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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开始出版时,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

  • 2020-02-05 03:05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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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家庭通常是破碎、混乱或处于暴露、易受攻击的状态,女主人公常常孤立无援,或受到不可思议的约束和管制。如果说女主人公和故事本身追求的是走进婚姻殿堂,那么在实现的道路上,不是要在直系亲属之外寻找支持者,便是要挣脱和企图限制或主宰事务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在婚姻的基础上创建新家庭,女主人公需重新定义自己的家庭或夺取其掌控权。在致力将此戏剧化的过程中,小说家会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手法或方式,对简·奥斯丁和继她之后的小说家而言,这些几乎是天生唾手可得的;他们可以利用形象模糊或缺席的母亲和耀眼或善于操纵他人的“阿姨”(本书中的“阿姨”泛指女性长辈,包括姨母、舅母、姑母等)。必须规避或抹杀父母的影响力,以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阿姨角色来代替,这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英语小说里比比皆是,这类阿姨既亲切又刻薄,既心怀好意又表里不一,既是援救者又是破坏者。小说这一体裁,适合描写孤儿,或是那些其孤儿身份因具有象征性而更富感染力的角色,或是对代理父母的建议,无论喜恶,都乐意敞开心扉的角色。

通过上述的叙述,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无论你是做什么的,要想获得成功的话,都不是偶然的。是要付出辛劳的代价的,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

而真正意义的热身是从创作《黑暗时期的爱情: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的男同性爱》才开始的。科尔姆·托宾在创作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奥斯卡·王尔德》这一章节时,他让自己潜回了十九世纪,即与《大师》中平行的时代。大概是2000年前后,在这位伟大的爱尔兰作家逝世百周年纪念之际,他着手创作了这部作品,他以传记而非小说的形式书写了这位自诩为“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短暂而永恒、失败又辉煌的一生。

  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您对中国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亨利·詹姆斯在记事本里写下八年后出版的小说《鸽之翼》的故事提纲。他打算写一位命在旦夕、却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她悲惨的命运和她对这命运的恐惧,一样可怜而教人同情。要是她能享受一点生活的乐趣就好了;只要多一点点——时间再长一点点。”在大纲里,詹姆斯还构思了一个男青年,“希望自己可以让她品尝幸福,给她某些令她心碎却不自知的东西。这个“某些东西”只能——理所当然——是爱与被爱的机会。”詹姆斯亦注明可能会安排另一名女子,她是男子“以前恋爱倾心的对象……男子与悲剧女孩的相遇应当是经由这另一名女子,那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的序曲。”他也预见了男青年和他倾心的女子不能结婚的缘由。“他们被迫等待……男方没有收入,女方没有家产,或是在女方父亲一边有难以克服的阻力。她的父亲、她的家人,有种种理由不喜欢这个男青年。”

可是她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却随时间的过去而日益显得重要,以致竟有批评家认为:作家当中,她的写作手法最接近于这位大师的,无疑就要数简·奥斯丁了,这位女性堪称是英国之骄傲。她为我们创造出了一大批的人物。。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柏栎译

  科尔姆·托宾:我十八岁时读了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这本小说的风格和结构深深吸引了我,还有书里层层幽微的秘密和一步步揭示的隐情。主人公的灵性、她丰富的内心生活和抛弃物质、追求精神世界的执著,令我着迷。我喜欢书中描绘的那幅旧欧洲的图景。

十八和十九世纪小说里母亲的缺席,不难归因于大批妇女在分娩时身亡的事实,十八世纪时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例如,简·奥斯丁三个兄弟的第一任妻子都死于生产时,留下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可这个解释过于简单。若小说家觉得适合在书里填补上活着的母亲一角——譬如,简·奥斯丁的母亲就活得比她长——那么他们必然本会这么做。露丝·佩里在《新型关系》里提出,十八世纪小说里所有没有母亲的女主人公——和各种替代的做法——“也许源自于一个强化个人主义的时代里的新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与母亲分离、或摧毁她,代之以一个特别挑选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佩里写道,“也是一位局外人,故能够使女主人公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

在创作《大师》之前科尔姆·托宾有一个漫长的热身过程。一方面他需要熟悉亨利·詹姆斯生前所创作的涵盖小说、戏剧、游记、传记、评论、书信、札记等百余卷作品,这是他十八岁就开始做的事情;一方面他需要搜集与之相关的材料和文献,其中包括不同作家不同时期出版的有关亨利·詹姆斯的传记。这无疑是个艰巨的系统工程。自1916年大师逝世以来,英美文学界关于他不同时期作品的评论、文学史地位的探讨、小说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人生隐秘的挖掘、创作风格的戏仿、小说的影视改编等等,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进入21世纪,这股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热潮丝毫未减,无论是公立图书馆、象牙塔里的文学社,还是文学研究院、出版公司,甚至是好莱坞的影视巨头,它们仍愿意围绕这个名字推出有关他的新作品。如何从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中“唱出新意”,如何从故纸堆里抓取自己要想的创作原材,是摆在爱尔兰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布鲁克林》质朴优雅的文风令人想起海明威。我在别的地方读到,您曾说,“十六岁时,我读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受到强烈的震动,它让我大为吃惊。”您能具体说说海明威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于是,母亲在小说里成了碍事的角色;她们占据的空间,可以更好的用犹疑、希望、个性的缓慢成长、用伴随小说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某些更加有趣而重要的东西来填满。这便是孤独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小说的一幕关键场景发生在女主人公形单影只,无人保护她、无人听她倾诉、无人给她建议、无这样的可能的时刻。从而她的思绪转向内心,演绎出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两代人或两种观点之间,而是在受伤、受骗或矛盾冲突的自我内部。小说追踪思考时的心理活动、沉默时的心理活动。母亲的存在会破坏新兴自我所必需的独处空间,破坏单一性和完整性,破坏不确定的道德意识,破坏小说开始仰赖的一种纯粹并流动的个人主义。因此,小说里的共谋关系不是存在于母亲和女儿之间,而恰恰是在主人公和读者之间。

简·奥斯丁出生在英国汉普郡斯蒂文顿镇的一个牧师家庭,过着祥和、小康的乡居生活。兄弟姐妹共八人,奥斯丁排行第六。她从未进过正规学校,只是九岁时,曾被送往姐姐的学校伴读。她的姐姐卡桑德拉是她毕生最好的朋友,然而奥斯丁的启蒙教育却更多得之于她的父亲。奥斯丁酷爱读书写作,还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以写作作为乐事了。成年以后,奥斯丁随全家迁居多次。1817年,奥斯丁已经抱病在身,为了求医方便,最后一次举家再迁。然而在到了曼彻斯特以后不过两个多月,她就去世了。死后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简·奥斯丁终身未嫁。逝世时仅为四十一岁。

全篇大致有三小处。一是1881年奥斯卡·王尔德去美国巡回演说初遇亨利·詹姆斯,双方结下介蒂,此处科尔姆·托宾蜻蜓点水式一笔带过。二是1895年1月王尔德的《理想丈夫》与詹姆斯的《盖·多姆维尔》在伦敦戏剧院狭路相逢,以后者败北而告终,这里科尔姆·托宾有意插入一句詹姆斯自我诘问:“Who shall deny the immense authority of the theatre, or that the stage is the mightiest of modern engines?(谁能否认剧院的无穷威力或舞台已经引领时代潮流的事实?)”三是王尔德即将身陷牢狱,以萧伯纳为主的伦敦作家圈发起联合签名请愿行动,遭到詹姆斯婉拒。三处加在一起不足500余字,为此你可以理解为,文中的詹姆斯成了王尔德所处时代的背景人物或者大龙套。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不是因为科尔姆·托宾四年后出版《大师》,这几处似乎可以毫无顾忌地砍掉,因为砍掉它们丝毫不会影响这篇王尔德小传的成色和品相,而那些不熟悉亨利·詹姆斯这位大文豪的读者大概也会无视它们的存在。

  科尔姆·托宾:一年中,我有两个月住在西班牙偏僻的比利牛斯(Pyrenees),另外大约两个月,住在爱尔兰海边,那里有栋远离尘嚣的房子。我每天都勤奋工作。通常,一个星期工作七天。此外,我有时出差,在学校教一点课,同时,我是爱尔兰艺术理事会(ArtsCouncil)的成员,所以要去开会。我睡得很多,平时会会朋友。但我尽力保证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来工作。我说的工作,就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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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当时英国读者的欢迎。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汀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还没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她的作品往往通过喜剧性的场面嘲讽人们的愚蠢、自私、势利和盲目的自信等可鄙可笑的弱点。奥斯汀的小说出现在十九世纪初叶,一扫风行一时的假浪漫主义潮流,继承和发展了英国18世纪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高潮做了准备。虽然她的作品反映的广度和深度还很有限,但是她的作品好比是“两寸牙雕”,从一个小窗口里窥视到整个社会形态和人情世故,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被称誉为地位“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他浓缩了时间。在小说结构上,他将1895年至1899年期间的十一个月,从亨利·詹姆斯的漫长而丰盛的一生中剪裁出来,并以此为基调搭建了一个“时间盒子”。然后,再拿这个虚拟的时间盒子,盛纳大师此前此后的大部分人生,包括其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以及即将步入的老年,还有作为儿子与兄弟、作为朋友与恋人、作为小说家与旅行者,以及其他看似无关重要的种种。假设以年为单位计算,他将叙事时间砍成原本的七十三分之一,但叙事的密度,却由此成几何倍数翻了番。

  

就这样,一边是命在旦夕的妙龄女郎和一文不名的男青年,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这个构想盘桓在詹姆斯创作力旺盛的头脑中。里面似乎看不到那名附加的年轻女子有母亲的存在;反对婚事的是“她的父亲、她的家人”;在随后的五六年里,詹姆斯将设计出这种反对的表现形式,以及“她的家人”确切是谁。

赞赏奥斯丁的作家,从瓦尔特·司各特开始,可以说是绵延不绝,粗略一排就有:特洛罗普、乔治·艾略特、柯勒律奇、勃朗宁夫人、骚塞、爱·摩·福斯特等位。但是她的杰出与伟大之处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也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弗吉尼亚·吴尔芙就曾说过:在所有的伟大的作家中,她的伟大之处是最最难以捕捉到的。

对那些被奉若神明的文坛大师,他们久逝的过往人生,今天的追随者依然,拼命去打捞、去捕捉、去重构,并注入新的眼光、思量和智慧,试图让他们活过来,明亮起来,从故纸堆里走出来,走到大时代的巨幕前。十九世纪的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在《大师》中被当代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重新打捞起,我们透过他那种“渗透另一个人的灵魂”的书写,穿越到一个以美国人、波士顿人、异乡人、小说家、老光棍等身份所游历的老欧洲,以及他所写下的如今大多被尘封在世界各地图书馆里的旧作品中去。

现年五十四岁的科尔姆·托宾(ColmToibin)是当今文坛非常重要的一位爱尔兰作家。他的创作涵盖小说、非虚构类作品、文学评论以及剧作。此外,他也编纂文集、撰写书评,是一位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纽约等多所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自199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南方》(TheSouth)以来,他一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大师》(TheMaster)荣获2001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大师》和《黑水灯塔船》(TheBlackwaterLightship)两度入围布克奖最后决选名单,新作《布鲁克林》则入围今年布克奖的初选名单。此次,托宾先生到香港担任本届曼亚洲文学奖(ManAsianLiteraryPrize)的评委会主席,并应邀于11月初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做两场演讲。

【编者按】科尔姆·托宾,爱尔兰著名作家。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样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本文摘自该书开篇的《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和母亲之死》一文,由澎湃新闻经九久读书人授权发布。

我知道简·奥斯丁是在1940年,我跟母亲去看了电影《屏开雀选》,是由当时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牌明星劳伦斯·奥利佛跟葛丽亚·嘉逊主演的,其实那就是根据简。奥斯丁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改编的。然后到了1946年,我进了当时的圣约翰大学附中,所上的英文课的课本就是这本《傲慢与偏见》。

这是一个相对其它时刻都更纯粹的阶段。他减少了游历、宴请、舞会,他从伦敦的社交圈退到拉伊小镇的兰姆别墅,整整五年只出过一次远门,他花更多的时间独处,疗治从剧院战场败退下来的伤痛,正视被年轻读者抛弃的现实,减释同性爱产生的压抑和焦虑,消化接二连三失去亲近朋友带来的感伤,还有,调理越来越糟糕的身体,他写了一些此前不太感兴趣的鬼故事和作家的趣闻逸事,心里却在酝酿几部风格大胆的长篇巨制。科尔姆·托宾说:“他在为那三部作品收集画面,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科尔姆·托宾:他(海明威)发现,语言的力量不仅在于实实在在的词汇本身,还存在于单词之间,以及隐藏在句子背后的韵律。他用巧妙的方式,把这种效果最大化。他做的是减法,但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感情和表现力。

露丝·佩里在她的《新型关系》一书里检视早期小说中家庭的组成。她写道,“十八世纪后期,尽管社会强调婚姻和母性,但在那一时期的小说里,众所周知缺少母亲的角色——过世抑或失踪。就在母性日渐成为定义女性特质的关键,当养育万物、温柔慈爱、给人抚慰和照料的母亲这一现代观念在英国文化中得以巩固之际,她在小说里却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登场的人物。”

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都是中小地主阶级、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

在结构上的处理,《大师》与1985年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浮世画家》非常类似。石黑一雄在他那部作品中刻画了六十多岁的浮世画家大野增次,将他的一生压缩在二战后的三年间四个月内,按月成章,讲述了一个战前公认的艺术大师在战后变成世人眼中的军国主义帮凶的孤独和失落。这也是一部英语读者非常熟悉的当代作品。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像大卫·米切尔的《绿野黑天鹅》,像朱利安·巴恩斯的《时代的噪音》,前者将从童年期步入青少年期的杰森·泰勒的成长故事安排在十三个月内,后者将苏联时期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安排精心布局在三个重要的戏剧化时刻。

  科尔姆·托宾:我觉得没有区别。小说作者的工作是为读者创造一个角色。不管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都必须动用想象,让读者相信你虚构的故事。如果用的是真人真事,也必须写得令人可信。说来奇怪,大多数真人真事对小说而言,毫无用处。小说会创造属于它自己的真人真事。

简·奥斯丁后期的三部小说里,女主人公都没有母亲。不过奥斯丁并未让这表现为一种失缺,也没有因此使女主人公失去保护,或让这占去她的许多时间。相反,那增强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个性得以在故事里显得更加鲜明,仿佛在缓缓填满暗中悄然为此目的而留出的空间。

另一位把她与莎士比亚相比的是,现代美国的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他说: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上的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与简·奥斯丁是经久不衰。

1897年王尔德出狱后,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我选取了他人生中最至关紧要的阶段。我的意思是,他这个时期的经历,最激动人心,最富戏剧性。那几年里,他遭受了挫折和失望。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无趣。在1895年到1900年期间,詹姆斯写作、等待、观察,几乎没一样顺遂。同时,他年纪在变老。从我那本书结束的时间点,之后三年里,他写出了三部杰出的小说。诚如我小说里所写的,他在为那三部作品收集画面,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简·奥斯丁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十八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的优雅的散文和巧妙的故事结构,使她的小说能长期吸引读者。

科尔姆·托宾作品《黑暗时期的爱情》

  在创作小说上,以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和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吗?

奥斯丁创作的小说,几乎都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订改写。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两部作品,再算上她去世后出版的《诺桑觉寺》,都写于十八世纪的九十年代,通常算是她的早期作品。而《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以及《劝导》则写于十九世纪,算是后期作品。这六部作品,总共不过一百五十万字,数量不算多。作品开始出版时,销量也不算很大。

无论你怎么解读,或多或少会认为科尔姆·托宾笔下的奥斯卡·王尔德略显中规中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你会发现这种中规中矩与“传主”波澜壮阔的人生完全不对等,浓墨重彩处,嫌它轻描淡写;过渡转折处,又嫌它写得不够细致入微。特别是对那些读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书信《自深深处》和传记《王尔德》(其次子维维安·贺兰所著)的“唯美派”、“颓废派”铁杆粉丝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对它刮目相看,甚至连一丝惊喜感都不愿流露出来。至于原因,大致是因为它纯粹是以文献史料为基底,配合作者娴熟的文字功底,剪裁、拼接、组合出来的、套路式的传记体,像我们中学课堂上司空见惯的编年史,一样乏味、一样技术化、一样缺乏想象力。之所以在谈论《大师》之前,拿它出来垫场,主要是因为科尔姆·托宾在文中有意无意地穿插了几处亨利·詹姆斯与王尔德的人生小小交集。

  科尔姆·托宾:我猜测,可能刚开始读一本书的时候会有,但读完几页后,那个影响就没了。我希望我的作品里看不到我自己。

并且说:当时流行夸张戏剧性的浪漫小说,已使人们所厌倦,奥斯丁的朴素的现实主义启清新之风,受到读者的欢迎。到二十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她是英国摄政王时期最敏锐的观察者,她严肃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性质和文化的质量,记录了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评论家也赞佩奥斯丁小说的高超的组织结构,以及她能于平凡而狭窄有限的情节中揭示生活的悲喜剧的精湛技巧。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

  

“我认为我选取了他人生中最至关紧要的阶段。我的意思是,他这个时期的经历,最激动人心,最富戏剧性。那几年里,他遭受了挫折和失望,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无趣。在1895年到1900年期间,詹姆斯写作、等待、观察,几乎没一样顺遂。同时,他年纪在变老。”正如英国作家查·珀·斯诺在《亨利·詹姆斯》一文中所言:“《盖·多姆维尔》的坍台是亨利生活中的一场危机,而且这次坍台也反出了他的危机。菲尼莫·伍尔森已经自杀了。现在,凝结起来的不满变得强烈了。他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并且害怕即将失去什么。多年来他不时濒于精神崩溃的状态。”这段话从侧面印证了科尔姆·托宾的选择。

  

这面镜子就是《黑暗时代的爱》中的奥斯卡·王尔德。他通过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王尔德短暂而又跌宕的一生,从家族简史到“眼科大夫”威廉·王尔德再到“才识过人”的王尔德夫人,从生前到出生再到离世整整一个世纪,他从王尔德这个口子进入到另一个百年,一个看似遥远却又像画卷般徐徐呈现在眼皮底下的时代。他故意写得中规中矩,故意摒弃想象力,故意减少妙笔生花,只为了洞悉传记和编年史所有的写作奥义,尽管他手头摆放的传记、书信、札记堆积起来,比他那重量级拳击手的块头那要显眼,但他还是不停地告诫自己:精简,精要。尽量写得克制,尽最大力气处理材料,尽自己的眼力和智力来捕捉暗藏在材料中的精华部分。但他写得尽情尽兴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暗暗地插入几处亨利·詹姆斯的小史料,不显眼,不过分强调,但已足够宣布:他已经准备妥当了。

  科尔姆·托宾:只有笨蛋才对中国不感兴趣。在都柏林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极其温雅有礼,很有教养。我认识的那些中国人,非常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中国本身,令人着迷的地方是近年来它巨大的变化。世界上有些国家,那儿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中国是其中之一。每个去过中国的朋友都向我描述,那里的风景多么优美,人多么友好。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感兴趣的,始终是生活在巨变压力下的个体和他们的遭遇。那么多人迁移到城市里,那么多人,走的路超过他们的父母。哦,对,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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