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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封君对封臣保护和豢养的义务,《新葡萄京官网3188:何为封建主义》正是在狭义封建主义研究的基础上

  • 2020-04-05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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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百余年来,“封建社会”“封建时期”一直都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话题,1980年代以来,相关的讨论尤其热闹。而在西方,“封建”问题的研讨至少已有两个半世纪以上的历史,这一学术史长河中,比利时史家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堪称一座里程碑。日前,该书中译本问世,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向读者介绍这部学术名着,并希望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封建”问题的学术史及其研究走向,也玩味其在中国的长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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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卢兆瑜翻译的比利时史家冈绍夫的《何为封建主义》不久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一部世界史学名著,在出版70余年后终于有了中文译本,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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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熟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五阶段论,西周曾被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后又被认为是与欧洲中世纪相近的封建社会。可是,近年来欧洲史学界的研究表明,Feudalism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的正当性已经被摧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李峰教授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和考古多年,其著作《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先后在国内出版了中文本,他在书中指出,由于Feudalism的致命缺陷,对西周封建说这一概念的颠覆也势在必行了。

此文从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关于封建“泛化论”说起,论述了“封建”概念的被污名化和泛滥化。作者提出中国式封建理论,指出不但要将中国式“封建”和西周封建、西欧封建区分开,也不能把它与五方式论的“封建”混为一谈。作者认为,对中国式“封建”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区分它的政治作用和学术作用,承认其“约定俗成”的社会语言,但在学术概念上要慎重对待。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即已展开对封建问题的研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涉及了封土封臣问题,他是从法律、政治层面进行讨论的。狭义的封建主义研究应该是从这里开了学术史的先河。19世纪的历史学家继承了启蒙学者的传统,也主要是从法律、军事和政治上研究封建制度。贝洛夫即认为封君封臣制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概念。但也有学者主张研究封建主义必须联系中世纪的政治经济。亨茨即坚持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认识封建主义。这可以认为是广义封建主义的起源。欧美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学家如毛勒、魏慈、洛特、贝洛夫、顾朗日、道普什以及参与欧洲封建制度起源之争的日耳曼派历史学家在观点上虽不无差异,但大多持狭义封建说。

《何为封建主义》,[比]弗朗索瓦·冈绍夫着,张绪山、卢兆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一版,35.00元

您在《西周的政体》一书中,对“西周封建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我们注意到,您指出在西方史学界,所谓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基础已经彻底动摇了,这是不是您对“西周封建论”提出批评的起因?

一、“封建”如何被污名化和泛滥化

《何为封建主义》正是在狭义封建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或兼采广义封建主义理论而写成的。在林林总总的同类成果中,《何为封建主义》可称最集中、精专、深刻和具体的一种。作者以国王敕令、法律文书、时人手稿、教会法典、习俗汇编、编年史、年代记等为基本史料,钩沉辑佚,考据诠释,同时又旁搜博检,广览群籍,精研启蒙运动以来的相关著述,最终撰写成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为封建主义》的出版集狭义封建说学术之大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西方的封建论有广狭之分。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是广义封建论的代表作,冈绍夫的《何为封建社会》则是狭义封建论的经典之作。广义封建主义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态等诸多结构。与之相比,狭义封建主义更具限定性与专门化。在《何为封建主义》一书中,冈绍夫将研究的空间限定在西欧封建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其典型地区的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区域;而将研究的时段限制在10到13世纪,这是西欧封建主义组织高度发达的典范时代。而构成这种典型封建主义基本内容的是两大核心要素,即人身方面的封臣制与财产方面的封土制。用冈绍夫的话来说,它“规定了一种自由人服从和役务——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封君对封臣保护和豢养的义务。这种豢养义务通常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封君授给封臣一块土地”。如果说“封建”的广义论涵盖社会与政治的意义,那么冈绍夫的狭义说则着眼于它的法律含义。

李峰:可以这样说。不过,我想首先说明一下表述的问题。“封建”这个词是战国时期思想家的创作,讲的是西周早期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从而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基本国家体制。当然,“封”和“建”这两个字在西周时期的金文资料中都有出现,其语义和战国思想家的用法基本相同。这个“封建”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被传承了下来,如唐代的柳宗元写过《封建论》的名作。如果说是这个意义上的“西周封建说”,那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来源于Feudalism 一词,经日本学者翻译成“封建”的所谓“西周封建论”。经过这一翻译并经过中国学者的普遍采用,“封建”(Feudalism)便成了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建构,而不是传统史学中“封建亲戚”的意思。进而,在现代史学中的“西周封建论”也有两个不同的意思:西方学者所说的“西周封建论”(Western Zhou Feudalism)说的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大多学者强调政治制度方面)与西欧中世纪的所谓 Feudalism 相似,西周国家的主要政治关系是一种 Feudal 关系。与此不同,中国学者过去所讲的“西周封建论”则是指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强调的是地主和农民之间通过地租剥削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其来源同样是西欧中世纪的 Feudalism。因此可以说现代史学中的这两种“西周封建论”是同源而异流,但它们和传统史学中所说的“封建”都是不同的。

近两年来,中国流行一个说法:“被”怎么怎么,例如“被捐款”、“被就业”、“被幸福”、“被自杀”,等等;说明一种现象或行为是被制造出来的,即被人捏造的,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在学术领域中,也有这种“被”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封建”问题。

但是,思考、质疑、讨论、辩难乃是学术研究的本色,任何经典作品问世后都必然面对同行学者的审视和批评,《何为封建主义》也不例外。随着二战后修正思潮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史学,《何为封建主义》作为狭义封建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自然成为批评的对象。伊丽莎白·布朗曾撰文提出商榷。苏珊·雷诺尔兹更著书发起挑战。这位被黄春高教授称为反冈绍夫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稽考中世纪的术语,认为狭义封建主义夸大了封君封臣制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封臣”和“封土”两个概念在12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是12、13世纪的法学家创造了它们。16世纪的学者在研究12世纪伦巴第的《封土之律》时,在“封臣”“封土”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主义大厦,从而将中世纪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加以抽象和归纳,并推及整个中世纪,由此建构了狭义封建主义理论,误导和控制了后人对封建主义的认识。

广义“封建”含义宽泛,但其核心内涵是冈绍夫的狭义“封建”。广义“封建”之所以是“封建”,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封地如果不是其基础,起码也是这种社会类型所具有的土地权利等级体系的最重要的要素”。冈绍夫以封土制和封臣制体系作为狭义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睿识抓住了“封建”概念的核心,由此也奠定了此一领域的研究范式。冈绍夫本人也有这种自觉意识,他说:“在分析与描述封建贯制时,我尽力清晰地揭示它们的本质特征,因为一旦抓住了这些特征,对研究者而言,在他最关注的这个时代或国家的封建贯制中,就可以轻易找到其确切的特点。”冈绍夫此论被西方史学家奉为经典,也为我们阐发中国古代“封建”的真义,纠正近代以来泛化封建观的偏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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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曾明确提出“封建”概念的“泛化说”,并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的争论。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还有学者指出“封建”概念的“污名化”。“泛化”和“污名化”都是“被”的结果,而且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其中,“污名化”更加普遍和严重,所以要先考察这个问题。

但是,将雷诺尔兹和冈绍夫的著作对照后发现,她的一些观点似有点无的放矢,例如她说冈绍夫将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封君封臣关系。可是冈绍夫在前言中已经肯定了封建社会的概念,他将封建主义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并表达了两者相对的含意,说明了广义理论对于理解狭义理论的意义。他只是从封建社会中抽取封君封臣制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狭义封建主义的理论体系,正如雷诺尔兹本人撰写《封土与封臣》一书,也是从包罗万象的历史资料中抽取那些与狭义封建主义相左的材料以支持和论证她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讲,两人的做法没有不同。

在汉语传统语境,“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度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三代是典型封建制,与西方中世纪有若干相似之处,而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分权的封建与集权的郡县作为相对应的概念来使用,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学术史上的经典范式。此后,虽“封建”的社会功能历来褒贬扬抑,莫衷一是,然“封建”的含义却从未偏离本义指示的方向。故从先秦到清末,只有关于“封建”的价值评判之争,而没有关于“封建”的概念分歧之辩。

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 Feudalism这一概念的确立也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语源是法语的feu、feud, 或 feudum,指的是中世纪法兰克王国一种特定的土地占有方式。Feudalism一词大约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当然它也是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一个理论建构,反过来被加在中世纪历史之上。但是,这一概念经过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和赣绍夫(F. L. Ganshof)等著名史学家的论述,成为主导欧洲中世纪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但是,随着西方史学的进步,Feudalism这一理论建构的缺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地被揭露出来。最早发难的是伊丽莎白· 布朗(Elizabeth A. R. Brown),她于1974年发表的《一个概念的暴政:Feudalism和欧洲中世纪史学家》,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另一个对Feudalism的重炮是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于1994年出版的《领地和封臣:重新解释有关中世纪的证据》。在这本书中,雷诺兹仔细分析了作为所谓 Feudalism 的两大要素的 Fief和 Vassal 制度在欧洲独立形成的复杂过程,认为这两个制度的真正结合,即形成所谓“领地-封臣制度”(Feudo-vassalic Institutions;这是雷诺兹的表述,一般用复数,以之代替 Feudalism)是到了十一或十二世纪才完成,而且在欧洲各地情况都不一样。换句话说,Feudalism 这一后起的概念既不能概括欧洲中世纪的全部历史,也不能反映欧洲不同地区的特殊现象。相反,它只是阻止人类去看到这些特殊现象和了解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复杂性。现在西方史学界虽然仍有人用这个概念(特別是在一些为大众所写的著作中),但是大部分学者相信 Feudalism 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的正当性已经被摧毁。即使仍然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也往往是把它重新定义,紧扣其字源,即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赏赐 Fief的制度。

明确提出“污名化”这个词的,是台湾学者潘光哲。他说:“‘封建’在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里,本来只是西周王室用以安排统理统治地域的一种制度。”“在20 世纪初期,随着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的问世,‘封建’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序列的‘低级’阶段,具有落后的意味,更逐渐被污名化,至20世纪的‘五四’阶 段,‘封建’作为落伍的、非现代的、非文明的一切总合,已是负面意蕴的字眼了。随着此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的新诠,转化为革命的动员理论,它竟 成为武器批判的直接对象,被污名化的‘封建’已然是历史记忆的深层积淀。现下,当我们准备在现实里开展批判斗争的时候,‘封建’便是从历史记忆里最方便也 最容易被召唤出来的恶魔,它只有承受必得被专政凌迟与侮蔑的命运,历经千年转折的‘封建’,还有从这条命运的锁链里挣脱开来的可能性吗?”[1]

历史书写过程都存在一个建构的问题,书写者根据遗存或残留的资料描述“真实”的历史,其中必然包含推理、解释、甚至猜想的成分。这样写成的历史只能接近或无限接近客观的历史,但绝无可能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学术界似已形成共识,现存资料越少、研究难度越大的问题,就越有新意,越有学术价值。这样形成的著述就无法摆脱推理、解释、猜想诸成分,或者说不进行一定的推理和解释就无法形成历史著作。近来有一则微信在群里流传,说有位作者写了一本书,名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微信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遂成为众矢之的。在我们看来,作者系非职业历史学者,未受过专门训练,没必要与他较真,但如果说经过若干代人建构起来的古希腊文明体系即古希腊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显然有点不合实际。不说推理、猜想,即以解释而论,即可能蕴含了偏离甚至背离历史的成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须“穷尽资料,竭泽而渔”,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著述的非历史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为封建主义》在某些点上或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实际有点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再看这部著作,虽不无批评和异议,其经典地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动摇。

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中日两国学者遂以“封建”对译feu⁃dalism。清末民初,这一在汉外语言对译间形成的新名,在中国逐渐演化为近代史学术语。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大体代表了这一时期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

中国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封建”(Feudalism)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使用也有一些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基本上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学术范畴中进行的。我本人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则是究其本源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即西方的史学传统,包括作为史学的汉学传统)的批评。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 Feudalism 是一个错误的建构,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即所谓的“封建社会”),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古代中国社会之上,这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自然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的颠覆是势在必行的。

其实,早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指出“封建”的被污名化现象,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确使用“污名化”的词来概括这一现象;其中叶文宪对此描述得最为全面。他说:“自 从把feudalism译为‘封建’,尤其是引进五形态论以后,孽生出一系列以‘封建’为前缀的名词,形成了一个‘封建族’名词群,如:封建制度、封建专 制、封建等级制、封建帝制、封建帝国、封建国家、封建王朝、封建压迫、封建割据;封建领主、封建主、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封建士大夫、封建军阀、封建把 头、封建余孽、封建残余、封建势力、封建农民、封建农奴;封建经济、封建领地、封建庄园、封建剥削、封建地租、封建土地制度;封建主义、封建思想、封建道 德、封建遗毒、封建迷信、封建脑瓜;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等等。”他指出,这些“封建”的性质多为贬义:“我们发现,大凡冠以‘封建’前缀的名词 都是贬义词。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封建’成了垃圾桶,不管什么坏东西都往里扔;‘封建’也成了恶谥,凡是坏人就给他贴上一张‘封建’的标牌。这种做法 只是一种丑陋的权术,不是科学的研究。”[2]“垃圾桶”和“恶谥”,就是“被污名化”的结果。费正清也说:在中国,“‘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 乏明确的意义。”[3]

在国内学术界,人们听说冈绍夫和他的著作已经是很晚的事情。马克垚先生1985年出版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一书和在此前后发表的系列论文,详细介绍并多处引用和评论了这部著作。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读物很少,学术著作更绝无仅有,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生和任课不久的青年教师主要是通过马先生的著述了解了这位比利时历史学家和封君封臣制的基本知识。笔者正是在马先生著作的引导下对《何为封建主义》产生了兴趣,后来借得此书的英文版,进一步了解了冈绍夫笔下的封君封臣关系和狭义的封建主义概念。1990年代以前,国内曾多有关于封建问题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的理论进行的。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封建问题再次发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封建”问题的大讨论。但这次讨论主要着眼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与冈绍夫仍然关联不大。

黄遵宪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论及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梁启超则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的新名使用,并以“封建及世卿之世”表述氏族制与专制帝制之间的封建时代,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严复将feu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义上加以对接。正是经过严氏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治举措的旧名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在严氏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起于唐虞,讫于周末,与西欧封建制内容相近,然在时间上相错甚远。章太炎通过中外比较,将“封建”与“专制”相对立,就前近代政制而言,他认为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这也决定了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孙中山准确把握了“封建”的内涵和外延。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因此,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其“一扫而尽”的目标并非“封建”,而是君主专制政体。

在新的定义下的西欧封建制或“领地-封臣制”,与西周实际实行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些差别是根本性的吗?

冯天瑜指出“封建”在中国被“泛化”的过程。他所说的“泛化”是指“封建”脱离了其西周的本义,注入宽泛的内涵,将“封建”的外延作巨大的扩张,从而演 化成另外一种概念。然而,这种“泛化”同时也是“污名化”,“污名化”不过是“泛化”的结果,对此他却没有明确意识到,所以将污名化也算作了泛化。冯天瑜 说:“‘封建’这一表述周朝制度的旧名,借作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译名,因与日本中世及近世历史实际相似,故在日本没有出现错置。至于 在‘封建’一词故乡的中国,史学术语‘封建’在清末民初还保持着概念的一贯性(以严译‘封建’为代表)。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封建’的含义在某些重要论者那里发生变化,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此 为‘封建’概念‘产生混乱’之始。”及至大革命时期,人们把一切旧的都看作封建的,都在被打倒之列。“此后,经过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泛化封 建观获得某种‘社会科学’形态;50年代以降,泛化封建观更普及与法定化,国人已习惯于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 形成一系列‘泛封建短语’。”[4]

今天,经过漫长的跋涉,《何为封建主义》终于入籍华夏大地了,这不仅将丰富“汉译名著”的宝库,而且将推动相关研究的进展。当然,我们更希望它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推广普及,惠泽芸芸众生。

总的看来,以上诸位所论“封建”,虽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相似之处:既不固守本义,又不妄意滥用,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西欧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制度,成为一个世界性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时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

李峰:我把你的问题换一个方式来问,即: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和西周实际的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为表象和实质两个不同层面来论述。表象是我们在史料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实质则与两个社会的不同起源有关,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先说表象层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谓的 Vassalage 是两个自由的男人之间的一种排他性的私人“婚姻”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法理上之平等地位和相互责任之上的契约性不平等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契约性”,即英文的 Contractual)。但是,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而是一种君主和属臣关系,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不可以想象西周时期的某国诸侯可以把周王告上法庭,或提出中断他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封臣却可以这样做。第二,欧洲中世纪领地并不是一种全产权的土地;而是领自领主,其权利在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契约中有具体规定的一块土地。从根本上讲,领地是一种生活补贴,它是不带有司法权的;有时一块领地上的司法权既不属于封臣也不属于领主,而属于第三者。从这点讲,领地只是欧洲中世纪诸多不同的土地占有或领有形式的一种,因此也不足以用来概括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制度。

由于这种“封建”不是对某种制度的客观描述,而是出于主观的需要,把所有被认为是反动、落后的事物都贴上“封建”的标签,因而它与西周的或西欧的那些表示 某种制度的名词不同,所起的是形容词的作用——当作前缀,可以任意地加在任何一个事物之上,并且无限制地制造,由此形成“封建”概念的泛滥化。正如叶文宪说:“我们使用‘封建’一词之混乱已经到了该封建的不封建,不该封建的都封建的不可复加的地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