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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的《新葡萄京娱乐场app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杂志

  • 2020-03-15 09:32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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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的多样谱系已经成为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基于其内部的多样性,反而可以联结起更为宽阔的世界文学地理。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重绘了文学地图,为边疆及跨境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所起到的作用提供了开阔的契机,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文学”。因为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性,边疆少数民族往往有地缘优势,。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商道进入中原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广阔的新疆多族群中影响深远,维吾尔族的文学经典《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便是儒道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产物。时至今日,土耳其文学的维吾尔文翻译也并不比汉文翻译少。

因为同为所属社会结构中的“少数”,所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能跳出自我民族意识,产生人类共同体感觉,实现彼此之间“弱势的连结”。这种弱势的连结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写作增添了别样的世界文学色彩,也为比较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领域和新的议题。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则将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多种民族志诗歌进行了比较;[25]黄晓娟等人发现了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之间“边缘书写”的相似性。[26]由此可见,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透过“弱势的连结”的思考,透过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表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论域。

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翻译也是世界文学流通中的重要环节。达姆罗什的理论构架中,唯有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阅读的文学才是经典的世界文学作品。“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它要穿越诸多介质,进入到这个椭圆的公共空间,才能成为世界文学;而翻译是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须穿越的诸多介质中最重要的一项。”[18]翻译的中介性十分关键,在文本的转生与来世中,翻译不是贬损作品的价值,而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为作品增值,在异国他乡的读者的阅读和阐释中获取新的意义。相对于汉语主流文学的外译,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较少。不过,随着近些年来国家的各种投入和计划,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外译后续的成果应该十分可观。

这样的“世界文学”认识其实是欠缺的,其后果是不自觉地会导致价值他附。即我们的作家遗忘了“世界文学”观念中的全球等级性,而在写作中为了向“世界”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不惟汉族作家如是,甚至有少数民族作家激进地喊出“宁可欧化,不要汉化”的口号——这无疑是本土主体性的丧失。

1961年生于四川大凉山的吉狄马加,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在其代表作《自画像》的结尾他曾写下“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其中凸显了一种骄傲的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在前述的这首颂歌中,他将自我民族的身份认知放大到“世界土著”的身份中,将对“你”的称谓置换为“我们”,从实现了诗歌意涵的跳跃,将个体的转化为集体的,将族群的转化世界的。从而凸显了诗歌的世界性因素。相似的诗歌个案不胜枚举,有评论者曾将吉狄马加英译诗集的作品主题主要分为三类: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离乡之后对故乡山川的向往;对人类文化和命运的思考。[22]第三类正是带有人类关怀的作品。

《世界文学》杂志

无独有偶,同属于彝族的诗人阿库乌雾也创作了同样具有世界文学属性的作品,《凯欧蒂神迹》就是其中的典型。这部带有民族志色彩的诗集是一个世界文学中跨文化书写的典型案例,源自于阿库乌雾的旅美经历。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会因为明尼苏达的月亮而想起故乡月城,进而想起彝族神话传说中的美女神;也会因为密西西比河畔的乌鸦想起彝族人的神奇的经书;更会反复思考母语与异域环境的关联性。可以说在阿库乌雾的笔下,内在语言和外在环境之间造成了一种张力和紧张感,而这种张力又因为诗歌的书写得以释放。

视角转换与世界的再发现

这种新的空间和可能性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这种平等要求一种承认的政治、权力的对称。在全球化的时代,当资本的力量无往而不利地进行跨国运作,文学的力量却对这种趋同性进行着执拗的抵抗,而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正是由此兴发。恰如藏族作家龙仁青在采访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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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弱势的连结与比较的框架

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理解亚非拉的文学渊源,重建亚洲与欧美文学的结构性关系,进而构造一个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文学未来生态,都有着莫大的启示意义。

正是因为那同属于弱势民族的共通感,阿库乌雾才能够在不同文明之间穿行对话,建立 “弱势的连结”。而弱势的连结,可谓是《凯欧蒂神迹》创作中最重要的心理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凯欧蒂神迹》是由民族出版社与俄亥俄州立大学合作出版的双语对照本,由于学者马克·本德尔的英译的中介,阿库乌雾的诗歌集《虎迹》早已被引介到美国,从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流通市场中。[24]

《译文》杂志

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要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就必须先在创作中具有世界文学的视野。换言之,就是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注重世界性因素的表达。这当然不是要少数民族作家以外国读者为对象写作,而是要在自己民族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具有全球维度和跨文化视野的创作。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因为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具有创作新的世界文学的潜能的。就民族文化而言,维吾尔族文学与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具有亲缘性,回族文学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具有很多萨满教文化的资源,藏族文学则具有藏传佛教的向度。与汉族主流文学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于自身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反而能够串联起诸多具有世界性色彩的文化脉络,从而打开中国文学的新局面。

 

毋庸置疑,世界文学框架的引入会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议题和可能性,它能克服国别文学中的视差之见,照亮和敞开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偏差和遮蔽之处,打开之前被被边缘化的文学空间,从而更完整地认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母语、双语和汉语写作是同时存在的现象,由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边缘位置,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还更多地需要通过汉语写作的语言策略来为主流的文学界所认知。很多母语作家只能在本民族文学圈中为本民族读者所了解,而不能跨过语言的藩篱抵达汉语文学圈。与此同时,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因为使用汉语写作获得很多文化资本,他在本民族母语文学圈却并不受到青睐。世界文学的存在为解决母语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例如彝族的阿库乌雾是一个用双语写作的诗人,他的一些母语诗歌并没有进入汉语文学圈,却直接进入了英语文学圈。因为对于译者而言,“只有阿库乌雾那些带有诺苏彝语声音的诗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诗歌,才能在北美的多元文化场域中占据特殊的一席之地”。[6]这个案例无疑体现了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对同一个诗人的不同接受方式。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有必要使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两种标尺来衡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涵。

《域外小说集》

世界文学的视野固然有自己的益处,但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可译性”。恰如前述,世界文学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流转,那么便于传播和译介就会成为重要的指标。当作家要面向世界读者写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也会在无意识层面尾随了西方主流语言的习惯,这在关于北岛诗歌的宇文所安与周蕾的争论中就体现了出来。“我们的作家遗忘了‘世界文学’观念中的全球等级性,而在写作中为了向‘世界文学’靠拢,会有意地按照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标准看齐,甚至为了便于译介传播,在手法、技巧和语言上寻求‘可译性’。”[7]世界文学市场的逻辑会改变身处其中的作家,导致他们走到偏离民族主体性的方向。

此际开始流行一句被视作不证自明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并且这句话被安插在鲁迅的头上。事实上,鲁迅只是在一封谈木刻的信中引申到文学上时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个有意味的曲解,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世界的焦虑与渴望:此处的“民族”指代的是“中国”,而“中国”在彼时的“世界”观念中显然属于“地方”,这种说法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自我期许中树立本土的自信。而这句话很快就被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所挪用,并将“民族”窄化为“少数民族”,从而在强调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中树立自我的文化认同。无论如何,在这种认知框架中,“中国”也好,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也好,都是外在于“世界”的特殊性存在,它如果要进入普遍性话语,靠的恰是差异性存在——“与世界接轨”是目标,“世界”于是成为普遍性的标准,而这个“世界”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不会是乌干达、尼日利亚或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而是巴黎、纽约、伦敦、斯德哥尔摩所象征的文学等级制的上端,前者有没有文学都不重要,也不会被在意。

近年来,无论是比较文学领域对世界文学的强调,还是中国国内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一种学术范式的转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或前提: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身份政治的出现和少数族群为自己发声的赋权行为。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的提倡,不仅是文学史评价标准和经典标准的变迁,还涉及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

但是欧洲中心的文学等级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欧美文化内部力量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叛逆;另一则是伴随着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而兴起的第三世界文学崛起的抵抗与竞争。尽管因循已久的文化势利观念依然在现实的文学场域中发挥着巨大的惯性,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普利策奖等仍然会被视为有着世界性影响力的评判标准,但无疑文学的多元主义势头已经难以遏止,它已经并将持续发挥效力,扭转并且重绘着“世界文学”的图景。

五、结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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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史上,其意义发生了多次转向。追溯到1827年,德国作家歌德就已经在倡导世界文学,其后这个概念就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进行理论的旅行并且不断生成和添加新的意涵。在歌德那里,是对东西方各国文学交流的呼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使世界性的文学生产具有实践可能。[1]在诸多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观中,欧洲中心观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开始生成。这种立场反驳了既有的世界文学理论中的“单面性”,提倡一种“多面性”。这场观念革命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文化内部的反思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话语的出现,一种弱势论述的兴起;另一方面来自欧洲外部二战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他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2]而世界文学的概念亦由此发生了变革。到了晚近的世界文学理论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和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这里,理论又一次向前推进。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史,也是不断引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逐步走向开放和包容的历史。

这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观念,戏仿一下埃里克·沃尔夫的说法就是“欧洲与没有文学的人民”——欧洲之外存在的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与人物在这种观念里是“存在的缺席”。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说法,此种文学是由老年、白种(盎格鲁-萨克逊)、男人的作品所形成的经典化序列所构成的秩序,塑造出一条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正典脉络,并且以其强有力的传播与接受效果深刻地左右着全球的文学格局。中国近现代历史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挫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扩张,为了在万国竞争的世界体系中谋求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而改弦更张,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中断裂出来而追求国富民强,进而不断从“西方”寻找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俄为师”,再到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走向世界”,并且学习的对象日益集中到西欧与北美。于是,“世界文学”在这种视野中被窄化了,并且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单向道,其后果是一方面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方的文学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另一方面则是本土文学传统的失落,文学的评判依附于西来的尺度。

抚摸你╱就是抚摸人类的良心╱就是抚摸人类美好和罪恶的天平╱多少个世纪以来,历史已经证明╱土著民族所遭受的迫害是最为残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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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文学对“跨文化”、“跨语际”、“旅行”之类议题的重视,一些原本在中国文学框架中较为边缘化的文本,也会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得到较好的认知,比如说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写日本的《敬重与惜别》和写西班牙的《鲜花的废墟》,藏族作家达真的《命定》写了两个康巴青年离开故乡参加抗日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故事,更不用说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小说《谁曾见过蝴蝶的家》这种用母语写出的关于中国朝鲜族偷渡去韩国打工的题材了。因为世界文学视野的存在,我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考察,可以展开很多新的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兔起鹘落的文学思潮与流派中少数民族文学也被激活,并在“文化热”与“寻根文学”的理路中获得了合法性的生机。尤其是1985年之后,“现代派”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此际的少数民族文学以携带着多样性文化因子作为优势,并很容易在较少受到文化“大传统”影响的非理性、元逻辑和诗性思维的各种“小传统”中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接洽。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藏“新小说”尤其是色波、扎西达娃等人与彼时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相似性,而边疆、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存在也成为被新诗潮和先锋小说所汲取和开发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15]根据大卫·丹穆若什的定义,要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就必须是在文化起源地之外流传的能产生跨文化影响的文本,这些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在丹穆若什的理论框架中,流通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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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杂志,《民族文学》杂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中介。有论者从文学制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民族文学》的“世界眼光”。创刊于1981年的《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能起到“议程设置”和引导作家创作的作用。在办刊过程中,这本杂志追求并促进文学的世界性,并在多个方面展开行动:译介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和研究成果;刊发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民族文学作品;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世界性理论;促进中外文学交流。[9]正是《民族文学》的制度上的鼓励,世界文学的影响才更快的进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视野和实践中。

另外,中国还有大量的跨境民族,众人熟知的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自不必言。壮族与越南的岱依族和侬族,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以及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亲缘关系,布依族、侗族、仡佬族、彝族、哈尼族、苗族在越南、老挝都有分布……跨境民族文学更多体现出文学作为人类共有财产的共享性质。哈萨克族的大诗人哈拜和唐加勒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是受人尊敬的文化名人,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更是与中国柯尔克孜族同根同源,今日依然是中国克孜勒苏的柯族人最为熟知的他国作家。

那么,具体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如何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进行创作?如何在民族性中达到世界性?如何在自我的特殊性中创造普遍性?大卫·丹穆若什认为,“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通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做‘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30]世界文学无疑是一种“连结”和“对话”的观念,它建立在对作品质量的审美基础之上,而文学的翻译和传播是作品进入世界文学的必要条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道路还很长远,世界文学的视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本土传统与世界性的纠结背后有一系列权力的起承转合。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这个以译介国外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杂志,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刊的《译文》,1959年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改名之前不久的1958年,中国、苏联、印度、阿联、加纳等30多个国家的180多位作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举行了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的背景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此后第三世界国家所倡导的“南南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文学》最初那几年翻译了很多亚洲、非洲的作家作品,丰富了现代以来对于世界文学的认知。事实上,早在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有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的意识——在他们的心中,“世界文学”的样子显然不仅仅只是限于西欧和北美。但是这幅“世界文学”图景因为峻急的现实语境而没有铺展开来,后来如果不能说被中国作家遗忘了,至少在80年代之后被他们忽视了,在鲁迅那里开阔的“世界文学”于是被缩小了。这种情形对于当代汉语写作而言可能并非幸事。如果真的要有大国文化的风范,眼光可能再调转一下,看看被我们忽略的世界文学角落,也许会有更丰富多彩的风景。

根据大卫·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理论,经典的流动和读者的接受具有重要意义。在他那里,“世界文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国别与地区文学的拼盘,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不断被读者阅读的过程。大卫·丹穆若什的理论受到了读者反应理论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地不同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是十分关键的,它决定着作品能够进入世界文学的序列。

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早期“少数民族文学”被命名之时,整体性的中国文学处于政治一体化的话语之中,因为内在于集体性的书写语法内,所遵从的是由苏联而来并经过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和革命叙事,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同主流文学在话语层面具有同一性,其差异性更多体现在风土人情上面。玛拉沁夫(蒙古族)、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李乔(彝族)、陆地(壮族)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思想追求乃至现实主义的风格与笔法都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令人很容易想起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或者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肖洛霍夫,所不同的是外部的地理环境、民俗风情和颇具特色的语言。

不过,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选择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资源对话的现象。少数民族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就有一个契合度的问题。1980年代的西方文学思潮蜂拥而至,但藏族作家却选择魔幻现实主义与藏族的社会生活进行耦合,这其中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究其原因,或许主要由于同处在后发现代化的文化语境中、同属于“少数”的共通感和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藏族作家们采取了与拉美作家相似的创作手法,暗示了某种“弱势的连结”的隐形脉络。

《福乐智慧》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与变异

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来说,族群、地域、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情感心理、集体记忆等方面的差异性并非决定论式的存在,它们未必会带来文学书写的先天差异性;但事实上文学作为语言、情感、思想与美学技巧的综合艺术,属于观念与精神层面,沉淀在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深处,并不像文化的器物或制度层面那样容易改变,用人类学的术语而言,它是一种“边界流动,核心稳定”的存在,所以无论从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书写,还是母语书写而言,多样性和差异性都是客观的存在。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面对全球化语境时有自己的探索。相对于主流民族,少数民族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身份认知。但是,在彝族诗人这里,这种边缘身份和情感结构被使用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的写作策略。他们将少数族裔的身份意识贯穿在自我的创作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取材。由此,“少数”或者“弱势”在他们那里有了世界文学的深广度。他们将主流与边缘的对话放置在世界范围内,从而在“弱势的连结”中完成了对世界文学的探索。

谈到“世界文学”,人们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歌德与马克思的论说,在他们的认知中,随着工商业和交通科技的发展,“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文学的空间扩展,从而达到一种超越了地域、族群和语言的普遍性交往。

毋庸置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世界文学亦从未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缺席。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各种世界文学的思潮不断涌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领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知识谱系和创作履历中,我们不难找到世界文学大师的身影和世界文学经典的幽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一直在接受世界文学的影响。当然,由于文化间的差异和民族主体性的存在,这种世界文学的接受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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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中,李鸿然先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白族诗人晓雪创作于1980年代的长篇叙事诗《大黑天神》。在这首诗中,“主人公就是中国西南国境两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同信奉的神……晓雪根据白族有关大黑天神的神话进行艺术再创造,以神性、理性、人性、诗性的美妙变奏,使作品成为一部可以覆盖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多国的具有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的杰作。”[19]云南是一个具有复杂历史脉络和地理状况的地区,属地的很多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相关民族不仅具有血缘上的亲缘性,还分享着同样的语言、艺术和文化。类似晓雪的所书写的“共同信奉的神”就带有如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论述的“英雄祖先”的意涵,承载着跨境民族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晓雪的创作是带有世界文学属性的,他超越了地域和国境的限制,使作品蕴含了世界性因素,若是加以翻译,能在东南亚文化圈的读者群中引发很多共鸣。就此而言,晓雪的作品不仅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区域文学的典型案例。美国学者唐丽园曾提出“接触星云”的概念,即一种处在国别与世界之间的“区域中立”的世界文学。通过强调区域内部的文学接触,世界文学的各种结构的文学网络将会被更有层次地被揭示出来。[20]晓雪的《大黑天神》正是以区域文化交流背景下写出的作品。

《突厥语大词典》

“我觉得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和诗人身份自然形成对弱者天然的同情心。我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还有就是博爱思想,这是超越种族、民族的精神之爱。因为印第安人对人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我的民族也曾为人类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如今都在遭遇趋于濒危的尴尬命运。印第安文明和彝族文明很灵通,我们都相信学者所说的‘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我有彝族文化的功底,我理解印第安文化就并不难,因为我们似乎有相近的思维基础、价值观、生命观。”

但这种理想愿景深受现实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地缘政治与文化差异性的制约,很难一蹴而就。至少就中国而言,现代以来所形成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基本上是以西欧、美日文学为主要内容和标准,其他地区的文学即便没有被完全忽视,至少在文化权重之中也不占重要地位,这显然受制于一系列由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全球文化等级制——强势文化带来了强势的文学,其中尤以欧洲的现代性先发国家为主,它们通过在经济、军事、政治、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地方特殊性书写成了一种全球普遍性,从而形成了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而辐射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无论从技巧到美学、从文体到思想都接受了欧洲现代文学观念,源远流长的本土古代文学遗产也在此种观念中被重新整饬、梳理与重塑。

三、流通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单面的“世界文学”

此外,少数民族与重新发现“世界文学”有关。刘大先认为,世界文学不仅仅指的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所谓的“先进文学”,更指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学。和当代中国主流文学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起到了“视角转换”的作用。“在文化传播、交往、接受、融合之中,这些由少数民族所带来的视角转换,激活了一度沉寂的文学遗产,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也成为建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种有效途径。”[12]当全世界的文学都围绕着欧洲中心主义旋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却依然保持着对第三世界的热情,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另一种“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可能性。

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历程

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学者孙歌的一次演讲中,她回应了日本学者酒井直树的问题意识,即“全球知识界认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如何地被欧洲中心论这一基本的思维框架制造出来的,而我们亚洲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不假思考地接受了这些既定的约束。”毫无疑问,这一认识论装置可谓是内嵌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基本设定和思考框架,西方生产理论而东方消费理论已经成为了全球知识圈的基本的分工。孙歌试图反思的正是这种既有的知识格局。在她看来,亚洲具有无比丰富的不可通约的历史经验,应该摆脱以西方理论为唯一的理论形式的想法,从而生产与自己历史相符合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资源,变被动为主动去重构自己的主体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