意义,营造出“间隔”之效果。读者却未必与作者那么有默契。一旦处理不好,他们很可能会止步于文本本身,忽略掉背后真正的深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作者不断在文本里塞入大量违背常识的“错误”作为标志物,造成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和离场感,“巷道里人们走过,都脚步匆忙。可是,并不是人,是一套套的衣服在走,衣服里根本没有人。许单吓坏了,赶紧揉了揉眼睛,的确是人,是人穿着了衣服在走。”“又坐了很久,天色有些暗淡下来,屋子里如蒙上了一层灰。许单翻起手来,发现手掌手背手指缝里,都沾满了灰尘。那些半空中的浮尘,似乎是被激活了,都变成了生灵,拥挤、飘荡、躁动,占据满了这个房子的每一道缝隙。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无数的生命一直在与我们共处。”……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去提醒读者这个故事的荒诞气质――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很容易让读者心领神会,知道醉翁之意到底在哪里。 以物的行为反观人的行为,这是《衣人》独特叙事产生的强烈隐喻效果。我们说,小说的寓言化写作和寓言本身不同,前者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不像寓言那样完全采用荒诞或拟人化手法。《衣人》运用了作者的全能视角,对人与衣人进行一种全景式观照。不过小说中有意味的还是运用了衣人视角,来观察、评判人的行为,借此提供了另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和态度,这是非寓言化写作所无法达到的。小说巧妙地借衣人之口道出真相,“这个世界上,在外面活动的,谁不是一副皮囊?”“等过了初这段时间,我渐渐适应了,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我就会长得跟你完全一样了。”“即使是合一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分离的,你一直就与两个分离的人同住,”等等,这些皆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荒诞感,其中又隐含了作家的伦理、道德及社会价值判断。这是《衣人》的深刻独到之处。 小说后,许单穿上了衣人变回的衣服,就发现自己也成了一个衣人。那么,到底是衣服变成了人?还是人变成了衣服呢?“荒诞”的手法,给我们揭示了荒诞的结局。荒诞的结局,为我们接通了异化之源,许多来自工业化、现代化或人类自身,小说家因为拥有一颗走在时代前列的敏感的心,往往比常人能更深刻的感觉到这一点。但小说家在小说里表现工业化、现代化人的异化并不是在指责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他更关心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人的内心的折磨与摧残。人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才是重要的。 ――这,或许是小说《衣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吧。

克拉斯诺霍尔·拉洛斯用了怎样的手法讲故事?如果抛却对匈牙利政治的隐喻,《撒旦探戈》本身看上去是一个关于“骗局”的简单故事,但作者却运用多种方式将故事讲述得不同寻常。一方面,作者以碎片化的形式将故事做了空间和时间上的切割,从不同侧面以空间为中心建构事件。而且,在碎片化叙事中又不乏散点叙事,比如医生所见和施密特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事件,这样就形成了空间叙事、碎片化叙事和散点叙事的复杂交互逻辑。另一方面,“医生”的设置丰富了小说的叙事人称,整部小说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医生”出现时,作者会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跟上“医生”的“主观镜头”,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的视点在“自我”和“医生”中游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拉斯洛寓言与世纪末东欧文艺

在小说里,时间不断中止,每一章都重新开始,通过不同的角色——奸夫、骗子、医生、少女或醉汉的视角加以重述,中途聚合于村里的酒馆,他们在此等待伊利米阿什的归来。酒馆老板垂涎于施密特夫人的大乳房,奋力烧火,意图让她除去更多的衣衫。在这个喜剧化的、沮丧的、堕落的夜晚,在炉火、酒精、性欲也许还有希望的驱策下,庸俗的人民就着手风琴的伴奏,跳起了荒诞的舞蹈,无处不在的蜘蛛为他们俗不可耐、没有希望的生活编织着密网。

文学形式的呈现是作者表达意味、情感的符号编码,是作者建构自己的符合秩序的过程,读者阅读无疑是对作者文学形式的解码过程。 传统的线性叙事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读者因为知识背景、文化和审美等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会产生误差,但相较于碎片化的叙事来说,后者会产生更多的多元解读、过度阐释和误读。

《撒旦探戈》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撒旦探戈》既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又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骗局。故事发生在匈牙利一个并不知名的村子,村子破败不堪,充满了恐怖、绝望和死亡的“后哥特”元素。村子里所有人对未来和外面的世界都心存期许:合作社解散之后,弗塔基和施密特夫妇想方设法携带卖牛的公款逃出村子;菲特利纳和伊利米阿什为了骗取村子里人的钱财,谎称带他们离开村庄去城市寻找“光明”;村子里其他人对两个骗子相当虔诚,他们砸碎了过去的一切来到城市,发现这是骗局,却束手无策。当然,《撒旦探戈》的复杂性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其中作为独立的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勾连及其张力等都丰富着小说本身,给小说提供了更为深广的阐释学空间。

拉斯洛自己曾经这样解释过他作品中的黑暗:“是当时的现实太黑暗。但从我开始创作的那年到现在,我没觉得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非洲、美洲、中国,我都觉得一样悲伤……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而我们在贝拉·塔尔解释自己不再进行电影创作的自述中,也读到过类似的表述:“在我二十多岁拍第一部片子时,很愤怒,有很多话想说。我试图用力踹开面前的门,而不是轻轻敲它……而现在,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都已经说完了,不想再重复自己,于是我也就不拍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巨变”之前,他们相信绝对的自由和理想,而当“巨变”过后,他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大体样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东欧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在历史变迁之后,骤然失去带有这种攻击性和伤痕性的创造力。1987年,拉斯洛离开匈牙利去了德国,其后匈牙利发生“巨变”,后来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他“幻想破灭了”。“承诺”再次失效,让历史进入一种循环的序列,于是,这等待与期望的动作、神情,变成了最要表现的部分。《撒旦探戈》产生于特殊年代,却因为其高超的写作技艺进入普遍的隐喻性,这正是拉斯洛文学的魅力。

我们先来看它的开篇:“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滴雨不久(从那以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封锁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

开学三周了,连着读完两本麦家的谍战小说——《风声》《解密》。惊讶于一个并非文学专业出生的作者,却对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运用的如此纯熟,假如时光倒回到大学毕业,我也许就会把麦家作为自己小说多语混成叙事结构范式的代表来研究。当然,真的这样做了,就不会仅仅阅读他两本小说了。

小说中的人物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撒旦探戈》虽然只是讲述了单位时间内的故事,但是涵盖人物众多,用人物支撑着小说的架构。具体言之,故事中呈现出了四类人的形象。一是以弗塔基、施密特、克拉奈尔等人为代表的村民,他们渴望光明和自由,却无知无识。二是以菲特利纳和伊利米阿什为首的骗子,他们是投机者也是行骗者,既没有道德也没有良知,甚至是村庄的“叛徒”。三是小艾什蒂,她的死看上去是独立事件,但嵌入到整个故事中会发现,她也是一个被哥哥欺骗死去的形象,这说明在小说中欺骗无处不在,村庄本身面临着欺骗的厄运和灾难。四是医生,医生既生活在村子中又出离于文本之外,充当着某种全知全能的角色,成为文本与故事之间的重要逻辑枢纽,是一个相对特别的形象。

《撒旦探戈》(1985)讲述了一个骗局(或承诺)被拆穿、而后又进入另一个乌托邦幻觉的黑暗故事。一个与世隔绝的破败不堪的村庄,充满着死寂和绝望,连日沐浴在雨水和泥泞之中,同时还留有过去癫狂年代的痕迹。村民们孤独地依靠着本能生存,“疑神疑鬼地盯着彼此,在寂静中大声地打嗝儿……他们坚强隐忍地等待着……他们像猫一样匍匐在猪圈里等待着,希望能够发现一点泔水的残渣”。同样被迫滞留在这个村庄的村民弗塔基和施密特夫妇,在合作社解散之后,试图携带卖牛的公款潜逃,去寻找“黄金世界”。这时候,从城里来了两个“救世主”。其中,伊利米阿什以调查村中的小女孩艾什蒂的死为由,展开了一场先知般的演说,并虚伪地诈取了他们积攒下来的存款。然后,在“救世主”给予的幻觉的带领下,他们离开了村庄,被迫流落到城市各个角落,又不得不成为新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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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麦家《风声》为例,小说分为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部分,每部分相互关联却又在叙事中存在矛盾,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既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采访记录,也采用第三人称的零视角、外视角,东风部分更多采用外视角,讲述肥源在裘庄审问和追查老鬼的过程,而西风部分,则用采访记录、录音的第一人称的外视角,展现“我”所见到的顾小梦,以及顾小梦回忆的揪查老鬼的事件,期间,顾小梦解答了小说老鬼如何传递消息的同时,又在回忆中,穿插过往情节的回忆,与东风部分内容形成矛盾,造成读者在解读中产生疑惑和好奇。第三部则是对几位关键情报人员和肥源的历史引证,有采访记录,也有历史史实资料的呈现,对于前面叙事内容的补充,也在补充中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叙事空白,颇像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叙事结构,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视角呈现同一历史事件,造成读者严重的情节被分解成一个个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碎片,而每个碎片的组合就会因人而异。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阅读过程中会让读者不停思考为什么、谁?阅读的好奇心被作者一直吊着,从开头到结束,掩卷后依然回味无穷。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一位深奥难解的匈牙利作家,他的作品《撒旦探戈》为这种难解提供了有力注脚。这部小说思想的多义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延展出了巨大的阐释学空间,又仿佛一座迷宫,让人不断追问为什么。事实上,无论是关于作者与作品,还是关于主题和叙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理解了《撒旦探戈》。

总之,剥离贝拉·塔尔之后,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拉斯洛文学的特质,德国作家W.G.泽巴尔德和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读拉斯洛的作品会让人想起果戈理。拉斯洛曾经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他的偶像是卡夫卡。我们正可以从《撒旦探戈》中看到这种古典与传统气质相融合的丰富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拉斯洛通过他的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哲学性,让人想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的文本内核,这些作家虽然常常满纸黑夜与荒诞,但最终无非指向人类渴望创造与更新的自由意志。据译者余泽民说,明年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1986)和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1989)、《战争与战争》(1999)将在国内陆续翻译出版。而鉴于拉斯洛曾多次来中国,并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小说和散文,我们期待看到他更多的作品译出,包括去阅读他如何讲述他的中国经验。

魔鬼和天使本就是一体两面

后现代主义提倡元小说创作理念,倡导零度写作,因为,世界在作者眼里是碎片化的,世界具有混乱性,作者能够展示的仅仅是自我眼中的一个侧面。通常他们否定中心和结构的存在,在文本的塑造和情节推进上,可以不受逻辑因果的限制,突破传统线性叙事结构,通过怪异的人物;情节发展的扑所迷离、内容的残缺,甚至是前后矛盾,将完整的故事拆解、分散,达到碎片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