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内容

《启蒙运动的生意》是罗伯特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达恩顿的代表作之一,但是连这些仅存的记忆也永远地失去了

  • 2020-02-01 14:20
  • 励志文章
  • Views

因此,审查制度是否包括所有种类的约束呢?比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市场,弗洛伊德主义者所研究的潜意识以及文学理论家所分析的每种言语行为。理论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表示:“没有言论自由这个的东西也是件好事。”当我要求我的学生举例说明这种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时,他们提到的是在某些场合戴(或拒绝戴)领带,每晚刷牙,和称呼教授为“教授”。

《百科全书》的出版和畅销,不仅是启蒙运动思想对民众的巨大吸引力,更是书商对出版业巨额利润的追求。《百科全书》在开本上的每一次缩小,都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正版还是盗版书商,他们都未曾以传播启蒙运动为己任,但他们在《百科全书》出版上的激烈竞争,事实上推动着启蒙运动在欧洲的传播。

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开篇部分,美国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即亮出自己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论,一种有别于惯常的从正面的几位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的视角观察整个运动,而是别开生面地从自己所掌握的珍贵史料中潜入启蒙运动的底层,从那里去呈现启蒙运动中那些活生生的画面和细节。因为“对于18世纪精神史的鸟瞰,已经得到经常和完备的描述,因此,开辟出新的方向,深入启蒙运动的底层,甚至是潜入其地下社会”或许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历史真相而言。视角从鸟瞰的转变为近距离地审视,必然将扭转我们对于事物的刻板印象,而通过把事物置于陌生的光线下,一系列原生态的历史草图也就比一个庞大但细节模糊的全景图更能有效地描述这个世界。

也像在套用“交流圈”模型:书商如何四处奔波、经营获利,如何为投机书业冒险还惨遭火刑;作者把手稿卖给书商赚取稿酬,稿费制度化促使著作权保护一步步确立;连读者群都可以随时随地地引导图书市场走向。图书圈中的各个阶层有不同的生活和意识形态,印刷术在其中起到绝对作用。

首先来看一下法国。我们可以从典型的合法书籍(typical legal book)的书名页上的标志开始。这本书是:《美洲岛屿的新航行》(Nouveau voyage aux Isles de l’Amérique)(巴黎,1722年)。它的书名页上的最下面一行字代表它是有王家“批准和特权(approbation and privilege)”的。特权是现代版权的早期版本,但它们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universe)。特权的来源是拉丁语中的“私法”;它将某些排他的权利授与个人或群体。特权存在于旧制度的方方面面。就书籍而言,特权赋予的是出售文本的专属权利。享有权利的人本身就是特权者。因为根据法律要求,他必须是书商,并且以这种身份享受图书专卖的权利。而且他还必须属于一个特权团体,即书商行会。该行会集体受益于专属权利,例如免交某些特定税收。因此,书籍以三种方式参与到特权世界中:作为文本;通过书商;与行会制度发生关系。书籍也可以算得上是旧制度的缩影。

《百科全书》是18世纪最重要的一部书,它贯穿了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知识来自于理性,被当权者看作“异端邪说”。但由于其在出版生意中承载的巨大利益,使得这本对旧制度有着颠覆意义的著作得以在18世纪的法国出版特许权制度和审查制度的夹缝下出版,成为“合法的非法书”。《百科全书》的出版,不是一厢情愿的举措,而是书商和当局的共谋。

它表明,布里索能够从警方的手里把之前被扣押的书籍弄出来,而且很可能是通过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的关系。在达恩顿看来,这封信大致可以解决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即布里索有没有做过旧制度时期警方的密探,并从中获利。随着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派和吉伦特派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对于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一直没有中断过,当然,布里索的反驳也总是底气十足,充满了英雄式的悲壮色彩。他不断地要求指控者拿出证据,因为他知道,关于他的警方记录已经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消失了,他的密友曼努埃尔(大革命后接管警方部门)将记录交给了他,“同时告诉我,没有任何关于我的东西应该留在警察的牛粪堆里”。达恩顿通过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本身都有缜密的合乎逻辑的分析,基本将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坐实,但是达恩顿的目的似乎又不仅仅在于吸引眼球的揭秘报告,而是从深层心理来观察这些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隐蔽动机,无论如何,是旧制度本身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因为其阴暗的统治也培养了那些不计后果的阴暗的反抗者:“密探活动败坏了他,在败坏他的过程中,证实了他对旧制度的仇恨。他肯定唾骂过那些控制这个体制的人,他们先是妨害了他获取荣誉的努力,接着,又把他变成了密探,以此来羞辱他。”

style="font-size: 16px;">“很多貌似过时的史学争论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力求接触人类最大多数的努力……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 style="font-size: 16px;">

这就是我们期待从审查员那里获得的言语吗?我们应该回归到戈夫曼的问题: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关于作者

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的主角叫着勒塞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1780-1784)和纳沙泰尔公司频繁往来的生意信件,如果不是达恩顿以这些信件为原材料撰写学术著作,他将完全消失于历史的茫茫黑夜中。勒塞纳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极为普通的雇佣文人,他们怀揣着梦想和自己苦心撰写出来的各种异端小册子,四处寻找出名和赚钱的机会,但是最终作为个体的他们都彻底泯灭了。但是达恩顿指出,也许正是这些雇佣文人完成了将启蒙观念通过哲学家的思考而传递到读者手中的过程。勒塞纳们汇编、浓缩、推广和兜售启蒙运动,犹如他的生命取决于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启蒙运动就是他赖以糊口的食粮。根据纳沙泰尔公司保存的信件,勒塞纳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达朗贝尔推荐给纳沙泰尔公司的,此后勒塞纳每周至少写一封信给纳沙泰尔公司,不断地给他们提供各种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建议。同时,他在信中还不忘将自己打扮成正直的文人共和国的公民,他和他的合作者在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担保彼此的美德,但是很快他们就因为战利品而分裂,并在随后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诋毁彼此的道德。如果有更多的才干。金钱和运气,勒塞纳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哲学家神甫,但“我们被受诅咒的环境驱使,驱使得非常残酷”,他堕落为一个逃犯和弃儿,在萧杀的冬天步履蹒跚地奔波在乡间,靠施舍过活,化名东躲西藏,以逃避密札的追捕。就勒塞纳而言,他是否在大革命中起过作用现在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784年失踪了,但是这个籍籍无名的狂热小册子作者仍旧具有代表性,他在信中流露出的狂躁气质和隐藏的愤恨情绪恰好解释了大革命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那是对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每一个人内心的制度深深的本能的仇恨。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1

在这三个案例当中,你都可以看到政治文化是如何围绕核心原则形成的。在每一个案例中,审查制度都贯穿了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文学塑造为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一种文化体系。这一结果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进行的解释、妥协、共谋和谈判产生的。

《启蒙运动的生意》是罗伯特·达恩顿的代表作之一。它考察了有启蒙运动圣经之称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史,揭示其广泛传播的复杂过程。该书帮助作者获得了1979年美国历史学会的 Leo Gershory 奖,被誉为18世纪出版史研究领域的转折点。

这个立意求新的主意尽管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人们通过何种媒介潜入历史的底层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了。而这把向下的梯子对于达恩顿来说,就是保存于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该印刷公司是启蒙运动时期在法国边界附近出现的众多出版社中的一个,这些出版社是为了供应法国所需要的盗版和违禁书籍而出现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关于18世纪出版社生存状况的最丰富的信息,在书的前言中,达恩顿道出了阅读这些之前尚无人问津的档案材料的感受:“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他们是否会令人想起偏远山区的造纸者的辛劳,在诅咒着天气毁掉了他们的身体,邮差送错了信件?······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前,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商人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

出版年: 2009-11

我用这些证词作为证据,以反抗后现代主义对审查制度这一概念的解构(trivialization)。在我自己的概念中,审查制度是关于国家(或在某些情况下是由教会)垄断的权力,而不是作为各种约束的权力。但是,站在这个立场上,我必须面对所谓的“人类学家困境”。在步入田野时,人类学家试图保持中立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对话。然而,他们会经常遇到使其感到恐惧的事情,例如女性的割礼。无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彻底悬置自己的价值观或民族中心主义。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2

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挑选出格拉布街上狂热小册子作者之一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作为研究个案。布里索是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自1779年8月31日以来,他一直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通信,这些信件记录了布里索转变为一个小册子作者的过程。布里索最初的信件激荡着年轻人的热情,立志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哲学家,但到1784年他的热情消弭于沉重的财务负担之下。书中全文引用了布里索1784年10月22日寄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一封信,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Bibliotheque”除了表示空间上的建筑(图书馆),是否也能指代文库、目录等出版物?含义的转变又是如何表现人们内心的巨大冲突?

在此感谢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的支持,以及“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研究青年创新团队”和上海大学的焦姣,在达恩顿访学期间的辛劳与付出。

STN 留下的五万封信件为《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成稿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资料。就在双方再版对开本《百科全书》之际,里昂盗版书商杜普兰打乱了他的计划,宣布出版四开本《百科全书》。四开本《百科全书》价格便宜,订购踊跃,庞库克在其中看到巨大商机,决定与杜普兰合作。经过四轮谈判,1777年,庞库克、杜普兰、STN 达成协议,共同出版四开本《百科全书》。达恩顿称他们为“四开本同盟”。与此同时,来自瑞士洛桑和伯尔尼的盗版书商宣布出版更便宜的八开本《百科全书》,作者称之为“八开本集团”。双方谈判破裂,正式开战。《百科全书》欧洲市场就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四开本销售的法国,一边是八开本畅销的欧洲其它地区。1780年,想要进军法国市场的“八开本集团”向庞库克提出讲和。双方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就在前者投入资金准备生产专门针对法国市场的八开本《百科全书》时,庞库克推出了更便宜的八开本。这一手段彻底把“八开本集团”赶出了法国。

我正采取步骤使我的《法律哲学藏书》在法国获得许可,并且很肯定我能够得到这一恩惠。为此,请立即通过贝桑松的驿站马车寄两套已装订的第六卷到第九卷给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先生,以及第十卷,如果已经付印的话。

译者: 吕健忠

澎湃新闻经授权独家刊发演讲稿译稿,本文为第三篇,译者张扬帆(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张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校订,罗伯特·达恩顿审定,有删节,部分注释从略。

二、从奢侈品到畅销书

因为是一系列的“原生态草图”,所以《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各章节间,缺乏纵向的一致的逻辑链条,由于受到所掌握材料的限制,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历史横切面。第一章“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立刻将启蒙运动带入尘世(而非教科书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纯净的舆论氛围),从18世纪作者的视角审视它,因为这些梦想着功名和金钱的狂热的作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想要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出人头地。达恩顿以如今并不算很有名的启蒙运动全盛期的哲学家絮亚尔为例,描画了那些掌握特权处于上流社会靠年金养肥自己的学术精英们,他们业已爬到社会的顶层,享受着每年一万或者两万里弗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收入,以及旧制度最后的时光里的所有快乐。但另一方面大量散布在格拉布街上的作者却陷入文学无产者的状态中,这些被伏尔泰称为“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的文学贱民”哪怕稍具才具就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他们从外省涌入巴黎,他们自己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工作,他们靠写诗和梦想生活,死于穷困潦倒。小克雷比永,一个巴黎警方的书籍审查官员,据说每年给四万到五万本诗歌小册子签发警方许可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根本没有出路,因为绝大多数的机会都被旧制度中无处不在的特权阶层剥夺了,他们陷入穷困之中,并非因为他们的早期作品比较激进,而是因为以垄断为特征的旧制度阻止他们进入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蜗居在阁楼上的文人仇恨旧制度的激情被点燃,恰恰是他们构成大革命的生力军,在他们的激情中裹挟着启蒙思想的碎片和个人欲望的洪流,伴随着革命一代新的精英被创造出来,而他们在穷困潦倒时炮制的大量小册子,则为他们日后在国民大会上滔滔不绝的发言拟好了底稿。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细究图书管理局(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一个由国王的司法大臣领导的,雇佣审查员,并监督图书行业方方面面的部门——的内部运作。幸运的是,它产生了海量档案。对于这些档案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审查员在法国国家的特殊机制内是怎么工作的。在审查图书手稿的时候,审查员们互通数以百计的信件和内部备忘录。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的。

四、《百科全书》的终结

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3

为了获得特权,一本书必须由一个或多个审查员批准。批准以及特权本身就需要作为书的一部分加以刊印。以《美洲岛屿的新航行》为例,它上面印了四个审查员对它的批准。这些批准读起来很有趣,因为它们说明了审查员依何种标准批准一本书享有特权。一位审查员说:“我很高兴阅读它;它充满了乐趣。”另一位则强调这本书对旅行者和植物学研究者的用处,并且他还特别称赞了它的风格。第三位审查员干脆说这本书很好读。他说,一旦拿起这本书,他就很难将其放下,因为它唤起了读者心中“令人愉悦且无尽的好奇,以致于我们一直想继续读下去”。

3. 关于《启蒙运动的生意》,还有另一层超越书籍本身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王权霸业、才俊风流,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在历史之中,我们以为平凡无奇的事,都有可能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4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5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6

四开本同盟内部勾心斗角。庞库克把《百科全书》的特许权同时卖给几家,导致STN的股份不断缩水。杜普兰既是“四开本同盟”的合伙人,又是《百科全书》的批发商和印刷商。他想方设法从合伙人手里捞钱,而且导致四开本《百科全书》的卷数从原本的29卷拉长到36卷,迫使订购者支付更多的购书款,引来订购者的质疑和愤怒。随着四开本《百科全书》的出版接近尾声,庞库克和STN对杜普兰的不信任感越发强烈。STN派出了产业间谍负责调查这件事并找到了证据。STN和庞库克联合起来,在最后结算的时刻,也就是杜普兰提交四开本销售最终账目的时刻,向杜普兰发起了攻击。STN和庞库克赢得胜利。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在方法论上《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显然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在年鉴学派看来,来源于叙述的资料(所谓的正史)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框架,他们更看重那些当时的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因为这类史料更为可靠,尽管仍然要对这些史料进行辨析。达恩顿所采用的纳沙泰尔公司的档案材料正是无意识留下来的材料,它们在达恩顿缜密的分析下,呈现出极为新活生动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了另一层富于质感的了解,而不是仅仅纠缠在几个正确的观念和事件之中。在有关对历史采取“评判”还是“理解”的研究态度上,达恩顿显然也是站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解”这一立场上,通过所掌握的材料,达恩顿了解了布里索、勒塞纳们有违道德的秘密,但是达恩顿并不急于给出道德评判,而是强调“基于新的资料来源,重新审视布里索的生涯,会给他的传统形象增添一些阴影和鲜活色彩。这样做,不是为了揭露回忆录(布里索自己的回忆录)背后赤裸裸的个人,而是为了理解大革命的形成,理解那个他被视为典型的年代”。

该如何思考“兜售文学”与旧制度社会的关系?

编者按】2019年10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卡尔·福兹海默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应邀在浙江大学进行了三场讲座,题目分别为《地下书籍如何充斥旧制度法国图书市场?》《数字化,民主化:图书馆与书籍的未来》《文学和国家: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印度和二十世纪的东德》。

关于本书

第四章《外省的地下书商》和第五章《边境对面的印刷所》主要介绍纳沙泰尔公司的运作情况,因为缺少富有戏剧性的中心人物,也就没有前两章那么吸引人,但是这两章对于那个时代文化氛围的形成以及图书交易的细节,仍然有清晰细致地交代。第六章《阅读、写作和出版》显然是总结性章节,达恩顿试图将被离奇的历史人物和揭秘性的历史文件引开的注意力,转回到他撰写这本书的中心议题上,即旧制度下的文学文化是什么性质?在18世纪,谁生产书籍?谁阅读?他们是什么人?并以此为基础去尝试理解启蒙运动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全书的结尾部分非常有力,并起到点睛之用:“这是怎样的情形啊!一个将其最先进的哲学与其最低劣的色情作品相提并论的政权,是一个自我削弱的政权,一个自己制造地下社会的政权,一个鼓励哲学堕落为毁谤作品的政权。”

页数: 278

出版后审查主要是为了打压某些特定书籍。这些书籍不仅包括哲学类的,还包括那些在今天被称作“色情作品”、诽谤攻击政府的文字。在法国的图书政策之下有一批训练有素的文学“检查员”,他们会对书店进行突击检查,并将违反规定的书商和作者带走,把他们关进巴士底狱。与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不同,巴士底狱不是一家三星级酒店。虽然18世纪没有人在里面遭受严刑拷打,但关押在内的囚犯处境依旧糟糕,他们的身体健康基本都遭受到了摧残。在读了这些人的几百封信件之后,我想强调的是:法国的审查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是积极的,但它也是压迫性的,它依旧有其阴暗面。

一、合法的非法书

经过仔细阅读,达恩顿决定参考法国的补充材料——警方、巴士底狱以及书商行会的档案,着手研究18世纪法国书籍的写作、印刷和流通,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在于考察它们对于启蒙运动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秘密文学作品大全》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启蒙运动的生意》是讲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史,第二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关注18世纪法国地下图书市场里热销的书籍本身——书的鉴定、书的扩散以及书的文本,第三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则是对普遍性的图书出版与销售的研究。事实上,《启蒙运动的生意》对于达恩顿关注的最重要主题——启蒙运动究竟有多深入地渗透进法国社会——有更为切实地回应。《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由于将重点放于禁书的内容(这本书也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了中文版,书的第四部分“‘哲学书’简编”就是节选了三部当时最走红的禁书《开放的特丽莎》、《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自是不在话下。《旧制度时代的地下文学》虽然也有一个颇具魅惑感的书名,但是它对于当时整个书籍市场的辨析和描述却时时透出严谨的学术色彩。

安彤·阿尊·拉莫莱特是一位拥护宪法的神甫。1792年,法国政府乱成一团,巴黎人民买不起面包,纷纷开始武装起来,国民卫队还从外省涌入巴黎准备夺取王室。国民议会代表们没有达成共识,派系斗争又加剧了局势紧张。

我想对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第一版《百科全书》价值980里弗,相当于一个工人家庭四年的食品预算,或者,一位外省法官三分之一的年收入。1768年,庞库克和他的合伙人从第一批出版者手里买下《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权。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是庞库克的合伙人之一,简称 STN。

[法]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

人类学式的史学需要大量的档案做支撑,十几、几十份是不够的,要成百上千份才行。同时,为了获得一个一般性的结论,研究应该是比较性的。因此我会对三个案例研究进行讨论,并努力将民族志分析和比较史学结合起来。需要补充的是,我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和文学的审查制度,而不是报纸、电视或者是网络的审查制度。

2. 18世纪的法国,出版业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书商们有着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贪婪。但是,正是这种贪婪,这种对利益的角逐,促使四开本和八开本的出现,推动着象征着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从法国走向整个欧洲,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畅销的书。

除了通常意义的印刷书,我国古代用打磨过的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刻字,古埃及人用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茎制成莎草纸,还有羊皮卷轴、简册帛书,我们有很古老的书写载体,现如今眷恋的纸张也只是遥遥长河里的一个逗号。

作为东德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与审查员进行谈判的时候有很大的权力。她想要留在东德,但在《卡珊德拉》的审查中,她坚持认为,被审查员删除的段落应在方括号内用省略号加以表示。她还得到审查员的同意,在西德出版未经审查的文本。被删除的段落是从西德的版本中提取的,然后打印在纸条上完美地嵌入东德版本之中。这些纸条我得到了七个;当把它们作为插入物阅读的时候,它们突然变得生动起来,使(东德审查过的)文本比未经审查的更具诱惑力。

核心内容

历史学家们对拉莫莱特这种“四海内皆兄弟”的博爱一笑了之,因为达成和解后不到一个月,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暴动就让整个立法院解体了。

张弛,2019年11月30日于杭州

在18世纪的法国,出版业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书商们有着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贪婪。但是,正是这种贪婪,这种对利益的角逐,促使四开本和八开本的出现,推动着象征着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从法国走向整个欧洲,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畅销的书。

做書小酒馆「帆布袋」火热销售中

文学(literature)和国家的关系因时因地而呈现出极不同的样貌。这个主题很复杂,以至于任何一种概括的尝试都显得不太现实。然而,我依然试图通过对以下三个威权政府的讨论来考察文学和国家的关系:18世纪法国的波旁王朝,19世纪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20世纪东德的政权。上述三者,每一个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词——审查制度。

  1. 《百科全书》的出版,不是一厢情愿的举措,而是书商和当局的共谋。

出版年: 1958

为了让上述有关审查制度的内容不显得那么无害,我应该提下最后一个因素:出版后审查。一些书虽获得了批准和特权,但冒犯了国外的权威,特别是教会权威。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例子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会引起抗议、批评和攻击。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反抗审查制度的斗争。启蒙运动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在法国之外被印刷,然后被偷运进法国,再通过无数的地下渠道进行售卖的。

金句

江苏虎丘有一位叫做钱近仁的修鞋匠,很穷,最后却葬在只属于成功士大夫的山上,全归功于他对书籍的热忱。钱进仁幼年成了孤儿,从小跟着收养他的鞋匠学手艺,收入微薄但很省钱,为了认字找来邻居家上学的孩子,每认一个字就给一个铜板。

留在东德的最著名作家都有大量的相关档案,例如布劳恩和克里斯塔·沃尔夫(Krista Wolf)。 在此,虽然没有时间一一讨论那些例子,但我应该提一下对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Kassandra)的审查。

三、四开本同盟的内部冲突

原作名: The Great Cat Massacre

1868年到1905年间的总目涵盖了200,000种图书,远远超过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法国图书出版的总和。这些条目被汇编在一起,一共16卷,从而将信息系统地组织了起来。其包含的主题有作者、出版者、语言和印数量。第16卷的标题是“提要(remarks)”,其主要内容便是收录的文本的内容概括和评价。到了1870年,“提要”已经相当接近正式书评了,每一份都有近乎一整面的篇幅。这些“提要”可以被视为帝国权力针对“本地”文学发出的评论;它们也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列颠与印度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在对以克利须那神为主题的文本所作的提要中,体现地尤为明显。对于克利须那神和一位挤奶少女之间的情事,一份报告如是写到:“这是有史以来最露骨的粗俗下流的文字;它甚至不为自己做诸如为社会公益云云的辩解。这种文字应该被立即禁止。”

罗伯特·达恩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有《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屠猫记》等十余部学术著作,翻译成十二种以上的语言,是书籍史和文化史方面的专家。曾经的记者生涯让罗伯特·达恩顿关注公众舆论和媒体,对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态度和价值观的建立情有独钟。

书写的历史并不是从谷登堡开始的,它同样不会终结于网络诞生。这本书让我们重新审视“书”和“书写”,在技术革命当头棒喝喊着书遭到现代危机的当下,它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为名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我们举起了哪一面镜子?

我承认,在持有一个人类学观点的尝试中有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因素。它关涉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以及我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尽管文学评论家对他们所谓的“第一修正案虔诚”不屑一顾,但我仍然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因为这是被美国宪法保障的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也承认这项原则受到了文化的约束;因为第一修正案没有超出美国的范围。

《方法百科全书》是庞库克心目中《百科全书》的终极形态。他打算把原来的《百科全书》分拆为26部“辞典”,每一部辞典里涉及一种知识,读者可以通过字母顺序来查阅相关的知识。庞库克挑选了18世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来作为这部书撰稿人。但由于作者拖稿严重,以及庞库克本人缺乏有效的规划,导致《方法百科全书》卷数不断增加,远远超出预计,《方法百科全书》出版进度严重拖后。1789年,法国大革命暴发,印刷业转向政治小册子和报纸的印制,影响了《方法百科全书》的出版。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庞库克赖以维生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出版秩序。庞库克不可能再通过特权来维持《百科全书》的出版。《方法百科全书》最终未能完全出版。

第一眼看着书名大概都会有点疑惑:“拉莫莱特是谁?他的吻有什么含义?”

审查员们本身就是文人,就像他们所审查的作品的作者一样。通常来说他们是认识作者的,甚至会对作者的手稿提出修改意见。正如他们所言,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捍卫法国文学的荣誉”。因此,18世纪的法国审查制度基本上是积极的。想要获得特权,一个王室许可印章(a royal stamp of approval)是必需的。

反正几百年后,人们只会记得保存下来的东西,不对,也许只要几十年,也许只要几年。

现在,我想从案例研究中脱身并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在从内部了解这几种审查制度后,我们就能够就审查制度提出一般性的问题。它不仅因时因地而异,而根据每个政权的特征也会呈现不同的样貌。对它应该进行民族志研究,把它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其视为有着老套的“压迫对抗自由”剧情的戏剧中的反派。

电脑把我们拉回谷登堡体系,网络使我们重返字母时代。无论是靠着哪种载体,印刷术解放了书的特权,把它从少数贵族和僧侣手中抢过来扔到所有人手里,好不容易让人人都有书能读,难道网络反而让人不再阅读吗?

在经历了1857年那场被称作“第一次印度革命”的大起义后,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想要稳固权力,就需要去了解那些“当地人(natives)”,而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将他们击败。作为新近组织起来的庞大行政管理系统,印度行政参事会调查了所有重要的问题——人口、地形、农业、工业……和书籍。截止1865年,行政参事会炮制出了大量、有时会被误称为“目录(catalogues)”的季度报告。这些报告涵盖了每一种印度语言出版的每一本书,是仅供殖民管理者参阅的秘密文件。报告试图提供全部信息,以帮助殖民者弄清楚当那些当地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的确,出于自由传统,英国人确实没有实行出版前审查的制度。他们仅仅是监督和收集将来可资利用的证据。当他们想批评新近的出版物,或者想像詹姆斯·朗案件那样,通过法院对所谓的“煽动性诽谤”进行审判,并将作者们投入监狱的时候,这些收集的证据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这种操作和福柯的那番对19世纪权力运用的著名表述精准吻合——“监视和惩罚(surveillance and punishment)”。

页数: 408

这些审判的记录读起来像一场场围绕着解释展开的战斗,因为那些在英国学校接受训练的印度籍辩护律师引用莎士比亚和西德尼,力图证明针对文本的控诉都是对其的误解。他们宣称,对于梵语的正确知识足以证明这些文字的清白,帮其洗刷诉方加诸其上的煽动罪污名。例如,围绕着一首被翻译成英文的孟加拉诗歌中的关键一行的意思,辩方和诉方展开争辩。因为这首诗根据其字面而被翻译成了英文,所以这些英文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为律师们行使其解释权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诉方意见,这一行的意思是:把英国人从印度赶出去。根据辩护方意见,这一行诗应该按照它的梵语根源和孟加拉语法——尤其是“主格力的第七种形式(the seventh case with the force of the nominative)”——来理解。因此,它的意思应该是:“如今名利地位都只涌向商人;因此,也可以说是涌向了商业。”在我研究的所有案件当中,每一次都是诉讼方获胜,作者和出版者被送进监狱。法官们每次都会为他们在维护出版自由的同时又压制了诽谤而弹冠相庆。

原作名: N’espérez pas vous débarrasser des livres

即便有这样的抗议和不满,殖民地相关部门很少查禁书籍。只有到了事态紧急,应该从监视转向惩罚的时候,他们才会使用之前搜罗的证据。在1905年孟加拉分治进而导致民族主义的骚动转变为暴力的时候,印度的殖民统治者开始大规模逮捕出版商和作者,并以煽动作乱的罪名将他们判刑、投入监狱。虽然一些书已经自由流通好多年了,但它们的作者和出版商还是被惩罚了。其中有一本在1838年首次出版的书,在自由流通了70年后,于1909年被禁了。但是为了遵守英国法律,那些触犯禁令者首先还是被送上法庭。

虽然碍于篇幅有限,导论性质使得广度甚于深度,但它把文本视为一种媒介,以点概面地汇集所有因素,把我们推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思考书史脉络。

罗伯特·达恩顿在灵隐寺留影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当然,远不止于此。到1789年,图书管理局已发展成一个包括近200名审查员的庞大官僚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工资。但是审查员的职位会给他们带来其他的闲职、赞助和养老金。审查员们可以和其他的达官显贵们一起名列王室历书(Almanach royal),享受“国王的审查官(Censeur de Roi)”这一令人骄傲的头衔。但是,在积累声望的同时,审查员也在繁重的文书工作中挣扎。他们必须遵循繁复的程序。该程序体现了一种官僚化而不是压制的大趋势。就在十八世纪中叶,“官僚(bureaucrate)”一词首次在法语中出现。

但是几百年后,人们还能记得多少?真正逃得过审查和暴政的无辜战火,流传于今的书还有多少?我们今天看到的,究竟是文明遗产中的几亿分之一?

19世纪中叶印刷出版的《尼尔·杜尔潘》(Nil Durpan)便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例子。《尼尔·杜尔潘》是一出被誉为“印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孟加拉戏剧。它以情景剧的方式揭露了在靛蓝行业中英国的地主是如何剥削印度农民的。这部剧首先在加尔各答人潮涌动的热闹剧院区引起了轰动。接着它成为了广为流通的小册子被大众阅读。最后,在1861年,它的英译本被印刷出版。该英译本的出版是詹姆斯·朗——一位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传教士——促成的。地主们很恐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英国本土的那些针对靛蓝行业的批评者会看到这部剧。虽然谁也不知道一部虚构的作品是怎么诽谤了那些不具名的公民的,但是地主们还是以诽谤罪的名义将朗送上了审判庭。朗被投进了监狱。而这场审判也可被视为一个警告:即使法官宣称整个事件体现了殖民地政府对出版自由的尊重,但是通过法庭,压迫还是可以被有效的实施。

页数: 215

……

译者: 何朝晖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跳转到另一个审查体系中:东德。很幸运,我曾在1989-1990年间作为一个研究员在柏林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ing)工作,并且接触到了东德的一些作者和出版人。在柏林墙被推倒后不久,他们把我介绍给了一些东德的审查人员。需要明确的是,我不是在猎捕女巫,我仅仅是想搞明白审查制度实际上是怎么运转的。

作者:[法]卡里埃尔 / [意]艾柯 /

……

该怎么定义“大众文化”?

十年后,再见达恩顿,除了感觉他背有些弓,没发觉有其他明显的变化。精力一如往昔,讲起课来还是一样迷人,不仅仅是讲稿的措辞,还有他的神情和动作,宛如回到了十年前哈佛的课堂。达恩顿天生就是一位导师,更是优秀的表演家,他不仅写历史,更会表演历史。听他的讲座,看他的书,会不知不觉被他打动,他不是和你讲道理,不是用逻辑和推理让你相信,而是带你回到历史中,感受过去人的感受,想他们之所想,人物都变得很鲜活,历史也变得很亲近。所以,伏尔泰不再是那个写《哲学辞典》的伏尔泰,而是那个将编辑、书商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伏尔泰。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7

后记

[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

当审查员们倾向于授与一本书特权并为此提交备忘录的时候,这份备忘录往往会写得像一篇书评。审查员强调作品的风格和核心内容,并指出需要重写的不足之处。当审查员不倾向于授与书特权的时候,他们的备忘录很少会提及该书对国家、教会和道德的冒犯,因为这些冒犯的书籍本就不应该被送上来审查,它们一般在法律许可之外出版,或是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出版。为了解释他们的负面评价,审查员们会强调书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有一份备忘录这样总结到:“这是一个毫无品味和眼光的集子。”另有一份备忘录拒绝了一本为宗教正统信条辩护的书,其理由仅仅是这本书写得很烂:“它根本算不上是一本书。除非把这本书看完,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他前进一步,紧接着又往后退两步;他的论述是无力、肤浅的;他的行文风格有意向生动靠拢,但实际达到的却只是任性……所有为写出优美段落而付出的努力,常常暴露他的愚蠢可笑。”

达恩顿把书籍视为一种媒介,试图套用传播学中的理论模型,把书看作一个囊括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多面体。虽然这个模型不尽完善,但它的发现也意味着书不仅仅是在反映历史,同时也是在创造历史。

首先,你或许以为我应该先考察什么是审查制度,进而给出一个定义。但是,这种方法会导致一个在法语中被称作“提得不好的问题(question mal posée)”的危险,即一个被错误地提出,同时会将研究引向错误方向的问题。“审查制度”被具体化,这便是定义所蕴含的风险。定义让“审查制度”变得好像是一个物自体,一个和在血液当中可以被追踪的放射性物质一样的物自体。

出版年: 2012-5-1

当然,在其他政治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表达自由的原则,同样也可以找到存在于相对主义和共识之间的张力。那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审查制度,而不仅仅是谴责它。但是,在尝试理解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特别是在今天——能够在国家获得Google和Facebook的帮助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

《论出版自由》作者约翰·弥尔顿

但是,如果审查是一切,那么它也什么都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将其解构(trivializes)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那些,尤其是在冷战时期,遭受审查之苦的作者的证词。据东德小说家埃里希·洛斯特(Erich Loest)称,俄罗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捷克共和国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波兰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罗马尼亚的诺尔曼·马尼亚(Norman Manea)和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都写下了审查制度的运作方式。他特别提到了在作家自己的心里,或者在作家耳边趴着的小绿人的口中,反复询问着:“你真的要写那句话吗?这句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出版年: 2008年3月

19世纪英属印度的审查制度同样也是压迫性的,但是和法国的审查制度完全不一样。它制造了一个根本性的、但未被承认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那些执掌殖民政府的帝国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将本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麦考莱和约翰·莫利(他是格莱斯顿的传记作者,也是1905年选举产生的自由党政府的首相)——发明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用到了殖民地上。无论是英国本土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 Civil Service)的成员,都信奉出版自由。出版自由是自由主义信条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自由可上溯到1695年,该年是英格兰出版前审查制度的终结。包括出版自由在内的英国法律,连同其他的自由主义原则(例如陪审审判)一起,被吸纳到殖民地政府当中。然而,英国毕竟是依凭武力进行统治的;在冲突时期,英国殖民者对于权力的垄断和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信条之间的矛盾便会浮出水面。

我们因此意识到,“迫害和危机贯穿整个书的历史:宗教政治审查、外邦异族侵犯,乃至最平常不过的火灾、虫蛀和霉变。但反过来,迫害和危机也成就了书的历史”。

对达恩顿来说,书不止是研究对象。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以不同的方式,与书发生联系。他领导哈佛图书馆,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董事,更领衔DPLA的筹备与创建。在他的生活与研究中,过去和现在是没有界限的,从过去中获得的见识自然可以用来洞察未来,知识是有公共性的,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还因为这可以用来思考现实、改变未来。DPLA的计划贯彻了他对知识和书籍的信念。现在和未来都由历史塑造,而这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