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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构新的世界观与知识系统新葡萄京娱乐场app,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介绍

  • 2020-03-11 21:21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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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将其翻译新论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虽说过于宏阔,却点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面向,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都是他在这一面向的探讨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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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0月10日,“中国翻译文学史研讨会暨《翻译与现代中国》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以下为会议纪实。

  “9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出齐700种,其中包括哲学类255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65种、历史地理类135种、经济类130种、语言类15种。”在2017上海书展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向读者介绍了这一书讯。

  小之极于阳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严复

翻译之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虽说有点不言自明的意思,不过,如果借用冯友兰说的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经学时代终结的观点为参照,当更能认识翻译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泛论经学时代”一章中曾谈到,“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即使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之初,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经学之旧瓶装此绝新之酒”。但西学之新酒的至多至新,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了全新的概念、术语、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终使“经学之旧瓶破”,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因此,翻译不仅成为打造新瓶之材料,而且现代新见也要依傍翻译之名、翻译之术语以发布,以表出之。这表现在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各个领域,整个20世纪贯穿了一个百年的翻译运动。因此,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翻译是和现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翻译的问题,重新审视、反思与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翻译的政治及其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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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0日,“中国翻译文学史研讨会暨《翻译与现代中国》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赵稀方所著《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引发开去,从多种层面讨论了翻译史研究在中国当代学术生产中的创新意义。

百年不变的初心

  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
  ——本杰明·史华兹
  1895年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败于一个曾经惟中华是尊的小小岛国,晚清的士大夫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制度和知识谱系不再足以应对严峻的现实。在士大夫心理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如何重构新的世界观与知识系统,进而为制度改革创造理论前提,成为迫切的任务。严复通过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等人的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以进化论与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世界观,有力地回应了中国人的内心焦虑与时代的挑战。
  严复(公元1854年—1921年)初名体乾、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又易名复,字几道,晚号愈野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马尾船政学堂,五年后以最佳成绩毕业并上军舰实习。1877年以首批海军留学生的身份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在英国期间除学习专业外,还精心研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著作,并到英国法庭考察审判,作中西异同比较。归国后任福建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
  甲午战败后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的著述有《严几道文集》、《愈懋堂诗集》及《严译名著丛刊》等。
  严复是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通过翻译《天演论》,将达尔文进化论带到中国,并使之超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范畴而具有了世界观的社会意义。又通过翻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将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介绍到中国,其中对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尤为重视。并将之与陈、朱学派的“道问学”相印证,而猛烈抨击陆、王学派的“心性之说”。严复的翻译,创造性地启用很多几乎死亡的中国古典文字,比如:天演、自繇、内籀、公理、群学、储能、效实,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从而在西方的新式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既紧张又内在的相关性。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他其实更关注的不是生物的演化历史以及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而是“群”(也即社会)的进化理论。他通过翻译和其中的注释,在反思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中思考作为不得不处于弱势的中国社会如何在世界中自处和自持。甚或,严复不仅不曾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并且还试图重新纳入中国的传统资源中去吸纳它们。换句话说,严复从来不曾认为中国的自身资源是必须摒弃的。严复在为《天演论》和《穆勒名学》所做的序文和按语中,曾用《易》理阐西学。人们多半以古代佛经翻译的“格义”说作为解释,似乎这仅仅是一个解释的技术或工具的问题。但学术史家钱基博在1936年的《经学通志》中却不这样看,他把严复作为晚清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于“易学家”之列,而且将《天演论》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这里所揭示的严复翻译的内在旨趣,就不难理解严复为何到了晚年变得“保守”了,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
  对于西方的学术界来说,严复也不乏特殊的意义。本杰明·史华兹的杰出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在为本杰明·史华兹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发挥作者的观点说:“严复认为,除开西方作者们所说的诸多的‘个人主义’或‘放任主义’而外,‘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而这一主题所以尚未为西方评论家特别关注,显然是因为它常常是被通过其他观念加以表达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新的境况,卷入了许多明显在经历‘近代历史’的国家的事务中,这必将使处在新境况中的西方对自己思想史上的这些问题作一回顾。严复的看法,在极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
  在现今各种西方理论盛行的时代中,重新发现严复等这些率先引进西方理论的人们的行为模式与志趣,将有益于我们继续思考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将如何自处与自持。

在翻译研究领域,赵稀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能够立于学术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西方最新理论的译介者,更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具有标本价值的汉译现象和文献,并将其置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和透视中西相遇所生发的种种问题。其最卓著的示例当为书中《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和《天演与公理——〈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研究。

《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谢天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程光炜教授和李今教授,四川大学德语专家杨武能教授,《中国翻译》常务副主编杨平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刘和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有:张伯江研究员、董炳月研究员、金惠敏研究员、程凯研究员和张重岗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研究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传统可追溯到100多年前——1905年,以铅印本首次出版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介绍。

这两篇文章所叙论的,无论是God的汉译之争,还是《天演论》和《民约论》的译介问题,无疑都可称得上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文化事件。一般学者从God“译名之争”引发大清帝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导致康熙皇帝的禁教事件,看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冲突与翻译的政治问题,而赵稀方则能够以后殖民理论烛照历史现场,通过爬梳《万国公报》“圣号之争”的纷纭异说,不仅辨析出新教内部欧洲教会与美国教会之争,更能体悟到中国教士所以拼命主张中国古代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神,是因为他们蒙受儒家文化的教养,却又信奉西方基督教而导致的认同分裂所致。他们只有通过将基督教God汉译为中国传统的“上帝”才能够巧妙地弥合这一分裂,达到既报效国家,又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功效,由此揭示出“译名之争”背后更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有一套卷帙浩繁、蔚为大观、享誉海内外的超大型外国翻译着作系列丛书,那就是由我国历史最悠久、号称中国现代出版源头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发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这套丛书是迄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科门类最全、所收品种最多、学术水准顶尖、翻译质量上乘的哲学社会科学名着丛书。它主要由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语言学等学科组成。根据迄今业已推出的庆祝商务印书馆诞生120周年《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纪念版”统计,这一系列丛书总共已出版700种,可谓洋洋大观。这套大型系列丛书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达到的境界和高度。

从参会代表构成上看,他们分别来自外文系和中文系两大领域,涉及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语言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多种专业。翻译史,通常被划在语言或外国文学的领域,本次会议却在中国文学研究重镇社科院文学所召开,这凸显了会议的重要特色,即跨学科和跨领域。

  此后,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约请名家译介各国思想文化精粹:1929年,成套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广泛收录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弗洛伊德等名家著作;1931年,将严复所译西方学术经典汇编成丛书出版,其中含亚当·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名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马克思主义学术上的3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译介相关名著,形成一个400种译稿组成的书籍出版选题库。

严复译述赫胥黎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天演论》和杨廷栋意译卢梭The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中国之前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的两部译作。虽说早有学者指出,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赵稀方在对读原作与严复汉译增删之异的基础上,清理出严复汉译《天演论》不仅对赫胥黎进行了改写,还通过按语引入了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铁律。实际上风行一时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来自斯宾塞,并非赫胥黎,赫胥黎著书反对的恰恰是这一观点。不仅如此,赵稀方更进一步溯源探隐,不仅将其置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参照中,也把它放在晚清传播的流变中,揭示出进化论原意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在中国受到漠视,反而经由革命派的鼓吹,和平的进化论被改编成为革命进化论的变异,从而揭示出翻译与历史的吊诡。杨廷栋将卢梭《社会契约论》汉译成《民约论》也是如此,使“天赋人权”成为国人反抗清廷,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实际上卢梭《社会契约论》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人民有权利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其主要内容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在鼓吹革命。由此具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何为中国晚清革命所改写和利用的状况。

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发生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近年来翻译研究更是与文化研究汇合起来,成为当代理论的热点。赵稀方的《翻译与现代中国》一书,不拘于传统翻译的研究路数,而是将翻译从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独立出来,从文化的视角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生产过程。从历史上看,中国现代性并非仅仅来自于中国历史的内部,而是一种复合效应,即是从“冲击/回应”的过程中产生的。以此,翻译正是考察现代中国文化生产的最佳切口。书中讨论的对象,涉及明清之际的“译名之争”、晚清的《天演论》与《民约论》,五四的《新青年》和《学衡》,延安整风与知识分子改造,新时期的“名著重印”与人道主义等等,作者经由翻译重新考察中外思想的碰撞和协商过程,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线索。此书跨度虽不免过大,未涉及到的领域很多,然而大致厘定了一个时空的框架。

  1982年,丛书推出第一辑共50种,其中收录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塔西佗《编年史》、达尔文《物种起源》等著作。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丛书推出珍藏本400种,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不少著作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学派的学术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