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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教友结伴坐船出门郊游,我似乎感觉我比曾经

  • 2020-02-12 01:18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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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理解了他。

鲍德温自身的痛苦和忧郁,有很多现实根源。他于 1954 年 8 月 2 日出生于哈莱姆某个社区的一家医院,那个街区将会决定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爱玛 ·贝尔迪·琼斯生他的时候还不到 20 岁,这个未来最伟大的美国黑人作家的男孩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拥有“詹姆斯·琼斯”这个名字。1927 年,爱玛·琼斯嫁给了大卫·鲍德温,一个从南方移居到纽约、已经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可能出生于 1863 年内战爆发之前。他的继子詹姆斯·琼斯就变成了詹姆斯·亚瑟·鲍德温。要等到詹姆斯十几岁时,他母亲才告诉他大卫并不是他的亲身父亲,但她从未告诉他他的生父是谁。这个事实令他沮丧不已。

《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书名和内文都让人如坐针毡,鲍德温的语言密度和行文节奏,好像能把初次阅读本书的人直接架在火盆上,试炼你的良心。即使你一遍遍读它,那盆火也不会熄灭。刚刚去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这样评价鲍德温:“你令美国的英语变得真正诚实、真正具有世界性,你揭露了这种语言秘密,重新塑造它,使它变得真正现代、有表现力、充满人性,……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目,既非冷酷无情,也非鲜血淋漓,而是充满生命力。”

詹姆斯·鲍德温

福克纳是回望过去的作家,作品中更多的是昔日荣耀不可挽回的哀叹。莫里森则是看向未来,她着力于黑人自我意识和身份的重建,自觉追寻黑人文化;福克纳以白人眼光观照庄园、黑奴、解放运动,莫里森则以黑人女性身份探索隐秘心理,揭示双重弱势的黑人女性心中潜藏的自卑感。

并且我们努力让你从这歌声中听到我们的生活

吴琦 译

读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随笔集《下一次将是烈火》,我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书信阅读的振奋感。这本鲍德温影响最为深远的小书只由两篇信件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动》是作家在美国黑奴解放运动100周年纪念时给侄子的公开信,第二篇《十字架之下》更像是某种自白,是“来自我脑海中某个区域的信”,当时正值阿拉巴马州发动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鲍德温也因这篇随笔而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或许是担任基督教牧师的继父过于严苛的教诲,使得鲍德温从小对宗教就有着异常复杂的感受。成人之后,他激烈批判基督教在转移黑人受奴役和压迫等现实问题的焦点的同时,又以所谓“救赎—惩罚”作为新的桎梏继续束缚黑人的身心。但另一方面,鲍德温也通过宗教在思想和艺术上发展出一套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别致视角和表达方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除黑人身份外,我们还可以在鲍德温身上窥见如詹姆斯·乔伊斯、格雷厄姆·格林等同样既浸淫宗教又戮力反抗的作家的影子。

“目光”,佩科拉一直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在整个故事中,她是沉默的。被黑人男孩围攻的时候她是沉默的,被母亲打倒在地的时候她是沉默的,被杰拉尔丁叱责为“小黑婊子”的时候她是沉默的,甚至被亲生父亲强奸的时候也是沉默的。在拼接式的非线性叙述模式里,多种声音和多重角度相互交织,怨恨的、恶毒的、随意猜测的、软弱无力的声音,都在莫里森诗歌般绚烂的叙述技巧中流淌,但佩科拉只剩下沉默和自言自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不知道自己的美,她不认为自己值得被爱。面对白人嫌恶而虚无的目光,面对有色人种的嘲弄,面对黑人社群对“蓝眼睛”审美的归顺,佩科拉只能蜷缩和躲避。

鲍德温混乱狂暴的家庭历史直接汇入了他的作品之中,《乔万尼的房间》的嘈杂的性生活,《假如比尔街能说话》的微妙的爱情伦理,《向苍天呼吁》的昂贵的宗教心迹。在青年时代,鲍德温愤怒于美国的种族境况,只身出走巴黎异乡,艰苦求生十余年。在巴黎,他与定居巴黎的理查德·赖特的友谊宣告破产,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为赖特的名著《土生子》写了两本札记。在巴黎,他写评论,间或完成了他的两部书,《向苍天呼吁》和《乔万尼的房间》,这也是他生涯中最成功的两部。战后的巴黎,共产主义和存在主义是文化界的主流,鲍德温也耳濡目染了这种思潮,并把存在主义化入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以令他的现实主义表露出多元的面目。

1960 年代前半叶,在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十多年后,快要步入 40 岁的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去世于 30 年前,终年 63 岁——开始自比一个布鲁斯歌手。他借此表明自己的艺术前辈并非詹姆斯·乔伊斯那样的作家——乔伊斯毋庸置疑地影响了他的风格——而是诸如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 这类歌手。当然,我们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他的这句话,鲍德温在现实中并没有成为布鲁斯歌手。在《十字架之下》这篇中,他表明自己“没有音乐天赋”,在另一篇《布鲁斯的用途》中他也说自己“对音乐一无所知”。他之所以如此表态,是想表明,写作和成为布鲁斯歌手,对他而言是服务于同一种目的。

据说鲍德温写小说时,语句简洁有力,非常直接(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笔对于鲍德温来说,可能有不同的使命。在访谈中,鲍德温说,“在小说或者戏剧中,你是准备向他们展示”,但“作家在随笔中的观点通常是绝对清晰的。作家试图让读者看到些什么,说服他们”,如果这是鲍德温对随笔写作的阐述,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一次将是烈火》中熊熊的“火焰”——两封信件都是为了表达作家的期待——《我的地牢在震动》是对下一代美国黑人超越肤色狭隘定义的期望,《十字架之下》则在号召黑人和白人摒弃那道肤色的界限,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以《郊游》为例,我们可以一睹宗教对鲍德温心灵的影响有多深。故事是这么讲的:黑人教友结伴坐船出门郊游。途中,他们动不动就对身边的孩子作一番吓人的说教。而男孩子们呢,则合计着给暗恋的女孩送生日礼物,其中的男孩约翰尼则对另一男孩大卫暗暗生出某种甜蜜而禁忌的好感……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的非裔身份强烈得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的作品大多聚焦于美籍非洲裔人的社会存在和身份认同。

和多数现代作家一样,鲍德温的身份拥有很多边缘属性,黑人、同性恋者、艺术浪子,离散人士。他15岁和画家博福德·德莱尼达成了忘年交。1966年,画家将《黄圈,红圈和黑圈》题献给了鲍德温。晚年移居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他结识了很多爵士乐歌手,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相谈甚欢。尤瑟纳尔翻译了鲍德温那部并不成功的戏剧《阿门角》,这部剧讲述的是宗教偏执的女主人在一系列家庭变故中突然幡然醒悟,“爱上帝就是爱所有他的孩子——所有,每一个!——与他们享受痛苦,与他们体验快乐,并且从不计算代价!”

他们那天会一起起床,他父亲当天不用去工作,就会带领大家完成早餐前的饭祷;他母亲那天一般会精心打扮一下,看起来几乎是非常年轻了,头发被拉直了,头上戴着几乎是那些神圣的妇女固定装束的合身的白帽子;他的弟弟罗伊那天从早到晚都会沉默寡言,因为他父亲待在家里。

可我们依然不能说《下一次将是烈火》是一场布道,虽然它的文字火热,但鲍德温并没有牺牲艺术性。两篇书信缺乏斩钉截铁的语气,它是退无可退的作家在困境面前自我辩证式的呼喊,他谈论黑人的痛苦,并不美化他们;他谈论白人的无知,并不憎恨他们;他警示所有的对立者抛弃相似的僵化思维。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随笔集挺拔地超越了对单一困局的质问:所有的歧视——种族、民族、阶级、宗教、性别——都是“为了否认我们终将死去的事实”,而我们要做的是“拥有改变的能力和愿望”,最终,直面自己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鲍德温中后期创作对种族问题不再采取一抗到底的态度,而是转趋温和。这本集子没有体现出这一点。因而,要窥得鲍德温文学的全貌,特别是其种族平等和解的政治观点,我们尚需从他的《向苍天呼吁》《另一个国家》等长篇小说入手。

莫里森以福柯权利话语理论为引导,在小说中展现出:“美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标准,而是规训权力运作的产物。“审美标准不过是规训权力控制个体的一种手段。所谓审美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压迫机制,它通过鼓吹外貌的重要性来贬低不合乎标准的个体。建立新的标准只是对‘以外貌决定论’这种逻辑的翻版。”

他举起了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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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鲍德温回到美国,去南方黑奴祖先的土地访问,在杂志上发表尖锐的批判文章,以作家的方式参与民权解放事业。《十字架之下》的另一重要内容正是鲍德温和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产生的分歧。面对日益激进的黑人解放运动,此时的鲍德温依然站在马丁·路德·金一边,认为非暴力的爱才能拯救白人的罪孽和黑人的苦难。《下一次将是烈火》是一个悲伤而仁慈的黑人作家在说,“我们必须带着爱,去迫使我们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现实,并开始改变它。”

鲍德温在文学上的声誉主要奠基于后期作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前期创作就可忽略不计。《去见那个男人》是鲍德温唯一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比起单本长篇,这本集子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见识他的“少作”是如何影响其成熟期的创作的。

“丑陋”只存在在他者的目光之中,应该打破的不是黑皮肤,而是既定审美标准下的目光,莫里森道出了丑陋的真谛:

在漫长的劬劳中

美]詹姆斯·鲍德温 着

对于鲍德温来说,直面困境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前提,这是他写作中贯穿的真理。直面困境的核心难题就是直面自己,而人总能轻易就用各种幻象和谎言来包裹这个“自己”,但鲍德温说,“人们不能在任何幻象中逃避,而附着在肤色之上的价值观,无论何时何地从来都是一种幻觉。”

小说始终洋溢着压抑和梦魇的调子,并在教友们集体做祷告时达到一种近乎失心疯的狂热:人们的身体好似着了魔,手舞足蹈、面孔扭曲、又哭又闹。鲍德温描述这些内容,仿佛不是在写基督教,而是在写某种邪恶的黑巫术。在其诅咒和鞭笞下,男孩对女孩的恋情、男孩对男孩的好感,这些美好的情愫和欲望,无不“被追踪、被捕获、被奉献,仿佛一个永久的血淋淋的祭品,放在上帝的圣坛上……”宗教压抑的一面,被鲍德温写得既阴气森然,又呈现一种圣歌般的魅力。鲍德温后来的大部分作品,无论语言还是叙事都极富这种气质。

《最蓝的眼睛》是一部禁忌的悲剧。故事发生在1941年美国北方的秋天,布里德洛夫一家支离破碎,大儿子萨米离家出走,小女儿佩科拉被酗酒的父亲乔利强奸怀孕,最终婴儿早产,乔利死去,佩科拉精神失常,沉浸在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幻梦之中。悲剧的源头令人无奈——佩科拉的丑陋和对一双蓝眼睛的渴望。

将会发肇神秘的知识。

1948 年 11 月,当他离开美国时,鲍德温已经开始为一些文学杂志,比如《评论》撰稿,这些文章让他在小说处女作出版前就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这些短小的文章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在巴黎,他发现自己面临的经济困窘和他在美国经历过的捉襟见肘不相上下,但随着他的前两部小说出版,他个人的经济状况立刻大为改善后,他发现了一种更难摆脱的东西:尽管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是让他能够远离美国诸多邪恶的庇护所,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美国人。那些和身在海外的他错过的美国民权运动的新闻,让他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故土,他无法真正自由地生活,但在欧洲,他很难摆脱这样的感觉,即自己只是躲起来,而没有出现在他应该出现的地方。

书信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写作。相对于虚构的小说,或非虚构的游记、传记甚至特稿,书信天然携带一种更为诚实的基因——比小说更硬朗,比特稿更柔软,它需要作者敞开心扉,又要求作者高度自觉。因为书信是一场有特定对象的倾诉,它首先需要真相,然后需要用叙述的控制力来唤醒真相带来的启示。

鲍德温还提到黑人身份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变异性。《游子情》中,久居法国的黑人影星拍片时刻意把一个可怜兮兮的黑人角色演得如同“高贵的野蛮人”,因为他不能容忍“我儿子对于我的感觉,会和我对于我自己父亲的感觉一样”。而导演则提醒他注意,若是戴上这副面具,“你将教育他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实话”。情感认同与历史认知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这也是1957年小石城事件发生后,从客居八年的欧洲返回美国的鲍德温内心的真实写照。他终于认识到,身为一个黑人作家,他的责任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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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迷惑,为什么我们能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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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曾在60年代自比为布鲁斯音乐歌手——这种整体涵盖美国黑人音乐的艺术形式以其强节奏和韵律为听者带去直观的感受,而这也是鲍德温的写作追求——不逃避的艺术,不逃避的自我。因为他早就明白这个道理,“逃避是不可能的”。

作为理查·赖特和托妮·莫里森之间最重要的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创作并非自始便着眼于种族问题。以1957年美国白人警察镇压黑人示威的小石城事件为界,鲍德温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除探讨种族问题外,还大量旁及作家青少年时代在宗教、音乐和艺术上的体验,后期则在政治事件的刺激下全盘转入对社会问题的拷问。

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托尼·莫里森继承了五十年代的黑人文学传统,为了种族问题奋斗,为黑人作家发声,她不仅熟悉黑人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而且也受益于西方古典文学的熏陶。在攻读硕士期间,她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伍尔夫和福克纳,伍尔夫启迪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起前者,不论是从写作内容还是写作形式,抑或现代主义技巧,福克纳都对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结构布局的高度自由,叙述顺序的前后组合,情节上刻意营造出支离破碎,时空的跳跃和人物意识流动,用细腻的隐喻展现神秘灰暗感,对自然界意象的格外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