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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的《大分流,它解答的是一组宏大和层次分明的历史问题

  • 2020-03-15 09:32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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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引起美国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应,有人认为,围绕《大分流》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前,中国学术界也已经展开了讨论,这在学术界是个相当罕见的现象。

以下是摘录,部分文字非实录,有转述。

英国国王学院院士麦克法兰教授作客清华国学院 反思现代世界的形成

以下是摘录,部分文字非实录,有转述。

《现代世界的诞生》[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加州学派。加州学派又称“尔湾学派” 主要成员有王国斌、李中清、弗兰克、戈德斯通、彭慕兰等人,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州学派人物。这个学派的特点,用彭慕兰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 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前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这一学派成员的主要著作,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中清著作2000年获得美国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2000年度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奖,《大分流》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致中国读者

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

当前,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 separated)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 intrins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国却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在这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 identity)的固有要素;在这里,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换言之,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 polity)、意识形态(宗教)1的彻底分立( separation)由此产生了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 atomized)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 relational civilization)12保留多少为宜。迄今中国已让它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 embedded)1局面,尚未自成一体。

或许,上述两种基本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化解的,最终个文明必须择其一而弃其一。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折中方案、一个杂交体、一条中间道路。无论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总之,在中国规划其未来的关口,提供一份有关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简明论述,对中国读者大概是有价值的。

  清华新闻网9月23日电 9月22日晚,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讲学社丛书”第一辑《现代世界的诞生》读者见面会在一教举行。该书作者、英国国王学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作客清华,为清华学子带来“反思‘现代世界的形成’”的讲座。

11 法律和暴力

在多种意义上,英格兰的最重要特点是其法律,它体现了也导致了英格兰的另辟蹊径。这个特点实在非同小可,因为法律和司法如同润滑油,使一个文明的所有部件能够顺利合作。如果说现代性的关键在于政治、宗教、经济、社会一作为各有不同需求的四大领域—之间既分立,又平衡,那么,能够维持它们的平衡,并为它们提供共同基础的就是法律体系。我们很难想像一场足球赛或一场板球赛没有规则,或者没有裁判员。现代社会正像是一场需要规则和裁判员的游戏。

英国的现代化确实是个奇迹。要诠释这段故事,需要一代代人的不同书写。新近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社会学的有波兰尼的《大转型》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经济学的有诺斯的 《西方世界的兴起》,各领一时风骚。相比之下,剑桥大学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颇为奇特。

彭慕兰本人的情况:198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主任。迄今为止,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关于帝国晚期及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99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费正清奖。在这部著作中,彭慕兰以华北的一个地区为个案,并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几个相关的主题:中国国家的重新定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下的社会转型,国家政府、区域利益和法制社会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经济上和生态上的改变,农民的反抗和集体暴动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差异等。二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开展相似的研究,试图证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现代世界经济并非比较先进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影响的结果,而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个领域的成果就是这本《大分流》。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和探究19、20世纪全球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欧洲和东亚所发生的变革及其重要意义。他和Steven Topik合著的《贸易创造世界》,重构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图景,以及这种增长对所谓“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01 怎样提问

随着世界各地纷纷转入现代化。世界部分地区已经在19世纪完成转型,进入20世纪后,改革大潮开始冲击亚洲。问题由此聚焦于:是什么造成了 “欧洲的奇迹”,它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彼时和彼地。

诸多答案大多逃不出一个序列,奇迹或者肯定发生。但是即使纯属意外也至少能调查一部分必要的促成因素,即使不是十足的原因。

随着世界先后迈向现代化,问题由为什么发生转变为为什么有的还没发生。

有人认为东方并没有更差。“没有这些因素,东方照样可以做得很好”。“东西方之间无非是表现形式不同,其实没有多少结构性的差异;唯一真正深刻的分流是后新石器时代欧亚诸文明与非新石器时代次撒哈拉非洲诸文明之间的分流”。“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而言,问题不见了”

  • 所谓欧洲的奇迹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现代民族并非更为优越。

  • 已发生的情况绝不是无可避免的。“进步倒是极不可能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

  • 现代性不一定是产生于欧洲之内的奇迹

  • 现代性不是现代技术。工业革命对于现代性固然是重要时刻,但是不是决定性时刻。

  • 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 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各领域所制约。

  • 把现代性视为一揽子相互关联的特点,如何分解,调整分量、次序和权重。

    • 例如亚当斯密的三要素

  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首先介绍了“讲学社丛书”的源起与宗旨。

平等

史上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包括罗马法系,无不立足于一个基本推定:人们生来不平等面且终生如此。贵族和平民,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自由人和奴隶,永远都是不平等的。相反,现代法律体系的中心表征是拒绝将法定不平等作为前提。很多人以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全新前提是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的产物。然而实际上,事情非常清楚:法律上平等的概念是13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完完全全确立下来的,然后它首先被输入了美国,继而又被输入了法国和欧洲各地。如今它已成为全世界的主流。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妇女、儿童、低种姓皆有自己的权利,这个理念不仅是英格兰法律的前提,而且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一在印度推行英国法律时引起的震惊可为一例。它逾越了世袭的身份,颠覆了种姓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无怪乎梅因在19世纪中叶注意到,有很多人抱怨说:“自从英格兰刑法开始像对待男人一样对待妇女和儿童,印度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起来。”
  
梅特兰阐明,英格兰很早就有了平等。如前所述,英格兰社会各阶级均不具有确切的法律身份一一贵族、绅土,约曼等等都不是法律身份,而只能归结为文化身份。一位公爵即使与一名劳工相比,也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也没有与生俱来的特权。今天如果伊丽莎白女王驾车超速或者犯罪,她也要在英格兰的常规法
  
封建制发生过一次重大转折,梅特兰视之为现代性的里程碑:“我们的老师刚刚教导我们说,‘迄今为止,社会的进步是一种从身份走向契约( 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又忙不迭地补充说,‘封建社会受制于契约法。此中并无悖论。”11011世纪,这种转折是普遍的,但是后来在欧陆各国,契约又重新变回了身份。及至18世纪,大多数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又都立足于世袭的、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了,或者借用托克维尔的一个精确类比——它们变成了“种姓”社会。但是英格兰从未发生回潮,现代的、平等主义的法律框架仍在英格兰持续。

先来看看他的研究方法。与其说它是历史学著作,不如说是人类学的历史延伸。不错,它解答的是一组宏大和层次分明的历史问题:摆脱农业社会而迈入工业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英格兰能够第一个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而其他国家或文明则不能自拔?但是,他并非完全借助英格兰因自治而遗留的丰富档案来说明问题,他更多地利用私人日记、旅行家日记等,带有浓厚的民族志色彩。他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也别具一格。在人类关系的表述方面,经济学家喜欢讲尊严,社会学家喜欢讲身份(韦伯),而他则喜欢讨论友谊。他通过俱乐部、游戏、园艺等来观察古人行为模式,探究其背后的意义。

《大分流》的基本内容,不少报刊作过介绍,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为了解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彭慕兰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东西方会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分流,为什么东西方恰在这个时刻才发生分流?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彭慕兰曾强调,他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煤和殖民地,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但他确实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

现代性的要义

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

表征之一是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 ( demographic structure),这意味着死亡率和生育率得到有效的调控。第二个表征是政治支柱:看看周围,我们发现许多成功的现代民族的最突出表征是政治自由( political liberty)。第三个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 stratification)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 relatively meritocratic)体系必须被建立;公民的首要忠诚对象必须是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因血缘而来的团体—这有赖于个人取代集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要想让这种体系运行起来,就必须让一大群居间的社团( intermediary associations)得以成长,它们基于某种不只是契约( contract)的东西,它们处于公民与国家之间,我们将它们总称为“公民社会”。

进一步思考现代世界,我们会发现它还有另外两个表征,两者既是上述表征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基础。其中之一,是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很多人将现代性归因于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最根本地看,也许归因于非人力驱动的机器所促成的高度的劳动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这便是今人所称的“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它给自由和平等带来了一种特殊风味。

另一个在我们看来与现代性有关的表征,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法。现代性以其“科学的”和“世俗的”( secular)思维模式而著称。有能力生发新思想,有能力保持怀疑和暂缓判断,有能力鼓励人们质疑,有能力通过实验而加速进步,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所称的“科学革命”( Scientific revolution)。

  麦克法兰教授在讲座中围绕新书的主要研究成果,从家庭、爱情与婚姻、友谊与社团、阶级与种姓、竞争、自由、意识形态与宗教、教育等主题对比分析了英格兰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差异,勾勒了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

早熟的英格兰法律

同一性( uniformity)13和平等性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法律中只是不明确的蕴涵,但是后来在11-13世纪打上了永久的印记。当我们从当下回望历史时,英格兰的法律显得早熟而古老。梅特兰写道:“如果我们能在1272年看西欧4,也许我们会发现英格兰法律—它即将赢得显要的地位—的特点是早熟。”而且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法系,早在1272年,“英格兰法律就其同一性、简明性( simplicity)、确定性而言,已经非常现代

本书之奇更在于考察视角。绝大多数有关著作都是从西方中心论角度来讨论现代化进程的,而麦克法兰却试图从中国人视角来看待现代化问题。2011年,清华大学国学院邀请麦克法兰赴华系统阐述英国现代化的故事。这位向来特立独行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到北京,凭借着人类学职业习惯,很快入乡随俗,和中国学者打成一片。在系列讲座过程中,他与李伯重、刘北成等学者持续对话,摸清了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思考世界的视角以及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和理论。因此,他编织的英国故事打破了以往西方学者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注意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的特有挑战,如大一统体制下中央地方关系以及社会凝聚等问题。为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他特意引用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学者和理论。例如,他在书中大段大段摘录托克维尔的观察和评论,用托氏的 “旧制度”来描画前现代国家。因此,毫不奇怪,该书“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英国形象,几乎处处可以用来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这本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2002年6月,加州大学“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等作简要陈述,由另一阵营提出批评,他们是黄宗智、Arth Wolf、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 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黄氏等再回击,最后彭氏等再回应。

这五个表征产生于何时何地?

五个表征中的任何一个能逆潮流而出现,都足够神秘,然而它们还须在同一时间齐刷刷地出现在同一地点,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一定以为,既能保有自由、平等和人口均衡,又能发现太阳的长期活动中贮存的惊人富矿,还能发现一种加速可信知识增长的方法,这完全超出了最狂野的可能性。

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出现。而且,即使一个国家满足了条件,它还必须将这些连锁因素迅速发酵,才能获得关键的动力。如果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是要去改变世界,它还必须复制自己。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迟至亚当·斯密的时代,仿佛也渺然无望。

  麦克法兰教授认为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于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另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探索的自己新路最好能够对西方社会仍未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有所贡献,如生态与能源危机、人口爆炸、国际冲突与战争、大国凝聚、西方民主步履艰难时代的统治、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普通法

它从很早开始就普适所涵盖的整个地域。

衡平法院

教会法

更为有趣的是,学术是双向交流的过程。或许深受国内学术界日益增长的自信的感染,麦克法兰把早年强调的英格兰独特性升华为英国版本的三个自信。他感叹:只有英国引领了其他国家踏上现代化之路。在他看来,历史上,“进步倒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衰落和消亡才是正常现象。”数万年前,只有东非一小群智人走向西亚,而其他族群几乎灭绝了。走出中世纪是更小概率的事件,它要求具备人口规模、长期和平等诸多苛刻条件,还需要时间节点去耦合上述条件。而“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1000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就此来看,不要说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连中央集权强大的法国都没有能够迈入现代化门槛,而是留下了托克维尔所指的“旧制度”标签。指引英国走出中世纪迷雾的是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麦克法兰津津乐道于此。他认为英格兰在普通法之下早就实现了财产均为个人所有。由此,土地被视为一种商品,可以货币化地分割、买卖和继承。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较早确立财产权,货币化程度较深,所以英国的土地保有人或使用者都采用固定地租,从而激励土地资本家更多投资于改良土壤。麦克法兰引用一些地方史料断言,14世纪英国农业技术就已经大有突破,直到18世纪才被超越。相比之下,亚洲和欧洲大陆普遍的分成租形式,地主压榨佃农,成了消费性的食利阶层,粒粒皆辛苦换来的是不断内卷化的勤业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如果说普通法分离了财产权,那么衡平法则创造了信托。信托不仅存在于财产权的转移和继承方面,它无处不在。政治领域上,信托“渗透在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中”,议会只是民众的受托人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殖民统治领域,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构建的是信托关系。总而言之,信托在处理群群关系方面达到了和谐和平衡,避免了欧洲大陆旷日持久和规模宏大的宗教战争。

黄宗智的批评和彭慕兰的应答在《历史研究》上都有中译文。我在这里介绍一点从网上得到的其他文章的要点。

02 战争、贸易和帝国

英格兰是个贸易国家

后来,英格兰等地的贸易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彭慕兰等近期作家提出,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大举从事殖民地贸易,导致了这些作家所认为的1800年以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突如其来的“分流”。为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截至1800年,贸易创造的财富其实大部分来源于欧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最近约瑟夫·布赖恩特也提出了这种看法,他说:“修正主义观点( revisionist position)l误导性地低估了欧洲域内贸易( Intra- Europeantade)所发挥的极大作用,这种贸易让所有殖民地贸易的规模和价值小巫见大巫。即使就英格兰这个世界首要贸易国而言,截至1800年,它在欧洲域外的商贸也只占英格兰商贸总量的不足10%。…经济史家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欧洲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原因,不是殖民地资源的相对廉价,而是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带来的生产力的惊人增长

这种贸易的基础,是一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组织为支撑的国力。当战争与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作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

史上大多数帝国既是军事帝国,又是意识形态帝国。它们的主要动机包括:渴望征服,渴望掠夺,希望防范外敌,希望同化异邦民族以贯彻某种意识形态,希望吸纳外来人口以扩充力量之源和财富之源。但是,偶然诞生于英国的这个帝国有一个最大的怪异之处:它的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对于一个店主统治之国( a nation ruled by shopkeepers)恰如其分。先前的帝国皆为军事帝国和宗教帝国,英国却转向了另一种日后成为20世纪特色的经济帝国—一以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 economic imperialism)为代表;这种转变不啻为历史的转折点。

英格兰作为岛国,没有什么富裕的陆邻可以去征服。在吞并了威尔士和苏格兰之后,当然,尤其是在15世纪兵败法国之后,英格兰人如梦方醒:用武力维持大面积的欧洲领土实是昂贵得受不了,成本远远高于利润,既无军事好处,亦无特别的意识形态利益。在一位工于算计的店主看来,这笔买卖不划算。于是,在15世纪,英格兰放弃了它在法国的这份海领土,也就是放弃了它曾拥有的第一个和惟一一个名副其实军事帝国。

英国于是放手让贸易自行寻找领土。

美洲,西印度群岛,印度、缅甸。

拥有广大土地但是缺少人口,被逼无奈发明了一种不同策略。那么大英帝国靠什么凝聚?它在印度首创了一个方法,然后又沿用于非洲殖民地,这就是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 indirect or delegated rule)的技术:将权力下移( devolved down)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个中秘诀是设法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不露形迹地施行统治”。

历史上其他帝国分别仿照本国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国,视图创造一种文化上统一的体系去涵盖其所有殖民地。

然而,大英帝国采取的不是同化模式。

战争、贸易和帝国是一个相互交织的包裹,相辅相成。

它也为下文论述的许多问题提供了根本语境。以下各章将要提出,从多方面打量,英国的,尤其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都是异常的和“现代的”。这些特点曾几何时还在独步于世,如今却已传播到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以致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无可避免和顺理成章的了。

拜战争一贸易一帝国复合体(War- Trade- Empire complex)之赐,这一组特点才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深广。首先它娩育了美国,而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从事它自己的帝国征服时,又照搬了英国的许多基本行为模式。此外,大英帝国也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

贸易和帝国推广了英国的游戏、业余爱好社团、语言、文化艺术、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种种我们认为构成了“现代性”包裹的事物。它们当时之所以被世人接受和纳为己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固有的内在优点,另一个吸引人的原因是它们象征着现代性,象征着世界某地区的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海外总督代表了英国的无限自信和威望,只凭借少数人统治一大片帝国。

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获取一个庞大帝国的难度,与离开帝国领土的难度之比,托克维尔有过描述。他致函特丽萨·刘易斯夫人( Lady theresa lewis)说:“朗朗乾坤下,没有什么比这次征服更为神奇,而更大的奇迹是英格兰人管理的印度政府;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小岛更能吸引人类的眼光,而这个小岛,是希腊人连名字都未听说过的。您能相信吗,夫人,一个民族,在它填满了全人类想像力的无垠空间之后,却能安全地从中撤退?我可不相信。”英国人曾极力抓住他们的第一个北美领土不松手,后来却发现把它留给它自己管理反倒更好,经过这番体验,英国人似乎学到了一些东西。

英国老师趁着自己的学生尚未变得过于调皮捣蛋,乃至只有对他们实行公开镇压政策才能驾驭的时候,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了—这种做法,我三思之后绝不敢说它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殖民地的情况我看得越多,我就越明白:在这个民主时代,殖民地的主人很难保持足够的勇气,敢于按自己的殖民信念去有效地实施镇压政策[1]

  麦克法兰教授是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人类学会院士。《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他毕生潜心探究现代世界起源的集成,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讲学社丛书”的第一部作品。

审判-法律程序

陪审团制度

不能刑讯逼供

麦克法兰的制度和道路自信无疑来自于他的理论自信。他的有关现代性社会的看法类似于卢曼。他认为传统社会的“旧制度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为一锅粥。在部落社会,亲属关系作为调节器将所有人团结在亲属关系之内。在农民社会,社会与经济不分彼此,宗教与政治不分你我,那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村庄共同体,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有文化的统治者。”而现代社会则是分立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的关系,每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简而言之,现代性核心在于“分”,即将社会结构、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进行分立。麦克法兰指出,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开始分化,不仅仅经济活动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连风险的防范和分担也不需要亲属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远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建立了福利国家。脱逸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英国人,构成了一个以财富为基础的弹性开放的社会阶层,经商有道者可以通过买卖和婚姻、自耕农可以通过勤快的经营,成为受人尊重的地方乡绅;流入城市者则通过学徒等制度学得一技之长,加入行会而据有一席之地。社团和地方政府的强大有效地阻止了英国走向绝对主义。相比之下,这种分化在东亚很少形成强大的势态,即便中国古代经济繁荣。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03 现代技术


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作者在超长的时间框架中一并讨论。

经过一番飞跃式的进步之后,欧洲走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面前。启蒙思想家看来,主要归结于两大现实问题。1,技术生产力的先天极限。2,掠夺和侵略产生的财富不可持续,但各国陷入存量依赖。

除了英格兰,每个文明都走向了勤业,甚至去工业化。农业内卷化。

英格兰的农业已经有机械化趋势。水车,风车,畜牧,马,无不以节省劳动力为根本。

14世纪黑死病之后更加凸显劳动力节省手段的重要性。

欧洲人渗透南美后带来一批新作物。

17-18世纪一系列复杂连锁变革,更多地使用肥料主要形式为泥灰土、石灰,以及苜蓿等产氮植物;更多地使用根块作物做冬季饲料,从而使更多的牲畜能够平安越冬;进一步增加马力;实行农田轮作新法,避免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迫休闲;改善农作物的运输和贮存;开展动物育种实验,改良了猪、牛、羊、马的品种。这一切活动同时开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却不必增加劳力投入——英格兰尤其如此。若无这些农业改良,英格兰不可能养活数量日增的城市,也不可能允许高达40%的人口从事非农业活动。

17世纪,英国人对风力水力和动物力的消耗达到了有史以来任何民族所不及的程度。但是,英格兰何以能如此密集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

一定程度上,奥秘在于煤炭工业的发展。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那数百年蕴蓄阶段,煤炭在英格兰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格兰还开发了高水平的工艺技术和可信知识。

但是煤炭并非驱动了工业革命,而是工业革命需要煤炭。为何它能高效使用动物、风力和水利,最后高效的开采煤炭?

以上是麦克法兰描述的传统观点。英格兰是工农业革命的滥觞,这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以彭慕兰《大分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被作者所批判。这种理论主张,无论是早期英格兰还是早期欧洲,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1800年为界,以前中国的部分地区,具有与英格兰同等的水平;经济生产的大分流是以后产生的。这一原因仅仅是两个偶然事件:煤炭在英格兰的广泛使用;欧洲把亚非美洲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

以下是反驳的研究:

  • 19世纪初,长江流域的工人实际工资比英格兰人低得多;收入水平从17世纪中叶开始呈下降趋势。更像一个日益内卷的经济体。

  • 18世纪中国的工资、物价、生活水平低于西欧先进地区;英格兰的劳动力和商品价格奇高,促使节省劳力的发明广泛传播,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 18世纪 长三角农业变的劳动密集化,平均农田规模相差百倍。

  • 长三角并不缺煤

  • 社会组织上,中国处于压倒性的农耕性质,人口过剩,技术不前,主要的社会参与者是农民、收租地主、商人和只学习识文断字而不学习技术的政府官吏阶层。英格兰则以城市为基础,将新的科学知识有效应用于技术,主要社会参与者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产业工人、工业家和议会代表。

  • 总结:中国当时已经落入“高水平平衡陷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在18世纪、甚至鸦片战争前,处于工业革命的边缘。

  讲座最后,麦克法兰教授与现场观众就现代世界的成因、中西方文明差异、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特质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秩序井然但是并不理性化

英格兰似乎缺少可推算的、逻辑井然的、正式的法律体系;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在英格兰建立起来,却几乎未对法律产生任何明显的理性化作用。

由此观点,麦克法兰批评加州学派的修正主义史学。像彭慕兰、王国斌等修正主义史学家想要破除西方中心论,认为18世纪之前中国和英国本来不相仲伯,直到1800年之后才出现了大分流。麦克法兰引用罗伯特·艾伦的观点,认为自从满清入关,中国江南地区的收入水平直线下降,到了18世纪马嘎尔尼访华时,与英国在劳动密度、农田规模、人均农业用地等方面已是差异悬殊。在能源使用上,彭慕兰把中国工业化姗姗来迟归咎于缺乏煤炭,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煤炭之丰富举世罕见。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

04 资本主义的起源


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

表征:

  • 核心表征是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领域而不再镶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
  • 法律保护财产的私有权。
  • 利润最大化、积攒和花费财赋的态度——新教伦理驱动资本积累,促使人们为利润而在投资。新教伦理的谕令是清风工作、节省时间和劳力、为利润而再投资。

英格兰不仅早已具备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而且早已具备其内在精神。

  • 其结果是永不满足的追求,没有固定极限,永远有额外的利润可以去活的,永远有破产的恐惧可以去消除
  • 疯狂地追求财富

14世纪开始,家庭在英格兰似已经不再担任生产的基本单位。其他农业社会中,一般通过虚拟或者真实的亲属关系而达成劳动合作和对劳力的支配。因此,很多地区繁殖单位一直等同于生产单位。

但是英格兰历史上不是这样。从中世纪开始,大部分被招募的劳动力都是契约劳力。

货币化价值——

人和土地的分离,财产权观念的灵活性,劳力的非家庭主义使用方式,只有借助象征工具——货币是最重要的一种,才可能实现。其他地区货币被阻挡在大多数日常交往之外, 但在英格兰,几乎一切都被赋予了货币价值,几乎一切都可以用现金买进和卖出。

  • 救助信息中,绝大多数贷款不是来自亲属
  • 救济贫困制度依据居住地而非亲属关系。

英国从中世纪以来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 市场经济深入,雇佣劳动力、社会流动、地理流动频繁
  • 土地视为商品,而不是与家庭纠缠不清的东西。
    • 其他地区实行“分益耕作”【p067注1】,土地承租人没有改革动机;英格兰很早就没有这种制度了。英格兰的“长期分租”【p067注2】很早开始就很安全,可以自行保留改革的收益。除土地外的其他一切财产也都安全无虞。
    • 货币借贷
      • 其他地区互嵌型农民文明中,货币徘徊于乡村经济体的外围。农民急需用钱时必须在职业放债人那里借高利贷
      • 英格兰不存在乡村一级的放债人。存款传统,银行业发达,低息贷款。
    • 不讨价还价,价格固定。而其他物物交换的地区,价格取决于供需法则、权力关系、社会关系。

城乡差别不大。

不存在布尔乔亚等级。整个英格兰实在就是一个大城市。农民与市民没有隔绝,贵族和商人也具有流动性。

或者说,英格兰从来都不是一个农民社会。它具有古老的市场体系——水上交通发达,雇佣劳力无处不在,规范和严格监控的价格机制,行会和同业组织遍地开花;还有复杂的法律基础。有了这个法律体系的支撑,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已经开始变成世界的银行家。

  讲座由刘东主持。清华近百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对财产的保护

英格兰法律的一系列特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前文已论及法律对个人所有权的绝对支持:统治者的赤裸裸的权力不可能侵犯个人财产,财产法保护着个人不受君王或他人的侵害。如果财产所有权—其中包括一揽子各式各样的权利—受到正式侵犯,你可以把侵犯者送到一大群律师和一大堆法院的手里。梅特兰声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13世纪,英格兰已经出现了“那种玄妙的不动产计算方法,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堪称英格兰私法的一个独步于世的表征”12。爱默生也写道:“有了这种创造力,有了这种对独立的渴望,财产登上了理想而完美的地位。它给人的感觉和受到的待遇仿佛是国家的生命线。为了给财产提供最安全的依靠,英格兰制定了财产法,这些锁定财产权和转移财产权的条款,让一个傻瓜莫入的专业之中的最狡黠的头脑绞尽了脑汁。财产权之重,只有重罪( felony)3和叛国罪有得一拼。家宅是国王不得入内的城堡,银行是国王没有钥匙的保险箱。滑(l22nuo3a9ui)同

总之,英国法律的一系列特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

英格兰的普通法体系不同于中央集权、原则分明的罗马法体系。人法和物法交织,处理许多妥协和让步,客服许多矛盾冲突,显得杂乱无章。对于各领域分立而平衡的体系来说,矛盾是必然天性。英格兰法律在各路抵牾的视力之间裁夺,保持了建设性的平衡和张力,使得国王、教会、商人都不能获得支配地位。这导致一方面,法律、社交礼仪和习惯让英格兰人一举一动都有紧密的规范,一方面他们有感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