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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下的青蛙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因为这意味着挑战

  • 2020-02-27 11:54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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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出椰壳碗下的青蛙”

原标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所经历的东南亚研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东南亚研究学者。其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祖母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家族。他的父亲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曾就职于中国的帝国海关,在中国生活长达三十年之久。安德森出生于中国云南,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且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新左评论》的主编和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并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2015年12月15日

  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comfortzone”,中文或可译为“舒适区”。这种舒适,是因为你安逸地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与环境中。很多时候,人们都不愿意走出舒适区,因为这意味着挑战,意味着你将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意味着极大的勇气。

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比喻,一只青蛙被扣在椰壳碗下面。“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于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印尼有句俗语叫“katak di bawah tempurung”,字面意思是“椰壳碗下的青蛙”。顾名思义,青蛙蜷缩在椰子壳下面,以为碗里的世界就是整个宇宙。这个短语常被用来形容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却又自以为是的人,与中文成语“井底之蛙”有异曲同工之妙。

抗日战争期间他离开中国,却因太平洋战争的阻碍只得暂居美国。战争结束后,安德森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是他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接受教育。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投入乔治·卡辛(George Kahin)门下专攻印尼研究。1967年在雅加达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1983年发表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007年创作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安德森对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投入满腔的热情,而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则被译者吴叡人称作是“一个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成果。

  • Sewell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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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下简称“本尼”)的《椰壳碗外的人生》。在这段类似“井底之蛙”的寓言中,本尼以“跃出椰壳碗下的青蛙”自喻,概括了自己始于中国云南昆明,穿梭于东、西方之间,数度徘徊于东南亚岛屿,绵延近八十载的人生经历。仿佛如同那只跃出椰壳碗的青蛙,拥有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体回忆录,这本书的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安德森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更是堪称经典,是近三十年来世界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安德森的著作在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以及区域研究学界均广为流传,但他本人却是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学者。安德森在自传中巧妙地以“椰壳碗”作为线索,将自己的人生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第一种之于个人的“椰壳碗”比较明显,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井底之蛙”类似——人们受制于眼界不足或信息偏差,常常以自己为中心,妄自尊大,不愿意去了解外界的事物;另一种之于体制的“椰壳碗”则相对隐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变迁对人类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世界,美式实用主义盛行,政治力量左右学术发展,劳动分工在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的同时造成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等等。

除《想象的共同体》之外,其主要著作还包括:《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暹罗政治与文学》、《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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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阿姆斯特丹,约1958年

对中国读者而言,相信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关于他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宏论《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而熟悉了这位几乎跨越整个二十世纪的作者——小部分可能是通过他同样著名的弟弟,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本尼在序言中谈到,他写《椰壳碗外的人生》的目的,最初是接受一位日本编辑的邀请,向东方读者介绍一位非典型的欧美学者的学术之路。在日文版问世几年后,他接受弟弟佩里的建议,将该书以英文版形式出版。我们手中这本小书,就是根据英文版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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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探讨现代全球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发起和波动,角度独特,分析深刻,使得“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如今相当流行,所倡导的历史比较视野中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也成为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

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周六晚间在印尼巴图一家酒店去世,终年79岁。他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资本主义与印刷业命中注定式互动的结果,这一举改变了民族主义研究。他的朋友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证实了死讯。死因像是心力衰竭,阿里先生说。阿里曾和安德森博士共事于《新左派评论》和 Verso Books 出版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显然是少数的例外。

虽然应日方编辑要求,书中专为非西方读者设想,主要介绍作者“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搞笑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不过,正如本尼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我不得不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我非常感谢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

在“第二版序言”中,安德森说这本书是“特定时期的作品”,所谓“特定时期”,按照他在第一章《导论》中的说法,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南半岛、中越战争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按照安德森的解读,信仰“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不发生直接的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法解决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也就成为安德森写作本书的动因和出发点。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突。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质问: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标榜“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惜兵戎相见?

安德森博士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出版于1983年的《想象的共同体》。该书以三个悖论开篇: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即使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民族古老而永恒;民族主义是普遍的(任何人都属于某个民族),即使每个民族都被认为是十分独特的;民族主义是强有力的(以至于很多人甘愿为他们的国家献身),即使在一番仔细审视之后仍难以为其作出界定。

  在学界,安德森的赫赫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本《想象的共同体》,被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奉为圭臬。我第一次阅读这本书,大致是在十年前,记得当时曾被作者的开阔视野与旁征博引所震撼,对里面的核心观点——“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更是印象深刻。从此,便对这位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是怎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训练,才能让一位学者能够自如地在古今之间穿梭,在欧美大陆与东南亚新兴殖民地之间游走,随意采撷官方与民间的各种材料,构建出如此具有挑战性却又发人深省的论述?

与其说这本有关“椰壳碗下青蛙”的自传作品,是对作者一生的回顾,不如说,更像是为《想象的共同体》写下了一篇漫长的注释。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徐德林 译

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思想的酝酿早在70年代之前。1956年,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试图阻止这种暴行的他同样遭到了殴打。这场攻击事件成为安德森的政治启蒙——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青年时期的这次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1958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他投入“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划”创始人乔治·卡欣门下,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康乃尔学派”将年轻的安德森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卡欣对安德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具有的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自己的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深深感动了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也强烈体会到了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渗透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康乃尔师门的道德熏陶。

安德森博士相信,自由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所疏忽,他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与大多数其他‘主义’不同,民族主义没有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霍布斯,没有托克维尔,没有马克思,也没有韦伯。”他写道。

  感谢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终于为我的困惑揭开了谜底。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年谱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1961年到1964年安德森在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期间,恰好是苏加诺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而充满活力,而且相对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1967年完成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次回到印尼。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战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的同情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之后安德森又卷入了泰国“曼谷之春”以及菲律宾的“人民革命”浪潮之中,并且写出了一些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在这些丰富的行走历程中,安德森始终坚持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的统一,延续以知识介入现实的参与精神,为他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安德森博士提出,民族只有在下述三个信仰被削弱之后才可能出现:精英语言(如拉丁语),它提供了通往生存真理的唯一渠道;围绕统治者自然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位统治者经由神意进行统治;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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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既然作为一本简短自传,那么要解读这本作品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通过年谱来清晰呈现本尼的生平,洞悉他所经历的人生,感受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不妨拿出做历史的精神,通过书中的内容,为他的一生辑出一张简单的年谱(《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在卷首的导论部分为本尼作了一个小传,本年谱也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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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是,1972年被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试、转变和酝酿。被称为“康乃尔文件”的论文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其中的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派的行动完全失去正当性, 同时也直接挑战了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这就导致安德森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长达27年(1972——1999)。由于已经无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深陷于具体细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另外,由于佩里·安德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子的影响,“比较史”坚定不移地被纳入他的视野当中。尤其是佩里在1974年出版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这两本书所展现的比较史视野与社会学理论深度对本尼迪克特有着巨大的冲击。最终,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印尼”送进了“世界”。

肇始于西欧,经济变迁、科学发现和信息交流的变革,打破了这些古老的信仰。现在亟需一种新手段来取而代之,以便将博爱、权力和时间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戴锦华教授在“写在前面”中说的:“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最早阅读这本自传,纯粹是因为对安德森人生经历的好奇,但在读完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自传,它既是对时代的记录与缩影,亦是对学术研究真诚而深刻的思索。

1936年的夏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昆明。他的父亲当时供职于中国海关,这个机构事实上旨在为中国政府服务,保证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获得足够收入。两年后弟弟佩里·安德森在上海出生。五年后,一家人本想在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从中国返回爱尔兰故乡,但因战争所阻,寄居美国四年,其间又迎来唯一的妹妹出世。本尼有关中国的印象,或许只能从父亲留下的那些中国性学藏书中,找到一些回忆。

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父亲是爱尔兰人,在受西方支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母亲来自英国,出身于典型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但安德森的幼年成长却深受家中说法语的越南女佣影响。1941年安德森随全家前往美国躲避战火,战后回到欧洲,在爱尔兰接受了早期教育,随后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主修古典学。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其能够早早地养成阅读习惯并接触了英、法、德、俄、拉丁等多门语言,孩提时代的四海为家又使之在不经意间获取了一种对待世界包容开放的态度,培养起对不同文化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虽然安德森在不断的搬家过程中也对自己缺乏稳定的身份产生过不安——时常因为自己的口音和言行在各地遭到嘲笑或不公正对待,但他却能够以积极的心态泰然应对:这种多重的“边缘”身份使他拥有了对不同文化的多重依恋,并因此产生了对不同种族、语言和阶级背景的人们充满理解与同情。安德森对自己在伊顿和剑桥接收的古典学教育进行了辩证的批判:一方面,安德森指出古典教育是统治阶层的自我复制,目的是从中产阶级中选取并培养传统继承人。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崩塌,这种旧式教育也走向衰败;另一方面,安德森承认自己十分幸运:优质的旧式人文教育使其不受学科之羁绊博览群书,培养起了对历史、文学、哲学的广泛兴趣。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支配地位的巩固和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大学变得越来越热衷于教授经济学和商业管理等“实用”学科,专业化分工日趋明显,满足不了时代要求的旧式古典学教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讽刺的是,许多美国学者在学科分化成为常态的三十多年后重提与古典学颇有渊源的跨学科方法。安德森冷眼旁观,认为学者们要对学科的形成与变化保持距离,而非不加批判地接受它或受其左右。

核心概念: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安德森博士写道,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的方言化推力”。印刷物的机械复制,有助于人们把自己理解成同一共同体的一部分。考虑到巨大的方言差异,人们原本常常在相互理解上遇到麻烦。这一过程也减缓了语言内部的演变速度,使之开始固定,并趋于稳定。“权力语言”被创造了出来,如标准英语或高地德语。相比于其他方言腔调,这种权力语言拥有更为卓越的声望。

  全书的叙述,大致是按照时间脉络进行的。在前面三章“移动的青春”、“区域研究”、“田野工作”中,安德森讲述了他儿时的回忆、成长的历程、在康奈尔求学时的故事,以及他在印尼、泰国、越南等地的田野研究。第四章“比较的框架”与第五章“跨学科”,记录了他对学术本身的思考。第六章“退休与解放”,多了几分闲适的意味。最后的“跋”,则可被视为全书的总结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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