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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海报,虽然这是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说的

  • 2020-02-01 14:20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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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拉面式的畅销书

有好几位小说家认为这部小说在文学性上,只是“平庸”和“无趣”,但可能因为它“感同身受”的力量,可以影响广大读者。整本小说用词简单,写法朴素,整个故事就以第三人称视角慢慢讲述,慢慢将读者包裹住。读这本小说时,自己会带入成为一个焦虑苦恼的年轻女性,要去面对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厌女症。

原标题:女性权利是一种态度,而非高于任何人的资格家庭暴力、网络暴力、精神控制......在新闻热点中,女性大多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男女间的生理差异,是否奠定了女性的“弱者地位”?赞美与争论、思辨与讽刺,点缀在宏大的性别话题中。「湃客Talk」第8期请来了女性话题的观察者——张畅,在「湃客读者群」内从《82年生的金智英》和作者赵南柱的经历出发,分享了自己对于性别平等的见解。不必将一切问题归为性别和权力,女权主义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资格。为什么性别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我既不是性别研究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策划和采访过一些参与女性运动或者女权维权活动的人,所以产生了一些思考。在策划日本记者、《黑箱》作者伊藤诗织的演讲过程中,我了解到她是如何以个人遭遇为触发点,走上改变日本制度、法律、观念的曲折道路。通过邮件,我采访过美籍华人作家李怀瑜。小说《生命暗章》回溯了她在爱尔兰时遭遇15岁少年性侵的真实事件。在上个月,我又采访了韩国作家赵南柱。她的著作《82年生的金智英》不仅在韩国社会掀起了人们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注,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只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赵南柱就写完了《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和女权话题在韩国十分敏感,女演员郑裕美在参演电影的时候也遭遇了抗议。《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海报一次次偶然的机缘,让我不断以旁观者、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女性的话题,也促使我思考:为什么性别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为什么女性相关的事件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和观念迭代,仍然还是新闻?为什么女性的身体和性——作为人最基本的存在和需求,依然备受苛责,甚至是经受道德批判?我们能从上述这些女性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然后怎样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公,进而从个体的层面做出改变?这些话题很宏大,背后牵涉的原理、理论,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恐怕不是简短的交流能够涵盖的,也不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在短时间内能够解答的。所以,我从《82年生的金智英》和专访作家赵南柱的经历出发,和大家聊聊女性的困境和希望。晚婚晚育,真的只是个人选择吗?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东亚三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普遍偏低。韩国的排名最为靠后,在149个国家中排名第115位,中国和日本分别为103位和110位。2018《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性别平等指数排名,第98-115位作为女生,我们从小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女孩子行为要检点,穿着要保守。”长大以后,会有人劝你:“一个女孩子,那么累干吗?”20岁,“一个女孩子,嫁个好人家就行。”30岁,“女人到年龄了,就得生个孩子。”你可能还会听到这样的话:“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一个女人家挣那么多钱干什么?”这些话可能来自我们的亲人、长辈,可能来自朋友。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不觉得有什么,有时候会把它当做关心和关怀的表现。但果真如此吗?这些固有的传统观念背后,有哪些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采访赵南柱的时候,她告诉我:“对于韩国女性,既生孩子,又想拥有自己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韩国人口数量将于2028年达到顶峰,此后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18年,韩国出生率仅为0.98,即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到1人,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一个人口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据韩媒报道,个中原因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关,社会普遍认为带孩子是女性的职责,而韩国长达2000个小时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仅次于墨西哥)使得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她们最终选择了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在一次发言中特别提及《82年生的金智英》:“‘低出生率社会’这个名词,代表的是一种现象。其本质是女性一有孩子就要牺牲未来人生的问题。首尔将会改变1982年出生的金智英的人生。”生育制度的不完善,意味着女性一旦进入生育年龄,选择生孩子,就会面临职场上的劣势。韩国有一个词叫“妈虫“,指那些在公众场合里面没有办法管教孩子哭闹的母亲,后来变成了对年轻妈妈的蔑称。赵南柱才做了母亲,她因此反思自己境遇,决定写下《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小说。相信我们都见过为了在产后能多休息一段时间,临生孩子前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女性。赵南柱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列举了一个数据:2003年,请育婴假的女性职工仅占20%,直到2009年这一比例才突破50%,即职场上每10名女性中,仍有4名女性没有申请育婴假,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玻璃天花板指数”的文章,韩国在所有评比国家中处在垫底的位置,显示出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不仅如此,2014年,韩国已婚女性中每5人中就有一人因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我们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在招聘的时候更倾向于录用非生育年龄的女性或者是男性。我本人的一位女性朋友,因为怀孕生孩子,在她复工上班的第一天就直接被辞退。除了生育与事业的平衡之外,女性在平均薪资方面的劣势也很明显。韩国是经济合作曁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2014年的统计,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女性的平均薪资只有63万3千韩元(约合人民币3810元),而OECD成员国的女性平均薪资是84万4千韩元。不光是韩国,在丹麦这样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欧洲国家,女性生育也会对收入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丹麦女性收入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大幅下跌,男性收入无明显波动(蓝线指男性收入,粉线指女性收入)。相比没有生育的女性(虚线),生育孩子的女性收入下跌,之后的涨幅也受到限制。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女性,为了保全薪水,在自己的事业做出成绩,必须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隐去自己的女性特征。女性权利是一种态度,而非高于任何人的资格赵南柱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所处的年代里,男女差别化是很赤裸裸的,父母辈会认为:女性不用接受教育,女性不必非要进入职场。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耳濡目染就认为,女性在家养孩子、为家庭付出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价值观会造成我们思想的混乱和内心的疑惑:为什么社会给到我们这一代的机会不少,我们自己也努力了,但是却没有很好的结果?”她希望《82年生的金智英》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开端。告诉那些非常努力,却没有得到好结果的女性,这不是她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社会的不平等导致的。《82年生的金智英》被陈列在韩国性暴力救济中心的书架上,和女权主义理论及女权主义史的作品并排摆放。一时间,这本书成为女权主义的发声媒介。我在采访时问赵南柱,她如何看这件事。她回答说:“其实所谓女权主义,更多的是不让女性遭遇不平等的对待和暴力,它并不是一种资格,而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我不希望人们在谈论女权的时候把问题过于严重化,或者把问题想得过于复杂。如果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一本女权主义的书,是不是在为女性发声。我的回答是:是的。”把女性权利看做是一种态度,而非高于任何人的资格。因为当我们谈论女性权利时,其实是在思考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以及我们如何从个人的努力出发,去为所有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果。但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在电视或其他公共媒体上谈论婚恋和生育时,女性的年龄不再是她被指责和被过分关注的理由。当有人遭遇家暴时,她勇敢地站出来,你或许没这么勇敢,但至少不要质疑她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要忍受。当有人说自己遭受了性骚扰,甚至性侵犯时,你也许没有能力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但也请不要说这样的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穿得那么少难怪会……因为相貌、穿着、身材、阶层、地位、性格,都不能构成一个人遭受侵犯的理由。当我们在公众的范畴指责女性的生理问题,或者拿这样的问题开玩笑时,要知道她们不情愿如此,却无力改变,是不是再谨慎一些?再怀抱一些同理心?约翰·列侬在1972年写过一首歌,叫做《女人是世界的黑奴》(Woman is the nigger of the world)。据说这首歌是约翰·列侬独唱生涯最不成功的单曲,因爆粗口和女权的字眼,创造了他生前最不成功的打榜成绩。但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女人是世界的黑奴我们让她涂画自己的脸,要她跳舞如果她不愿意做奴隶,我们就说她不爱我们如果她很真实,我们就说她想要做一个男人明明是在羞辱她,却假装她在我们之上我们让她生育,抚养我们的孩子然后离开她,因为她变成肥胖了的老母鸡我们对她说,家是她唯一该待的地方然后开始抱怨她太不谙世事,不配做我们的朋友我们每天在电视上羞辱她还奇怪她为什么没信心和勇气当她年轻时我们消灭掉了她寻求自由的愿望又要她不要太聪明,然后就嫌弃她太蠢这首歌写于1972年,相信在今天还是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事件,包括网络暴力,包括家暴,包括高校恋爱中的“处女情结”酿成的恶果,其实都会敦促我们去反思:所谓性别平等,我们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unsplash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赵南柱把迷宫的出口留给了女性。她在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一天晚上,还在读高中的金智英在公交车上被一个陌生男人骚扰。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士没有问发生了什么,她只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毅然决定向金智英施以援手。金智英向女士道谢的时候,她说:“这不是你的错,这世上有更多的好男人。“赵南柱相信女性之间有情感的共通地带。借金智英之口说出的话,也是代替别的女性来说的。她们通过行动和言语去表达自己,彼此帮助、彼此联结。性别只是我们思考和看待社会的一个维度。在开头,我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是因为我警惕这种将一切问题归化到性别和权力问题的思考方式。同样是因为,我的阅历、经历、视野所限,在谈论很多问题时,我只能是从“我”出发,从我了解的人和事出发。我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人与阶层,没有办法从一个专业的性别研究者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但我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抛砖引玉。归根到底,期待有朝一日,我们不必以性别为标准来评判,而是去关照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以下为读者群问答:性别不平等背后,是复杂的文化与社会问题@佳蔚:我很好奇,为什么韩国男性对《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这么反感?张畅:就我的理解而言,特定的社会状况是导致韩国男性反感这本书的原因。1997年末,韩国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内的失业率一度居高不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女性就业的举措,招致韩国男性的不满。其次,20至28岁的韩国男性必须服兵役。部队的环境很恶劣,甚至让人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回到社会后,他们没有办法在处在经济危机中的韩国找到工作,这加深了韩国男性的厌女倾向。2004年,韩国国会通过《幼儿教育法》,推出免费的保育制度。当时的社会舆论又开始指责女性“只会把孩子甩出给幼儿园”。韩国先驱报曾有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岁到30岁的男性当中,有超过76%的人持反对女权主义的观点。男性可能会用一些蔑称,例如“妈虫”,来指代女性。这些历史性、政策性的巧合叠加在一起,造成了韩国男性逐渐增长的厌女倾向。@Hydragon: 国内女性的情况应该也不乐观,张老师的感想如何?张畅:我们也经历了很长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意识阶段,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所以,国内女性的情况正在转向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需要警醒的是“唯态度论”的倾向。国内的媒体和公众言论,似乎在推崇“女性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在个人独立的同时,实现婚姻幸福和家庭幸福”的片面思维。我把它称为“女性成功学”。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个体的努力虽然关键,却不能扭转社会层面上的结构性不平等。借用李银河老师的话:“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这一件事情。“@王俊:最近被北大女生自杀的新闻刷屏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怎么会被精神控制到如此地步?您怎么看这件事?这件事是否透露着女性所处于性客体的社会常态?张畅:这位北大的男生,为什么可以通过操控性的手段去改变别人的看法?他为什么会对处女情结如此痴迷,并且酿成严重的后果?我好奇他的成长环境是否塑造了他的性格。新闻可以勾画出事件的核心轮廓,但无法还原女生长期遭受的精神打压和隐情。缺失的种种细节,让我们无法评判女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女性可能会面临客体化的威胁,但不能肯定她们的客体地位会长期持续。单单从这个事件去推论中国女性的整体状况是不合理的。@和叶:我是韩国庆熙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我发现韩国人的思想很分裂,一方面,大部分年轻人内心是很“西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有着比中国还严谨的儒家礼教思想。您觉得为什么他们的思想没有做到彻底“西化”,还保留着这些男尊女卑?您觉得应该怎样扬弃文明中的好与坏?张畅:这种思想分裂不是“西化”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是性别平等背后存在的长期争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条件上的差异,在漫长的文化形成中导致了“男尊女卑”的结果。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中,男女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概念。女性主义的历史,就是在探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差异的历史。女性应该争取跟男性平等,还是要保持这种差异?目前有五种讨论的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男女是不一样的,因此会形成男权制、父权制。第二种立场认为男女相同,属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例如我们提倡的“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第三种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追求男女平等的同时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第四种则是激进女权主义,将现有的父权制度反转过来,变成“女尊男卑“。最后一种立场认为男女之间的界限模糊,并没有高低之分,这种观点属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议题,很难用很简单的“西化”或者“传统观点与现代观点的碰撞”来概括它。@琳琳:韩国女性和男性的符号化很明显,在演艺界中更加具体。您如何看待东亚区女权之路的未来? ©unsplash张畅:不仅仅在韩国的演艺界,在很多国家,例如日本,女生都会被冠上刻板的标签。她们要可爱、顺从,要符合男性的审美。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种社会的所面临的问题。2017年的“Metoo”运动之后,很多女性已经开始做出改变。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就针对性侵自己的人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抗,甚至引起日本制度层面上的改变。韩国作家赵南柱在写下《82年生的金智英》后,首尔市就推出了在薪资方面排除性别歧视的法案,并完善了一个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法案》的法律附件,涉及男女雇佣平等、薪资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些变化正在发生。公众逐渐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所以,东亚女权之路的未来并不是一片黑暗。本期嘉宾 / 张畅整编 / 实习生 胡雅婷你还想看到关于哪些作品/话题的讨论?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湃客Talk·第9期」预告12月26日(周四)20:00,欢迎锁定湃客读者群。]article_adlist-->阅读原文]article_adlist-->

“看孩子是休息吗”

韩国中小企业员工收入低,不一定是因为其能力不如大企业员工,而是其家庭、毕业学校等因素所限。金智英要上大学时,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的打击刚过,提前退休的父亲用退休金和母亲的积蓄一起开餐厅,店面是买的,不用付租金,这才勉强撑下去;金智英的姐姐金恩英放弃当电视制作人的梦想转考学费低就业有保障的师范大学,主要也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金智英考上首尔一所大学文科后,也曾为学费发愁。她和学长郑代贤读的大学显然不是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那样的名门,这必然会给他们的就业降低机会。

几天后,智英接到拒信通知,她决定打电话到公司询问。人事经理告诉她,“只是和公司无缘而已。” 智英挂完电话想,“当初要是早知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说的话如实说出。”她站在镜子前,想象自己再面试一次,会如何应对这个毛手毛脚的客户,“当然要把那狗娘养的变态手折断啊!”她还要告诉面试官:“还有,你也很有问题!假借面试之名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性骚扰好吗?要是面试者是男性,我想你就不会问他这种题目了,对吧?”

最后,借小说作者赵南柱的话,“由衷期盼世上的每一个女儿,都可以怀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金智英#电影#孔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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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英最终被一家公关代理公司录用。她热爱这份工作,但她也必须处理韩国企业文化中的八卦和酒精。在一次下班后的聚会上,客户一杯杯地灌智英啤酒,说她做完双眼皮手术会更漂亮,问她有没有男朋友了。好在有组长的帮助,智英应付过去了。智英的组长忍受了多年的职场骚扰,她还自愿加班、出差,生完孩子后也只休息了一个月。组长努力帮助其他人延长产假规定,照顾办公室新来的女生们,但她们还是辞职了。办公室的女人们都被“下班后“的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社会学家阿丽·霍奇奇德(Arlie Hochschild)很久以前就将之称为”第二轮班“。

“喜欢吃豆沙面包的是你啊”

赵南柱写小说之前,长期担任《PD手册》等时事节目的编剧,该节目是韩国第二大电视台MBC的王牌节目,主打社会热点问题调查报道,工作之便显然为她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所以小说才会频繁引用新闻报道、统计数据、网络热词等等,这是《PD手册》这类企划型电视节目的制作套路:微观报道加宏观分析,也是屡试不爽的收视保证。

但是,就像美国一样,韩国也正出现文化和司法上的反弹,包括法庭上的多次试图卷土重来和报复。我在首尔和纽约都听到过很多次,男人们开玩笑说,哪些行为可能让自己卷入麻烦,抱怨自己不能参加一些仅限女性的谈话和活动。去年夏天,安熙正被法院认定不存在性骚扰和性侵。尽管金智恩的证词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权力差距很容易导致对于下属的身体和口头侵犯;但是法院还是认为她的证词可靠性不足。金智恩的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举红色的标语,“安熙正有罪!”后来在2月1日,法院最终推翻了安熙正的无罪判决,判处他监禁三年六个月。

“喜欢吃豆沙面包的是你啊”

对他们的家庭出身,小说只交代了金智英家的情况(15页):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主妇,一家六口住房面积仅三十三平方米的两居室。上小学五年级时搬到买的三房一厅一卫新居,面积大了一倍,原本父亲和奶奶提议让姐妹俩与奶奶同住一间、弟弟独自住一间,在母亲坚持下才改为弟弟与父母住、姐妹同住、奶奶独住(见38、39页)——父亲与奶奶的想法有重男轻女的成分,但更有屋子仍然不够大不能每个小孩一间的遗憾。然而,到金智英自己成家,夫妻俩只能租房住,主要原因当然是房价飞涨远超两人所能负担。

其他名人的名字也很快诉诸报端:话剧导演李润泽(他已经因性侵服刑),电影导演金基德,演员曹在显,还有可能是最要紧一个人,安熙正。安熙正曾是一位开明的地方首长,被认为是文在寅总统的接班人。

在她的成长中,“女性”这个标签一直作为负面影响存在着。

而金智英被长辈们催生时的不情愿与焦虑,其实也与钱有关——韩国有调查表明:第一份月薪多一百万韩元,生育率提高百分之二点七。由于生小孩,金智英不得不辞职专门带娃,作者说,“因为郑代贤的工作相对稳定,收入也较高,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普遍也都是男主内、女主外”,但是,在电影中剧情有改动:郑代贤提出自己也可以申请男性育儿假,但在金智英质疑是做样子还是真心后放弃,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并非作者说的社会风气(见130页)——韩国近年休育儿假者中,男性已达五分之一(见2019年11月16日SBS电视台《新闻故事》专题片《80年代出生的智英们》),而是作为男性的郑代贤已接近四十岁,而四十多岁就业者人数从2015年开始在四年内持续减少,到了今年10月,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人群的雇用率都提高了,但四十多岁人群的就业者人数减少了四十三万六千名,雇用率也下降了(见《东亚日报》12月4日社论《被赶出工作岗位、在社会上无处可去的40多岁人群的危机》),假如休完一年育儿假回来,他在中型企业的工作很可能就没了,那样一家三口就会变成电影《寄生虫》中全员无业的家庭。

大诗人高银还未面临刑事起诉,但他主动起诉崔泳美诽谤。他声称《怪物》的出版和崔泳美接受媒体访问,对他造成了近100万美元的财产损失。《黄河评论》的编辑表示支持崔泳美的诗,他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这首诗会激怒长期以来都逃避责任的知识界:“在韩国,文学世界有着神圣的地位,是精英文化中的圣地。“

电影没有过分地渲染情绪和气氛,就连后半部分的爆发都是克制压抑的。但一点点刺痛观众内心的,正是这些平淡细碎的生活片段。这些因为性别原因而发生的“小事”,接二连三地出现在金智英的生活当中,甚至大家都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事件和态度,没人质疑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才让人觉得心痛。

因此,小说读起来更像电视节目的脚本,韩国观众习惯了这种模式,加上作者以为女性代言的姿态把众多韩国女性的经历虚拟化后投射到“金智英”这个角色身上,只要有一点引起共鸣,便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多数是女性,韩国大型连锁书店(既有门店也有网店)阿拉丁统计显示,购买该书的读者中,女性占百分之八十三。

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主要内容并不是讨论性暴力的小说,已经成为了韩国版反性侵运动的文化试金石。尽管如此,韩国的反性侵运动,还是应被理解为对于深层的父权制、儒家体系的彻底反抗。它不过是在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形态。

在她的成长中,“女性”这个标签一直作为负面影响存在着。

经济状况不济,也体现在夫妻俩中秋节去婆家,以前是两人轮流开车,产后则由郑代贤一人开车五小时(第8页)。如果看过同样由孔侑和郑柔美担任男女主角的电影《釜山行》和《82年生的金智英》,就会发现:同样是2016年从首尔到釜山,前者是坐高铁KTX,后者是自驾——从时间上看,KTX只要不到三个半小时,如果加上出站后招出租车到家也就四小时,比自驾省一个小时;但是从费用来说,KTX虽然一张成人票+出租车费与自驾的高速公路过路费和汽油钱差不多,但一家三口要买三张票(约合人民币八百六十元,其中六岁以下儿童票价为成人票价的百分之二十五),金智英一家显然想省下这笔钱,尽管自驾更费时耗力。

去年五月,江南杀人案两周年纪念时,有人在网上号召了一场集会,有1万5千人前往江南区现场,呼吁政府正视性犯罪。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为主的抗议活动。但它很快就被超越了。七月,有6万人参与了后续的一场集会。这个名为“불편한 용기”(“令人不安的勇气”)的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六月份,一个28岁的绿党领袖,凭借一份女权主义政策纲领,去竞选首尔市长,最后得票居然排到第四位。导演李仙熙(音译)拍摄过一部反映互联网性暴力的纪录片,《脸,另一侧》。李仙熙告诉我:“我参与这种运动三十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力量和组织。”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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