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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索俄罗斯农村、新葡萄京娱乐场app土地以及农民生活变化,或许文学

  • 2020-03-19 05:05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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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老年”人生并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且父辈往往代表着落后、保守、专制的价值立场,而子辈则往往代表着进步、激进、民主的价值观。最典型的当属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父辈与子辈的论争。但到了20世纪后期的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一代早已成为对话博弈中胜者的一方,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颠覆、解构、狂欢的价值追求。在这样的语境下,俄罗斯文学面对的一个严峻命题便是寻求一个稳定的价值基点,以在失序的杂语状态下重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辉煌传统,而在这种探索中,“老年”形象就带有了与19世纪迥然相异的价值色彩。

“乡村散文”是苏联20世纪60~8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派别,在俄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80年代后半期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引起文学对其他现象的关注,使“乡村散文”退出文坛的焦点。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后农村现实的巨大变化再次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使“乡村散文”重又获得了发展。 “乡村散文”所指的不简单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农村小说,而更多的是指一种赋予了农民和土地以特殊精神意义的创作共性。它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发表于50年代末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院子》,因此有这样的说法:“‘乡村散文’是从‘玛特廖娜的院子’里走出来的。”由此作家开始关注以前被禁止的题材,描写集体化的悲剧性后果,描写在苏联日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塑造那些富有智慧或葆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普通劳动者,力图宣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在这一时期,阿伯拉莫夫、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诺索夫等作家佳作不断,使“乡村散文”这一名称确立并盛行起来。苏联解体前后这一流派失去对社会意识的强大影响而逐渐式微,其主力拉斯普京遗憾地指出:“现在提到‘乡村文学’,就令人回忆起上个世纪的文艺家……那之后这种文学就落下了沉重的帷幕……”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末以来,以思索俄罗斯农村、土地以及农民生活变化,探讨农民文化的命运、寻求道德价值为特点的“乡村散文”又得到了复兴。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等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创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如尤里·佩特科维奇、罗曼·谢恩钦、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等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并且在表现内容与写法上颇有新意。 新时期的“乡村散文”,一方面直面国家剧变后农村所面临的更加衰败的现实环境,以及人在道德精神领域进一步的堕落,字里行间透出痛心疾首的呼号;另一方面更多地描写位于城乡交界处的小城镇人民生活,通过他们的痛苦挣扎,反映农村传统道德文化缺失对人造成的心灵压抑与扭曲,寻找拯救农村乃至拯救国家的济世良方。 佩特科维奇的短篇小说《一小块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库兹金老人,向自己的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怨和叹 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阿列克塞·扎哈罗夫在短篇小说《天堂钟声》中,讲述了农村老妇人托玛的悲惨遭遇: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中,伴随着集体农庄的解散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匮乏,偏远的小村庄逐步走向衰亡。过去被视为农民根基之所在的田地和祖屋要么被废弃空置,要么作为商品被卖出。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大批中青年到城里打工,留在家乡的多是衰弱无力的老人。托玛和同村的一位老头儿克斯加内奇谈得来,本来相约搬到一起过日子,一起等到聆听天堂钟声的那一天,然而却因为谁都不舍得离开自己的老屋而作罢。托玛的儿子死了,城里的儿媳和孙女多年不来往。托玛在生活无法自理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向孙女求助,孙女提出让托玛搬到自己那里。托玛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老头儿告别,说自己已经把这处房子赠给孙女,然后和孙女家人将要住到有暖气的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去。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纸谎言,孙女把这处房子卖了,把老人送到了孤老院。托玛被拖上远去的汽车,只有克斯加内奇更加孤独地领着托玛带不走的老狗,念叨着“我们要一起跳舞,直到听到天堂钟声……”小说写得有如一部老式电影,镜头沉缓而悲凉。这个故事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托玛就是拉斯普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塑造的那些老太太的未来,这个未来比拉斯普京当年描写的更加严酷,更加可悲。托玛豁出老命与孙女及其丈夫的对抗和她无力的哀号使整篇小说达到高潮。通过那惨痛的一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的挣扎与反抗,是对孙辈欺骗、抛弃、虐待老人的无声控诉。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赤裸裸的掠夺。 同时,俄罗斯当代“乡村散文”更加关注在城市底层谋生的那部分农民的生存困境,通过他们的遭遇反映国家面临的各种危机。拉斯普京在长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把写作对象转向一个与坐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村庄遥遥相对的小城镇。它物欲横流,藏污纳垢,充满寡廉鲜耻的交易和令人发指的罪恶。谢恩钦的小说《叶尔特舍夫一家》通过描写从城市被迫迁入农村生活的一家人的经历,反映了农村贫困的物质生活和单调而贫乏的精神生活,预示着村庄随时准备消失的命运。 面对现实,新时期“乡村散文”中的人物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叶尔特舍夫一家》中的每个人物都从拥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和梦想一步步走向随波逐流、逃避抱怨到冷漠无情,以至最终的毁灭。小说中几乎没有一点健康的力量,看不到任何走出这个灰色世界的前景。而在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和叶基莫夫的《皮诺切特》中,我们看到的是主人公为改变现实而做出的毅然决然的行动,他们为探索未来而付出的代价沉重的努力。《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主人公塔玛拉的女儿受到强暴却有冤无处申,于是塔玛拉自己动手惩办了罪犯,被判坐牢。《皮诺切特》中,主人公科雷金放弃城里的优越生活回到家乡,当选为新任集体农庄主席。他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拯救农村经济暂时唯一有效的形式——集体农庄。农庄经济复苏,科雷金却得不到理解,换来“皮诺切特”这个称呼。但是可以看出,新时期的“乡村散文”依然表现出对土地和大自然的热爱,依然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传统文化和东正教信仰上,这反映了“乡村散文”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 着名作家阿伯拉莫夫曾经说过:“农村——是俄罗斯的深处,是我们的文化成长和繁荣的土地。”因此,以农村为抒写对象的“乡村散文”曾经获得过极高的声誉,被认为是关于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人民的深刻的艺术史诗,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俄苏文艺哲学思想的腾飞。今天,面对新的更加复杂的现实,俄罗斯农村是否会消亡?应当追求怎样的原则和价值观念?新时期的“乡村散文”已经发出了警告和呐喊,同时也试图回答日益严峻的问题。

摘要: 俄罗斯文学,都去哪儿啦?这一因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谈到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巨大魅力而被激起的追问,或许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

作为传统“根基”符号的“老年”形象

俄罗斯文学,都去哪儿啦?这一因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谈到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巨大魅力而被激起的追问,或许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有过多么的辉煌,它同时也就给俄罗斯文学的当代带来了多大的遮蔽,以至使其显得何其暗淡;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俄苏文学在前苏联时期曾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几代读者,当苏联从政治版图消失之后,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又在多大意义上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

传统价值观的消解现象在20世纪中期已露端倪,解冻时期就出现了一系列作品,对这一现象开始多方面的反思,但那时的作品多是就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则开始了在文化层面上寻找问题根结的尝试,由此形成了新的命题——“传统根基”的解体与重建。

但正如有论者指出,俄罗斯文学并不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概念。在苏联解体的阵痛之后,在场的视角与苏醒过来的笔墨,让其更有震撼人心之处。而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文学不只代表着俄罗斯的辉煌历史,它在当下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从二十多年前的苏联解体,到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博弈,这个国家每一次的变迁和震动,都在文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就文学之于俄罗斯的特殊重要性而言,或许文学,也只有文学,才是人们真正理解和懂得俄罗斯的佳路径。

拉斯普京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就反复提出“旧”与“新”的对话问题,《告别马焦拉》(1976)中的“马焦拉”岛就是母亲的象征,年近八旬的达丽娅代表的就是“大地母亲”的价值意蕴。面对即将被水淹没的家园,老一辈心情极为沉重,而村里的年轻人对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没有任何留恋之情,他们满心欢喜地期盼着新电站的出现。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向往是对的,但新生活的建立是否一定要以毁灭传统的根基为代价?

二十年前,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生活,在俄罗斯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阔别整整二十年的故土时,他或许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几年前苏联的解体,也对他心心念念的这块俄罗斯土地上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俄罗斯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文学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突然发生了空前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生活被彻底搅乱,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其生存遭遇极大挑战……

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拉斯普京是一个有“老年”情结的人,他后期的创作仍然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短篇小说《下葬》(1995)中,当女主人公巴舒达遭遇现实困境时,她想到的是母亲的信仰,这意味着老一辈的价值观将成为下一代救赎的必然选项。《女人间的谈话》(1996)中的孙女维卡代表了走向歧途的年轻一代,主张按个人的意愿生活,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感受;祖母娜塔利娅则是坚守传统的老一辈的代表,给孙女讲述如何在内心坚守一种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小说采用了“父与子”式的对话形式,但却不是开放的“复调”,因为孙女在倾听了祖母的讲述之后,精神上得到了某种抚慰,由焦虑不安转入了香甜的梦境。这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细节,表明作家本人坚定地认为,遭遇价值崩溃的现代人可以找到一条可靠的救赎途径——回到 “祖母”身边。

种种变化直接、突出的体现,就在于侨民作家的衰落。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包括索尔仁尼琴,布宁和布罗茨基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并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拉斯普京的主题在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得到了回应。获得2016年“大书奖”第三名的罗曼·先钦的小说《泄洪区》(2015),同样写的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因原地要建水电站而成为“泄洪区”的故事。小说开始娜塔莉娅老太太的死亡是一个象征性情节,表明固守祖地的老一代逝去了;而小说最后,绰号“小锤子”的老工匠伊格纳季亲眼目睹祖坟被淹没的景象,则意味着他们这一代人所坚守的 “土壤”(也即斯拉夫主义意义上的 “根基”)的消亡。如果说,在《告别马焦拉》中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分歧是旧的传统与新的生活的对话,那么,《泄洪区》则表明,一旦祖辈与祖地消亡,村民们搬迁到了城里,新的生活反而变得一团糟,而这一切都是由权力和金钱所交织成的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所操纵的结果。

苏联解体后,随着这些流亡作家的“回归”。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在“凯旋”之后,他们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出于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的作家,如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等,也似乎更愿意被称为“境外俄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