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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教授 肖鹰,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

  • 2020-02-01 14:20
  • 励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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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界的守望:从联邦德国时期的一本鲁迅文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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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和质疑。相关言论经中文媒体断章取义地转载后,以“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之名,不仅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论,而且在舆论不断发酵的情况下,也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弹。似乎可以说,顾彬的批评,触发了中国人心中一种普遍的文化民族主义焦虑。这一焦虑,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深埋于中华民族心底,在世纪初错综复杂的文化争论背景下,显然更趋激烈。民族文化、身份确认、自我认同,交织着对全球化浪潮现代性的莫名恐惧,让人不知所措。在此语境下,来自域外的肯定,汉学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赞美,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汉学家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并不欣赏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同质部分,相反,顾彬等汉学家希望从中国文学中找出源自中国文化本身的建构——一个可令西方不断镜鉴自我的“他者”。德国汉学的这种倾向显然与德意志民族长久以来的中国想象有关。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着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初步发展、逐渐多元和全面发展四个阶段。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德”为“美德”,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着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着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着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着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着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着。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1972年11月,28岁的西德作家布赫(Hans Christoph Buch,1944- )为他编译成德语的鲁迅作品集《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Der Einsturz der Lei-feng-Pagoda: Essays über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in China)写下后记,将鲁迅同当时西欧左翼思潮席卷下最受敬重的社会型知识分子作家相较。鲁迅身上“朴实无华的辩证精神”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相似,而他那“犀利的反讽,自发的唯物主义观”,和他“对抗深延至中国20世纪社会的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又恰同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长于讽刺争论与文艺理论的德国作家莱辛与撰写百科全书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Buch 1973:196)。可以说,集“杂文家、小说家、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宣传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鲁迅,符合当时这位西欧知识青年心目中理想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标准;同时,鲁迅作为文学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在西欧学生运动时期前后,也是被当时西方左翼青年高调认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实践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1]因此,对于布赫这样属于德国“六八一代”的青年来说,鲁迅身上不仅闪烁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还绽放着“欧洲思想史上无处比拟”的特殊华彩,或许也能够为逐渐陷入困境的西德知识界照亮一个现实的出口。[2]

  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人王家新,波恩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顾彬主持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圆桌会议,作为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一场压轴戏,风雪之中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我们抽绎几个问题,集纳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呈现会场的理性和激情。

直到17-18世纪,德意志诸国依然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笼罩着这种深深的挫败感,德语文化界如莱布尼茨、歌德等人,不仅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中世纪的东方想象,而且深深沉迷于启蒙运动所引入的人民幸福、政治清明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中国狂热在德语文学中开始降温,批评与质疑声压过了之前的赞美诗。19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继承狂飙突进运动,后期的现实主义受大量中国实际调查及报道影响而多对中国持批评和质疑态度,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对中国的消极评价也深刻影响了19世纪德国文学对中国的评价。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让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更趋复杂。一方面,古老宁静的文化中国,仍是德布林、黑塞笔下能够拯救德国的希望国度;但另一方面,卡夫卡《万里长城建造时》中的东方帝国混乱而荒诞,与德国一样陷在权力的迷宫中不能自拔,布莱希特《四川好人》中西方影响下的中国,也正是德国现实的化身——东方拯救不了西方,西方也拯救不了东方。德国或中国的自我与他者就这样纵横交错,不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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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与德语作家们的中国想象起点相似,德国学者的汉学训练也大多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开始的。谢淼在其著作《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中细致梳理了德国汉学的学科建构历史,认为直到二战以后,统治德国大学汉学系的仍是以研究、诠释中国古典文献为主要学术兴趣的“文化语文学派”。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对于德国来说,无论是18-19世纪,还是20世纪,能够充当自我救赎参照物的一直都是老庄学说中宁静致远的中国,现代中国只不过是布莱希特笔下的“四川省城”,受了西方的污染,化身成为西方世界拙劣的仿品。德语出版界对卫慧等身体写作者的透支消费,具体而微地坐实了这一想象。

德文版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

  主要对话专家:

与卫慧在欧洲遭遇恶评相反,张洁、阿城的作品在德国取得了极为正面的商业与学术评价。《沉重的翅膀》中的改革议题、性别意识与女性体验,都切中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的兴趣点。张洁笔下这个新的中国印象,给了同处于制度困境之内的德国一种自我救赎的希望。而阿城在德国的广受欢迎,虽然得益于作品中鲜明的道家倾向与潇洒自如的写作风格,但其中的“文革”经验与知青记忆,显然也是相当重要的助力。正如谢淼所敏锐地注意到的:“阿城的知青身份,是每一篇德语评论文章开篇必论的话题,阿城下乡的辗转经历也被多次详细描述。”阿城《棋王》中随遇而安的少年,也是对张洁《沉重的翅膀》里中国形象的另一种遥遥补充:尽管前路多艰,中国仍能葆有庄子式的少年心境,在浊世之中诗意地栖居,守护灵魂的居所。

不难看出,布赫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背后伏藏着西德知识界在学生运动后期的政治诉求。倡导政治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19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1970年代随左翼社会力量的不断极端化而逐渐式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失了本土理论和范式,亟需外来力量推动新的反思。布赫特别指出了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与封建传统的糟粕同样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不仅抨击封建孔教,指控其将文盲大众束缚于迷信愚昧的牢笼,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其体制性的虚妄”(196)。鲁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认识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的虚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而他们眼前更大的虚妄却来自于对前一种虚妄的反抗,即左翼社会主义激进运动的瓦解。同鲁迅一样,布赫一代西德知识分子在冷战中期面对的是绝望与虚妄的辩证,是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双重批判之间的无地彷徨。或许正是因为在异域知识界看到了这种相通性,不懂中文的年轻哲学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坚持出版了这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鲁迅德译选集,也是当时西德区除了1955年汉学家卡尔莫(Joseph Kalmer)翻译的选集《漫长的旅程》(Die Reise ist Lang)外唯一一本德译鲁迅文集。他从杨宪益的四卷本鲁迅英文译作中编选文章,同时参考意大利语和俄语版本翻译成德语,再请人对照中文逐句审阅。后记的最后,布赫承认这本书无法达到翻译和汉学的学术水准,一面却引用鲁迅反驳梁实秋等人对“硬译”的批评——鲁迅用日语转译俄语和德语著作的例子,对当时未能自觉承担起译书任务的德语汉学家们不无指责(212)。相似的境地带来了跨语种文化智识阶层的认同,也留下了中德现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节重要篇章。

  北京大学教授 洪子诚 陈晓明

以张洁与阿城为代表的全新中国形象,构成了1980年代以降德国汉学界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想象。更准确地说,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建造这样一个中国形象:既继承着古典世界的超脱凡尘的处世哲学,又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努力寻找着自我独特的民族自强之路,在全球化语境下,努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这种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期许,解释了德国学界为何热爱张洁与阿城,珍视张枣等人的中文现代诗探索,同样也解释了德国人对卫慧的始终排斥。正是出于这种期许,顾彬才发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批评。

在这一篇章中,德语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光跟随着知识界面朝远东的守望。事实上,不止是1970年代,从20世纪初始至今,新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直围绕着德语知识界与中方文人建立对话场域的愿景。虽然这里说的德语“知识界” 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个德语汉学界,但主导这场文学交流的“知识分子”并一定不是汉学家。正如不懂汉语的布赫在书中讽刺“继续装作‘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213)的西德汉学家时所指出的,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尽管德国汉学往当代“中国学”方向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在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崇奉古典、边缘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现象。这个情况主要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德国汉学学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时的发展相关。20世纪最初30年,德语汉学初步从19世纪以耶稣传教会和政治外交为主动力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过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汉学学术共同体。(王维江 8-10) 在此之前,汉学在德语区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职业应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胶州湾,在“从时尚到文学”的各方面实施文化霸权政策。向中国输出德国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时,也重视汉学、方志学、植物学等对迅速发展这块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学科,大力培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人才(Mühlhahn 284)。这个时期去访中国的汉学家,很多在回德之后都成为了20世纪德国各汉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来翻译了大量中国哲学经典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就是于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殖民地的。1909年,曾经同样作为外交翻译官去到中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在汉堡获得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职席位,标志了汉学在德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而德国汉学界在争取学术独立和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同样处于肇始阶段,重视的是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自然不会将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创作初探列入研究正统。于是,一直到魏玛共和国(1919-1933)结束,都很少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更不用说被译介成书了。根据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发行由沃尔夫冈·吕斯希(Wolfgang Rössig)主编的《世界文学德译著作目录》记载,第一本被翻译成德语并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海上说梦人所撰的小说《歇浦潮》,于1931年出版;第一部五四新文学著作的德译本是茅盾的《子夜》,于中文出版后的第六年——1938年,由德累斯顿的一家出版社发行。[3]

  清华大学教授 肖鹰

时至今日,中国理应有足够的自信,对他者的赞美能淡然处之,批评能反躬自省,而无须死死抱住近代以来的自傲与自卑,表面上不断宣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内里却深深渴望西方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顾彬、孔飞力及一切尊重中国经验并希望从中国的传统及现代发展中寻找现代性新路径的汉学家们,他们的赞美或批评,都值得我们虚心深究。也正因如此,从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这样踏实细致的学术梳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她潜心多年的学术史探索,更会体认到一种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在民族主义情绪的狭隘舆论中,突围出一条心怀世界的崎岖小路。同时,我们也期待看到谢淼对德国汉学的进一步研究,上可追溯至19世纪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在德传播,下亦应延展到莫言、毕飞宇、余华的德语译介与接受。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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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雪涛

汉学家卫礼贤画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孙郁 王家新

在此之前,德语地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了解极为有限。鲁迅几篇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语译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语版成书著作发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了。相较而言,胡适在该时期德语知识界的名声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鲁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对古代哲学文化的整理和实证研究在西学界传播较广,二是他本人积极参与了较多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如上一段所述,德国汉学发展前期延续汉学传统,重古代文化研究,包括哲学历史的梳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20年代德国汉学圈广为流传,多次得到德国研究者的借鉴引用。同时,胡适也曾赴德参加学术活动,包括1926年在法兰克福以《中国的小说》为题做的演说。1932年,胡适当选为柏林普鲁士学院通讯院士,获得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席位。与之而来的便是德语区对胡适学者之外另一个文人社会身份的关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实际上,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1920年代初的德语学界就已得到过介绍和认可[4],但他作为文学革命推动者和现代文学作家被德语界接受,应是在成为中德通讯院士之后。1935年,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叙述《文学革命的开始》,由汉学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翻译,发表在《东亚舆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上,向纳粹极权统治日渐扩张的德语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东亚舆论》上发表的翻译文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在德语世界动荡变革的时期,新文学在汉学圈引起注目,经过零星的译介散播到惶恐不安的知识界——尽管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还是少数几位稍将目光转向现代的汉学学者,传播范围也止于以汉学界为核心向外扩张范围极度有限的德语文化圈。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 梁秉均

二、微光中的相遇:二战前后的现代文学交流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顾彬

如果我们参考梅茨勒出版社的目录,将1938年德译本的《子夜》(Schanghai im Zwielicht,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当作被译介到德语区的第一本五四新文学著作,那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就相当重要了。位于这场文学传播中心的是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博士,同时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语版中国现代小说《歇浦潮》(Fräulein Chang)的译者。

  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 高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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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百年焦虑

德文版《子夜》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得了焦虑症,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焦躁地期盼着文学的辉煌。

库恩的履历同之前列举的几位同时期汉学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库恩在1912年返德后虽然回到了柏林大学汉学系,却没有争取教授职位,而是另辟蹊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翻译上。很快,他就同当时几个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德国出版社合作,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德语读者,畅销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图书市场。[5]与其说库恩是汉学界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潜心从事翻译的民间知识分子。《子夜》和《歇浦潮》是众多译作中仅有的现代小说,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应当注意的是,库恩翻译《子夜》的时间是在二战前夜,而他从1912年起到二战爆发就没有再去过中国。也就是说,库恩从得知到决定译介《子夜》期间,都是在德国通过报刊媒体、外交通讯或个人渠道获取关于中国新文学动态的讯息。关于德译本成形是否通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西方人士,曾经有过一些猜测。[6]但事实上,库恩在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子夜》关注的并非驻华侨民,而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库恩 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学生,就在库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学,很可能是在留学期间同库恩结识。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库恩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译学界小有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认为是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文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胡天石 5)而嗤之以鼻,来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胡天石 6)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为纪念茅盾逝世而写于1981年的回忆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处与史实记录不符,[7]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无可厚非。库恩翻译《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欧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载,作为国际劳工大会“中国顾问”和驻瑞士中国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支持国内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非常时期,向国际社会推介一部描绘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现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为国际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也是一名爱国知识人在海外的责任担当。

  洪子诚说,这种等待让我们坐立不安。陈晓明说,用西方美学标准审视中国文学,永远差一截。李雪涛说,大部分汉学家没有把中国文学用文学分析的方法介绍到国外。